倾听 观音子民的心声 (簡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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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 观音子民的心声

一 系 列 的 访 谈

赶在一代人陆续凋零前

倾听一九五九

西藏与中国

真相与谅解

观音子民的心愿

一六四三年第五世觀音尊者在写西藏国家历史是如此介绍:

“传说中以肉为食的红脸藏人是猕猴与岩魔女繁衍的后代子孙。观音圣者因为 悲悯众生,而化身为猕猴模样,与岩魔女结合生下来六个孩子,由此繁衍下来,西 藏才变成人类的国家。”

根据第五世觀音尊者,观音是受佛陀的委托才来西藏度化藏人。佛陀在北印度 临终之际,观世音菩萨屈身在他身旁请求他不要灭度,因为他还没有巡访西藏,藏 人“尚未受到您真言的保护,请您为这些缘故留下来,这个北方雪的国度,目前是 野兽的国度。”

佛陀回答:“那里甚至连人类的名字都还没有,将来那里将被您转变。首先您 要以菩萨身分转世,保护您信徒的世界,然后用信仰聚集他们。”神话中猴子与岩 魔女的孩子不肯吃猴子或岩魔女的食物,于是观音让这块土地长出大麦,他们吃了 这个神圣的食物之后,才变成最初的藏人。

千年来这个故事一再被传说。觀音尊者在藏人心中就是观世音菩萨,化现第十 四次。西藏人的小孩从小就会诵观音真言Om Mani Padme Hum。他们心地善良,对 人信赖。在佛法没有传到西藏之前,那时的吐蕃国是好战的。为了“和蕃”唐朝皇 帝嫁了文成公主给藏王松赞干布。他也娶了尼泊尔公主(他一共有五位皇后和妃 子),受了他两位来自佛教国家的皇后的影响,对佛法产生兴趣。他的玄孙赤松德 赞,先后从印度那难陀寺,迎请寂护大师和莲花生大师到西藏弘扬佛法,设立僧团, 并翻译佛经。为了翻译佛经依梵文作为参考创立藏文文字。藏文所翻译的佛经是较 齐全和精准的。


藏人自认是观音的子民,视中国为文殊菩萨度化的道场,奉中国皇帝,特别是 清朝的皇帝为文殊菩萨的化身。

佛法的慈悲驯服了西藏和邻近的国家,蒙古王也迎请佛学大师到皇宫为皇帝传 佛法,将好战好杀人的蒙古人化凶为吉。

中国自古以来万里长城所防范的外患如匈奴、蒙古等等,都被佛法慈悲的力量 改变。占领中国的满清民族也改信藏传佛法,第五世和第十三世达赖喇嘛都曾去过 北京与清朝皇帝会面。

来自印度的佛法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化,他出生皇宫为希达多太子,享尽世间的 乐趣,父王怕他出家成佛的预言成真,不让他看到任何人生痛苦的一面。他一再要 求去皇宫外面看看,几次出宫让他看到病苦、老苦和死亡。为了寻找从生老病死的 苦解脱的方法,他舍弃妻子、幼儿和皇宫舒适的生活,四处寻师、苦行,然后悟道 成佛。成佛后他没有立刻说法,他所悟到的“无自性的我”和“缘起自性空”的真 理,与当时印度思想“有自性的我”是冲突的,他想不容易被人们接受。后来经天 人的祈请他才走出森林,开始弘法。佛陀传法的时间很长,主要分三个阶段,称为 三转法轮。是依人的根器渐进式的讲。有些人只能接受世俗层面的哲理,如“种瓜 得瓜,种豆得豆”;有些人能生起大悲心、发菩提心;有些人能了解最深的缘起自 性空、不二法门。

西藏因为靠近印度,而且有国王的护持,将佛陀三转法轮的教法都迎请到西藏, 依法实修将佛法保存下来。在西藏把家里其中一个小孩,甚至于多个小孩送去出家 是很普遍的。共产党没有到西藏之前,男性四分之一的人是出家人。

佛法传到离印度更远的中国是不完整的,玄奘大师去印度那难陀寺学习十七年。 他的师父是主修唯识派的学者,因此传到中国的佛法也是唯识为主。

一般民间信仰佛道不分,主要是祈求平安,为死亡亲人做佛事,知道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但对佛法更深一层的认知则没有,所谓佛教在中国民间所展现的容易被 误以为是“迷信”。中国满清末期的腐败,加上外国的侵犯,让年轻一代想要推翻 旧有思想的包袱,向军力强盛的西方国家找答案。孙中山先生是选择了民主制度建 国,有些留俄或留法的留学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也一起吞下反宗教 的理论。他们没有分辨的能力,不知马克思所反对的是西方天主教、基督教被利用 扭曲的一面,与来自东方印度的佛学是决然不同的。因为这个错知,将中国的佛教 象征寺庙破坏,逼着僧人还俗。不知真正历史的共产党领导人,也攻打到西藏,占 领了没有军事武力的“大寺院”的西藏,并强力“汉化”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 信仰不同的藏民,将千年建立的佛化文化大肆破坏,烧毁佛学院、寺庙、佛像和经 书。僧人被杀、被关、被逼结婚。


藏人心中的观音尊者,也在生命危急的时候被迫逃到印度,逃到印度的僧人重 建佛学院,保住佛法的传承,并传到世界各地。

西方科学演进到今天,最先进的物理学科学家发现佛学早就走在他们前面,佛 学也是最先进的心理学科,对人的心识的认知是大大超过现代心理学的领域。量子 力学研究出“观看者会改变所观的”正是佛学中唯识的看法。佛法中的世俗观和胜 义观,与平常意识的自然现象和量子力学所理解的自然现象不谋而合。

目前不但能和科学并肩而行,甚至于超过科学的是来自那难陀寺在西藏保存下 来的佛法。

在中国统治下的西藏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年三十年之间有巨大的改变。从以 下的数字可以看出:

1 一百二十万藏人死亡,是总人口的六分之一。

2

六二五四所寺院被毁,佛像不是转卖在香港和日本的古董市场就是溶成金条

或做成子弹。

3 西藏百分之六十的经书、历史文物和传记被烧。

4 西藏原先三分之二的地方被纳入邻近的省份,只有中藏和藏东一部分是所谓“西 藏自治区”。

5

安多原先的西藏东北省份,现改为青海省。地球上最大的劳改营就在那儿,

最多可容纳一千万人。

6 十分之一的藏人被关。在七〇年代末有十万藏人关在劳改营。

7

有二十五万中国军队驻扎在西藏高原,二十年的政治教育,每天十四小时的

劳改,没有教育、卫生设施、没有自由行动,二次长达五年的饥荒。

8 整个山边的森林被砍伐,西藏独特的野生动物瞪羚、野驴、斑头雁和Brahmany 鸭都绝种。总归两千一百年的文化在二十多年间被摧毁。

这个历史事实经由藏传佛法弘扬到世界各地,也普为世人知道。然而百分之九 十的中国人对这真相一无所知。

深埋的伤口是无法康复,只有脓化腐臭,引起更严重的病,唯有揭开伤口,敷 上大慈大悲的膏药,伤口才能复合。

“和气生财”,和气带来平安幸福,而佛法是不同民族和睦的凝聚力,特别是 来自那难陀寺的传承,是汉族、藏族、满族、蒙族共同的精神支柱、中国在二十一 世纪要幸福安康,必须迎请藏人心中的观世音菩萨觀音尊者回家,让慈悲的力量康 复近七十年的伤痛,对整个中国的安宁幸福是关键性的。

听听观音子民的心声!


宁可饿死也不舍弃修行

二〇一五年德谦访谈,九十六岁的老格西

九五九年逃离甘丹寺时我是三十九岁,今年我是九十六岁。拉萨沦陷时我和一些师兄弟

刚刚结束绿度母闭关。三大寺的僧人都逃的逃、被抓的被抓、被杀的被杀。闭关的地方不是在 寺院里,尊者那时已逃离,一位西藏妇女在门口哭,她说中国人来到甘丹寺抓了一些人,也伤 了一些人,她要我们赶快逃。我们准备了两匹马,到了河边中国军队离我们还有段距离,所以 可以逃离开。我们沿着河走,有普通老百姓、有僧人,我感觉已远离危险。我们选择了一条不 为人知的山路一直走到印度边境。路过一家西藏大家族的大房子,山上有座寺院。夜间中国军 队到了寺院,毁坏了寺院,但他们没有到这家人家。清晨日出之前我们上路了,后来军队也来 到这户人家,向这家人开枪,也毁坏了房子,然后强奸妇女,拿走了东西。有些人幸运的逃脱 了,有些人被杀或被抓。去印度边境的路上我们有听到枪声,我们会注意听声音。一九五九年 那年没有很多人能逃出来,大部份的人走主要道路,危险很多。有些躲在森林,有些在路上饿 死,他们没有逃出来,那是很危险的。我们因为走不同的路,所以才逃出来。

当时军火是在较低的地方,而我们是躲在较高的地方,我们后来是从其他人口中得知当时的 状况。

三大寺的僧人有不少能逃出来的,从甘丹寺逃出来的人数较多,因为寺院在城郊。而色拉寺 和哲邦寺比较靠近军火,比较难逃出来。我们因为选择走较高的地方,可以走出来,而走在较 低的道路则难逃出来。有些就投降了,军队所到之处都会毁掉佛像和经书,并拿走屋内的家具。 连房子周围的墙都被枪炮毁掉。我们失去了一切,他们拿走所有的食物,用很强硬的手段,所 有的东西都拿走了。

如果有谁想留一点东西,他们就会被杀死,这是我听来的。

他们(中共)破坏寺院时我不在西藏,后来我再回去时才听说的。

到印度时我感到悲伤和担忧,我们是很匆忙的逃跑的,那年我是三十九岁,我们先去Assam, 那儿非常热。我们住了八个月之后,有些人选择去其他地方,有些去南部的西藏难民村,大部 分的僧人去Buxa一起学习。大喇嘛和年纪大的僧人去北印度靠近莲花生大师圣地的莲花湖。印 度政府给我们食物和零用钱,我们在Buxa住了十四年,我们不需要工作,有的吃,因而我们全 心继续学习,没有其他好想的,那是段好日子。


我们学习连一天都不浪费,之后年纪大的需搬去南印度的西藏村,那儿很热,但我们必需去, 如果不去就拿不到食物和零用钱。我想我已是出家人,如果为了生活而去西藏村,对我的修行 和学习佛法是不利的,那是世间的生活。在北印度达姆莎拉那儿有尊者的两位老师在,如果我 去那儿因为不认识任何人而饿死,那我也能接受。我决定不去西藏村,虽然有人给我们地方住, 有老的、有年轻的,他们邀我们一起去。我想了想认为如果去达姆莎拉就是冻死、饿死也没有 关系。

他们去了西藏村我则来到达姆莎拉。我身上只有穿的衣服、旧的鞋子、没有食物、一点点钱。 去哪儿没有工作也买不到东西,没有遇到任何人。我想只有躺下来等死,一位西藏老先生问我 是哪里来的,我说莲花湖附近来的,我们必须去西藏村,但因为我是出家人,如果我能继续修 行积福,所以我来到这儿。

“你有认识的人吗?”我说没有认识的人,老人家像从梦中醒来一样。他说“跟我走”,他 带我回他的家,他有个小店,是很好的人家,租了个房子,他有太太和上学的女儿。我这是第 一次住在俗人家,他们问我很多问题,那时是十一月冬天将到。

“我们让你住在这儿,给你吃的,但我们必须出外卖毛衣。”他们离开一阵子,留下吃的, 后来才再回来。

我并不感到饿,另外有一位西藏人他请我教他读经文,累积福报的方法,所以我又搬去这位 先生的家,他们是朴实的好人,他和他太太喜欢佛法,他们给我一间房间住,我可以做自己的 功课,有时教他们诵经,没有其他事。有天我想这样下去也不好,该上山闭关,有天我趁着去 户外上厕所时就上山了。山上有两位我认识的闭关的人,他们已在山上住了一段时间。

我找到了一个小房子,有铁门,房子属于印度人,每个月的租金是七卢比,我留下来但身上 没有钱,但留下来很好。

后来有人需要诵大藏经,但缺少唱诵的人,因而我诵大藏经诵了十个月,在法会结束后有人 告诉我不要再回山上,去办公室,原来昆仑山的人需要有人诵大藏经,向尊者请求,尊者问是 谁主唱大藏经的,他们说是我,因此尊者请我去,冬天闭关后我就去昆仑山区诵大藏经,总共 八个月,就这样我今天还在这儿。

以前有时只有很少的食物,有时三、四天没有吃的,我总是要留一点食物,因为不知什么时 候没有吃的,米和豆子我会留一点,不然没有食物、没有糌粑。我有位好老师,是位仁波切, 我们有幸能向他学习、请教问题,那段时间食物还好,在山上就比较苦,只有饼干和水,慢慢 情况有改善,我们现在很好。我在西藏出家的小寺庙后来被毁,没有重建。这是我回西藏时听 说的,他们告诉我当时中国人将经书放在地上,要他们从上面走过。

当时以为很快就可以回去

七十八岁,第二代裁缝大师


一九三八年出生,父亲是裁缝大师,和母亲都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裁缝师。六岁时父

亲往生,他那时才三十六岁,他有三个孩子。

九岁时我就跟母亲学裁缝,母亲很会缝中国服装,也缝了很多军服,国民党的军人是早期的 客户,我因为很调皮,妈妈只好将我送到另一位裁缝大师那儿学习了两年。十二岁时共军入昌 都,十三岁又回到母亲身边学习。

共军到了拉萨,那时没有路、没有机场、没有交通工具,运送军服非常困难,因此经由西藏 政府召集拉萨城里的裁缝师做中国军服,冬天和夏天的军装。开始付出的是大洋,包括修路的 工人也付大洋。

十五岁时被邀入皇宫的裁缝大师学院,当时各个专业都有大师级学院;直属政府管理,好比 唐卡大师学院(画佛像的),那时大师级只容许男士加入,女士们是不能加入的。

我十八岁那年结婚,平常是结婚后妻子到夫家,但我情况是去妻子家。我们有两个孩子,都 留在西藏。

我是裁缝大师,对军火武器一概不知,一九五九年三月被调去夏宫诺布林卡保护夏宫。当时 被调去的义务人士都不是专业军人,都是从各地召集来的,包括一些色拉寺的僧人。

所有裁缝学生也被召去做义军。政府发给大家枪和子弹。以往每月(藏历)初八和十五两位 唐卡大师和两位裁缝大师会去办公室领布,将佛的画像缝边,然后在特别仪式上献给觀音尊者。 那是最后一次我们向尊者献上唐卡。八日早晨献唐卡,第二天晚上尊者就逃离去印度,这是很 好的吉兆。

献完之后回到学院,其他大师问我们去了那儿,要我赶快拿名卡去领枪,也许是献唐卡的因 缘,我到今天有缘继续为尊者服务。学院里一百五十位裁缝大师只有我一个逃到印度,逃亡中 有三次与共军交火。

我在北印度待了一年,然后尊者寻找裁缝师时才知我是唯一逃出来的,在北印度期间就为尊 者缝衣服。一九六〇年到达姆莎拉,之后有两位裁缝大师能离开西藏出来,因为他们娶了尼泊 尔籍女士。

有少数裁缝大师一九五九年前先逃离西藏,在我们学院有两位中国职员,他们告诉几位大师 两年后共军会来“解放”西藏,到那时候就无法逃了,带走你们的东西先走。二〇一二年我回 去西藏看看,我认识的人中很少还活着,大部分的人都死了。

我离开西藏时女儿四岁,儿子还在胎里,出来四年一位长辈告诉我要做长远的打算,我们都 以为短时间之内可以回去,但这位长辈说要看远一点,并劝我要再婚。我四年后再次结婚,妻 子是做生意的,冬天卖毛衣,夏天打毛衣来维持家计。我们生了三个孩子,我告诉孩子们要记 得自己是西藏人,留在西藏的儿子和女儿都有很好的工作。


我们都历经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今年七十八岁。我在印度的三个孩子我没有能力送他们去好 的学校,我的妻子过世后我是有选择可以去很多地方,南印度、出国,但我还是留在原地继续 奉献我的生命,教导下一代传统裁缝技能,我刻意不让自己去想负面的,从六〇年代我就教授 年轻的一代裁缝技术。

早期训练学生我没有任何补助,都是自己出钱,那时也没有教学地方,完全靠我自己。一共 训练了两百到三百学生,有很多很好,有些来自西藏。他们没有地方住,我教他们五个月,给 一点零用钱。

所有舞蹈学院的戏装和政府灵媒的衣服,都是在我这儿缝的。忙着这些让我没时间去想负面 的。

死里逃生,加强修行和利他的心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五日

九十岁的住持老法师

一九二四年藏历二月出生于西藏康区,现今青海玉树县,我的父母是游牧人家,上有一

个姐姐二个哥哥,在那时候那一带地方没有汉人,只有藏人牧民,很多牛羊。大家生活简朴, 离那儿远一点的地方有一个只有一个人的国民党办公室,牧民缴税是向中国缴,但文化宗教和 西藏较近。

佛法深入生活中的一切,出家人专修佛法,在家人老老少少也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吃饭前先 供三宝,取水前也先供三宝,看到草地上有美丽的花朵也供三宝,每天早上都念诵佛号真言。 最普遍念的是观音心咒六字大明咒,莲花大师咒,佛号和绿度母真言,生活和佛法是分不开的。

父亲从小教我写字认字读经。七年之后十二岁时我想出家,跟随二位已出家的二个哥哥的榜 样,我进入第七世大宝法王确扎嘉措在十五世纪所创的创古寺。

年纪小时学习重点是背经书。之后学五部大经论,如中观、般若等,这段生活在一九五八年 因共产党的政策完全终止。

从一九三五年开始汉人在玉树一带慢慢增加,开始时大家是相安无事,只是汉人说话好听但 做事手段有点强悍,到一九四八年情况就恶化,藏人被警告不可修习佛法,修习佛法是不好的, 并且说僧人太多,家里有孩子的最好从军,情况每个月恶化,原本一九四八年情况已很坏,汉 人势力愈来愈强,到一九五八年藏人没有任何抗拒的余地,三类人被打击的最利害:

1 修行人(出家人)


2 做官的

3 有钱人

当时我在寺院里,共产党对我们说你们要放弃修行,否则要杀你们,在没有办法之下,三位 上师和二十位僧人逃离玉树往拉藏附近十六世大宝法王的住锡地楚布寺逃。

一九五八年时创古寺原有五百位僧人,但是大部份的僧人没有能力逃,都留在寺庙,后来留 下来的僧人全部被抓,年纪大的学问好的送去坐牢。其他被下放劳改,无论是被关或是劳改, 几乎全部饿死,只剩下十位年纪很小的活下来。

后来一九八〇回家乡时才知道,我自己的父母亲和姐姐虽然没有被关进牢里,但也在这段时 间饿死,两位哥哥抓进牢里再也没有出来,不知是被杀还是饿死。

从一九四八年之后藏人的权力愈来愈少,税也愈来愈重,藏人说话的权力没有,做事的权力 也没有,在康区不同的地区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先后开始反抗,从小区域扩大到整个康区。

在这个环境下二十位僧人三位上师逃亡只能夜行,白天躲着休息,我们带着少量的食物和衣 服和几匹马翻越高山,途中遇到一群逃难的牧民和他们许多羊,大家一起逃。

走了十五天后当我们停下来休息时突然被共军包围,幸好那时是傍晚,难民们分头逃脱到附 近的沼泽地带,沼泽地虽是平地但有峡谷,有躲藏的地方,第二天我找到几位僧人大家都平安 无事,七天后全部人都找到了,这七天我们没有食物,因为载食物的骡子不见了,我们是靠吃 雪来止渴。

我们回到包围的地方找食物,共军已走了,但东西也没了,只剩一点点面粉和几件炊具。

带着一点点面粉我们继续逃亡,此时都饿的头昏眼花,没有什么力气,连小坡都得绕着走, 一星期后我们找到一只载着装糌粑的马,大家分享了调的很稀的糌粑,那比任何山珍海味都好 吃,几天后我们遇到一些牧民,给了我们一些干粮,这样经历了二个半月的逃难生活,才走到 楚布寺,离开家乡时是一九五八年末冬天,到达楚布寺是一九五九年初的冬天。

楚布寺那时还正常运作,但大宝法王有先见之明,要我们尽快逃到锡金和印度,休息一个月 后我们带着五只犁牛、干粮往边境走,十五天后到了西藏和不丹的边境,在那儿被扣留了一个 月,那一个月之内难民有一千人饿死。

从玉树一起离开的二十三位,到印度只剩九位,包括三位上师,年纪最小的上师有时是靠我 的弟弟背着走,有十四位在楚布寺多停留了一下,结果全部被抓。

逃出来后有二十年家乡音讯全无,八〇年代当我第一次回乡时,从姐姐还活着的四个孩子口 中得知一些情况,我看到当时的情况非常悲伤,人们活的像饿鬼一样,贫穷的没有什么东西吃, 没有好衣服穿,我送乡民食物和衣服。

第二次回去才从他们脸上看到一点欢喜的笑容,第三次更好,第四次又更好,这与中国内地 生活的改善是相似的。留下来的僧人因为以前将佛经都背下来了,所以可以将佛法传下来。


经历这些困难,我认为对我最受益的是慈悲的修持,因为之前有修慈悲心的基础,因此在遇 到灾难时不会震撼,憎恨,生气,如果没有修练慈悲心的基础,当事情发生时是升不起慈悲的 心。

经过大难不死,死里逃生加强了我要好好修行和利他的心,我体谅到那段时候不仅西藏受苦, 内地也经历很大的困难,这是来自共产党的想法观念才会造成那么多人的灾难,这灾难不限于 藏人而已。

关于藏人对文成公主的看法,文成公主虽不是第一位将佛法带进西藏的,但对西藏佛法和人 民带来很大的利益。

供在拉萨大召寺在西藏最神圣的一尊佛像是由文成主公带进西藏的,那尊佛像原供在菩提伽 耶,后当佛法在唐朝兴盛时由印度一位国王送给唐太宗的,西藏人认为文成公主是绿度母化身, 为了利益西藏人而现文成公主的形像。

寺院里,我是唯一逃出来的

拉梯仁波切的侍者

出生在拉萨附近的小地方,家里兄弟姐妹七位,家里一共有十五位。家里务农,生活靠

以物换物,不需要金钱。主食是糌粑,小时后我的工作就是放牧马,每天带马出去放牧,傍晚 再带回来。我们住的地方是红土,没有森林。小孩子如果犯了错会挨打,那是正常的,并不觉 得有什么不好。

我感恩父母亲,因为他们我成为更好的人,我为他们祝福。

父亲有三位妻子,女人做室内的工作,有很多妻子是好的。我的童年是很愉快的,没有什么 问题。八、九岁时我出家,十五年中只回家几次,在印度时间更长,五十二年。当时一个哥哥、 一个弟弟也出家。现今只有我仍是僧人。

父母亲会问小孩子想不想出家,如果老师特别鼓励,然后小孩子自己也愿意,那父母亲一定 赞同。他们认为这对小孩的今世和未来世是好的。我的母亲跟老师说让他出家是很好的,老师 带着母亲去看寺院,骑马要一天的路程。有位舅舅已在那儿出家,我很兴奋能去寺院,一、两 年后那位舅舅过世了。

开始学习是背诵字母和经文,后来学习佛法。一九五九年后寺庙全被破坏,只剩地基。我出 家的寺院有自己的土地和牛,收入只用在寺院的开支。寺院周围是树林、有山洞,夏天用山上 流下来的水,冬天要去很远的地方取水。来到印度之后,从我的老师那儿得到指导,也闭关,


我也照顾两位师父,有累积资粮的机会,没有福报是很难得到成就的。人与人相处要和睦,帮 助他人和谦卑、并尊敬他人,这是待人的重点,做个诚实的好人。

寺院里有规矩,如果不守规矩,先是派到厨房工作,如果再不改过,则被开除,如果偷东西 会被体罚。

西藏的冬天是很冷的,虽然冷天仍需背诵经文,并且僧服是没有袖子,这是不容许的,寺院 不供应肉,有时有提供已煮熟的肉。父母亲有时会向牧民买脂肪送来补充寺院的食物。肉是很 稀有的,主要有奶油。僧团是不能买肉,也不能供应的。一九五九年之后来印度,我们寺院的 食物是很差的,难民村的食物较好。寺院以前是没有供应早餐,只有茶水。

一九五九年尊者逃离拉萨,在那之前我个人并没有感到任何危险,但后来就害怕,那时很多 人逃离。

之前中国人对西藏人很好,过年送礼物给小孩子,经常给小孩子东西,他们看来是喜欢小孩。

一九五九年三月有听到枪声,身边有被子弹射死的,我们经历很大的困难才逃到印度。中国 人(中共)刚到西藏时表现得很友善,但后来虽然尊者提出中庸之道,他们不肯让步。我们1959 年逃出来的一代几乎都要死光了,有些康村只有年轻的下一代。

一九五九年当事情发生时,我们听说尊者逃走了,每个人自做决定离开寺院。我们当时以为, 只是在混乱中避开一下再回来。当时想先躲在山上,根本没有来印度的计划,只带一些水和食 物上山,其他什么都没带。

有位年仅八岁的小仁波切和侍者平时住甘丹寺,晚上来到寺院,他们说尊者已逃离,明天中 国人会来炮轰寺院,需要去山上躲一躲。后来寺院派人来想说服拉梯仁波切回去,他们说中国 人不会来炮轰寺院,但仁波切决定不回去。从我自己的寺院。我是唯一逃出来的,跟着我一起 逃的都是来自甘丹寺的僧人,就这样我成了塔步仁波切的侍者(八岁的小仁波切)。来印度后 是拉梯仁波切的侍者。我原先寺院的僧人都逃走,所有人都在逃,所以我也没有回寺院,有很 久的时间我和家人失去联络,他们以为我死了,每天为我点酥油灯。后来情况有改善我才与家 人联络上。

和我同行的有好几位老师,他们决定向印度逃。逃亡中他们修了很多法,也卜了很多卦,特 别向绿度母祈求,协助他们安全逃开。有两个星期在山上躲藏时,只能吃冷水拌糌粑,因为不 敢升火,会被发现。

有两位僧人会爬到树上看状况,后来没有再看到人才继续逃跑,有位牧民做我们的向导,最 后在边境分手时他哭了。

我们白天躲藏晚上走,有些人因为被发现而被抓回去。有时得趴着在地上走,以免被发现。 我们很容易被发现的,师父们随时占卜看往哪个方向,该停留还是立刻离开。

我们从政府哪儿有分到枪和剑,如果有生命危险时是许可用的。当时没有考虑到枪和佛法的 矛盾,有些人放下抢回去了。我们逃的时候并没有穿好的鞋子。


来到印度边境是藏历四月,雨水很多。那个地方以前属西藏,后来被印度占去了。四位当地 人带着三枝枪带路,他们帮我们背行李,过河时做桥,路况非常糟。这些人不好,不穿衣服, 甚至于吃人肉。每十二年他们来印度做交易。

到了印度小仁波切坐飞机去南印度,其他僧人去 Buxa,很多人得肺痨病,病的病、病死的 病死、有自杀的,很悲惨。

一九七〇年搬迁到南印度孟哥(Mungod)是乘僧人专用火车。Buxa 早期的食物还可以, 八、九年后印度政府只供应陈米和旧的小麦,很多人因为营养不良患肺痨病。早期寺院的僧人 冬天需轮流卖毛衣来维持寺院。后来靠国外的赞助可以重建寺院,寺院分配的地是森林,有毒 蛇。我们需砍树,有两、三位被蛇咬死。

住的是竹子建的房子,房子外面是泥,下雨时泥被冲掉,需再敷。早年僧人的人数增加的很 多,现在新来的少很多,而且学生是来自世界各地,我的学生有来自越南、台湾、以色列等等。

我们西藏人一向把所有人都当做好人

七十三岁,勤奋的牧民子弟

一九四二年出生在牧民家庭,从小就须努力工作,我们没有可耕种的农地,那儿的草原

是不能耕种的,我们长年住在牦牛的毛织的帐篷,那儿很少下雨,如果雨水落在帐篷上会形成 珠子。如果下雪则会积在屋顶上。绳子是用动物的毛织的粗的绳子。城市里的人会来买这种粗 绳子和盐、奶油、奶酪。我们需要买木材,因为附近没有树。我们没有蔬菜,甚至于没有糌粑 粉。未来拉萨之前没有看过米,平常只有吃奶酪,奶油和奶。

我们的草原有好草,下雪后雪压下草,但也不伤到草,而且因为草,雪溶的很快,不会留在 地上,因此动物冬天也不会饿死。很多老人家一辈子没有去过其他地方,男孩子结婚后去女家, 他们四处旅行卖盐。老人家和妇女留在家里,女人做家务。一半以上的妇女没有去过拉萨。他 们在家里做很多事,用牦牛毛织毛线,织布、做衣服、做帐篷。这种帐篷就是下大雨,水也进 不来。就是下雪,里面还是很暖,冬天冷到如果吐口水,口水还没有落地已结冰。我们穿皮靴, 前面是开着的,靠口水冰冻起来。进帐篷时靴子前面就开了,因为口水溶掉了。

八岁时我父亲送我去寺院出家,出家后我就一直住在寺院。

十五岁时看到拉萨城内有很多中国人,只要愿意为他们做苦力,一天付五个大洋。这些大洋 是国民党撤退大陆时留下的。


中国军队到拉萨,第一件事是建军营。我们去森林砍树然后锯成板子,捆好再送去军队哪儿, 称重量算钱。

这些军队建军营时,我们都知道是军营,他们说:“我们是军人,但我们不是来攻打你们的, 是来帮助你们的。”我们西藏人一向把所有人都当做好人,但中国人欺骗了西藏人,当时流行 的歌是:“中国人像慈爱的父母一样,他们降下大洋的雨。”我住在寺院但我在拉萨有熟人, 我会走去拉萨。平常要走两天,如果走得快,早上六点出发下午四点就到了。在熟人家换上普 通衣服就去为中国人做苦力。愈来愈多的中国军队来,他们早上和下午都演练。靠近拉萨有很 多军营,在东城郊大概一天的路程有一个村庄,全部都改成很大的军营。一个在城中心靠近普 陀宫(布达拉宫),绕着城有四个军营,西边一个、北边一个、东边一个、东南边再下去有一 个。

星期天他们放假,所以我们也放假,但如果我们做事,他们还是会付钱。

离城郊两天路程有森林,我去哪儿砍树,两梱可卖五个大洋。他们跟我们说话时是温和的。 我们一起工作他们对我们也很好,没有用粗语。我们用手势比划来沟通。他们不能用藏语或汉 语和我们沟通,我仅知道大洋和『香烟』两个字。我的朋友累的时候就问他们要香烟,我们早 上八点开始工作,五点结束。

我为中国人工作之后才知道他们不怀好意。尊者先去北京,后来再去印度菩提迦耶朝圣,班 禅仁波切也跟着一起去。尊者从印度回来后,中国在西藏的控制更强。他们要尊者去中国走一 趟。那时没有车子走的路,尊者去中国时是先由拉萨河坐船。船是牦牛皮做的,回程时公路修 好了。路是由不同的人修好的。是中国军队和西藏人一起修的。

当时有两类军人,有军官级和国民党战败了的普通军人。国民党军人因为失去了领土,所以 他们服从共产党军人,他们穿蓝色的军服。他们和我们一样的工作,他们工作是最辛苦的,也 最穷的,他们要背石头,而共军只指挥工作,但不背石头。军官也分三等,共军有特别军服和 臂带,上面有星的,显示最高职位,中级的没有星,最低级的没有臂带,没有臂带的穿蓝色的 衣服,他们只工作。各级有自己的厨房,普通军人只有米饭馒头和菜吃。军官则有猪肉、牦牛 肉,吃得很好。没有臂带的吃的最差也工作得最辛苦,跟我们一样。也许特别节日时有好一点 食物,但从来没有看到他们吃肉。他们住帐篷一两个月,没有住很久。愈来愈多中国人来,他 们看不起出家僧众,他们认为他们只吃不做事,跟小偷一样。后来我才知道中国想占领西藏, 尊者从中国回来后我们就知道了,他们路修好了,将所有的军队都运到了,其中的军事训练是 降落伞训练,从飞机上跳下来。我看到十二位做降落伞训练,他们很积极的训练,落地后将气 球折起来就离开了。一切准备就绪后,他们就开始军事演习,终于西藏人知道了真相。之前他 们不知道。以前他们贫穷,我们同情他们,之后更多来了,然后准备攻打西藏人,我们终于醒 过来,眼睛睁开了,如果和他们打仗是一定输的,只能打一个月。


我们只有轻装的武器,如枪弹、手榴弹,这些都储存在普陀宫的。我知道因为我去哪儿领枪。 我看到不同的枪,也有长枪和手榴弹。那时我是代表甘丹寺去领枪和子弹。我是十八岁就进入 甘丹寺,一直到二十四岁。一九五九年离开西藏时我是二十四岁,尊者二十五岁。

政府通知我们去拿枪,中国军队已开始各种行动。我们需自卫,政府要我们保护自己的寺院。 有位负责国防的官员的房子,已被中国军队包围,他之前将房子卖给中国人,只有中国人住在 哪儿,他为自己又再建一栋小一点的房子。我们三大寺的代表来领枪,哲蚌寺的先领,然后色 拉寺的,只剩甘丹寺。寺里大的康村派十个代表,中的康村五个代表,小的康村三个代表。我 们去拉萨领枪,甘丹寺总共有二十三个康村。他们发给我们保护寺院的武器是不够的,每一枝 只配一百粒子弹。为什么他们没有给我们多一点子弹?如果给我们多一点会有一场大战。一百 粒子弹是没有什么用处的。那时甘丹寺有很多僧人,我们康村是中等大,五百个僧人,全寺有 三千三百位。色拉寺有五千五百位,哲蚌寺有七千七百位,总共一万人以上。以前有很多僧人。 哲蚌寺以前有四个学院,其中一个是修金刚乘的,但只有一位逃出来,他们失去了一切。在德 里的西藏村有两个寺院,其中一个就是这位逃出来的僧人维持的。色拉寺也有个金刚乘的学院, 但逃出来的人数不够维持。甘丹寺有四个学院,金刚乘的分出去,就是上密院和下密院。

从二十三个康村的代表去领枪,每一个人拿到一百粒子弹。我去的时候领了三百粒,因为我 也代表其他两个康村。其实我们可以多领,要多少给多少,因发子弹的政府人员没有说话,三 百粒子弹是很重的,我绑在腰上重到受了伤。

尊者在我们逃离之前就在晚上逃走了,在那之前他被邀去参加晚会,第一次他答应了说我会 去,后来他们说不能带侍卫,也不能带两位老师,只能一个人去。而且要他去的地方是建在地 下的房子。尊者的一位老师说单独去不好,晚会是在晚上,是很奇怪也很危险的,如果他去, 门一关上就完了,那是建在地下的房子,只有一个门进出,有电线通到那儿。

当拉萨人听说中国人邀尊者去参加晚会,而且尊者也答应了,很多拉萨人围着夏宫尊者住的 地方,请求他不去参加晚会。尊者经由西藏政府回应说他不能去,是由两位政府官员送信,中 国一方派车来。有人拍着政府官员的手臂说:“请不要将达赖喇嘛换大洋”。西藏人终于醒过 来了,他们开始准备对抗,包括安多和康区,他们需要募钱建军营,以前大家都在睡梦中,现 在需要建设军营来对抗中国军队。各地有人出来愿意承担这件事,从康地来的负责建立军营的, 那代表后来逃到印度,最后也死在印度。

一位色拉寺的僧人,一位甘丹寺的,一位哲蚌寺的说我们会负责对抗,但当他们开始准备对 抗时,中国军方早就知道了,军方也准备就绪预备打了,我去领枪时必须路过军队,我当时是 很怕的。当时流行一句话:“不要将萝卜换洋葱,如果这样我们就吃的很差”。萝卜指的是枪, 洋葱是大洋。我们拿到枪后在绕城的路上,全被中国车子挡住了,在路上卡了两个小时。他们 知道我们各自只有一百粒子弹,起不了什么作用。

中国军方知道僧人是去取枪的,色拉寺的僧人拿着枪出来时他们从远方开火,所以他们不再 送僧人出去。离开普陀宫之后,我和朋友分散了,本想在色拉寺借住一晚,但他们说最好不要


住,因为中国军人会来。我去山上的小寺院住了一晚,等我的朋友时军火开始了,一旦开火共 军就没有任何顾忌。我半夜一两点回到甘丹寺,军火就开始了,所有拉萨市都在炮火中,全城 上空都亮起来,军营则是黑暗的一片,没有灯火。他们先是向天空发射,那时我还在山上,看 得很清楚,发炮火时整个天空是亮的。然后驻扎在南边军队,开始对诺布林卡(夏宫)开火, 他们以为尊者还在那儿,他在那之前已离开,如果是从公路逃走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军队照亮 所有的路。

尊者一队逃离时需马,但政府的马全在共军的控制下,他们是借一位仁波切的马,他们也借 来这位仁波切的衣服,过河时将马上的东西全部搬到船上,之后就让马自由了。二十三位承诺 奉送尊者一队去印度,二十天后到印度,过了河危险就少了。尊者穿着俗装,脸遮着。去印度 的路上路过一个地方,当地人等着尊者到来,献烟供。尊者问他们在做什么,他们说他们在等 尊者,应该快来了。紧跟在后是尊者的两位老师,这些人以为老师们是尊者。

话回到我回到甘丹寺,日出之前爬到山上,一切都很安静,我的朋友从拉萨回来了,我的朋 友说拉萨沦陷了。有些从诺布林卡逃出来的,腿被中弹了。来自拉萨的官员告诉僧人,拉萨已 沦陷,赶快逃。寺院的人以为这两位是中国的间谍,要打他们,被住持阻止了。火供之后所有 甘丹寺的僧人都离开了,我回到房间带了一杯茶,想到也许需要带一点钱;但不想带钱,门外 有七位僧人,我们康村的奶油、糌粑、盐都在楼上,我们在大殿祈祷。我都快哭了,我祈祷可 以再回到甘丹寺。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会去印度。到印度边境时我们必须缴出身上带的武器,我 带了一个刀子、一长一短的枪。缴进武器时印度政府给了我一张证件,如果我需要回西藏可以 领回这些。印度政府说我们会还给你的,我们来到印度时什么都没有,没有食物、没有喝的, 我们向当地人要糌粑,边境人的糌粑如果不加水吃是苦的,在路上我们只开枪两次。

从深入经藏到劳改的经历

七十八岁,甘丹寺僧人

一九三六年在拉萨出生,小时候经常生病,当我看到出家人时,我对家人说也许我穿出

家人的衣服就不会生病(我自己不记得,是家人告诉我的),一九四二年五岁时在甘丹寺出家, 父母亲将我奉献给宗喀巴大师。

在寺院里先学字母,然后背文殊真实名经,一天背十六个字,当时没有星期日假日。结夏之 后在藏历七月有一些假日,如酸奶庆典、藏历十二月有三、四天假日,十一月有特别祈愿会, 老师会带我们去甘丹寺后面的河洗衣服之后休息。


每天早上很早醒来,有功课做,十一点开始背经书如文殊真实名经、普贤行愿、大威德金刚、 大黑天、现观庄严论、月称菩萨所着入中论、寂天菩萨入菩萨行、念诵般若经八千诵。十一岁 开始辩经,如白色和红色(第一章),三年学习菩提道次第,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之后 般若、了义不了义、缘起、具舍论。如果学习得好三年学完中论,学习不好继续学习五年。

在我们寺院第一个辩经题目是释量论。我们要学五部大经论,然后辩经。每天日出之前,我 们两大学院在大厅一起修法,然后辩经。中午祈祷,喝午茶。我们一天喝很多次茶,之后自习 或去老师那里学习辩经,听解释经书或背经书。

同学背同样的经书然后辩经。傍晚做完晚课后又是辩经。并诵班智达祈愿文、度母诵、去除 障碍文。不辩经的僧人学习后就离开回去休息,其他留下辩经。有个说法西藏僧人坐在地上, 睡在石头上,有些僧人辩经后就睡在石头上,没有垫子。

一九五九年在大法会后开始混乱,在皇宫内有传大威德金刚灌顶,我是甘丹寺前任主持的侍 者,因此也跟着一起去,然后走两天回寺院。那时听说军方邀请尊者去军营,去观赏表演,但 只能单独去,不能带侍卫。我们知道这是不寻常的,我们开始担忧,从我们的康村派了三位僧 人去诺布林寺去保护尊者。

那时战争开始,我说要去,他们说你的学习很好,不必去。但我觉得必需去,然后给我们枪, 我们受训如何打战。

第一次交战时我们不知道尊者已逃走,靠诺布林卡有座小山,从山上我们可以看到炮轰普陀 宫,烟完全遮住了普陀宫,炮火来自新的军营,到处都是炮火,没有地方可去。军火白天开始, 到晚上仍没有停。在诺布林卡很多人死了。我们有武器的人,从来没有用过,不会打战。

很多人被抓走了,包括我。被抓走的人拘留在诺布林卡门口,没有给我们食物和让我们睡觉, 后来送我们去监牢。在监牢中白天做工,晚上回狱中,食物很差。我们建发电厂,要去厕所时 需用中国话讲,得到许可才可去。食物只有糌粑,而且规定一天要抓六十只蚱蜢。我们住在帐 篷二十五人一间,大部分是色拉寺的僧人,一位格西和我不愿意杀虫,有一位朋友给我已杀死 的虫。

我们一早开始工作,中饭自己准备食物,只有很短的时间杀蚱蜢,我的朋友说只有你自己去 杀,因为时间不够,他说你要告诉中国人你不能杀。

一位军官把我叫到他的小帐篷,他问:“你的朋友都杀虫,为什么你不杀?”以往西藏有很 多虫,人们从来不杀虫。我说:“虫会飞,杀不到它们。”军官回答:“你以为我们很笨?你 知道佛法,你知道说谎是不好的,你想杀虫不好,这是为什么你不愿意杀。”我回答:“对 的。”军官大笑。之后他说:“你不是去杀中国军人?难道杀军人不是不好的?我是军官,你 只是一个小男孩,你不能对我说谎。杀中国军人是不好的,杀虫也是和杀中国军人一样不好的, 既然你去杀军人,为什么不杀虫?”然后大笑。


我说:“中国人没有来之前我听说中国人会将出家人抓去关起来,并且看不起我们。每个人 都这么告诉我,中国人会逼僧人结婚,因为这样我才会去杀中国军人。在西藏以前有很多虫, 从来没有人去杀虫。”军官听了很生气,他们把我绑起来,给我很多工作。

很多年后我被释放,后来因为手上有别人给的经书,又判了五、六年的牢,做很多事。他们 给我穿用佛像黄布边做的鞋子。后来出狱为中国人做事很多年。

一九八〇年情况有改善,如果印度有亲人可以去印度。我申请了一年才拿到许可,来到印度 后,后来又去南印度重建的甘丹寺,其间又再回到西藏两次。有次母亲生病,我没有拿到许可 回去,后来听亲人说她过世了。

我现在听力很差,因为以前工作太辛苦,被打很多次,有次头部被打得很重。以前很早起来 搬石头、木头。

当我面对困难时我想这是我造的业,我已种下种子,必须承受。我有五个兄弟姐妹包括我, 第一个是男孩、第二个是女孩、我是第三、第四个妹妹、第五个是弟弟。

最大的男孩后来去法国,是有格西学位。头三个能来印度,最小两位出不来。大姐嫁给一位 灵媒,他们一九五九年可以逃出来,我不能,这是我的业。我们有个说法,我们不会承受没有 造的业。我们有多种类心识、寛阔、狭窄。我学习了很多年。

受苦时我发愿,愿我承受所有众生的痛苦,我们祈祷愿因为我经历这些痛苦,愿所有众生的 痛苦消除。

中士道的观修是愿解脱的障碍去除。下士道的观修是愿去三恶道的恶业去除,因而获得人和 更高的善道。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第十三世觀音尊者曾告诫贵族不要让平民受苦,如果不好好对待平 民,将来西藏会和蒙古的情况一样,僧人被逼结婚,不然会被砍头。然而他们没有听从这个告 诫,我们必须承担这个业果。

后来中国人来了贵族也要做工,如果我们做的不好,要经历不好的果报。

上师瑜珈最后的祈愿是,愿如母众生的恶业让我承受,让我的善业也在众生身上成熟。我们 只能如此祈祷。

来印度后就没有再受苦,我们照顾年纪大的僧人,午饭时我的学生去端食物送来,我现在七 十八岁了。

虽然中国人对我们不好,但我们需要以慈悲心对待,希望中国领导为一般老百姓做个好人, 尤其有高职位的,愿他们成为好人。

在牢里食物很糟,有很多我已不记得。在监牢里星期三是休息日,我们必须去开会,我们被 逼要说:达赖喇嘛不好,共产党好。不说的人就会被处罚,我受到很多惩罚。他们说:“你不 是我们一分子,你是达赖喇嘛的朋友。”惩罚之一是被绑着吊在屋梁上,有位僧人太疲倦了, 眼睛睁不开,他们将小木签撑开他的眼皮。


搬重的石头是用皮带从嘴绑到背后,手也绑在背后,是用铁丝绑的,动时铁丝绑得更紧,铁 丝绑着手脚。

只能想这是我的业,那是很可怕的经历,监牢里有很多房间,每个星期天可以听到受刑罚的 人的惨叫声,像地狱一样。

给予刑罚的不仅中国人,也有藏人。有些藏人亲近中国人,他们如果帮助中国人可以早一点 出狱。所以很多时候是藏人给藏人刑罚。一位师父的手就被打断了,大部分的情况是没有医疗 设备,就是有也是很差的,好医生会给病人药,但大部分是很差的医生。如此如被子弹射中, 应该从子弹进去的地方拿出,但他们是从子弹进去的另一面拿出。

早期有国外的人到北印度找故事,我无法说出我的经历,因为太伤心了。

当我出狱后,所有的男女僧众被叫去一起学习,然后问男僧众这些女僧众你要哪一位?你要 和那一位结婚?然后问女僧众,你要跟哪一位结婚?如果他们不愿意结婚,会给很重的工作。 如果他们决定结婚,可以自由了。有些人是选择还俗结婚。不愿意从命的在色拉寺下面做苦工, 食物给的很差。他们派我们去为农人收人粪。他们给我们很重的工作,有时时间很赶,甚至于 不给吃的。做过不同的工作。

我的舅舅是位受敬仰的法师,他们先逼他做苦工,他说直话,说中国人不好,以前我们没有 受这么大的苦,他被叛死刑。一九七〇年四月十五号我杀了我的舅舅。

我那时刚被释放出狱,为中国人做事,我当时是没有选择的,他们作好准备,军人围绕着拿 着枪对准我,我如果不杀他,我就被杀。很多人杀了他们的亲人。这位舅舅后来转世在南印度 出家,是驼背的。

那时有很多人被叛死刑,仅仅因为他们说:“中国人不好。”有时有很多位被叛死刑的手脚 被绑者带到刑场,非常恐怖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如果他们发现毛泽东的照片上面有泥土,那是非常不好的,只要谁不喜欢毛 泽东就会被杀的。那种恐怖是不可想像的。如果我们描述在牢里所发生的事给一般人听,如手 被绑在后面背很重的石头,用木签撑开眼睛,他们不会相信的。中国人叫我们是“垃圾”,他 们要造化垃圾。

有些色拉寺的僧人必须参加政治学习,中国人要他们选一位尼师结婚,如果他们不愿意,逼 他们说:“达赖喇嘛不好”有两位色位寺的僧人断了自己的脖子。

中国人说:“要断自己的脖子很难,如果要自杀,跳河自杀,对我们来说是没有区分的。我 们人很多,你们就像黑头发中一点白发,如果你要死,跳河就可以了。”这种说法是骇人的。

(说到这儿快哭出声来)

我现在听力很差,其他身体部分还可以,中国人说西藏人很快乐,如果如此,为什么他们要 逃?


炮火中死里逃生

八十二岁,格鲁寺院的僧人

是一九三三年西藏北方那曲一个牧民家庭出身的,双亲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我是长

子。

十岁在家乡附近的一所格鲁寺院出家,学习写字、背经书、佛教仪轨、佛法内明,其中包括 由印度和中国传来的星象学、历算学、文法、诗词、历史等。

那时那地方是属于西藏政府管理,拉萨有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办公室,有几位工作人员,实质 上不干涉西藏政府。

一九四八年西藏政府关闭蒙藏委员会办公室,将拉萨市内所有中国人送回内地。

我一九五四年进入色拉寺,那时共产党已进入西藏,他们是一九五一年进入的。

拉萨市到处都是共产党解放军,国民党已逃到台湾。

我出家之前和一般小孩一样,只会玩耍。父母亲会自己做功课,念经、持咒。修行就是尽量 做利益他人的事。有空请师父到家里念经修法。父母亲持六字大明咒,去寺庙拜佛、绕寺等等。 最重要的事去拉萨朝圣。出

家后没有进入色拉寺之前,去拉萨朝圣两次,朝圣靠走路,一路顺朝圣其他圣地如吉祥天母 湖、桑耶寺等等。一趟单程要走两个月,有两位僧众一起作伴,三人一起走。

小时候出家并没有特别想法,送小孩子出家是那时的习俗,去色拉寺之后对家乡的情况知道 的很少,后来在我的康村突然间来了四十多位从家乡逃出来僧人,才从他们的口中知道共产党 到康区之后的状况,家乡的寺院被破坏,僧人被杀被抓,共产党每到一个地方“解放”是先没 收枪、刀、剑,然后召开会议,地方官员、大仁波切和大喇嘛必须来开会,然后全部被抓起来, 关进牢里。当地人民知道后就群起反抗,一九五六年开始从东部康地反抗展开,甘肃、云南、 四川藏民一一“解放”也一一“反抗”。

我在寺院学习,没有出去,也没有看到什么,这些都是从逃到拉萨的人的口中知道的,在拉 萨可看到很多解放军队伍。色拉寺和其他寺院的住持、纠察师、主唱和职事者都去开会,之后 给他们很多大洋(大元)。

一九五六年夏天中国副总理陈毅来拉萨,特别成立西藏自治区,有庆典,我也去参加了。

一九五九年觀音尊者格西辩经考试是在大祈愿法会期间。一九五八年解放军就在拉萨各处建 堡垒,准备打战的样子。康地和安多来拉萨的难民,如果身上有带武器,一概被抓送到乡下劳 改。西藏政府想尽办法和中国人以谈判方式对谈。一九五九年藏历正月十五日一早觀音尊者在 大昭寺开示。正对面有一间大房子,大家都看到共军举着枪对准了他。尊者看到就不说法了。


祈愿法会一结束,尊者就搬进诺布林卡夏宫。解放军派人邀请尊者去看表演,他们说:“我 们从中国请来有名的歌舞团,很有名,请尊者去观赏。”并且订了时间,西历三月十日,但不 能带侍者或侍卫,而且身上不能带任何武器刀剑。平常尊者有四到五位侍者。

去的前一晚三月九日尊者身边的人说这是很危险的,拉萨人一下子都知道了。三月十日一大 早所有人都聚集在诺布林卡的外围,祈请尊者不要去解放军营那儿看戏,那是很危险的。因为 在安多和康地就是这样,借着开会或看戏的名义,邀请地方官员和德高望重的法师,然后全部 被抓,下落不明。这在以前发生过。

拉萨人都知道这种事发生过,因此他们要阻止他去看戏。诺布林卡外围挤满了人。那天早上 九点在诺布林卡有开会。一位亲政的大官员的亲戚去开会时穿着僧服,开完会他回拉萨家里换 了俗装,头面蒙着骑摩托车回诺布林卡。他跟共产党关系很好,平常他常去解放军住锡地,当 地人都知道。他们看到他,怒火上来,揍他并把他杀死了。群众将他的尸体绕着城中心一圈。

另一位官员坐着车到诺布林卡,要戴尊者去看戏,车子是中国车子,司机也是中国人,群众 将车子打坏了,石头也打伤的官员的头,后来送去医院。

民众高喊:“中国人滚回去,,西藏是我们西藏人的,我们是独立的。”群众示威抗议。以 后每年三月十日是抗暴纪念日。群众在外面哭喊,尊者没有去看戏。这消息我们在色拉寺听到 了。

色拉寺派了五十位僧人去诺布林卡保护,在外面修法,实际是保护尊者。这样过了六、七天。 三月十九日清晨两点解放军开始对诺布林卡开炮攻击。早上色拉寺所有康村开会,担心尊者的情 况,在听说前天三月十七日晚上尊者已逃开了。

我们整天都听到炮声,枪声是听不到的,那晚我和一位伙伴逃出来了。我住的地方较高,一 整天都躲在下面,半夜十二点另一位僧人敲门说:“老师老师走吧!住持已走了,我们应该走 了。僧众都走了。”

拉萨到色拉寺之间都是军队,路上有军车。我们带着仅有的一点钱、奶油和糌粑,没有带太 多,以为只是暂时逃开,会再回来。在黑暗中靠寺的右边走,晚上走到附近山顶,回头看拉萨 在火海中,听到炮声,没有之前那么频繁,也看到军车进入色拉寺,我们虽然距离很远,但从 光反射在车子可以看到。

翻过山到山南,是另一位知名的格西的家乡,他的侄子住在哪儿,侄子有个小孩在色拉寺出 家,我们将小孩还给侄子,剩下我和一位很有学问的同伴一起逃。

一路上都是来自各个寺院的僧人和住持,路上挤满了人,我们没有想到去印度,只是到中国 人还没有到的地方。南方还没有中国人。军机在天空往下射击、丢炸弹,会向人多的地方丢炸 弹,我们没有往人多的地方逃,人愈多愈是攻击的目标。

我和朋友往北方逃,因为往北方走的人较少,天气也很冷,下雪。

我们在路上走了两个月,到了中咖待了二十天。想到共军会过来,又继续走到尼泊尔边境。 听说之前停留的中咖共军已到那儿,因此赶快越过边境,进入尼泊尔。边境的居民是藏人,很


热下雨,没有什么可吃的,因此继续往 Yomo 地方去尼泊尔,住了两个月,秋天逃到加德满都, 在加德满都停了一段时间再去菩提伽耶正觉大塔朝圣。藏人很多,三大寺的僧人大部分从南方 走过来,他们先去不丹,有些去印度北部。我们僧人都去北边Buxa那边学习。

英国人以前在那儿盖了很多监牢,甘地也在那儿关过,印度独立之后那都空了。我们就住在 这些监牢建筑物,包括耶喜喇嘛和梭巴仁波切,大概有一千五百人。一九七〇年我们被送到印 度南部难民营重建三大寺。我在那里住了两年。

锡金是独立的,国王的妈妈邀请我去哪儿学校教书,教十一年级的学生藏文和星象学。二十 年后退休回南印度参加格西考试,拿到格西学位。我在色拉寺教刚出家的僧人经典、藏文文法 和星象、历算。

一九九六年被梭巴仁波切邀请去台湾教佛法,三年后再被邀请到美国教佛法,现已十六年了。 我们原先寺庙有五千五百位,但有些说法是七千八百位,是后来从康地、安多逃出来的,实际 人数不清楚。当时年纪大的都逃,小的留下来。有些逃到彭波,事后又回去的也有,因为宣传 说“不用担心,我们会善待你们的。”相信的人就回去了。

我曾在一九八四年回去一次,比当时逃难时情况轻松很多,没有到处抓人杀人。一些大户人 家的房子都被毁掉了,人民吃方面没有问题,除此之外其他状况很差。听说之前大家被集中在 人民公社时,很多人饿死。解放时杀了很多人,也有很多是强迫劳动学习虐待而死。

文革时大家有经历痛苦时光,一些年纪大的被杀的、被虐待的大部分都走了。

一九八四年是情况看起来轻松多了,我因为逃出来了没有经历什么痛苦。没逃出来的就不同 了。

好比当时过拉萨河逃的人,很多被炮轰或枪击而死,估计有一万人在过河时丧生。遇到困难 时只有用佛法转念的方式面对。

只能跟着改变走

六〇年代在印度出生的子民

是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在印度北部西藏人筑路队中出生,我的父母亲是来自印度边境的牧

民,他们养绵羊、山羊。我的父亲听说尊者已逃走,之后中国军队在村庄附近建军营,他感到 不安全,和一些村民决定逃走。他们和边境的印度人关系很好,因为互相有交易,所以有三、 四十户人家贿赂边境的印度村庄的首领,给了很多只绵羊,因而拿到印度证件,边境印度的文 化是喜马拉雅山藏族文化。


父亲逃出来之后又回去两、三年,他看到劳改营和人们被判死刑。牢里用残酷的刑法。村庄 的首领和法师们不是被杀就是送进不同的劳改营,大家被教育要唱反对西藏上层社会的歌。大 家唱:“现在你自由了,从古老的政府解放出来。”过了两、三年他又逃出来,然后修路时认 识母亲结婚了。父亲是半牧民,母亲是百分之百牧民。到了印度唯一的工作就是修路。一直到 一九七一年后才送到南部的难民村,安定下来。逃出来的人中百分之八十都是修路的,锡金的 路都是西藏难民修出来的,Manali 和 Kulu的山路也是难民修出来的。他们住塑胶布帐蓬,我是 那段时候出生的。

父母亲都需工作,不然没有收入。我们睡在树叶上没有床垫,吃的是军队的剩饭、剩菜、剩 饼和剩豆子汤。父母工作之后带回去给小孩吃。

西藏家庭教育孩子区分善恶,这是传统。五、六岁时父母亲告诉孩子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如:不要杀那小虫,你会造恶业。如果救它们一命则积福报。不要偷、不要说谎、要诚实。其 他文化强调权益,而西藏家庭教育是区分善恶,一代一代如此教育下来。对三宝:佛、法、僧 有信心。

父母亲的村庄没有法师,要走四天路,骑马十到十二小时就是扎什伦布寺—班禅喇嘛驻钖地, 人们去那儿听法。村庄有间破旧的从古老的时候留下的寺庙。

有位来甘孜区的人,他找到为有钱人家放牧的工作,他喜欢打猎。有一天他杀了一只鹿,他 将鹿的尸体带回家,放在帐篷的入口。晚上睡觉时听到狗叫,他想也许狼要来吃他的鹿,赶着 出去时脚踩到鹿角,刺穿了他的脚。他病了一年,不能走路。他生起了忏悔心,后悔打猎,他 将心转向修行。他去拉萨找师父并朝普陀宫,大昭寺, 也去其他地方朝圣。

在回家路上他遇到一位仁波切,他问师父有没有修持佛法的缘份?师父告诉他:“你需先消 业,重新修荒废的寺庙,并要请一尊佛像安放在寺庙。”他来到我父亲的村庄,我父亲和我的 伯父以及七位村民帮他的忙。他接着闭关,并且留下来协助村民,做他们的师父。后来逃离时 也协助他和村民一起逃。他七十六岁在锡金修路时过世,他也需要修路。当时他还有七、八位 僧人和他一起。

在父亲的村庄有一百户人家,只有三十五户人家逃走。我们的村庄是依止扎什伦布寺的班禅 喇嘛为师父,村庄需付税给扎什伦布寺和中央政府。有些直接付政府,有些供养寺院。

征税是每三年计算一次,看地的大小、羊多少只等等。三年之间不管是家产的穷或富的改变, 每年必须付定好的税金。如果欠收或收入减少也得借钱来付税,有谷税、财税、肉税、羊毛税、 木材税、牦牛税等等。

父母亲当然谈到中国占领西藏带来的灾难,很多人被杀,有很大的改变。逃出来的有机会受 更好的教育,不同的命运。老一辈的告诉子女要收回家园,而且要我们有一天要回去,虽然有 好的新生活,还是要回去。

政治情况不是单一靠一个国家的,也要看邻近国家文化的改变,很多是不能阻止的改变,只 能跟着改变走。历史上在什么时候发生什么,要向历史学习。我们的历史分口耳相传的,和正


式记录下来的。民间传说是口耳相传的,好比西藏歌剧中的传奇性的国王和皇后,是不是来自 几千年前的印度?宗教传统的舞蹈有讲因果善恶,过去、现在和未来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的故事等等。一般人是经过民间戏剧学习因果和做人的道理。

我们的心愿是迎请尊者回西藏

八〇年代出生的子民的心声

是一九八〇年年底在拉萨城中心出生。我有听说一些关于一九五九年三月在诺布林卡发

生的事,三月十日那天拉萨人民到诺布林卡围着想保护尊者,诺布林卡有很大的花园,整个诺 布林卡都被人们包围住了,因为他们听说尊者会被抓走。当时解放军杀了很多人,尸体堆在夏 宫的外面,高到墙那么高,墙有两层楼房那么高。年纪很大的人也去了,不仅是拉萨本地的人 去保护尊者,还有外地来的人,很多寺庙被毁坏了。

我很小的时候不知道历史,也不知道尊者。一般上由各个家庭决定要不要告诉小孩子历史, 有些父母亲不讲,我的例子是父母亲有告诉我,因为我后来被认证是转世的修行人,迟早会去 印度学习,如果留在西藏学习佛法会遇到困难,如果要出家也要得到政府的许可,僧人的人数 是有限制的,就是进入寺院,也没有学习的自由,而且父母亲也要送我去印度。

一九八九年我亲自经历到了西藏的状况,那时在拉萨有抗议。我住的地方就在城中心,是在 二楼,我可以从四楼往下看到主要的街道和交叉路口,我看很多中国军人开枪射击西藏人。我 记得很清楚,西藏人只有石头和棍子,没有枪,中国军人有枪和防卫的武装。我只有九岁,但 能懂得很多,我们住的房子靠主要马路的口,有二到三百台坦克车。他们丢催泪弹,我没有在 人群中。一个催泪弹丢到屋子里,毒气出来时,我们只能用湿的布盖着我们的眼睛、鼻子、嘴 巴。除此之外我们不能做什么。

问:佛法在西藏还留下什么?

在中国人还没有到西藏之前,佛经是用木刻版印的。这些都储存在寺庙里。中国人来了之后 很多木刻版都被烧了。我小时候可以看到残迹。这些日子他们重建三大寺—哲蚌、甘丹、色拉 寺。一些旧的寺院仍是废墟,一座非常古老的寺庙仍可看到废墟,他们没有重建。木刻版烧了, 石头刻的佛像破坏了,然后丢弃在原地,并且也有被子弹打坏的痕迹,金属的佛像被镕化后做 子弹。

大部分的西藏人学佛是靠信仰而已,西藏有个说法:“较钝的心识靠信心,敏锐的心识依靠 佛法。”大部分的西藏人仅有信仰。现在所留下的大寺院很少出家人,主要是工作人员和管理 寺院的,很少能有机会学习或辩经。这些在寺院的僧人,一般不会辩经,一般人有很坚定的信


仰。我们有四大教派:萨迦、宁玛、噶举和格鲁,修行的方式大致相同,细节上各有不同的传 承。

这四大教派的主要支持(供养)来自一般民众。十到二十年前他们不能供酥油灯,供灯的容 器都得藏起来,不然会被没收,现在就可以了。

以前普陀宫是不能够点酥油灯的,一直到一九九八年,不知原因。大寺院和普陀宫都有监视 的相机,所有主要路口都有相机。

我来印度拜访寺院,当我很小的时候我有一些特别能力,被一位师父认出是转世有成就的修 行人。师父给的建议是保持干净,后来到印度之后有两位师父也认证我是转世的修行人。

在西藏时那位师父要父母亲好好照顾我,保持干净,好好学习。要学习佛法只有来印度,因 为大部分佛学学者都在印度。在西藏出家没有选择寺院的自由。

一九九八年当我初中毕业九年级的时候,我来到印度,我那时是十七岁。我没有上高中就来 印度了,所有学校都是公立的,学校里汉人和藏人学生是一样的人数。如果一班有八个学生, 四个是汉人、四个藏人。如果学校有两千到四千人,也是各一半。我们都得到平等待遇,以前 在拉萨没有现在这么多汉人,汉人并不坏,中国军人来自中央政府,他们就很严厉,但一般中 国人和西藏人没有太大的差别。很多是来做生意或工作上的原因来的。

如果学校里学生有争议,会分汉人和藏人两边,老师会来阻止。大部分的老师是汉人,藏人 老师比较少。藏人老师能教的课比较少,学校不教西藏历史,教科书都是中国人编的。我们只 能看到中国人写的历史,如果他们教真正的历史,那我们就会知道真相。

在校园之外如果在拉萨有任何争论、冲突,军队或警察都会站在中国人一边。中国人总是好 的,西藏人总是错的,如果二十到三十人有冲突,就会把藏人抓了关起来。

我来印度时是走过雪山,现在需要中国给的通行证。我和弟弟一起出来,因为家境比较好, 所以到尼泊尔边境是拿尼泊尔做生意的通行证。到了尼泊尔这边付钱找了一个带路的到尼泊尔 境内,行李是请有通行证的女士帮我们载过来的。

两位山地人带路,日落之后开始爬山,走一晚。这是近路但很危险。两位山地人很熟悉这条 路。一九九八年带路的费用是印度卢比一万八千。大部分的人走较长的路,他们是走Kailash山那 边,要走一个月或二十五天,在雪地走,很多人脚趾头长冻疮,眼睛被雪的反光伤了,或从雪 堆冰堆跌死。

过了尼泊尔边境,我们仍需躲藏,因为边境的尼泊尔人如果抓到藏人,送去中国那边会拿到 奖赏。逃的人有时被军队打死。我们走的这条路很少人,因为非常的危险,有时很多月有很大 的困难。

好几年前有些僧人从这条路过,他们被中国军队枪击,我那时已来到印度。

来到印度后,我们没有和父母亲联络,我父亲在政府单位工作,同事不知我们来印度了。有 次我们打电话后,警察到家里询问他们在印度认识什么人?如果我们打电话回家只能话家常, 绝对不谈政治。


也许在康区没有管的那么严格,过年、尊者生日等等他们会注意观察电话的往来。中国警察 六、七位一组,带着枪会注意交通路口,只要有人群聚集的地方一定有相机。

一九九八年后没有机会回去,去拉萨较难申请到通行证。康区和安多区较容易拿到通行证, 父母亲有来过印度,他们是从康区申请到通行证,因为母亲是哪儿来的。如果有做生意,则较 容易拿到通行证。

有人问我对中国人有没有愤怒的心?我说没有。有时候我谢谢中国人,如果他们不存在,藏 传佛法不会从西藏出去,去到很多地方。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我不会来印度,从佛法的角度是 利益佛法。从政治角度西藏是在中国的控制下,中国人将土地权拿走了,我没有愤恨的心。

很多人的家人在一九五九年左右被中国人杀了、抓了、关了,他们也许有愤恨心。

我们的心愿是迎请尊者回西藏,我也希望家人能团聚。我自己是出家人,希望修行的条件会 改善。我的心愿是利益众生,不一定限于西藏或任何地方。

如果我有因缘我要拿到格西学位,就如经书中所说修学六度、般若、思惟空性。六度的第一 度是布施圆满,这谁都能修持,不一定是修行人。还有持戒,有五戒、比丘比丘尼戒,重要的 是戒守的清净。然后入中论的二戒,共同的和不共的,出家的别解脱戒,依发心有区分。还有 忍辱,不伤他人,不管什么状况。如果一个人修持好,可以止住烦恼,利用面对困难或被伤害 修持。如果能经过转念将困难转为好的,就是很好的修持。

虽然我们受苦,但不会恨汉人

六〇年代出生的子民,从小想出家

我进民族学院时,第一次见到出家人就想哭。我想我也应该出家的。我从小就想出家,

但家庭是被斗争的对象,家人怕以后政治改变会受苦,所以一直没有让我出家。

我之前在民族师范学校读了两年就提早毕业,想让这安慰父母,他们因为出生较好,是富农, 而且爸爸也当过官员,解放后就被压迫和受歧视。爷爷、叔叔和爸爸都坐过牢。爷爷和叔叔是 在牢里饿死的。爸爸七十年代被放出来,在狱中期间妈妈生病,在我六岁那年过世。

在西藏历史上是没有饿死人的,解放后才有的,两个哥哥也是在五八到六二年间饿死的。除 了他们我还有三位哥哥一位妹妹活下来。在那段期间没有一个人可以有信仰,寺庙都遭破坏, 一个都没有剩。我们村庄附近以前有座很古老的寺庙,里面的泥雕塑像是非常有特色的,是中 国艺术精华,现在全毁了,没有办法恢复以前的样子,后来房子有重建,但里面雕塑没有了。 七、八十年代有三到四位出家人到家里念经修法,是晚上偷偷的。我们的房子被政府没收了, 连爸妈的衣服都被抢走,我们被赶到院子里一栋小房子,大房子被拆,木材给生产队盖房子。


在学校大家都戴红领巾,我们家人不能戴。吵架时小朋友会骂我们是地主富农的小孩,我们 也不知什么是地主富农。爸爸出狱后必须继续听官员的命令,没有假期,连过年都要工作。

地方挖自来水,乡里将爸爸派出城工作,虽然他年纪已大了,后来从拉砂石的车子上掉下来 压断了腿,幸好舅舅在工作的地方工作,说情送到当地大医院医治,流了很多血,但命保住了。

邓小平上台后政策改革开放,爸爸不用那么害怕,也不必受到地方上的压力,我们也长大了, 他的腿也恢复了,后来连拐杖都不用了。

爸爸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对佛法的信心很强,除了腿受伤之外,从来不生病。他以前在外 做事住在一所寺院,有次出外回来迟了被纠察师打,他认为是好运气,把他的业障都消了,对 他们没有怨恨,他对佛法明白很多。一般西藏人都会念六字真言,不需教的。

佛法从七世纪就传入西藏文化,被人们接受,大家相信因果,会皈依、发菩提心和有善良心、 会念六字真言。看到蚂蚁不杀害,这是很普遍的事。

这让我想起有次和爸爸及二位哥哥的孩子一起去泡温泉,读汉人学校的侄儿抓了蟋蟀分尸, 进藏人学校的侄子看了很难受就告状。这跟藏人的习惯皈依三宝、相信业果有关。上了汉人学 校就没有这个观念。

一般刚学佛的,不一定能马上接受因果的说法,需要很长的时间流传下来。虽然我们受苦, 但不会恨汉人。

希望中国变成一个佛教国家,利益全世界。刚到印度之后三、四年时间有机会学习到历史, 尤其是看班禅师父写的七万字,看了之后就不喜欢中国人。有台湾来的人问我:“听说你不喜 欢中国人?”我说:“从大的方面他们夺走了我们的国家,伤害了家庭,从小我就受到压迫、 镇压。”后来去了台湾一趟改变了我的想法,台湾人善良,积极做善事。

现在年轻人也不喜欢汉人,在家乡如果去百货公司服务员都是汉人,我们不懂汉话,他们骂 我们“畜生”。在印度寺院去城里要座一小时公车,我很羡慕上车的印度人,当地人背上背着 东西,但一上车他们是主人。而家乡的汉人岐视藏人,因为他们不会说汉话。

我们是本地人,他们是从外地来的,但他们压迫我们,他们将当地的狗都打死,到森林将鸟 打死。观光客来到河边休息,看到水里很多鱼,他们就抓,寺院僧人阻止他们不可伤害,因而 吵架打架起来,西藏人不伤害鱼,因此鱼不会怕人,也不会躲避。

自从那年去了台湾一趟,认识了华人朋友,我们坐在一桌吃饭时,每次我会想到以前那有这 样平等对谈。我会怀疑这是真的吗?

其实汉人对藏人的看法与政府的宣传有关,政府宣传藏人落后野蛮,种下不好的印象。当我 听法王讲藏人善良,内心文化的进步时,因为受到以前教育宣传,突然听到觉得有点不对,很 多从国内出来的反对法王的说法,认为他不懂政治。

我第一次回家乡的时候坐车路过一个军区,一个年轻军人上车,我想他家也在远方,想回家 也不能。和他聊天,问他家有爸妈?想不想家?他反问我:“你就这样出家吗?”我回说:


“是”他又问:“你一辈子出家有什么意思?”我回答:“当然有,不然佛陀住在皇宫里,是 印度的王子,为什么放弃一切?”然后我说西方有藏传佛教的中心,我们去哪儿讲经,老师可 以拿工资吧?他说当然可以。宣传说我们出家人骗人、不劳动、不工作、拿饭吃没有资格。下 车时他要付车费,我说不必了。到了县城下车,哥哥在等我。我将车上的对谈告诉了他和另一 位同行的藏人。那位说把他揍一顿,这是藏人的看法。我把这事做比喻,教育年轻的一代,要 转移憎恨的种子。避免如果再发生文化大革命,汉人破坏寺院去地狱。

家乡的汉人称出家人“红鬼”,因为以前僧人反对政府,很多人不了解前面近代历史上发生 的事,以前的寺院被破坏,建工厂,不还给僧人。因此有些僧人以暴力性的方式回应,晚上出 去时回来用石头丢住在寺院里的工作人员的宿舍窗户。因而他们不敢住,最后让给寺院。因此 大家不高兴僧人,称他们为“红鬼”。百分之九十的中国人,对在西藏发生的事一无所知,连 国民党期间的历史改写,他们说打倒日本是共产党的功劳,西藏历史更不用说了。

我们从小认知业果,做恶业有恶果。因此不会憎恨汉人,父母亲受苦认为是前世做的恶业。 也从来没有放弃培养小孩上学。小时不是不想学汉文,但没有好的汉文老师,当地藏文老师较 好。一直到民族学院,才有大学中文课本,压力很大,但中文也进步很快。

中国现在道德观念很欠缺,是很可怜的。西藏需要佛法文化,因为百分之八十的人是文盲, 如果没有佛法文化,加上没有其他的教育,一旦经济发展,不尊重父母等等,那是很危险的, 中国人的道德退步也影响到西藏。

我后来在印度为法王认证是前世修行人的转世,我那世一辈子闭关,然后出关后去一所寺院 教书,有很多弟子。

当藏地发生一些乱事的时候,中国人有些会说中国政府对他们那么好,把藏人杀掉就好,有 些人对我的朋友说把藏人送到北京学习就好了,言下之意是藏人不懂事,教育一下就好了。从 这里就知道一般人完全不知道近代西藏历史。我们村有五百户汉人、两百户藏人。中间有间大 寺院,历史很久了,原先庙里有泥雕塑像很庄严,墙上有古代画的壁画,一边有地狱、天堂、 阎罗王等等。爸爸提到塑像技术很特别,现在全毁了,一点都没有保留下。村人觉得很可惜, 现在没有办法恢复以前的模样。去年我去参观那儿,只有房子重建,里面什么都没有,那是汉 传的寺庙。

在一九四八 - 四九年文化大革命之前,两个村庄遭遇不同,解放军将汉人村庄当做是自己 人,把我们就是当做对头,解放军刚到村庄时有个汉人告密说我们反对解放军,差一点我们村 庄就灭了。幸好我们有一尊土地神降神谕说:今天一个人都不要出去,大家静静的在家里。不 然如果我们出去,解放军会以为我们反抗,因而保了全村。从就可看出之间不同的待遇。

汉人会带解放军来压迫我们,有时会发生一些恶劣的事,彼此有不和,表面上还可以,文化 大革命时就都受害。因为他们里面也有过去国民党的官员,受到斗争坐牢,都一样。他们有很 多妇女是绑小脚的,也看到修行人手上拿着转经轮。我小时候看到很多绑小脚的,藏人绝对没 有,这是很残酷的。


我出家时是在印度,很多人奇怪为什么不在西藏出家?那时我已拿到公务员身分,是中国的 教职员,各方面经济都没问题。我出家大家都很奇怪,甚至于认为我是愚蠢的人,因为觉得出 家本身是没有意思的工作。有些藏人认为是因为没有考上学校,没有找到工作,难听一点是找 不到妻子才出家。好像出家是丢脸的事。我则不是,一般人考不上大学的我考上了,一般人找 不到工作的我找到了,家境也恢复了很多,很多人羡慕我们家,而我放弃了这些,出家了。很 多人说我愚蠢,当时藏地百分之八十都如此想。整个西藏遇到最大的困难是经济,文化大革命 刚结束不久,各方面都没有发展,有工作是很好的。

我后来回去有些同学当官,他们看不起当地的出家人,认为他们什么都不懂,中共一直宣传 出家人是剥削人民、欺骗人民。在师范学校同学都是藏人,如果拿佛经看,会被看不起,是落 后的。

图书馆也有大藏经,管理员说你需要什么我可以借给你看,那时流行Disco,几乎学校每晚 都安排跳舞,他们说跳舞可以拉拢各个民族的关系,大家在跳舞场所彼此交流,我本身想出家, 大家在教室跳舞烦死了,想去宿舍看书,连宿舍里也在跳,很过份。

我们的班藏文程度较好,比我们高一年级的来自七世纪藏王的后代的地方,他们藏文是从字 母开始,我很奇怪为什么到了大学才学字母?他们告诉我是五十八、五十九年开始就不能说藏 语、不能学藏文,所有女人头发都要剪短,名字都不能用藏文,所以他们才会变成那样。如果 觀音尊者没有逃到印度,整个西藏就会像刚才提到的状况。

有台湾朋友问:为什么我们对尊者那么尊重?我回答:如果没有他,没有今天,经典都不存 在了。假如佛法没有价值,不需我们去毁灭,西方人早就毁灭了,尊者在西方也抬不起头。有 次我回家乡去寺院里时,一位老人说你们这些出家人什么都不懂,中国人说“心想事成”是错 的,根本没有心的存在,只有大脑,如果不信大脑就不是人,现在如果没有尊者这种学者,整 个宗教就灭了。法王说过三十年前有人跟他说:你不要连络科学家,科学是宗教的敌人,科学 发展的地方就毁灭宗教。当时法王想科学是追求真理的学科,佛法也是追求真理,我们必须研 习科学和连络科学家。当尊者第一次在美国参加研讨会时,科学家们说这儿来了一个宗教人士, 他会跟我们说什么?我们能跟他说什么?我们讲的他是听不懂,他们的意思是法王的脑袋里是 空空的。研讨会一开始,法王演讲后他们说他讲的与其他宗教人士不一样,用中饭时科学家们 会跑来问这个佛法怎么解释,那个佛法怎么解释,就这样经历了三十年。

有次在鹿野苑一个与其他宗教人士会议时,法王就讲:你们外道学者有什么理由证明意识是 存在的,现在是非常需要提供出来。科学家们认为从头到脚找不出意识心态,只有大脑的存在。 现在如果没有像尊者这样的学者,宗教就结束了。现在科学证明打坐可以改变大脑。修行人圆 寂时虽然大脑已死,身体十几天不腐坏。如果没有尊者,宗教没有下落,西藏佛法更不用说了。 每次想到尊者,他对自己和所有的宗教都有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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