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年代的盜火者

004

白色年代的盜火者

【主任序】深化的集體記憶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自二○一一年十二月十日揭牌成立後，除積極進 行轄下景美人權文化園區與綠島人權文化園區之各項經管工作外；對於人權 教育的推廣也不遺餘力，因此於二○一二年規劃人權講堂系列活動暨專書出 版計畫，希冀透過主題式的講堂活動，能吸引更多公民參與，以啟發人權思 考，落實人權理念於生活之中。 這個計畫第一年委由東華大學華文系副教授楊翠主持，連續進行九場 講座，場場都受到聽眾的肯定，計畫結束後並於二○一三年出版《烈焰‧玫 瑰―人權文學‧苦難見證》一書，深受讀者喜愛；第二年則委由臺北教育 大學臺文所副教授林淇瀁（向陽）主持，名為「白色年代的盜火者人權講 堂」，以白色恐怖年代的政治監獄文學為主題，舉辦九場，邀請學者、受難 者或受難者家屬現身說法，探討白色恐怖跨世代的集體記憶，並藉由文學書 寫以及專業論述，讓參與者重新認識白色恐怖歷史。由於九場講座講者均具 高知名度，講題也具吸引力，場場爆滿，聽眾反應也相當熱烈。 不僅如此，第二年的活動還輔以臉書粉絲頁的隨時更新，讓未能參加 講堂的朋友能夠隨時獲取資訊，舉凡演講活動、講義、講場盛況，都及時上 網，分享各界；每場講後，更由承辦單位剪輯精華影片，上傳至YouTube，分 別公諸於臉書以及本處網站―這是一個跨越演講會場和虛擬網路的人權講 堂，也是一個連結不同世代，一起回顧白色年代歷史的文化講堂。 《白色年代的盜火者》這本書，是這系列人權講堂的演講內容再現。 白色恐怖時期，不少作家與文史工作者被捕入獄，他們經歷暗鬱的禁錮，在 絕望的邊緣掙扎，依然不改其志，堅持理想，用筆寫出他們對臺灣社會的期 待，對民主自由與人權的夢想，也為白色年代留下珍貴的見證。這些作家與 文史工作者就像古希臘神話中的「普羅米修士」，他們敢於向白色年代的諸

主任序

多禁忌挑戰，形同盜火，觸怒統治者而下獄，受盡痛苦與煎熬。這樣的精神 和奮鬥過程，在在本書中都已具體呈現，值得社會重視。 本書的作者，也就是人權講堂的講座，因此收入書中的文章都具有相當 高的可讀性。邀請的學者，如王建國談臺灣的政治監獄文學、張炎憲講白色 恐怖事件的口述訪談與歷史真相、謝里法回憶白色恐怖年代的臺灣美術家、 藍博洲論白色恐怖事件的報導與書寫，都能化繁雜於簡約，勾勒出歷史事件 和相關人物的真相；受害者，如張良澤談流亡日本的見聞、劉 峯 松談 獄 經 驗、姚嘉文談獄中書寫《台灣七色記》的感想，都是第一手見證，也是彌足 珍貴的白色恐怖年代集體記憶；受難者家屬，如陳郁秀談盧修一及其夢想與 實踐、張香華談柏楊及其綠島經驗，她們以另一半的身分，回憶夫妻共同走 過的艱辛道路，娓娓道來，尤其動人心弦。 很高興看到《白色年代的盜火者》以豐富的內容付梓，繼《烈焰‧玫 瑰》之後，這是又一部備受各界矚目的「人權文學叢書」，相信本書的出 版，應能促使白色恐怖年代的集體記憶更深刻化，而為公民社會所關注；各 章所展現的歷史教訓能被記取，並導引臺灣社會開闊視野，關注民主與人權 議題，進而護持得來不易的民主與人權成果。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主任

王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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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年代的盜火者 Contents

【主任序】

深化的集體記憶

王逸群 004

【導 讀】

在暗夜舉爝火，為百姓爭光明

向 陽 008

「牢」不可破？探照臺灣政治監獄文學

王建國 024

白色恐怖的口述訪談與歷史真相

張炎憲 052

第一部分：探照

第二部分：尋訪 一個海外「黑名單」的小故事

張良澤 084

變色的悲情美學

謝里法 112

藍博洲 144

尋訪被湮滅的臺灣史與臺灣人

第三部分：書寫 《台灣七色記》的獄中書寫

姚嘉文 178

做人難得有這款的幸福

劉峯松 208

陳郁秀 254

張香華 284

第四部分：追憶 盧修一和他的夢想與實踐

作家柏楊和他的人權工作 【附 錄】

人權講堂系列講座－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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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年代的盜火者

【導讀】在暗夜舉爝火，為百姓爭光明 向 陽／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圖書館館長

受難者都是普羅米修士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九日，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發布戒嚴令，同年六月 二十一日由總統公布施行《懲治叛亂條例》，次年六月十三日又公布施行 《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根據這些惡法，執政者縱容警備總部等情治 單位監控人民的思想、言論與相關政治活動，凡有異議者，均被視為「共 匪」、「共匪同路人」或「匪諜」，橫遭任意拘捕，嚴刑拷打，羅織罪名， 或不經審判、或經由軍事法庭判決，處以死刑、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導致 人民的基本權利受到嚴重侵犯，涉案者及其家屬、親人的生命財產與心靈也 遭受嚴重損害，整個臺灣社會更因此陷入集體驚懼、人人自危、噤聲難言的 恐怖情境之中。 這種類似法國大革命時期統治者大規模鎮壓、槍殺革命黨與革命份子的 恐怖與嚇阻統治模式，通稱為「白色恐怖」，因此也用來指稱自一九四九年 之後，直到一九八七年解除戒嚴的長達三十八年的法西斯統治時期；如果以 《懲治叛亂條例》公布廢止於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二日、《戡亂時期檢肅匪 諜條例》廢止於同年六月三日計，白色恐怖時期實則長達四十二年；若再加

導讀

計一九九二年五月十六日公布修正《中華民國刑法》第一百條，終結言論叛 亂罪的法律依據，則長達四十三年，白色恐怖時期方真正告終。 然而，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的賠償，還等到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七日總統 公布《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接著行政院依據條例 設立「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專責辦理 補償相關事宜，迄一九九九年四月一日，該基金會方才正式展開會務運作。 對數以萬計的受難者及其家屬來說，無論是名譽恢復或損害賠償，這又是何 等漫長的煎熬與等待！ 如今，該基金會已於二○一四年九月八日清算終結，正式結束。這十五 年來，根據該基金會統計，在刑期（執行刑）部分：死刑（態樣主要有：死 刑、擊斃、緝捕致死）就有八百零九件、無期徒刑（係指實際執行徒刑十八 年六個月以上) 有八十四件、十五年以上未滿二十年者二百九十三件、十年 以上未滿十五年者一千二百六十七件、五年以上未滿十年者一千一百七十二 件、未滿五年者一千零三十九件、感化（訓）教育者一千八百三十五件、無 罪且未執行感化（訓）教育者二百一十一件、其他（態樣主要有：不付軍法 審判、不起訴處分、公訴不受理、免訴、免刑、單純限制人身自由者，共計 六種）一千二百五十六件，合計七千九百六十六件。1 這些不同程度的刑期統計，不僅清楚顯示了白色恐怖時期統治者對於憲 法賦予人民的基本人權的高度踐踏，也意味著在這些刑期下，有多少受到政 治殘害的受難者及其家屬如何在不同的刑期之間陷入希望與絕望、徬徨與煎 熬、生與死的慘酷折磨。 1 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網頁「統計資料」：http:// www.cf.org.tw/data.php?list=sentence_list，瀏覽日期：2014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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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年代的盜火者

再從統計表所示的實際受理的案件（資料日期：二○一四年七月三十一 日）來看，該基金會運作十五年間，總審查（申請）案件高達一萬零六十六 件，其中要件不符者一千九百四十件（19.27％）、不予補償者九十六件 （0.95％）、予以補償者八千零三十件（79.77％）。2 在這些冷酷的數據之 後，我們看到仍有二千零三十六件（20.22％）的申請案未獲受理，隨著基金 會的終結，其中審查是否妥適？能否救濟？仍值得關心；而獲得賠償的案件 高達八千零三十件，牽涉到的不只於實際的金錢補償或名譽回復，還潛藏著 白色恐怖時期以來深埋在受難者、家屬以及相關人等內心深處無法平復的悲 哀與苦痛。其中可能也還潛藏著臺灣整體社會迄今仍隱隱作痛、難以解開的 諸種情結。這應該是無分朝野都仍需繼續努力化解的急迫議題，白色恐怖時 期的歷史重建、真相解密，以及受難者生命史的整理、人權教育的深化，乃 至於人權博物館的早日開館……，因而也都該是急待朝野重視的要務。 這本《白色年代的盜火者》的編成與出版，就是這諸多重建環節中一個 小小的節點，這是我接受國家人權館籌備處的委託，以「人權講堂」為名， 在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紀州庵文學森林主持的九場系列講座的結集。延續前 一年楊翠主持的人權講堂及其《烈焰‧玫瑰―人權文學 苦難見證》一書的 出版，我接棒主持的人權講堂及本書，同樣環繞「人權文學」的主題，冀能 通過學者的研究成果、受難者的經歷口述、受難者家屬的經驗回憶，再現白 色恐怖時期曾經遭受劫難的部分作家為人權奮鬥，不改其志的生命史 這些作家在白色恐怖時期，多因言論、文字或他們的爭取人權而被捕入 獄，儘管經歷暗鬱的禁錮，在絕望邊緣掙扎，依然堅持理想，在獄中寫出他

2 同上註。

導讀

們對臺灣社會的期許，對民主自由與人權的夢想；部分則流亡海外，為故鄉 臺灣的民主運動奔走不懈―無論獄中獄外，無論國內海外，他們都為白色 恐怖年代寫出了可歌可泣的篇章，留下了彌足珍貴的見證。 在我來看，他們就像古希臘神話中的普羅米修士一樣，甘於犯天條、鑄 大禍，在暗夜舉爝火，為百姓爭光明。希臘神話中的普羅米修士，因為眼見 世人生活困苦，心中不忍，於是不管宙斯嚴禁人類用火，執意幫人類從奧林 匹斯盜取火苗，觸怒宙斯，被鎖於高加索的懸崖上，受盡痛苦與煎熬；白色 恐怖年代的這些作家也是，他們是臺灣社會的先知，甘冒大不韙，觸犯統治 者，最後必須以自身的受辱下獄或流亡來換取臺灣的自由。這就是人權講堂 系列講座和本書均以「白色年代的盜火者」為名的理由所在。

民主、自由與人權，並非一蹴可幾 「白色年代的盜火者」人權講堂系列活動，從二○一三年十月起開始舉 辦，到二○一四年六月止，以上下學期為段落，總共邀請了九位講座來分享 白色恐怖時期的人權問題，九位講座及其講題依演講順序是：

1. 王建國〈探照臺灣政治監獄文學〉 2. 張炎憲〈白色恐怖的口述訪談與歷史真相〉 3. 劉峯松〈一生難得有這款的幸福：我的「黑獄」經驗〉 4. 謝里法〈白色恐怖年代的臺灣美術家〉 5. 張良澤〈一個海外黑名單的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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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年代的盜火者

6. 陳郁秀〈盧修一和他的夢想與實踐〉 7. 張香華〈作家柏楊與他的人權工作〉 8. 藍博洲〈白色恐怖事件的報導與書寫〉 9. 姚嘉文〈《台灣七色記》的獄中書寫〉

九位講者中，王建國、張炎憲、張良澤是學者，謝里法是美術史評論 家，藍博洲是報導文學家，劉峯松、姚嘉文是政治受難者，陳郁秀、張香華 是政治受難者的家眷，他們的出身不同、觀照角度也不同，但議題都環繞著 白色恐怖年代的集體記憶與命運；九位講座口才均佳，娓娓道來，不疾不 徐，也讓現場聽眾有置身於白色恐怖年代的臨場感；加上每場講座都備有演 講小冊，精編講綱，搭配參考資料與重要圖片，更讓聽眾可在聽講同時參照 閱讀、作筆記，吸納更多相關的內容。 人權講堂舉辦階段，前三與後三場都在北教大國際會議廳舉辦，中間三 場在紀州庵文學森林舉辦，每場來賓少則八十人，多者一百二十人，幾乎場 場都爆滿，而且來賓中又以年輕學子和文學青年為最多；人權講堂置有「粉 絲專頁」，每場講前介紹講座、講題，分享相關文章與資料，講後推出演講 盛況照片、反響與回應；另在Youtube推出現場演講影片，以供未能前往現場 聽講的公眾分享、近用，也擴大了人權講堂系列講座的觸擊範圍和影響。 這一切，目的無他，就是希望擴大人權講堂的影響力，讓白色恐怖年代 的歷史能夠逐步重建、圖像更加清晰，讓更多年輕的一代能夠因為接觸這些 演講和資訊，知道今日臺灣的民主、自由與人權，並非天上掉下來的，也非 一蹴可幾，而是累積了無數前人的奮鬥和犧牲始有以致之。

導讀

人權講堂前後剛好辦了一年，扣除寒暑假，每個月舉辦一場，時間都在 靠近月底的週五晚上，我共主持了八場（其中一場商請李筱峰教授主持）， 當我介紹講座時，望著會場中愈來愈多的年輕面孔，想到他們放下網路、手 機，婉拒同學或朋友的聚餐、約會，進入這個會場，只為多一分對他們陌生 的白色恐怖年代的了解，多一分對臺灣社會集體記憶的理解，我的內心也就 湧起更多的感動和希望，頓時忘掉了舉辦人權講堂的疲累、辛苦。還記得陳 郁秀演講之日，太陽花學運學生已進入立院議事廳抗爭，各界關注，原來擔 心前來人權講堂的聽眾會銳減，想不到現場還是坐滿了聽眾，且以年輕的學 子居多。這兩個現場，雖然是在一個當下、一個歷史的不同時空中，都一樣 顯現了年輕學生對國事的關切與熱情。 白色恐怖年代的受難者，多數只因言論、思想與執政者不同，就遭到 槍斃或關押的悲慘命運；比照今日因為訴求反服貿而進佔國會議場的學生， 能夠受到國人關心、祝福和祈禱平安的待遇，簡直不可同日而語。但不可忘 記，如果沒有白色恐怖年代的先行者不畏威權、冒死抗鬥，被關被押被判死 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犧牲，今日學運豈能和平收場。

關於本書 本書所收，既是人權講堂九場文學講座的內容，但已由各講座潤飾修 訂，因此較諸演講相對周延。在主軸上，既是白色恐怖年代歷史的重建，但 也把焦距對準在政治與文學、藝術的弔詭關係，藉以突出白色恐怖統治對言 論、思想與創作自由的傷害。根據講堂九場演講內容，可以理出「探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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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年代的盜火者

「尋訪」、「書寫」與「追憶」等四條軸線。這四條軸線，交互對照，細心 的讀者自可從中體會在漫長的白色恐怖時期中臺灣社會的集體悲哀。 因此，本書之結構乃就根據「探照」、「尋訪」、「書寫」與「追憶」 這四條軸線，區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探照」 「探照」，取探照歷史脈絡、宏觀時局變化之義。 第一篇收學者王建國探照臺灣政治監獄文學之文，具有緒論的性質， 通過對日治時期「治警事件」以迄於白色恐怖年代的政治監獄文學的爬梳， 藉以總綰本書的主題，並提供一幅巨觀的鳥瞰圖，作為讀者了解人權文學脈 絡之資。王建國係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現任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助理 教授，他以〈百年牢騷：臺灣政治監獄文學研究〉取得博士學位，也發表過 〈臺灣政治監獄文學研究：以一九二三年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贈答唱和」 詩詞之互文性為例〉、〈不安於室：論柏楊囚室之寫作場域及獄中詩、詞作 品之時空觀〉等相關學術論文。 在收入本書的〈「牢」不可破？探照臺灣政治監獄文學〉中，王建國先 從監獄語境與書寫場域談起，接著探看日治時期臺灣政治監獄之發生及其文 學，次及綠島與文學之間的弔詭關係，帶入柏楊繫獄始末，並鳥瞰戰後臺灣 政治監獄文學的脈絡。全文資料豐富，脈絡清晰，是了解臺灣監獄文學的必 讀之作。 這篇文章，對於政治犯的監獄書寫有著深刻的洞見，結語指出，政治受 難者（如施明正、曹開、柯旗化等）為何從「小牢」（監獄）寫到「大牢」

導讀

（白色恐怖年代的臺灣）？乃是必須「透過書寫來進行自我療癒」，而「這 些書寫正是我們接近那個時代的一種可能性」。的確，如果沒有這些被監禁 者的書寫，我們對白色恐怖年代的記憶，將只剩下「受難者人數多少？刑期 之分別與長短？申請補償案件多少？」等這些冰冷的數據，而無法深刻體會 那個白色年代如何恐怖？受難者如何神傷？以及整個臺灣社會如何被禁錮於 重重政治法網中的噤聲現象。 第二篇是國史館前館長、臺灣史學者張炎憲的〈白色恐怖的口述訪談 與歷史真相〉一文。此文對於白色恐怖年代的史料爬梳、口述訪談以及他實 際進行調查的個案，都有精湛的觀察和精闢的見解。張炎憲長期從事臺灣近 現代史、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與臺灣民主與獨立運動史等研究，這麼多年 來，他從二二八口述訪談做到白色恐怖年代，不斷挖掘、不斷累積，為的是 要追究歷史真相，留下歷史紀錄，盡到一個歷史學家應盡的責任。本文既是 他從事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政治案件口述訪談工作的陳述，同時也是一個歷史 學家對於中國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及其所造成的臺灣人心靈的挫敗與扭曲的 見證，相當感人。 除此之外，張炎憲也具體地指出，白色恐怖歷史的重建有其必要性，但 也有其局限性，如何分辨當時都被冠以「匪諜」入罪的受難者類型（主張統 一的共產主義者，主張獨立的臺獨主義者；批判中國國民黨的異議者，中國 國民黨權力鬥爭的失敗者），就是極大的困難。但也因此，從事口述歷史就 更具有必要性與急迫性，而由當事人留下回憶錄或由他人口述歷史就成為重 建史實的主要門徑之一。但光有口述仍不足，相關政治事件之研究相對不可 或缺，加上白色恐怖年代為時甚久，政局與思潮的變動快速，如何正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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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年代的盜火者

昨統今獨（或左獨今統、非統非獨）更須納入時空環境變遷的因素考量，方 能求得真相―這都是實事求是的中肯之言，對於白色恐怖口述史的進行， 尤具撥雲見日，探照真實的參考價值。

第二部分：「尋訪」 「尋訪」，取尋訪歷史現場、重建時代場景之義，以三篇不同向度的觀 察和視野切入。 首篇收臺灣文學前行研究學者張良澤的〈一個海外「黑名單」的小故 事〉，張良澤是第一個促使臺灣作家全集問世的推手，鍾理和、吳濁流、王 詩琅全集都在他手中出版，讓臺灣本土作家得以重新被國人認識，因而影響 了一九七○年代鄉土文學的風潮。一九七八年他應日本筑波大學之聘，出國 講學，繼續推動臺灣文學的史料蒐集和研究，並參與臺灣人運動，竟因此觸 怒當道，護照遭到取消，從此成為海外「黑名單」人士，無法返國，流亡日 本二十多年。本文詳細地以各種小故事見證他滯留日本期間所見所聞，相當 感人。 在這篇回憶文中，他提到赴日之後參與臺灣人運動的過程，應是國內首 度披露，讓我們得以了解白色恐怖年代無遠弗屆的威力，也得以一探一九八 ○後日本臺灣獨立運動的究竟。 第二篇是臺灣美術史研究者謝里法的〈變色的悲情美學〉。謝里法同時 是臺灣當代重要畫家，其作品多次入選國際個重要畫展，目前任教於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他對臺灣文化最大的貢獻是完成《日據時代臺灣美 術運動史》，至今仍無人超越。二○一三年他出版小說《變色的年代》，書

導讀

寫自一九四五年臺灣政權轉移，至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前的臺灣美術 發展與人物故事，相當動人。在本文中，他從日治時期談到戰後白色恐怖年 代的畫家與畫界發生的軼聞，觸及政治與藝術之間的弔詭、矛盾關係。 其中一段提到一九六○年夏天，中華文藝協會舉辦座談會，畫家劉國松 從古詩上找句子為自己的畫作命名，有人說看不懂，要求解釋，劉國松不知 是陷阱，正要解釋，就被上前阻止，這時梁中銘起來發言，只說了一句「抽 象就是共產黨……」，頓時引起場內亂成一團，全被嚇壞了，「不是怕共產 黨，而是怕因為共產黨而坐牢」。這段陳述鮮活地點出了白色恐怖年代存在 的「集體恐怖」，也讓我們看到了即使是在不著文字的畫界，思想的檢肅依 然如此彌天蓋地，無所不在。 第三篇收報導文學家藍博洲所寫的〈尋訪被湮滅的臺灣史與臺灣人〉。 藍博洲係臺灣報導文學的重要作家，最初寫小說，一九八七年加入陳映真主 持的《人間》雜誌，從此開展了報導文學書寫，迄今仍未間斷，已出版有 二十餘本報導文學、長篇小說及散文作品。他最有名的報導文學著作是《幌 馬車之歌》，歷史調查有《白色恐怖》、《五○年代白色恐怖―臺北地區 案件調查與研究》、《天未亮》、《麥浪歌詠隊》等，可說是一個專注於白 色恐怖年代史料挖掘的文史工作者。 本文是他投身報導文學和相關史料的心影錄，細數他從文學青年到投身 報導文學與白色恐怖年代田野調查、訪談的心路歷程。要了解臺灣內部左翼 統派人士對於白色恐怖年代的詮釋觀點，這是一篇具有參考價值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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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年代的盜火者

第三部分：「書寫」 「書寫」，取書寫獄中語境、療癒受難創傷之義。 第一篇是姚嘉文〈《台灣七色記》的獄中書寫〉。姚嘉文是美麗島事 件受難者，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被捕，後判刑十二年，出獄後投身政治運動， 現為臺灣國家聯盟總召集人，曾任考試院院長、總統府資政、民進黨主席等 要職。《台灣七色記》（白版戶、黑水溝、洪豆劫、黃虎印、藍海夢、青山 路、紫帽寺等七部）係他被捕入獄之後在獄中中所寫的巨著，可說是典型的 監獄文學。這七部小說，共寫了三百萬字；每部平均字數約四十萬字左右， 以六百字格稿紙書寫，初稿和謄稿就用掉稿紙一萬張。足見姚嘉文獄中寫作 的毅力和強韌。 透過本文，姚嘉文細數他寫作《台灣七色記》的淵源、獄中寫作的甘 苦、以及寫作經驗，他的文字乾淨俐落，卻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政治受難者在 孤獨牢房中以自己的身體健康持續苦熬的書寫意志。二○○九年他以《台灣 七色記》榮獲吳三連獎，評定書說《台灣七色記》「在追尋歷史根源，演進 與經驗，來啟發思考解決現今臺灣處境的諸多問題，虛構力強，情節繁富曲 折，故事感人，文采橫溢。這套書是臺灣史上最長的大河小說，以後可能也 沒有人有毅力創作這麼龐大的作品，可說是空前絕後；這部作品也能啟發臺 灣小說家提升寫探討國家問題及政府層次的題材。」白色恐怖年代的監獄， 促生出一部「臺灣史上最長的大河小說」，恐怕是當年的執政者難以想像得 到的。書寫在抵抗監獄、禁錮之上發揮了筆勝於劍的力量。 第二篇是劉峯松的〈做人難得有這款幸福〉。劉峯松曾任臺北縣文化中 心主任、國史館主任秘書、臺灣文獻館館長，他於一九八○年參選彰化縣國

導讀

大代表因反對長期戒嚴、萬年國會，主張「快把專制獨裁拉垮」，被以「煽 惑內亂」罪名判刑三年六個月而入獄。在本文中他回憶從政經驗、入獄生 活、獄中書寫，以及出獄後的精采人生，娓娓道來，筆端幽默、自嘲「慶幸 自己難得有過這種幸福」，笑中帶淚，見證了白色恐怖年代受難者在萬端無 奈之下以書寫療癒人生傷痛的歷程。

第四部分：「追憶」 「追憶」，取追憶親人行止、呈顯遺孀心境之義。特別邀請盧修一遺孀 陳郁秀、柏楊遺孀張香華從政治受難者「另一半」的角度，回憶在苦難時光 中如何同心同行的心路歷程。 第一篇收陳郁秀〈盧修一和他的夢想與實踐〉。陳郁秀是傑出的音樂 家，曾任師大藝術學院院長、文化建設委員會主委，現任白鷺鷥文教基金會 董事長。在本文中，她以盧修一一生至愛的另一半的身分，追憶與盧修一相 戀、結婚成家，以至於其後盧修一被捕入獄、她如何奔走、如何堅強面對人 生關卡的種種心路，最後總結於白鷺鷥文教基金會和她彰顯盧修一精神的志 業。作為一個政治受難者的家屬，陳郁秀娓娓細數盧修一生前的小故事，都 令人莞爾，凸顯了盧修一治學、入獄、從政到過世四個階段的積極、樂觀和 奉獻人格，相當感人。 第二篇是張香華所寫的〈作家柏楊和他的人權工作〉。張香華係聞名 國際的詩人，曾獲國際桂冠詩人獎，她與柏楊結婚於一九七八年，伴隨柏楊 的後半生，協助柏楊的書寫，更與柏楊共同參與國際人權工作，不遺餘力。 透過本文，張香華談柏楊的人本思想和人權信念，以及一九九○年代投入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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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年代的盜火者

際特赦組織、宣揚人權理念的種種作為。從本文中，我們不僅可以了解柏楊 一生堅持的理念，也可以看到這一對文學伉儷同心協力奉獻於人權志業的情 操，顯現了他們不被白色恐怖統治陰影所限的格局。

維護民主自由、捍衛人權價值的必要 從一九四九年之後開始，結束於一九八七年解嚴的長達三十八年的白色 恐怖年代終究過去了，但難保類似的法西斯統治不會再來。前事不忘，後事 之師，臺灣今日擁有的民主、自由與人權成果，雖然仍未臻於完美，但已經 形同陽光、空氣與水，在日常生活中落實。追本溯源，這都是從二二八到白 色恐怖年代眾多政治受難者以他們的言論、主張，以及因此而付出的生命、 人身自由和血淚代價所換取來的結果。如何維護臺灣今日的民主自由體制、 捍衛全球共同信仰的人權價值，因此就是我們這一代無可逃避、不能推拒的 責任與義務。 這本《白色年代的盜火者》之編成，以及編前人權講堂系列講座的舉 辦，其目的不在揭露白色恐怖年代如何不堪，這已是臺灣人民眾所皆知之 事；而在於通過白色恐怖年代的歷史重建，讓我們從中看到政治受難者積極 的抵抗力量，及其不被有形的或無形的「監獄」所禁錮或壓制，寧以個人死 生、身家、幸福換取多數人民主、自由與人權的無私精神。他們當年的「盜 火」行動，在白色恐怖年代的執政者來看，固然與「盜匪」無異，因而受到 殘酷的制裁、懲罰與規訓，這是荒謬年代的歷史悲劇；他們前仆後繼，勇於

導讀

「盜火」的結果，換來的則是今天全民共享的光明年代，他們的精神值得我 們感念，也應為我們效式。這是本書出版的意義所在。 感謝九位講座的參與，他們或探照臺灣政治監獄文學、白色恐怖口述訪 談的脈絡，或帶領我們尋訪歷史現場、重現不同時空的白色恐怖圖像，或提 供黑牢書寫經驗、豐富監獄文學的研究資料，或以家屬身分追憶政治受難者 的理念與實踐、樹立積極奮鬥的典範，都使本系列活動得以圓滿告一段落， 也使本書內容更具可讀性與參考價值。

作者簡介 向陽，本名林淇瀁，南投人。美國愛荷華大學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國際寫作計劃）邀訪作家，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 博士。曾任《自立晚報》副刊主編、《自立》報系總編輯、《自 立晚報》副社長兼總主筆。現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 所副教授兼任圖書館館長。獲有吳濁流新詩獎、國家文藝獎、玉 山文學獎文學貢獻獎、臺灣文學獎新詩金典獎、教育部「推展本 土語言傑出貢獻獎」等獎項。著有學術論著、詩集、散文集、評 論集、時評集等四十多種；編譯作品三十餘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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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One

第一部分

探照

2013.10.25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至善樓國際會議廳 （徐觴／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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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不可破？探照臺灣政治監獄文學 王建國／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監獄語境與書寫場域 政治文學或是監獄文學的內容應該用哪些思考角度來切入呢？監獄和文 學，在我們看起來，一邊是官方立場，一邊則是民間、非官方的立場，但是 他們可以有一些對話。蘇聯的文學評論家別林斯基說過：「在專制的統治之 下，文學是唯一的講壇。」官方的代表列寧也說監獄有一種很神奇的力量：「世 界上最殘忍也最令人不能忍受的就是單獨囚禁。」因為它會讓人精神瘋狂， 在監獄被關久了可能會讓人開始喃喃自語，柏楊就曾經歷過這樣令人不忍卒 睹的遭遇。 論及監獄語境的追溯和書寫場域的形成，若從中國文化脈絡來看，《史 記》是司馬遷在獄中所寫。李白的〈早發白帝城〉：「朝辭白帝彩雲間，千 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是他在流放途中遇赦 返還時所作，可以看出他的心情非常愉快、開朗。蘇軾也曾入獄，寫出「四 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等詩句。清代方苞則因被關在監獄裡面， 而得以目睹當時監獄環境的骯髒汙穢，包括生人和死人踵頂而臥。而這樣的 客觀事實也慢慢影響到一八四○年鴉片戰爭打開中國國門的情形，當時每個 國家除了向清廷要求要最惠國待遇外，就是爭取領事裁判權，好讓他們的僑 民在中土犯法時，可以享有自己本國司法裁判的權力，因為他們看到中國的 監獄環境與司法制度的落後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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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五年，臺灣割讓給日本，而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西化速度非常快， 也將學習到的德國公共衛生制度，引進日本。在統治臺灣的過程中，也把這 樣現代化、進步的監獄制度引入臺灣，後來清廷更延聘日本監獄學專家小河 滋次郎前去修改相關法律及監獄制度，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出臺灣監獄的發展 比中國來得更早。 監獄文學的命題就馬克思主義來說，應該是兩個上層建築：政治與文學 對抗的結果。監獄的能指是法律，日本統治臺灣的過程當中，臺灣總督可說 是臺灣的土皇帝，因為委任立法權的關係，可以先實行再請國會追認。戰後 戒嚴法的實施與懲治叛亂條例則像是一條鎖鍊綑綁了島嶼的人民，無獨有偶， 前後兩個時代在監獄文學發展過程中有一些相類似的地方，例如「治警事件」

1923 年，臺灣和日本皆施行「治安警察法」，嚴格控管人民集會結社，也使當時活 躍於民間運動者，含蔣渭水、蔡培火、林幼春、賴和……等，近百人遭受迫害，史稱 「治警事件」。圖為一審宣判全數無罪後，眾人在外頭拍攝的合照。（郭庭瑄／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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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美麗島事件」的審判過程與激起的時代意義有其相似之處。監獄的所指 就是對知識分子或是思想犯進行改造，可以發現現代的法律是一種自由刑的 方式，而與古代的監獄制度不同，古代關入監獄可能是等待判決或秋決，現 在的法律則有一定的刑期，也很重視人權，希望犯人經過一定刑期之後，可 以重返社會，繼續貢獻其才智。在空間上也可以發現不太一樣的地方，例如 文天祥是被關在半地牢式的監獄中，故感覺非常陰濕，但在現代化的監獄裡， 為了受刑人的人權，及怕傳染病的發生與管理上的不方便，監獄的設計與以 往有別。 關於監獄的主體基本上是政治犯或是所謂的良心犯，更多是知識分子， 很多人是因為理念與當局不合，並和當局有所衝撞因而被逮入獄，像是臺灣 戰後一九六○年代監獄關禁的政治犯有三種色彩，第一種是紅色，與共產主 義、社會主義相關，另一種是白色，就是今天的主題，還有一種是藍色，就

美麗島事件發生於 1979 年 12 月 10 日，起因是由美麗島雜誌社成員籌畫於國際人權日這天發 起遊行抗議，隨後爆發嚴重警民衝突，最後以警方出動鎮暴部隊鎮壓收場。此為當時民眾遊行 集會照。（李筱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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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國民黨內部內鬥的結果，在施明正的〈喝尿者〉中可以看到有一位被抓入 牢裡的人，還覺得自己有功於黨國，很明顯是內鬥之下的犧牲品。 邊沁提出圓形敞視建築（panopticon）的概念，它的特色是在圓形中心可 以做三百六十度的觀看，而每個牢房設有鐵窗，一方是為了使空氣流通，一 方面也可以讓陽光從背後照射進來（陰天時則透過點燈作為照明之用），與 獄門前的孔窗，構成監視的機制，加上牢房兩邊是完全禁閉隔絕的狀況，得 以讓在中心的人可以輕易監視囚犯的一舉一動，而囚犯長期待在這樣的環境 之下，自然而然也會產生自我監視的心理。在戰後白色恐怖的大牢環境中， 也使人產生「人人心中都有一個警總」的心理，時時刻刻都要注意自己的言 行舉止。

英 國 哲 學 家 傑 若 米． 邊 沁 （Jeremy Bentham） 於 十 八 世紀末時提出的監獄設計方 式，囚室使用環形建築，獄 監只需待在位於中央的高塔 中，即可監控所有囚犯的情 況。此種設計不僅便於掌控 囚犯，也可降低監管所需的 人力資源。 （ 翻 攝 自 John Bowring, ed., The Works of Jeremy Bentham , 11 v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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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治警事件」看日治時期政治案及文學 一八九五年之後，日本對臺灣進行統治，臺灣人因此跟日本人進行武裝 抗日行動，到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六年的西來庵事件，這次被判死刑的人有 八百八十六位，曾引起日本國內輿論喧騰及國會嚴正關切，當時的總督安東 貞美因而藉口大正天皇即位大赦，除已執行死刑之九十五人外，宣布下令減 刑一等。在臺南西門路二段政大書城斜對面正興街的西來庵紀念館，就是為 紀念這起事件而設立，當時社會流傳著：「余清芳，害死王爺公。王爺公無 保庇，害死蘇阿志。」的話語。 從照片中可以看到日本的軍隊很有紀律，但為什麼囚犯要帶罩籠？一方 面是怕別人劫囚，一方面也是怕情境轉化會使囚犯成為英雄人物，也有人說， 帶「草籠」有保護囚犯少之又少的尊嚴之味道在。而在西來庵事件造成許多 傷亡之後，臺灣也有人開始思考如何與日本政府周旋，並爭取新的生存空間，

1915 年， 臺 南 爆 發 西 來 庵 事 件， 圖為日本軍隊押 解囚犯前往法院 的情景。 （王建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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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一九二一年便有臺灣文化協會的成立，該協會一半是文化性質，一半 則與政治民族運動很有關係。在這過程當中，每年文化協會不斷跳過臺灣總 督向日本國會請願，而且在第三次赴日請願後，於日本東京成立「臺灣議會 期程聯盟」，終於引來總督的不滿，於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下令封鎖臺 灣，逮捕、拘留、搜索的知識份子共九十九位，史稱「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 （簡稱「治警事件」），也有人稱此事件為「臺灣獅子狩」（日文諧音：志 士狩），以獅子象徵知識分子。治警事件第一審為無罪或罰鍰，之後檢察官

1921 年 10 月 17 日，臺灣文化協會在臺北靜修女子學校成立，會員共有 1032 人，公推林獻堂（坐 右 4）為總理，蔣渭水（坐右 5）為專務理事，選出 41 名理事、44 名評議員，數日後在霧峰林 家大花廳召開理事會議，與會者有：蔡培火、陳虛谷、丁瑞圖、林資彬、林幼春、王敏川、鄭 汝南、陳逢源、賴和、謝春木（站者左起 1.2.7.8.9.10.11.13.14.15.）及洪元煌、連溫卿（坐者左 起 1.5.）等人。（林柏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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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上訴，七位被判有罪需要入獄服刑，最終三審定讞，維持二審判決。 知識分子入獄後多藉由詩、詞、文來寫作，詩的方面有林幼春、陳逢源， 詞方面有蔡惠如，文有蔣渭水以模仿古文的形式在獄中書寫，例如〈快入來 辭〉便是模仿〈歸去來辭並序〉的內容，將「田園將蕪，胡不歸？」改成「心 園將蕪，胡不入？」意思是說自己的心都快荒廢了，怎麼不快進入監獄去呢？ 描述入獄的這段時間剛好可以修身養性、靜下心來讀書，反諷之餘亦顯現出 其氣定神閒的一面。 在此，臺灣文學史上產生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臺灣新舊文學論戰發 生於一九二○年代，當時古典詩較為人所詬病的是經常書寫不關心民生，且 與現實脫節的風花雪月之作；然而這群知識份子在獄中所寫的詩詞文，雖同 為傳統形式，卻深具時代意義，並可經得起閱讀。而且，當中也有很多獄中 寄內詩，是歷來臺灣古典詩所罕見者；此外，在獄中的人也會透過詩文互相 鼓勵、打氣，尤其，當很多獄中作品刊載在《臺灣民報》上，獄外的人看到 了也會寫詩互相唱和。準此而言，剛好可對新舊文學論戰過程中，傳統文學 一路挨打的現象做不同的呈現，看到臺灣古典詩的新風貌。 被關在監獄中，犯人心裡面最掙扎的是，出獄後會不會跟人有疏離之感， 賴和也有這樣的焦慮，他的〈出獄作〉：「心地無私但率真，殺身未敢詡成 仁。不知自昔交遊者，患難相從有幾人。」正反映出獄前的焦慮心理，而〈出 獄歸家詩〉則可以看到他幾乎是受到英雄式的歡迎：「莽莽乾坤舉目非，此 生拼與世相違。誰知到處人爭看，反似沙場戰勝歸。」 賴和一生除了這一次被關以外，在珍珠港事變後次日第二度入獄五十天， 在獄中寫了《獄中日記》，戰後最早刊登在《政經報》上。這次入獄他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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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明顯有了極大的轉變，因為他已經為人父，也經營了醫院，而有不少借貸， 此際，因身處獄中，沒有經濟來源無法還債，故相當擔心，和之前治警事件 入獄的心境可謂截然不同。而蔣渭水的日記詳實記載獄中的作息，如：早上 六點半起床，之後做體操、入浴、讀書等等，讀書的時間也很多，另外還有 運動（也就是放封）時間，某種程度對被關的人來說，心靈上能獲得一種喘 息的機會。雖然如此，仍不可忽略其有切割囚犯時間而進行規訓之意義。

戰後消失的監獄文學 戰後時期，有一個綠島蘇姑娘的故事。一個曾姓政治犯被關到綠島，與 島上的蘇姑娘相戀，但因第三者（獄方人員）的出現，而使這段戀曲發生變化。 這位獄方人員也很喜歡蘇姑娘，時常往蘇姑娘家走動，但她都不為所動。因 綠島蘇姑娘與屏東的曾大姐以書信論及這門婚事，而被獄方攔截發現，於是 這位喜歡蘇姑娘的獄方人員，想要藉故施壓，蘇姑娘迫於無奈只好與獄方人 員結婚，後來卻在臺東服毒自盡，而這個故事就由當時獄中的難友披露出來。 另外，還有一把小提琴是獄中的政治犯陳孟和做給未曾見面小外甥女的 禮物，小提琴上的響板採自綠島解體的沉船，而以甲板的楓木雕刻成型，側 部是取自在颱風天被風雨吹落的民舍檜木，並以沸水煮軟，放置於模具中成 型，琴頸與琴弓是以斧頭柄製成，其他零件由木工獄友提供，琴盒則是以馬 糞紙一層層塗抹上去，最後則覆蓋囚衣的布料，堪稱是一個集體合作的作品。 繫獄的政治犯胡鑫麟更利用綠島的夜晚繪製天體圖，不禁令人想起林建 隆《鐵窗的眼睛》，其中，有一首「夜空是大海，鐵窗是竹筏，用食指垂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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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原本監獄的環境是內外隔離，但透過詩人的想像，讓監禁的環境變 成一個可以自由馳騁的寬廣天地，可以乘著竹筏出海垂釣，也令人有乾坤顛 倒之感。還有寫作《說文類釋》的李國瑛老師，其父親也是白色恐怖的受難者， 她因此而終身不嫁。 何川在獄中將最後的感想寫在《三民主義》書中摺縫空白處，並將書送 給江槐 ，可惜最後在移監過程中遺失，二○○三年，江槐 憑著記憶還原了何 川的絕命詩，由何川同案的獄友張大邦以毛筆書寫在宣紙上，送給何川遺孀 留做紀念：

紅の雲明け行くを 笑まひ見つ 曉闇よ我が屍抱け

大意是：

微笑地看著東方的天空，漸漸亮起粉紅色的光， 拂曉前的黑暗，擁抱我熱血奔流的屍體吧！ （節選自蔡宏明〈何川的絕命詩〉）

鄭愁予〈小小的島〉的寫作背景，則是鄭愁予在與好友下棋時，突然有 人帶走這位好友，因好友看了禁書，詩作刊載出來後，詩人將其剪下寄給好友：

你住的小小的島我正思念 那兒屬於熱帶，屬於青青的國度 淺沙上，老是棲息著五色的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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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鳥跳響在樹枝上，如琴鍵的起落 那兒的山崖都愛凝望，披垂著長藤如髮 那兒的草地都善等待，鋪綴著野花如果盤 那兒浴你的陽光是藍的，海風是綠的 則你的健康是鬱鬱的，愛情是徐徐的 雲的幽默與隱隱的雷笑 林叢的舞樂與冷冷的流歌 你住的那小小的島我難描繪 難繪那兒的午寐有輕輕的地震 如果，我去了，將帶著我的笛杖 那時我是牧童而你是小羊 要不，我去了，我便化作螢火蟲 以我的一生為你點盞燈 （節選自《鄭愁予詩集》，臺北市：洪範出版，1994 年，頁 92-93）

綠島人權紀念碑上，有柏楊先所撰的碑文：「在那個時代有多少母親， 為他們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某種程度來說，被關在綠島的囚 犯何嘗不也是這座島嶼上孩子的父親呢？由是，這個綠島小牢與臺灣大牢產 生了很有意思的辯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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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柏楊案」看戰後臺灣政治監獄文學 柏楊先生因一九六八年大力水手漫畫的翻譯，將其中用語 Fellows 譯成「全 國同胞們」因而被捕，也有人說是因為當時一九六○年代初雷震被抓走之後， 柏楊先生認為下一個人是他。原來柏楊先生被判刑十二年，因蔣介石過世減刑 為八年，後來刑期屆滿，但上層認為柏楊的思想還未完全歸正，故讓他繼續 在綠島當教官，結果多關了一年二十六天，這樣的心情落差可想而知。前此， 在等待判決書的時間是最難熬的，不知道自己會被判刑多久，那時柏楊先生 有出現喃喃自語的現象，幸好獄友打了他一下提醒他，讓他醒了過來。不過 他在獄中的九年二十六天也沒有白待，正如李敖所說「天下沒有白坐的牢」 ―天下沒有「白」坐的「黑」牢，他們都從獄中帶出作品，不過在一九五 ○年到一九八○年代基本上不太可能有獄中寫作，因為紙筆都被收走了，而 柏楊先生的獄中詩則是分別抄寫在《辭海》和《領袖訓詞》之類的書中挾帶 出來的。 還有一位許席圖先生在獄中發瘋了，後來獄方聯絡許席圖先生的姐姐， 希望可以將其領回，但姐姐已經嫁人無法照顧他，因此政府把許席圖先生送 到玉里療養院。與柏楊相對照，可知沒有瘋掉的人，痛苦的是自己；瘋掉的人， 痛苦的是家人。九○年代的重要詩人曹開，文學養成的場所就是在監獄裡， 因為在當時不能寫下來，只好在出獄後憑著記憶重新寫作，而他的筆名是小 數點，因為他要堅持小數點的精神，即使如何被邊緣化，也要發揮自己存在 的影響力，而他所寫的〈開釋〉，正是許席圖先生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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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幅漫畫便是當年《中華日報》家庭版上刊登的連環漫畫，分別出自：1968 年 1 月 4 日、 5 日、6 日。內容敘述卜派（Popeye）和兒子小娃（Swee'Pea）兩人漂到一座孤島上，卜派打 算寫一篇〈告全國同胞書〉，並要舉行公開演講，演講開頭也以「全國同胞們」為開頭，相當 類似蔣介石演講時的語氣，柏楊也因此遭到逮捕、判處 12 年徒刑。（王建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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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他們得到開釋，便轉入了瘋人院 幾個相識的伙伴 都是堅守節操的思想犯

據法醫診斷 老張患了精神分裂症 老李染了狂熱病 老江是個夢遊者

當他們得到了釋放 隨即被送入神經病院 （節選自《悲 ‧ 怨 ‧ 火燒島：白色恐怖受難者曹開獄中詩集》， 臺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二○○七年七月，頁 203）

五○至八○年代的一種政治、兩種文學 一九五○到一九八○年代，臺灣文學的發展呈顯出一種政治兩種文學的現 象，一九五○年代以降的政治文學依附在官方的權勢底下，但到了一九七七、 一九七八年的鄉土文學論戰，則有了極大的轉變，雖然最後是「不了了之」， 但鄉土小說家王拓與楊青矗，在美麗島事件中入獄。如果將日治時期的治警 事件與戰後美麗島事件加以對照，則可發現歷史重演的現象：兩事件中，幫 政治犯辯護的律師，都敢於面對現實環境的挑戰，治警事件發生的年代正好 是大正民主時期，很多日本律師都跨海來臺免費為他們做辯護，而美麗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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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辯護律師，也無畏惡劣的政治環境，挺身而出，為政治犯辯護。 美麗島事件對當時的文學發展造成了很大的影響，雖然沒有所謂的美麗 島文學，但卻使得後來的文學發展有了更多元的內容。因為美麗島大審讓許 多人開始重新思索自己的經歷，包括施明正與陳映真以自己繫獄的經驗來寫 作小說，某種程度而言，可以看到他們是身處在大牢之中，而寫作小牢的故 事，或者說，暫時出了小牢卻又進入另一個大牢之中。若以現在的眼光來看， 這個階段的創作，無疑是政治文學發展極為重要的階段，也是政治文學創作 能量高峰期，整個監獄文學的發展，先由有入獄經驗的老作家率先寫作，到 了一九八二、一九八三年開始有年輕作家展開政治詩的寫作，如向陽參與其 中的《陽光小集》，不過，最後到十三集被禁，也是大時代下的結果。這一 波由老作家引領年輕作家的政治詩寫作，文類上也由小說轉向詩，可以稱作 監獄小說到政治詩的轉換。 小說部分，陳映真的〈鈴鐺花〉與〈山路〉不論在當時或後來，都相當 有影響力。陳映真因一九七○年代中期的一次「遠行」而到了綠島，又因為 入獄而得以與一九五○年代為了社會主義信仰而努力的人相遇，看到他們的 身影、遭遇，如此說來，他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盜火者，某種程度言，他是為 了這些還未放還的人而寫作，在〈山路〉中可以很明顯看到：蔡千惠到國坤 的家裡是因為其兄長出賣了讀書會成員而使其被捕，因此她想要幫助其家庭， 終其一生，為李家盡心盡力，也幫助弟弟國木考上律師，就在這個時候，蔡 千惠早年仰慕的黃貞柏出獄了，她突然驚覺當初他們的理想完全沒有實現， 而她現在竟生活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而感到相當慚愧，最後留下了一封動人 的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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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年 7 月，《陽光小集》遭到自稱「新聞 局人員」查扣取締，成為國內第一本遭查扣 詩刊，該刊於次期發表社論〈惶恐的寵幸〉 （如上圖），對詩刊遭到查扣表示異議。 （向陽／提供）

1979 年創刊的《春風詩刊》，因 1984 年 4 月 推出「獄中詩」專輯，而成為第二本遭政府 查禁詩刊。（向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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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八三年間的一則新聞標題： 三十年綠島感化悔悟 四名叛亂犯獲得假釋 人權協會從中奔走・重獲自由 另有多人情況相同・也將獲釋

值得留意的事情是：當時報紙媒體將這樣的內容與「竹聯幫」的新聞放在一起， 可以看到當時社會對政治犯的認知。 綠島人權紀念碑曾經經過兩次整修，在早期的人權紀念碑上可以清楚看 到名字因不斷被人用水擦拭，所以顏色比較深的代表認識他們的人愈多，例 如：林義雄、施明正、施明雄、施明德、姚嘉文、柯旗化、柏楊等人。其中， 施明正、施明雄與施明德是三兄弟，施明雄撰有《施家三兄弟的故事》紀錄 三人的故事。 施明正在一九八○年寫了〈渴死者〉敘述一個人在獄中三次尋死的過程 ―第一次可對照梵谷在〈囚獄〉中畫出囚犯不能出去放封，只能在獄中圍 成一圈不停行走的畫面，〈渴死者〉裡的主角也曾有類似的繞圈活動，然過 程中竟跑去撞欄杆，導致整個人血流滿面，門牙凹陷。第二次則是把獄方發 放的饅頭收藏起來，累積到了一定數量後，才開始大量吞嚥，並且不斷灌水， 企圖把自己撐死，但最後還是被救了起來。第三次是「我」聽聞別人轉述這 位主角的下場，他把囚褲的褲管套在脖子上，綁在鐵門把手中，如蹲如坐， 雙腳打直與地平行的把自己活活吊死。 施明正在〈渴死者〉中說：「要死不是要死在監獄外面嗎？」竟一語成 讖，在施明正伸援施明德絕食抗議過程中，不幸過世。施明正〈喝尿者〉是 監獄文學的另一佳作，在小說中每個人在一大早面對著欄杆進行排氣的動作， 但每個人排氣的聲音都不大相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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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地區陳氏）：『怖─巫污─吾誣─侮仵』 （河南籍魯老）：『不，不，怖……』 （河南籍周老）：『捕，不不，怖怖……』 （本省籍莊稼人）：『兀、勿、惡、悟、騖、霧』 （本省籍我）：『哺』

以這些聲音表達出每一個人心中不同的恐懼，其中有一位則是每天灑尿 入杯，再把尿喝下，以此方式作為一種贖罪，整部小說構成了一種「屁滾尿流」 的異想空間。當時施明正這樣的寫作內容讓監獄文學有一個新的契機，是一 個很重要的嘗試先鋒。而施明德一生被關了四分之一世紀，二十五年，據說，

《島上的愛與死》是施明正於 1983 年問世 的文學集，收錄了他一生最具代表性的二篇 短篇小說〈渴死者〉與〈喝尿者〉，在白色 恐怖時期的監獄書寫中，創作時間和風格都 相當具有開創性的作品，更因此獲得吳濁流 文學獎佳作及正獎殊榮。 （郭庭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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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室之春─施明德散文集》中，收錄 了施明德在獄中書寫的二篇文章，分別是 〈囚室之春〉和〈施明德的政治遺囑〉。 前者敘述施明德在 1985 年為抗議執政者而 絕食抗議，卻一次次被強迫灌食，在生與 死間徘徊的心境轉折；後者則是施明德在 美麗島軍事法庭上的答辯書，從中可以窺 探到他一生的政治信念與心路歷程。 （前衛出版社／提供）

從監獄要出來時要一路走出來，不能回頭，施明德第一次出來時回頭了，第 二次美麗島事件又被關進去，《囚室之春》是其監獄書寫的結集。 一九五○年代泰源監獄已經人滿為患，官方因此想到近在咫尺的綠島， 當時綠島還是尚未開發的狀態，很多政治犯來到綠島監獄，白天要接受思想 的訓練，下午則要到海裡打撈咾咕石（珊瑚礁），砌成圍牆，把自己關起來。 如果在監獄表現不好，則會遭到一定的懲罰，例如用鐵鍊將人綁在大石頭上， 漲潮時便會把人淹沒過去（水牢），或者將人關禁在獨居房，任憑一個人在 狹小黑暗的房間裡吃喝拉撒睡。 綠島有三大隊，每隊下面有四中隊，總共有十二個中隊，但那些永遠回 不到島嶼上的人被稱為第十三中隊，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情況？第一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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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規定出獄時需要有兩個保人，可是如果你是早期隻身來臺的外省人，而 當初來臺的同鄉又因官方的羅織設計，而寫下了自己的名字，等到自己刑滿 出獄時，已經不可能回頭找昔日的老鄉了，更何況經過長期的關禁，外面的 世界恐怕人事已非，已經沒有認識的人了，在找不到保人的情況下，只能永 遠留在綠島，最終變成為綠島的十三中隊。第二則是監禁期間，死於獄中， 在臺灣又沒有任何家屬可以料理後事。 柯旗化〈燃燒吧，火燒島―一九八八年九月回憶十數年前在綠島政治 犯監獄所過的黑暗日子而作〉：

島上北端山麓的政治犯公墓 曾經飽受人間地獄的煎熬 飲恨而死的一群難友 淒涼地躺在這裏 朋友，你為拯救苦難的同胞 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而今卻被世人遺忘 孤魂化為怒濤 白晝在海上咆哮 夜晚在海邊哀號

正是書寫了這樣的內容。在綠島的燕子洞隱隱約約可以看到臺灣的山脈， 成為政治犯思鄉、眺望的重要地點，而燕子洞的天然地形則像一個舞臺，楊 逵很多的劇本就是在這裡演出。綠島人權紀念碑曾經翻修過，主要原因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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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旗化（1929 ～ 2002），臺灣作家及教師， 曾二度因「莫須有」式的叛亂罪嫌被捕入獄， 在監獄裡度過十七個年頭，期間念念不忘著 「讓臺灣這座監獄島變成自由島」的理想。 出獄後持續撰寫英文文法和文學創作，並積 極參與臺灣獨立運動。 （蔡阿李、第一出版社／提供）

史料出土愈來愈多，名單也越來越長，名字底下標註的時間就是被關時間， 例如曹開（一九四九～一九五九）、梅濟民（一九五五～一九七五）、美 麗島事件受刑人林弘宣（一九八○～一九八六）等，總計在綠島的受難者共 五百一十三名。 柯旗化先生《臺灣監獄島》，將臺灣形容為一座巨型監獄。柯旗化在獄 前寫就、入獄後一再改寫的《新英文法》，幾乎是那個時代初（國）、高中 生必讀的英文教科書，這也讓柯家得以維持生活開銷。在檔案局公開的史料 中，可以看到當時留存的判決檔案，其中一則簽呈的內容：「（上略）叛亂 犯郭老富一名已無運用價值，擬定期執行死刑（下略）」；一則批示的內容： 「如擬，惟對於供給匪徒金錢者，兼應課以財產方面之處罰，以後均應以此 辦理為妥。」可以看到在白色恐怖的年代生命與財產是完全沒有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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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監獄島─柯旗化回憶錄》是柯旗化描述，自從政權轉移後，臺灣便成為一座關住菁英 的監獄島，以及自己在獄中的遭遇及心境，同時也寫下支持臺灣獨立的信念。 《新英文法》自 1960 年出版至今，仍是公認最佳的英文教科書，被全國兩百餘所中學採用為 教材，造福上百萬年輕學子。（蔡阿李、第一出版社／提供）

舊監獄／新生命？ 今天，這些舊監獄到哪裡去了呢？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監獄是要保 存下來還是從此消失比較妥當？對於政治犯而言，監獄幾乎已成為生命中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很多舊時的監獄在現在已經看不到了，如：臺北監獄僅 剩下一段牆垣，軍法處（警總）及軍法局（國防部）（青島東路三號）已改 建為喜來登大飯店，臺南的舊監獄原來僻處府城的角落，從日治時代開始， 一九二七年，楊華因違反治安警察法，在獄中撰寫《黑潮集》，而楊宜綠 （一九三○年代重要詩人水蔭萍，即楊熾昌之父）、吳萱草及其子嗣吳新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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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此被關過，如今卻已是繁華熱鬧的中心―新光三越及大億麗緻酒店。 反觀，有些監獄則被刻意保存下來，如：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綠島人權文化 園區、嘉義舊監獄……這些舊監獄不但有了新生命，而且保存了重要的時代 記憶。 監獄環境可謂千年如一日，但外面的世界卻仍蓬勃發展，可想而知，政 治犯出獄之後將面臨適應的問題，有時更會感覺自己是異鄉人或是局外人， 陳映真《趙南棟》中的趙慶雲即是如此，尤其，他具有社會主義理想，出獄 後發現臺灣已變成資本主義的社會： 「其實，不是我不說。整個世界，全變了。說那些過去的事，有誰聽， 有幾個人聽得懂哩？」 「一九五○年離開的臺北，和一九七五年回來的臺北，是兩個完全不 同的臺北。」 「主要是，整臺戲裡，沒有我這個角兒，我也沒有半句辭兒，你懂嗎？」 「關了將近三十年，回到社會上來，我想起那一臺戲。真像呢。這個 社會，早已沒有我們這個角色，沒有我們的臺辭，叫我說些什麼哩？」 「我不是說了嗎？回來了，好。可是你找不到你的角色，你懂吧。整 齣戲裡，沒有你的辭兒，哈！」 「我出來了。這些年，我仔細看，也仔細想過，那個時代，過去了。 怎麼說，沒人懂的。」

另一方面，他的兒子趙南棟卻墮落在資本主義社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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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如李昂《施明德前傳》，提及當時施明德出獄後，對生活感到陌生 的情形：

他想要打長途電話，不知道路旁的話筒可以投幣，還跑到電信局。走 到自動門前，才伸手要推門，門一下子打開，卻錯愕在當地；抽水馬 桶只見過蹲的，碰到坐的，不知如何是好。要回高雄，他的世界過去 只有火車，回到那闊別十五年的故鄉，施明德說：『我像李伯大夢初醒， 回故鄉，沒有人等我，也不認得了。』有好一陣子，施明德努力想捕 捉以前種種，全不可得，只有閉起眼睛才能回到過去，眼睛一張開， 立時人事全非。

《施明德前傳》是 1993 年由作家李昂所撰寫 的傳記作品，藉由描述施明德的前半生經歷 以及理念（1990 年以前），同時回顧臺灣過 去四十年悲壯且滿布傷痕的歷史足跡。 （前衛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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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迪特里希 ‧ 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牧師，後來被希特勒關在監獄 裡，很多人想要搭救他，但是他堅決捍衛個人的信仰，一九四五年新年寫下 〈新年〉：

過去的一年還在折磨我們的心，不慢不緊， 那些漫長的憂傷的日子仍在綿延； 父啊，請讓你正在懲誡的這些靈魂， 得到你所應許的，得到治療恢復康健。

假如我們必得喝乾憂傷的酒， 按你的旨意，直到痛苦的最後一滴， 我們將毫不遲疑，滿懷感激地接受 你慈愛的手給我們的一切東西。

然而，假如你決意再次救出我們， 讓我們享受生活，享受它美好的陽光， 我們從憂傷學到的東西就將充實我們， 而我們的全部生命本屬於你，將向你獻上。

今天，讓蠟燭放出它們光明的祝福， 看哪，在這黑暗之上，它們不就是你的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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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光正引導我們，走向我們渴求的團聚─ 即使是最黑暗的夜，你也能把它照亮。 （摘自迪特里希 ‧ 朋霍費爾，《獄中書簡》，高師寧譯，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年，頁 202-203）

潘霍華的詩，無疑是黑暗時代中透出的燭光，也讓我們提早看到時代希 望的光芒。 從某個角度而言，這些「前政治犯」的文學書寫就如廚川白村所說是「苦 悶的象徵」，政治犯在監獄裡面必須透過書寫來抒發苦悶，只是處在刑期長 又極為嚴峻的環境下，幾乎無法書寫，只能出了小牢再到大牢裡書寫，施明 正、曹開、柯旗化為什麼會不斷書寫？某種程度上，他們都透過書寫來進行 自我療癒，所以可說是一種創傷書寫，而這些書寫正是我們接近那個時代的 一種可能性。期望《聖經 以賽亞書》第六十一章第一節裡的這一段話：

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 的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

可以安慰所有的前政治犯及其家屬、經歷那個囚禁時代的先行者。

「牢」不可破？探照臺灣政治監獄文學

作者簡介 王建國，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現任國立臺南大學 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側重臺灣現代文學、文學理論與 批評。著有《呂赫若小說研究與詮釋》、《百年牢騷：臺灣政治 監獄文學研究》等數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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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08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至善樓國際會議廳 （徐觴／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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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的口述訪談與歷史真相 張炎憲／前國史館館長

前 言 我從事口述訪談的工作已經二十多年。這要從一九八七年臺灣解除戒嚴 後，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及其家屬慢慢站出來開始說起。而這要歸功於未解嚴 前，鄭南榕已先行推動二二八平反運動。鄭南榕是一九四七年出生的外省第 二代，但他說自己是臺灣人第一代，並認為外省人在二二八事件中對臺灣社 會有所虧欠，因此以贖罪的心情推動二二八平反運動。正因為有二二八平反 運動，才會有後來的白色恐怖平反運動。 一九八七年開啟的二二八平反運動，到一九九五年李登輝總統在二二八 紀念碑前代表政府向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公開道歉，同年四月七日通過「二二八 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之後，一九九七年九月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組成「五 ○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要求依照「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 給予賠償。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 償條例草案」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一九九九年三月九日「財團法人戒嚴時期 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成立，開始進行白色恐怖受難者賠償 工作。因此「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內容與補償方式， 與「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大致相同。 我就在二二八平反的歷史氛圍下開始從事二二八受難者的口述歷史訪談

白色恐怖的口述訪談與歷史真相

2008 年 2 月 28 日舉辦二二八事 件六十一週年中樞紀念儀式，攝 於臺北市二二八紀念碑前。 （張炎憲／提供）

工作。我認為如果不了解二二八事件，就無法真正理解一九四五年以後中國 國民黨統治臺灣的歷史；不了解二二八事件，亦無法體會戰後初期那個世代 臺灣人對中國國民黨的看法及其對臺灣這塊土地的感情。 一九九○年代，我投入二二八訪談的過程中，也開始接觸到白色恐怖的 政治受難者；這主要是因為臺灣人分不清楚自己是二二八或白色恐怖受難者， 因為中國國民黨政府統治臺灣之後，不久就發生二二八抗爭，中國國民黨隨 即派兵來臺鎮壓，實行清鄉逮捕的屠殺行動，緊接著一九四九年逃亡臺灣之 後又開始進行肅清匪諜、臺獨及反對人士的逮捕行動，又頒布戒嚴，實施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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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炎憲主持的二二八訪談口述歷史叢書 12 本，由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出版。（張炎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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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 報告》一書的出版，是二二八轉型 正義重要的里程碑。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提供）

達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一九八七）的戒嚴統治，因為兩者時間接近，中國 國民黨又將此定調為中國共產黨暗中唆使策動或指揮，以致一般人分不清到 底是在二二八受難，還是在白色恐怖戒嚴時期受難，而認為兩者都是中國國 民黨在抓人，都是一樣。因此我從事二二八口述訪談或相關演講場合中，也 會有白色恐怖受難者出現、參與，所以在二二八訪談過程中，慢慢接觸並認 識了許多白色恐怖受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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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受難者訪談 二二八在一九四七年發生，在非常短暫的期間，中國國民黨政府利用公 權力派軍隊進入臺灣，屠殺臺灣精英和民眾，因此有些臺灣人受到刺激，認 為中國國民黨政權在臺灣是不公不義的政權應加以推翻，而認為結合中國共 產黨是推翻中國國民黨可能的方式之一，但有些人認為臺灣應走向獨立，否 則臺灣在中國國民黨或中國共產黨的擺佈下永遠是被統治者，任人宰割，因 此走出第三條路，避免被捲入國共內戰，主張臺灣應該獨立。 因此，不了解二二八，不了解白色恐怖，如何能理解一九四五年以後的 臺灣歷史，如何能解讀一九四九年以後為何會產生那麼多苦難、那麼多政治 案件。因此在進行二二八訪談過程中自然而然、漸漸進行白色恐怖受難者的 口述訪談。

廖文毅案 我首先接觸的是「廖文毅案」。因參與二二八平反運動，認識了二七部 隊長鍾逸人，由他介紹而認識了也在臺下旁聽的廖史豪。廖史豪是廖文毅大 哥廖溫仁的長子，因史豪的介紹而逐漸認識了廖案的同志。 廖文毅在二二八事件後主張臺灣獨立，他和他的同志們在白色恐怖時 期推動臺灣獨立運動。在二二八後主張臺獨而成為白色恐怖受難者，多半在 一九八○年代熱心參與二二八平反運動，因為二二八的平反與伸張臺灣人的 正義相符。 在接觸廖文毅案中廖家家屬及他的同志們的過程中，我體會到白色恐

白色恐怖的口述訪談與歷史真相

廖文毅擔任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 統領時演講的照片。 （李筱峰／提供）

怖歷史真相追求最困難的部分，是廖家家屬及他的同志們面對過去時心中存 有糾結而不願意接受訪問，他們認為自己是理想抱負未實現的失敗者，將 一九六五年廖文毅放棄抵抗中國國民黨政權從日本返臺投降視為奇恥大辱， 對於自己未能落實臺獨主張完成臺灣獨立建國理想而自責，因此要他們談起 這段往事時，心中非常掙扎，會質疑自己講出失敗者的歷史有博取同情之嫌， 他們認為失敗者沒有發言權利，也無意接受臺灣人的同情。 因此，最初幾年他們都不肯說，直到後來二二八平反運動逐漸開展，引 起社會共鳴之後，他們的想法才開始轉變，加上一九九○年代臺灣政治氣氛 改變，以及我和他們長年的來往互動、建立情感、彼此信任，他們才慢慢願 意把過去的事情講出來，不再拘泥於自己是失敗者的想法，而願意為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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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歷史紀錄，說明一九五○年代他們如何努力、以及受到中國國民黨的逮 捕、判刑與入獄，出獄之後仍然受到監視的種種往事。 他們願意打開心防說出心內話並不容易，因此我做廖文毅同志們的訪談， 前後做了十年才完成。在二○○○年終於完成廖文毅案的口述歷史紀錄（張 炎憲、胡慧玲、曾秋美採訪記錄，《臺灣共和國：臺灣獨立運動的先聲》，臺北： 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二○○○）。二○○○至二○一三年間這些受訪者 只剩一兩位仍然健在，大多已凋零。廖案訪談過程，我體會到：那個世代的 人，他們說出當年從事政治運動的過程時，心中有沉重的負擔，他們覺得， 如果他們不說，接受中國國民黨教育長大的年輕世代，無從理解當年他們為 何反抗中國國民黨、為何主張臺灣獨立，但即使說出來也沒有把握年輕一代

訪問廖文毅等臺灣共和國相關人士，出版 《臺灣獨立運動的先聲—臺灣共和國》 上下兩冊，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0 年。（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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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能夠理解，這是那個世代的人心中的鬱悶，也是那個世代的人寂寞所在。 在戰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裡，他們幾乎無法得到社會的肯定，也無法說出他們 的心情，這是我做廖案感觸最深的地方，也因此我和他們一直維持很好的互 動與來往，直到他們過世。

鹿窟事件 其次，令我感動的有鹿窟案。我過去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工作時，就常聽 說南港山上在白色恐怖時期曾發生過「鹿窟事件」。當時我對鹿窟事件一無所 知，卻懷著好奇，很想去瞭解。所以一九九六年尤清擔任臺北縣長任內，臺北 縣立文化中心邀我進行口述歷史訪談時，我就一口答應，開始從事鹿窟事件 的口述訪談，前後四年，在蘇貞昌縣長任內共出版兩本書。（張炎憲、高淑 媛訪問記錄，《鹿窟事件調查研究》，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一九九八年； 張炎憲、陳鳳華訪問記錄，《寒村的哭泣：鹿窟事件》，臺北：臺北縣文化局， 二○○○年） 鹿窟村距南港中研院很近，車程約二十分鐘而已，因地利之便，我常開 車來往於村落之間，拜訪村民。在白色恐怖案件中，鹿窟案是牽連人數最多 的案件，幾乎全村的人都被抓走。鹿窟是貧窮農村，村民多未受過教育，幾 乎不識字，而且又是山多地瘠，除務農外必需至瑞芳、石碇等地礦坑當礦工， 因礦區路程遠，村民在天未亮時就需出門，在暗夜時才回到家，辛勤工作才得 以維生。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時，村民陳春慶參加過抗爭活動。一九四九 年光明報案發後，陳本江等人在陳春慶引導下逃到鹿窟村，一方面是為了躲 避中國國民黨的拘捕，另一方面則順勢與村民交往，陳本江甚至與村長陳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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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 至 2000 年 接 受臺北縣政府委託， 進行鹿窟事件訪查， 於今汐止、石碇、瑞 芳、南港等地訪談約 七十位受難者及其家 屬，先後出版《鹿窟 事件調查研究》、《寒 村的哭泣 —鹿窟事 件》等書，紀錄鹿窟 案件始末。 （張炎憲／提供）

2012 年 12 月 29 日，鹿窟事件屆滿六十週年，邀請鹿窟案政治受難者及家屬於汐止區信望里里民活動中 心舉辦「鹿窟事件六十週年紀念茶敘」。（張炎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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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的女兒陳銀相戀，生下兒女，也因此陳本江受到村長掩護，並結識很多村 民，還在村民家屋前與村民開講。案發後中國國民黨政府以此羅織說陳本江 在鹿窟發展組織、鼓動村民反政府。 由鹿窟案訪談過程，我了解到中國國民黨抓人的過程與想法。一九五二 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國國民黨政府派軍隊圍堵，逐家逐戶逮捕村民，抓到鹿 窟菜廟（鹿窟事件後改稱光明寺）刑求逼供後，送到汐止火車站，再送到臺 北審判。鹿窟村是個封閉的村落，村民之間彼此通婚而構成密切的姻親網絡， 因此一家受到拘捕常牽連多人，多到一家有五人被抓者。鹿窟案還牽連到石 碇、瑞芳、汐止等地的民眾，刑期從無期徒刑到感化教育者共一百五十多人， 計八百七十一年，死刑槍殺者三十五人，還有一位是在軍隊圍捕時拿出手槍 而被當場打死，事後發現那把槍根本沒子彈，只是配槍嚇人而已。中國國民 黨判決書說鹿窟有槍械、子彈，其實只有土造手榴彈一百六十五枚、土造地 雷七個、炸藥二包，以這樣的武力絕不足以叛亂成功，但中國國民黨政府卻 認為他們是要組織武裝基地，而以叛亂罪定讞。 中國國民黨認為村民都在閱讀《新民主主義》、《聯合政府》等共產黨 書籍，其實他們大都不識字，怎麼能閱讀這些書？只是因為他們與共產主義 分子陳本江等人認識，而成為祭品而已。其中還包括十九位十幾歲、未成年 的孩子也被拘捕，但因年紀太小無法接受軍法審判，遂由谷正文違法安排在 保密局或自己家裡服勞役，服侍自己的妻小，煮飯、帶小孩、養雞、養鴨， 甚至被派出去跟蹤反對中國國民黨的人士。 在一九九八年「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通過，補 償基金會開始對白色恐怖受難者進行補償作業時，這十九位受難者因為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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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書無從證明被捕拘留過、無法申請補償，最後在谷正文的作證下才得到 補償。純樸的他們還為當年不必被送去軍法處審判及後來能得到補償金而感 謝谷正文，認為谷正文對他們有恩。這不是很荒謬嗎？被捕的人反而感謝捕 人者。鹿窟案的村民對共產黨一無所知，卻被牽連、被抓，而真正的共產黨 地下組織領導者如蔡孝乾、陳本江等，卻被中國國民黨以自新自首無罪招撫 無罪開釋，甚至入獄還在獄中享受特別待遇，以便利用他們供出組織內部情 況以反制其他同志，受難的反而是他們底下的人，或是受他們影響的人，對 於這樣的白色恐怖歷史，要如何去解讀才會看到歷史的真實以及體會在危難 中的人性本質？這是我在鹿窟案中最深的感觸。

施儒珍案 其次，令我徹夜難眠，悲傷感慨的有施儒珍案（張炎憲、許明薰、楊雅慧、 陳鳳華訪問紀錄，《風中的哭泣—五○年代新竹政治案件》（下），新竹： 新竹市政府，二○○二）。 施儒珍是新竹人，宜蘭農校畢業，日本統治時期曾因「新竹事件」被判 刑七年，入獄近六年。二二八事件時，參加抗爭行列，在新竹市區被中國國 民黨軍隊丟擲手榴彈傷及小腿，因而加入反中國國民黨的地下組織。組織被 情治單位破獲後，施儒珍躲藏在親戚家，掩護的親戚後來都被判刑入獄。躲 藏兩年之後，弟弟施儒昌認為這樣躲藏下去，早晚會被發現，不如躲到自己 的家裡，由自己照顧反而安全，因此將哥哥喬裝成農夫，帶回家裡。 施儒昌在廚房大灶旁堆積稻草、木頭的牆邊再砌一道牆，寬約二尺，剛 好一個人可以躺下的寬度，夾層內釘上一層木板，可以坐在木板上，但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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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白色恐怖時期新竹地區政治 案件，2002 年出版《風中的哭泣》 上下兩冊。（張炎憲／提供）

站直。在暗牆內開一道口，僅容一個人爬出爬入，平常洞口都用磚塊堵住， 再用木頭或稻草頂住，如只從外表看，看不出異樣。 白天儒珍都藏在暗牆內，晚上才從暗牆內的洞口出來吃飯，或者洗澡休 息一下。要出來時，儒昌都會在門口把守，以防陌生人或情治人員擅入。為 了砌那道牆，不敢用新磚，而用豬舍的老磚，斑落的顏色與廚房內的牆磚相 似，才不致讓人瞧出來牆壁有異。為了防範閒人進入，儒昌在屋前鋪上細沙， 每天睡覺前，都把前庭掃得乾乾淨淨，如果隔天地上發現腳印，就表示昨晚 有人來過，也養了兩條狗，晚上如果有狗叫，就知道有人路過或來查看。 施儒珍在逃亡前已結婚，後因居無定所，妻子乃離家改嫁，留下子女二 人由祖母、叔叔帶大。儒珍躲在家裡，晚上從暗牆出來，兒女都已入睡，做 為父親的有時忍不住抱起孩子，端詳親暱，孩子有時也會在睡夢中驚覺有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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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儒珍當年自囚的柴房。 （張炎憲／提供）

弟弟施儒昌指出將柴房牆角一側，砌出約二尺寬的空間。 圖中所指之處即是磚牆出入口。（張炎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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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問祖母，是誰在抱他們，祖母明知卻打迷糊說是他們在作夢。為了安全 保密，全家只有媽媽和弟弟知道儒珍藏在暗牆內。 施儒珍自囚在家，同案鄭萬成曾經陪同警察來家裡向儒昌說：如果有哥 哥施儒珍的消息，請他出來自首。但儒珍一直堅信中國國民黨定會倒臺，他 要等到哪一天才要出來。他認真的以生命做賭注，但終究還是輸了，中國國 民黨仍然存在，他卻先病倒了，家人不敢對外求醫，只得眼睜睜看著他生命 的殞落。家人不敢申報死亡，也不敢伸張，只能默默地將他埋葬在後院裡， 連同他在自囚中所寫的筆記以及看過的書籍。 他在自囚的歲月裡，日日夜夜聽著火車駛過他家後面時，車輪壓過車軌 的隆隆聲以及呼叫的氣笛聲。我不知道他每天重複地聽到這些聲音時，想些 什麼？做些什麼？但自囚十八年的人生歲月就這樣靜靜地消逝了。 我訪問鄭萬成時，鄭說起施儒珍自囚在家不願自首的往事，還忍不住愴 然落淚，並拿出一張帶在身邊已超過半世紀的施儒珍相片，這也是現今唯一 僅存的照片。

高一生案 其次，訪問高一生案則讓我體會到原住民的追求與困境。 高一生，鄒族人，有過三個名字，原住民名 Uyongu．Yatauyungana（吾 雍 ‧ 雅達烏猶卡那）、日本名矢多一生，漢名高一生。這表示他走過三個時 代，而有不同的三種身分。他畢業於臺南師範學校，之後回到部落，出任巡 查與公學校教師，是臺灣總督府刻意栽培的原住民菁英，戰後擔任阿里山鄉 鄉長，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在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書記盧 欽的邀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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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湯守仁率原住民青年下山協助嘉義市民，維持市區的治安，並攻打紅毛 埤火藥庫，與嘉義市民一起圍堵水上機場。三月十一日，鄒族青年發現漢人 已有和平解決之議，乃撤退回山。 中國國民黨政府對鄒族的力量相當警戒。蔣經國夫人曾藉機上山，拜訪 高一生。高一生熱心接待，拿出俄國唱片，播放給經國夫人聽。這本是接待 貴賓的好意，卻反而引起戒心，認為如此高山之地，竟然出現這麼高文化素 養的原住民菁英。從此蔣經國積極策劃欲除此心中大患。

中國國民黨政府整肅原住民菁英，藉此 壓制原住民的自治要求。高一生與湯守 仁（左）均於 1954 年遭到槍決。 （高英傑／提供） 高一生與兒子高英傑（左）攝於二二八事件前後。 （高英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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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政府對鄒族的力量相當警戒。蔣經國夫人蔣方良（左三）曾上山拜訪高一 生（右二）。（李筱峰／提供）

歷經日本統治與中國國民黨統治，高一生深知原住民的處境，如要脫離 被統治的宿命，非追求自治不可。因此結合原住民菁英，從事原住民自治運 動。但在傳遞消息時，被情治單位攔截。一九五一年中國國民黨乃下令逮捕， 但唯恐在鄒族部落進行拘捕，可能引起反抗，因此假借鄉長開會的名義，騙 高一生下山，到達阿里山鐵道竹崎站時就加以逮捕。 一九五四年，高一生、湯守仁、林瑞昌、汪清山、方義仲、高澤照等六 人被判死刑，其餘多人為有期徒刑。這個案件其實是中國國民黨整肅原住民 菁英的政治案件，藉此壓制原住民的自治要求。但這些要求放諸今日來看， 原住民還我土地、還我姓名、恢復原住民社會文化和實施自治等等訴求都已 是社會共識，不再是居心叵測的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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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訪問過高一生的兒女以及鄒族人，談起往事，有的人還在恐懼中，不 願多談。原住民族在臺灣是個弱勢族群，常受到統治者的壓迫或利用，因此 心中雖有悲情，但在現實環境下又不敢明言。高一生等人都是原住民的菁英， 卻遭受中國國民黨政府刻意的摧殘，直到四十年後原住民自我意識興起，重 新追尋自己的歷史文化，才逐漸找回信心。這漫長的轉變過程，是生活在臺 灣的其他族群應該體認與理解的。 上述這四個個案是我從事口述訪談最感動的案例之一。廖文毅案讓我覺 得要為失敗者、要為反抗者留下紀錄，才能呈現歷史的多元性和臺灣人的反 抗精神。鹿窟案則讓我覺得要為無助的庶民大眾寫出他們的心聲，社會才有 公道。施儒珍囚禁自己，終其一生不向當權者屈服的意志，令我思考大時代 中生命的價值以及抗爭精神的本質。高一生案則讓我體會到原住民在臺灣歷 史發展中的處境，以及從自己心靈改造起，才能真正瞭解原住民的社會文化 及其追求，讓臺灣更多元美好。

官方檔案與歷史真相 二二八是臺灣人對中國國民黨統治的失望而起的抗爭，卻被中國國民黨 軍隊鎮壓屠殺的事件。之後中國國民黨視此為禁忌，不准研究，也不准談論。 白色恐怖政治案件則是中國國民黨政府流亡臺灣之後，為了鞏固政權，不擇 手段壓制異己、逮捕槍決的長時期持續不斷的政治迫害。中國國民黨對此封 鎖消息，不願公開史料，也禁止談論和研究。因此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時期政 治案件被埋藏在暗黑的角落，乏人問津，一直到民主化之後才重見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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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看得到的政治案件官方檔案，是陳水扁總統任內，在二○○六 到二○○八年間下令國防部等機關解密移交的檔案，我在國史館館長任內編 輯出版十三種十七冊，這批檔案目前移轉到檔案管理局典藏。馬英九總統任 內雖有政治案件檔案陸續移轉，但都是陳總統任內已完成解密預定移轉的檔 案，在馬總統任內並未解密任何政治案件檔案。這正說明了官方檔案解密公開 的困難，一直到政黨輪替，中國國民黨下臺，民進黨的陳總統時代才能進行。 但即使能看到完整檔案，檔案內容真假虛實夾雜，真實案情並不容易辨識。 過去抓人的機關包括保密局、調查局、警察局、警備總部、憲兵司令部 等，每個機關各自逮捕處理後，送到東本願寺、高砂鐵工廠等拘留，再經軍 法處審判送監服刑。因此檔案分散，需要前後收集，才能一窺全貌。軍事法

國史館館長任內（2000 ～ 2008），出版白色恐怖政治案件史料彙編十七冊， 為白色恐怖的研究做出貢獻。（張炎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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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法官未經對質、查證，就根據刑求取得的口供、自白書或筆錄作為審判依 據而定罪判刑，然後將判決書送到總統府，由蔣介石總統作最後的裁定，蔣 常紅筆一批加重刑期或改判死刑，再送回更審，都依照蔣意而改判。官方檔 案多由統治者的立場來書寫，無法反映出被捕者的想法和心情，辦案過程中 更缺乏民主精神，因此造成許多冤案、錯案與假案。因此在口述訪談紀錄、 回憶錄中，政治受難者都反駁判決書的說法，說明自己是在被刑求的情況下， 被迫按照劇本自白，其實都不是出自自願，不是匪諜卻要說成是匪諜，只是 認識卻說成參加組織。 近年來政治受難者逐漸凋零老去，後繼的研究者如無法接觸當事人，又 沒有其他史料作證說明他們不是匪諜，只能單憑有限的檔案作研究，而被檔 案左右，則推論出的史實，也許與真正的事實相去甚遠。這是研究白色恐怖 政治案件的困難所在。

口述歷史的必要性與局限性 一九五○年代的政治案件，有的是主張統一的共產主義者，有的是主張 獨立的臺獨主義者；有的因批判中國國民黨而被抓，有的是在中國國民黨權 力鬥爭中的失敗者，類型很多，但都被冠以「匪諜」入罪，這對以後的研究 者來說，造成困惑而不易辨識。 為了解決這些困惑，從事口述歷史是必要的工作，唯有如此才能彌補這 個漏洞缺失。下列數點是我從事口述訪談多年來的經驗與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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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應留下回憶錄或口述歷史 雖然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人才濟濟，可以寫文章的很多，但當事人年紀 已大或是屬於日語世代，自己執筆不易，有許多人又是一般庶民無法自己寫 文章，需要由他人訪談代筆留下口述歷史。 口述歷史在正常社會本不應如此提倡，但長期戒嚴下的臺灣，是不正常 的社會，一方面政治受難者不敢留下史料，一方面官方檔案留下的都是基於 中國國民黨立場的記載，因此非從事口述訪談無從了解歷史真相，沒有這些 反證的史料，又如何平反白色恐怖政治案件。現今口述訪談必須跟時間賽跑， 否則受難者一個接一個凋零，再也無法挽回。這因臺灣民主化來得太晚太慢，

2008年3月27日「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念碑」落成， 與政治受難者合影。（張炎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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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趕不上生命的流逝，加上受難者擔心會遭受二次傷害影響後代子孫的發 展，致使不敢說出心內話，直到一九九○年代才敢說出來，但很多人在一九九 ○年代以前就已經去世，因此從事口述歷史工作有其急迫性和必要性。

應最重視心靈溝通問題 如何進行口述歷史，最重要是心靈溝通的問題。如果受訪者認為訪問者 可以了解、體會他的時代與他受到的傷害，他就會真誠的說出心底話，但如 果採訪者只是一時的好奇，或基於自己的研究需要而來，不能理解當事人的 心情，體會過去的時代，受訪者就不易敞開心懷與你交談，因此心靈溝通與 相互理解是口述歷史成功與否的關鍵，對此我有深刻的經驗。 在我從事二二八、白色恐怖的訪談經驗中，了解到不同世代間常有隔閡 感，不同世代間的互相理解並不容易，但透過情感建立，則比較有突破的可 能。這樣的世代交流，對理解臺灣歷史相當有幫助，我也因此更了解上一個 世代的感情與遭遇。中國國民黨的戒嚴統治，切割斷裂了臺灣人世代間的連 結與經驗傳承，因此要重建世代傳承必須努力讓上一代說出他們心裡的話， 在口述訪談中上一代的人可以藉此得到心靈解脫，下一代的我們也可以得知 文字無法書寫的歷史真相。但這必須是無私的關係，如果採訪者只是為了個 人研究或一時好奇，勢必會影響採訪內容的品質。

注意能否反映歷史事實 口述歷史是否能反映歷史事實，這也是問題所在，因為事隔多年，受訪 者可能記憶模糊，或根據自己的判斷做選擇性的記憶與失憶，或是不願說出

白色恐怖的口述訪談與歷史真相

心底的隱密，雖然口述紀錄未必能反映當事人的事蹟與當年的情境，但做總 比不做好，因此還是值得去做。

個人的口述無法顧及全面的史實 因此不要只做個人，最好是做相關案件的訪查，如從事廖文毅案、鹿窟 案的調查時，不能只訪問一、二個人，需要將全案的相關人員列入訪談對象； 或以新竹、臺北等地區為範圍，將這個地區內相關案件逐一調查，互相印證， 較能全貌性呈現歷史事實，不致產生過分推測與誤判。例如我做鹿窟案時， 官方檔案未公開，但後來我比對公開的檔案，發現口述所記載的陳本江逃亡 路線，與後來公開的官方檔案相似，只是官方檔案把所有涉案者都判定為匪 諜，這顯然與事實有所出入。因此從事口述訪談時，應避免只做個人的訪談。

政治受難者統獨屬性不易辨識 第五，白色恐怖政治案件雖有統獨類型之分，但很多人的統獨屬性不 易辨識。一九四九年中國國民黨政府敗逃到臺灣前後，就有剷除臺灣菁英、 維繫與鞏固政權的計畫。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發生後，美國宣佈臺 海中立化政策，並派第七艦隊協防，中國國民黨政權轉趨穩固，一九五○至 一九五三年韓戰期間是中國國民黨政府逮捕異議分子的最高峰時期，一九五三 年韓戰結束後逮捕行動逐漸減少，這反映了當時的中國國民黨政權已趨安定， 較無中共犯臺之虞，到一九五八年八二三金門砲戰後開始「單打、雙不打」 默契，政局更趨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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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雷震 110 歲冥誕，國史館與公益信託雷震民主人權基金會、財團 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合辦「民主的雷聲， 人權的鬥士：雷震與民主人權」系列活動。圖為 12 月 9 日所舉辦的「雷震 與自由人權」座談會。（張炎憲／提供）

比較而言，一九五○年代政治案件以共產黨案件居多，一九六○年代以 後臺獨案件則日益增加，如蘇東啟案、彭明敏案、全國青年團結促進會案等。 這說明一九五○年代中國國民黨政府實施戒嚴，以白色恐怖手段控制臺灣後， 臺灣人逃到海外展開臺灣獨立運動，到一九六○年代國內青年受到海外的影 響也逐漸產生臺灣獨立意識並組織運動團體。 一九六○年代主張統一的人數變少，主張臺獨者漸為主流，到了一九七 ○年代經過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之後，民主運動的力量日益壯大，至二○ 一四年自認是臺灣人已達百分之八十以上，認為臺灣是個獨立國家的人已佔 百分之六十以上（新臺灣國策智庫趨勢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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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白色恐怖受難者對臺灣未來地位問題看法有統獨之別，但在政治案 件檔案中，除非是很明顯的左統如蔡孝乾、張志忠，或獨派廖文毅、蘇東啟、 彭明敏，大部分的人是不明顯的，尤其是一般民眾，可能只是參與讀書會， 或因朋友、親戚關係、替人掩護等就受牽連被逮捕。因此追究歷史真相時， 我常無法確認政治受難者的政治立場，到底是共產主義者或是臺獨主義者， 或兩者都不是。

國史館任內訪問謝聰敏，2008 年 5 月出版《臺

2009 年美麗島事件 30 週年，高雄市政府與

灣自救宣言：謝聰敏先生訪談錄》。

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等多個本土社團共同

（張炎憲／提供）

舉辦「人權、正義、美麗島：美麗島事件 30 週年紀念研討會」。隔年，吳三連臺灣史料 基金會集結出版《美麗島事件 30 週年研究論 文集》。（張炎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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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當事人還活著我們可用訪談方式，加以理解再做判斷，可惜很多人 已經過世，無法接受訪問而失去釐清的機會。臺灣政局又常處於不確定狀況， 政治受難者常因政治考量或害怕自己或家屬再次受到清算而不敢表白。在回 憶錄中，我們也會發覺有許多一九五○年代主張共產主義者到一九八○年代 以後轉而支持臺灣獨立，這可能是一九五○年代他們對中國國民黨政府不滿 卻苦無出路而選擇共產黨，或因信仰社會主義而作此抉擇，但經過三、四十 年之後，看到中國共產黨的獨裁，尤其是一九八九年蘇聯解體，造成共產主 義信仰的破滅，以及臺灣民主化的發展，促成他們重新思考而轉向。因此從 他們身上一方面可以理解一九五○年代的政治現實，一方面也在他們身上看 到臺灣歷史演變的痕跡。 大多數的人終究不是單純能以意識型態歸類的，人終究需要在生活現實 與理想之間取得平衡或做抉擇。因此口述訪談需要有超越意識型態的視野， 才能理解當事人的情境。我覺得白色恐怖的受難者，都有這些共通點。

責任歸屬 在這些訪談過程中，我對中國國民黨壓制民眾的殘酷暴虐作風印象特別 深刻。最近我訪問簡國賢案，得知簡國賢的養女是林秋祥的妹妹，林秋祥當 年被判死刑，被槍決前妹妹帶著林秋祥的女友為他剛生的兒子到獄中和他見 面，之後林秋祥就被槍決了。後來他的女友無力獨自撫養兒子，而改嫁他人， 最近他的兒子因緣際會在這位姑媽的協助下了解自己的身世。這種身世飄搖 不定的悲劇使我想起至今白色恐怖只有受害者的身影，而無加害者的責任， 怎不令人感慨。

白色恐怖的口述訪談與歷史真相

國史館任內訪問前總統府資政曾永賢，敘 述其參與中共地下組織，思想由左轉右的 心路歷程。國史館 2009 年 12 月出版。 （張炎憲／提供）

2010 年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出版《戒嚴 時期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論文集》，結合 民間力量再次推動轉型正義，追究歷史真 相與責任。（張炎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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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年，《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出爐，雖然已明示蔣介 石要負起鎮壓屠殺臺灣民眾的責任，但至今仍欠缺法律上的責任追究。至於 白色恐怖的責任歸屬尚遙遙無期，這表示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雖已獲得金錢 的補償，但尚未完全平反，因此白色恐怖的轉型正義仍未完成。從德國社會 對納粹罪犯的深惡痛絕，至今仍有納粹黨徒去世後買不到土地安葬的事例來 看，臺灣還是處在白色恐怖陰影下的不正常社會，要達到人權立國仍有一段 路程要走。 在白色恐怖陰影還未去除的情況下，從事口述歷史的訪談工作就有其必 要性，追究真相與責任歸屬也有其急迫性。年青世代接續投入，臺灣才有可 能真正做到轉型正義，成為民主自由與人權的國家。

結 語 追究歷史真相，留下歷史紀錄，是歷史研究者終身奉行的法則。我從事 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政治案件的口述訪談工作，除了懷抱上述想法之外，看到 中國國民黨的統治造成臺灣人心靈的挫敗與扭曲，內心感到傷痛，而產生應 該為上一代人的苦難留下紀錄的想法，讓他們的生命史成為臺灣史的一部分， 讓他們的奉獻或犧牲成為臺灣人的新生力量。 我以這樣的心情去從事口述訪談工作，追究歷史真相已不是我唯一的目 標，訪談之間心靈的交會、經驗的傳承、生命的感動，反而成為我持之以恆 的最大動力，也是我獲益最多之處。

白色恐怖的口述訪談與歷史真相

口述歷史工作永遠做不完，也很難達到盡善盡美，但仍然需要繼續做下 去。因為唯有如此，被迫害者、弱勢者、庶民大眾才有機會走上歷史舞臺， 述說他們的經驗，豐富歷史的內涵，進而翻轉統治者的規範與史觀。

作者簡介 張炎憲（ 1947～2014 ），嘉義人，日本東京大學文學博士， 研究領域側重臺灣近現代史、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臺灣民主 與獨立運動史。曾任中央研究院社科所研究員、國史館館長、臺 灣歷史學會會長、臺灣教授協會會長。現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 灣文化研究所、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兼任教授；吳三連臺灣史 料基金會秘書長。主持國史館多項史料彙編，著有《悲情車站 二二八》、《基隆雨港二二八》、《寒村的哭泣：鹿窟事件》、 《臺灣自救宣言—謝聰敏先生訪談錄》等數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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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Two

第二部分

尋訪

2014.01.24 紀州庵文學森林 （徐觴／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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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海外「黑名單」的小故事 張良澤／真理大學臺灣文學資料館名譽館長

真有「黑名單」嗎？ 如果有人去查詢外交部、警備總司令部、調查局、警察局、國家安全局 或國民黨總本部，有沒有「黑名單」？我相信他們的回答一定是「絕對沒有！」 可是報章雜誌上常常出現「黑名單」的字眼，尤其在一九八七年解除戒嚴令 之前，幾乎沒有一天不出現這樣的字眼。 我於一九七八年底應日本筑波大學之聘，正式辦理護照出國「講學」， 為期一年。其後筑波大學年年續聘，我也年年到東京的亞東協會（前中華民 國駐日大使館）辦理護照延期。直到有一年，美國的臺美基金會要頒「臺灣 文化貢獻獎」給我，我便前往美國駐日大使館辦理簽證，在窗口就被打回票， 因為我的護照的「回國加簽」欄上已被蓋了大大的英文字橡皮章「CANCEL」， 意味護照已失效。 我力爭護照時效期限未過，而且日本政府都容許我居留，為何美國不許 我去領獎？窗口的美國人說，不知你犯了什麼罪，所以美國不能讓自己國家 不歡迎的人進入美國。 我一氣之下，跑到亞東協會問我到底犯了什麼罪？亞東協會說他們也不 知道，得要問外交部。眼看著領獎日期已逼近，我真懊惱怎麼沒早發現護照 上的斗大英文橡皮章。因為每年去亞東辦理一次護照延期，都很順利過關，

一個海外「黑名單」的小故事

他們也沒提醒我加蓋了橡皮章，而我對英文字不熟悉，也許看到了也不以為 意吧。到底哪一年蓋的？我也搞不清。 懊惱之餘，打國際電話給臺美基金會創辦人王桂榮先生說明緣由。他說 他會馬上聯絡陳唐山，叫美國國會外交委員長設法處理。果然第三天美國大 使館給我免簽證的特權赴美領獎，並且說歡迎我隨時訪問美國。 這時我才相信真的有「海外黑名單」的存在。

我到底犯了什麼罪？ 我百思不解，到底我犯了什麼罪？我從未接到任何法院的判罪書，或警 察局的通緝單。到底什麼時候開始定我的「罪」的呢？我反省半生可能觸犯 的「罪行」如下：

偷讀日文書刊 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八年就讀於臺南師範學校（今臺南大學，以下簡稱南 師）時，用《三民主義》課本的封面包裝日文課本，於上課或晚自修時間偷 讀日文。但是，從未被教官發現，故未受記過處分。

發文抨擊訓導長 南師三年級時，有一天朝會，訓導長發現許錦亭同學的軍帽折成空軍帽， 當場把他的帽子摘下，踩在地上。我看到許同學臉色一陣紅一陣青，敢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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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言。我便在我主編的班刊《和風》上，大肆抨擊訓導長侮辱人格，侮辱國徽。 每期《和風》都會發給每班二份，並張貼於佈告欄，當期《和風》一發送出去， 教室內的擴音器馬上傳喚張良澤到訓導處。臉上長一顆紅痣的訓導長向我大 吼，指責我侮辱師長，將處以二大過二小過的「留校查看」處分。我默默不語， 靜待發落。剛好從美國考察歸來的朱匯森校長看到公文，叫我過去，和藹地 微笑說：「年輕人有正義感，值得鼓勵。回去好好讀書，此事交給我來處理， 張同學你放心。」此後我平安畢業，分發到潭墘國校任教。朱校長還寫信叫 我有空多進修。

三度拒絕加入救國團 若說我正面抗拒國民黨，頂多只有三次。第一次是南師入學不久，導師 于湧魁發給每人兩張文件，一張是「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團員証」，高中生 一律加入團員，有此証件可享受救國團活動，何樂而不為？另一張是「中國 國民黨入黨申請書」，同學們皆無異議，簽名之後由班長全部收回交給導師， 只有我偷偷塞進口袋。事後于老師沒追問，我也裝作不知。 第二次是分發到潭墘國校任教時，校長劉復到先生在打排球時問我要不 要加入國民黨，我只是笑笑地跑去撿球。翌年我調回母校永靖國校，一位麻 臉的孫老師一天到晚纏著我簽名入黨，我一再推拖，直到服務滿三年，考上 成功大學中文系為止。 第三次是成大三年級（一九六四年）夏季赴成功嶺受軍訓。輔導長又叫 我簽名，我推三推四，吃了一點中午出特別操的苦頭，但也熬過三個月就結 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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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鴉批評蔣介石、孔孟 成大四年級期末考最後一堂是「軍訓科」，我老早寫完考卷，但又不想 逞能交卷，閒來無事，便在考卷背面亂塗：「偉大的蔣總統抗日剿匪，何需 逃到臺灣來？」、「孔孟之偉大，一斤值若干？」等語。 繳卷之後，高興恩教官閒來無事，翻翻學生答案，突然臉色鐵青，叫我 到教官室，叱怒道：「你身為班長，怎可批評國家元首？此事可大可小，你 回宿舍不可離校，靜候處置。」 同學們都回家過年了，學校裡只有我一人獨守空房，日不食、夜不眠。 「可大可小」，不知大到什麼程度？難道會被抓去關嗎？一星期後，高教官說： 「顧念你當班長，平時表現不錯，寫一份悔過書來，再做處理。」我喜出望外， 把所有偉大蔣公的文章都背寫出來，洋洋灑灑數萬語，終於獲得免罪。 成大畢業後，服一年兵役，少尉行政官下部隊的財勤隊，安全官對我嘻 皮笑臉，但不敢叫我入黨了。可能是因為我在軍中跳水營救了一位少校財務 官的緣故吧。 以上四項「罪行」，都出自我自己的思想行為，既沒受「匪諜」唆使， 也未曾讀過「匪書」，所以應當不致於構成「滔天大罪」吧。

首次讀了「匪書」 我於大四畢業前就考上全校唯一應屆畢業的自費留學考試，一九六六年 服完兵役，便於年底赴日留學。 翌年春天，我考入關西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指導教授增田涉先生是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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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的得意門生，整天都在重覆魯迅的文學與為人。魯迅是「共匪同路人」， 可是讀他的〈故鄉〉、〈孔乙己〉，每每令我折服拜倒。研究所裡又有許多 中國報紙雜誌，我眼界為之大開，知道新中國三反五反、大躍進、氫彈試爆 成功等新面貌；可是又擔心若警備總部知道我看「匪書」，回國豈不被鎗斃？ 入學不久的某天，我的住處寄來一本薄薄的雜誌《臺灣青年》，標明「臺 灣青年獨立聯盟機關誌」。正當我在做「中國大夢」的時候，這本小雜誌告 訴我有一群臺灣青年為了臺灣的未來而示威遊行、臺灣原來不是中華民國的 領土；告訴我以前偷偷聽過的二二八原來是一場大屠殺，喚起臺灣人的獨立 運動，以及臺灣婦女到日本打工是居住在類似難民營的宿舍等等。種種我在 臺灣故鄉而不知故鄉事的愧疚漸萌於心中。

1960 年，在明治大學講師王育德的提議下，黃 昭堂、廖春榮等六位東京大學留學生，創辦《臺 灣青年》，鼓吹臺灣人意識，宣傳臺灣獨立的 啟蒙運動，是為「臺獨聯盟」前身。 （張良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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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臺灣青年發起遊行抗議，高呼「臺灣獨立」、「民族自決」，希望能讓 國際正視臺灣問題。（張良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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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研究專家林啟旭的投稿，詳述臺灣在國

《臺灣青年》中刊載了關於二二八事件的始

際法上的地位，希望透過法律的途徑釐清、確

末與真相，希望透過事件的揭發，強化臺灣

認臺灣的國際地位。（張良澤／提供）

人自主意識，尋求獨立。（張良澤／提供）

一天，我的南師同學，後來畢業於成大外文系而留日的許兄來我宿處， 看到《臺灣青年》大為吃驚。他說他都不敢拆封，用筷子夾住就丟進垃圾桶 裡以策安全。他說只要摸過就會留下指紋，一查指紋就知道是誰。說得我好 擔心。事後我對垃圾的處理更加小心，但仍忍不住每期都偷看。因為思念故 鄉，但無法天天找到日本報紙上有「臺灣」二字，只好看著首頁下端的氣象 圖中小小的臺灣島而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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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年 10 月號《臺灣青年》刊登臺灣婦女赴日打工時，住在類似難民營的宿舍，希 望能喚起讀者對於人權的關注。（張良澤／提供）

後來日本報紙大幅報導臺灣消息的是一場血腥的畫面。一群臺獨青年闖 入機場，營救將被強制遣返臺灣的同志。那位同志咬舌抗拒日警，胸前濺血、 其餘同志拉拉扯扯的畫面，刊登於日本各大報紙頭條，我在打工的麻將店看 得渾身發抖。 緊接著傳出彭明敏博士逃出魔掌的消息，讓我覺得故鄉風聲鶴唳，可是 我又無力讀博士班，只好於一九七○年四月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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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年，臺獨運動人士柳文卿因在日簽證到期，

1964 年因〈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被捕

前往入出國管理局辦理延長簽證，竟遭逮捕並

的彭明敏，1965 年 11 月被特赦後於自宅軟

強制遣返臺灣，機關同志在機場與日警爆發激

禁。1970 年 1 月，在友人的協助下，成功

烈肢體衝突。（張良澤／提供）

逃亡至瑞典，至 1992 年 11 月才重返臺灣。 （張良澤／提供）

一個海外「黑名單」的小故事

成大風波 回到臺灣時，正好蔣經國號召海外青年返國參加十大建設，松山機場有不 少海外歸國學人，他們都攜家帶眷，後送行李一大堆；唯獨我兩袖清風步出機 場，而數十箱的書則需待檢查後改天才能領取。結果被查出十數本經我仔細偽 裝的中國三○年代文學書和一本毛澤東與紅衛兵合照的雜誌以及一本《臺灣青 年》二二八特輯號。原先雖已告知任職於海關的蔡同學幫我設法通關，但不幸 還是被查到，也惹得蔡同學抱怨我為什麼不帶電冰箱或轎車。 所幸海關只開一張沒收書單，而沒把我交給警備總部；又幸得恩師尉素秋 教授做保，把我推薦給士林高中邵夢蘭校長，讓我當了一年國文教師，同時尉 主任也讓我在成大中文系當兼任講師。 一九七一年七月，我辭去士林高中，轉任行政院青輔會專員。既受蔣經國 左右手的李煥主委青睞，我試著好好盡忠報國，但還是看不慣國黨不分，深感 官場黑洞非我族類所能究明，便於翌年辭去青輔會職務，由尉主任全力說服倪 超校長。倪校長說要當公立大學專任講師得先入國民黨籍。我只好在校長室面 對國父遺像，由校長唸一句，我跟著唸一句，舉右手宣誓「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須努力；恪守黨章，盡忠黨國」方完成入黨手續。清純的三十三年青 春終於破功了。 尉主任讓我開了全國首創的「中國新文藝欣賞與習作」課程。我開始講 授魯迅文學，開全國大學之先河。不料印發給學生的講義及上課所講的話， 於下課後就被學生舉告於「安全室」，「安全室」累積了一疊之後，就舉告 於校長室。校長透過尉主任警告我不要講匪方的文學，同時守舊的老師們開 始放風聲，說我是「共匪同路人」。不得已，我轉而介紹鍾理和、鍾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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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石濤、楊青矗、黃春明等人的作品，守舊的老師們又開始放風聲，說我是「臺 獨份子」。東也不是，西也不是，惹毛了倪校長，警告我再不改邪歸正，則 明年聘書停發。果然到了一九七七年，我的聘書只限一年，意謂「留校查看」， 創全國國立大學之紀錄。但我仍我行我素，翌年又是「留校查看」的一年聘書。 我猜沒有第三次機會了，就開始暗通留學時代結交的日本好友上野惠司兄， 請他幫我找個活路。

奔逃日本 一九七七年以王昇將軍為首，以余光中、彭歌等人為輔的官方文學派開 始圍剿鄉土文學派；抗議選舉作弊的中壢事件爆發。一九七八年，國內外情 勢險惡，臺灣人組成「黨外助選團」要拚國代、立委的增額選舉，我的學生 幫忙發黨外的傳單，被教官嚴重警告；工人作家楊青矗率先投入選戰。此時 我已取得日本國立筑波大學的聘書，開始默默從鄉公所、後備軍人辦事處， 一關一關辦理應聘出國手續，到了年底，已通過最後一關的外交部，取得護 照。恰時得悉美國將於元旦宣佈與中華民國斷交，成大友人袁壽 講師夫人來 電告知其夫婿已被「約談」，要我暫避風聲。我身在臺北，未能告知家人， 就偷偷買了機票逃離了臺灣。 我既未接到法院或警察局的通告，照說沒有什麼可怕的，可是我就是怕 觸犯沒有明文規定的「禁忌」。因此任教於筑波大學期間，我仍是小心翼翼 地從事文學工作。首先，我在筑波大學除了教中文課之外，也開設了臺灣文 學課程，在日本各大學中，可能首開先例。我也主動去校外的學術團體，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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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臺灣文學：一九七九年十月，東大臺灣留學生會邀我去講〈臺灣文學史的 構想〉，會長張炎憲同學一語道破臺灣鄉土文學論戰起因於我，令我大為吃驚； 同年十一月五日於《朝日新聞》文化版發表〈苦惱的臺灣文學〉，可能是該 報戰後的第一砲；十一月十日於日本國立國文資料館發表論文〈戰前臺灣的 日本文學〉，也可能是該館成立以來的第一篇。 筑波大學標榜國際化，由文部省出錢給大學聘請「外國人教師」，我是 該校唯一應聘的臺灣人，薪資甚高，大學附近的田地，我一個月可購買四、 五十坪。但我全部拿來買臺灣文獻，因為臺灣需要的不是土地。 做為臺灣文史工作者，沒有日治時期發行於東京的《臺灣青年》雜誌， 就無法了解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抗爭史；同樣的，若沒有戰後發行於東京的《臺 灣青年》，就無法了解國府時期臺灣人的奮鬥史。前者我早已蒐全，而後者 甚難買到，我只好打電話到新宿的聯盟本部，約定購買全期。

1977 年底，因桃園縣長選舉造假案引發人民不滿，憤怒的民眾破壞停靠在警局 前的警用車，隨後爆發多次激烈警民衝突，史稱中壢事件。（李筱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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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我偷偷摸摸拐進聯盟辦公室，深怕有人跟蹤我。主編宋重陽及 盟員侯榮邦接待我，當場付錢。宋重陽原來是日本人，又名宗像隆幸，打算 第一個歸化臺灣國，故先改臺灣名。 戰後臺灣第一位取得東大文學博士的王育德先生，於五○年代發表一篇 重要論文〈文學革命對臺灣的影響〉（《日本中國學會報》第十一集），可 謂戰後第一篇臺灣文學史研究的大論文，我一定要取得那篇論文的真本，可 是他又是臺獨聯盟的創始人，他的身邊一定被國民黨監視得死死的。但不入 虎穴焉得虎子，我便硬著頭皮跟他約在鬧區的咖啡廳見面。一看是個文弱書 生，個子高高瘦瘦又禿頭，哪像個革命家？帶有女性聲調的口吻，託我幫他 買些臺灣出版的臺灣作家作品，我即刻答應。此行我終於得到了真本，並認 識了一位臺灣最高檔的知識分子。 國內有一位未曾見過面的朋友陳宏正，從我任教成大以後，就不斷買書 或雜誌送我，來日本之後，他也一樣用航空寄黨外雜誌給我，所以我對故鄉 的動靜非常清楚。一九七九年國際人權日發生的「美麗島事件」，好友楊青 矗被捕、劉峯松在一九八一年也因違反動員戡亂時期選舉罷免法被捕，我有 點慶幸自己跑得快，否則難免牢獄之災。可是翌年二月二十八日，林家滅門 血案消息傳來，與我女兒亭亭同年同名（一字）的雙胞胎竟遭殘殺，讓我欲 哭無淚，毅然跑到聯盟本部，申請入盟。負責監誓的黃昭堂主席，其餘幹部 許世楷、林啟旭、連根藤等人都在場，這些人大多都是當年羽田機場搶救同 志的好漢，令我崇生敬仰之意。 黃昭堂給我的任務不是製造土炸彈，而是叫我隱匿身分，多拉攏文藝界 朋友，並擔任「留日臺灣同鄉會」會長，以便接應島內逃出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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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義雄（左一）與大女兒林奐均（左二）、女婿印主烈（右二）、妻子方素敏（右一）。 1980 年 2 月 28 日，林義雄母親林游阿妹、女兒林奐均、林亮均、林亭均在家中慘遭歹徒持刀 砍殺，僅大女兒林奐均重傷倖存，史稱林家滅門血案。（圓神出版／提供）

旅日時期的活動 既然被列入「黑名單」，一不做二不休，身為臺獨聯盟的一員，我就放 棄買書 （古書店寄來的圖書目錄，我忍心不拆封就丟入垃圾桶），全力投入 運動。 直到一九九二年「黑名單」解除，其間我南奔北跑，歸納大致做了下列 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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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本「臺灣文學研究會」 早在成大任教時代就認識了天理大學塚本照和教授（時任文化大學交換教 授）。來筑波之後，他第一個來看我，我即積極推動文學研究，結合年輕講師 中島利郎、下村作次郎，並在一九八一年於大阪成立「臺灣文學研究會」，每 年在天理大學舉行的大會，我必前往演講或主持研討會。 會長塚本教授德高望重，會員漸增，其後改名「天理臺灣學會」，研究課 題涉及全般文史，至今仍在運作，為全球首創之臺灣文學研究會。

參與美國「臺灣文學研究會」 一九八二年，旅美作家許達然教授來信商議成立「臺灣文學研究會」， 我積極呼應，但成立大會時我未能赴美參加，只知謝里法、陳芳明、林衡哲、 洪銘水、黃娟、陳若曦、張富美等多人入會，每年舉辦大會一次。 一九八九年奉會長林衡哲醫師之命，由我主辦「臺灣文學研究會筑波國 際會議」，除了把日本與美國的「臺灣文學研究會」連接外，並號召國內文 友大結合，堪稱臺灣史上之先例。三天議程之內容多彩及研討方式，成為日 後國內學界之效法目標。

• 國內參加人員： 鍾肇政、杜潘芳格、杜慶壽、林文義、李敏勇、吳錦發、向陽、黃樹根、 蘇麗明、林宗源。共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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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參加人員： 陳芳明、胡民祥、郭淑惠、洪銘水、謝里法、楊千鶴、黃娟、張富美、 林衡哲、翁登山。共十名。

• 日本參加人員： 林由里、曾麗蓉、洪有錫、許英傑、沈怡琪、楊夫青、黃昭堂、林銀、 黃智慧、李麗秋、鄭天送、黃英哲、澤井律之、林俊宏、下村作次郎、 今里禎、張良澤、上野惠司、宋重陽、何瑞雄、 口靖、北原政吉。共 二十二名。

主編〈臺灣文化專刊〉 一九八二，年我應邀參加美東夏令營，接受各地先輩好友之接待。認 識了臺獨聯盟要員的羅福全、毛清芬夫婦，當時他倆主持《臺灣公論報》， 我自薦創設該報副刊〈臺灣文化專刊〉（每月一期，後改為半月刊），於 一九八四年元旦開筆。 連續三年，感謝讓我獨佔舞臺，揮灑自如，並結識許多海外先進，其中 陳翠玉女史惠我良多，只是一九八八年，這位一代女英豪竟被國民黨氣死於 國門，更凸顯國民黨「黑名單」的荒謬。

創設「臺灣學會」 聯盟前主席許世楷教授時任日本名校津田塾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 一九八二年起就叫我去該校兼任「中國語」課，目的是讓我有機會接近他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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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盧千惠女士），每有臺灣文友來日，我就帶去該大學，把「中國語」課 臨時改成「臺灣文化」課，顏尹謨、吳錦發等都讓女生們傾倒；至於課後便 吃盧千惠女士的家常飯則是常例。 到了一九八四年，許院長得寸進尺，利用大學經費叫我組織「臺灣學會」， 定期舉辦學術演講會，「臺灣學」之名大抵確立。後來由「天理臺灣學會」 接棒。

當選「留日臺灣同鄉會」會長 日本有「中華民國臺灣同鄉會」、「中華民國留日同學會」種種掛牌「中 華民國」的組織，他們的活動經費充裕，每年國慶日辦聚餐，或包車遊覽， 甚至包機返國。可是有骨氣的旅日同鄉早年在郭榮桔先生的主導下成立了「留 日臺灣同鄉會」。 後來，郭先生又創辦了全球性的「世界臺灣同鄉會」（簡稱「世臺會」）， 等到我在一九八五年奉黃昭堂之命當選同鄉會長之後，我極力拉攏年輕人參 加，背後有連根藤、黃文雄、張國興等盟員支持。是年於八王子市舉辦「世 臺會」年會，島內英雄豪傑會聚一堂，盛況空前。 此外，同鄉會也負責每年一次的「二、二八革命紀念會」。

成立「筑波訓練班」 一九八六年，奉黃昭堂主席之命，於筑波學園都市的某研修中心不定期 舉辦為期數日的「集訓」，可謂「地下訓練班」，我擔任「地下班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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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課程，調集島內有志之士前來「受訓」，由海外名家傳授「抗暴」、「組黨」 等秘方；背後周英明、金美齡夫婦出力甚大。 我負責起居及早晚合唱「咱著愛打拚」。結識島內菁英，未幾「民主進 步黨」成立，便停止集訓，改由黃主席個人暗中與島內同志接應。

負責「民進黨日本後援會」 一九八六年，民進黨一成立，世界各地紛紛成立「後援會」，日本也不 例外，反國民黨的各社團幾乎都拋棄成見，一致合力扶持戰後臺灣人的第一 個政黨，以免像日治時期的「臺灣民眾黨」那般命運。 當時，我被推為會長，既要安排民進黨幹部來日參觀、講演，還要募款。 有一次康寧祥先生率領的民進黨日本國會參觀團，一臺遊覽車，浩浩蕩 蕩開到日本國會，自民黨、社會黨、民社黨等黨魁都給我面子，親切接見臺 灣民主鬥士。洪育盛、林銀夫婦經營的菜館讓大家免費醉飲數日。 海外所有人力、物力幾乎都傾注於民進黨。我在學會方面的活動也幾乎 停擺。三兩天就往成田機場跑去接客，接來之後就交給黃主席，彼此之間的 機密我不便過問；能公開露面的，就以適當的名義舉辦演講會或餐會。

印象最深的人 一九九○年我從筑波大學搬到八王子市的共立女子大學，因為沒有寬敞 的宿舍，只好在偏遠鄉下買了一間房子（生平首次購屋）充當書庫。為了要 付 30 年的房貸，我無力再做「公益事業」。而且臺灣已解嚴，民進黨也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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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願意冒出來做事，我就慢慢退場，直到一九九二年「黑名單」解除之後， 我就全身歸隱於書林。 回想前後約十五年間的奔波，得識諸多海內外有名人及無名人，有人堅 持初志到死，有人得志當官，有人歸隱山林，形形種種，不一而足。其中或 明或暗協助我的諸多好友，我終生銘記於心；而心版上刻下深深烙痕的略舉 三人為代表：

鄭南榕烈士 一九八八年，鄭南榕陪妻女來東京，與許世楷密會之後，尚有時間觀光， 他的妻女說要逛百貨，而南榕說要去我家住一天。我帶他逛逛筑波大學及學 園設施之後，回我宿舍休息。內人拿自己釀造的梅酒招待，趁他願意開口之 際，我拿了紙板請他題字，他毫不猶豫地寫下「臺灣獨立建國萬歲」一句。 第二天早上，遲遲等不到他出來吃早餐，打開房門一看，不見人影。等到九 時左右，他才從外面進來，說是出去散步。下午便送他去東京，與妻女會合。 這兩天的相處，彼此說不到幾句話，我問一句他才答一句，不像其他的 「異議人士」之滔滔不絕。等他轉往美國之後，許世楷才在工作會報上透露 鄭南榕攜帶他的《臺灣共和國憲法草案》準備回臺發表。他去美國與張燦鍙 主席商議什麼，工作會報上略而不提，但知他曾說「回去就不出來了」。果 然不久消息傳來他在準備汽油，許世楷等人透過管道與他聯絡，但又不敢勸 他打消念頭，唯恐被他譏笑「你們海外人都玩假的」。詳情我不知道，但聽 到他自焚之後，我把他的「真跡」供奉在祭壇上，在東京舉辦了一場哭號的「鄭 南榕烈士追悼會」。那張放大的遺像也是我拍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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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南榕（1947～1989）是《自由時代週刊》的創辦人 之一，反對當時中國國民黨政府對於自由民主以及臺 灣獨立運動訴求的壓制。後為了表達「百分之百的言 論自由」，拒絕拘捕並且自焚身亡。 圖為鄭南榕在編輯部辦公室留影，匾額上的題字「爭取 言論自由，維護人權尊嚴」呼應鄭南榕一生之所求與精 神。（潘小俠／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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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 4 月 7 日上午 9 點，當警察前來強行拘提鄭南榕時，他迅速走入總編輯室，反鎖房門， 全身澆滿汽油自焚，以死明志，被尊稱為「言論自由殉道者」。上圖焦黑處為總編輯室，可看 出當時火勢之猛烈。下圖則為追憶會上，被掛置在外頭的受難處示意圖。（邱萬興／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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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義雄義士 一九八三年去美國巡迴演講到了洛城，林衡哲醫師特別安排我去拜見林 義雄。我實在沒有勇氣見他，可是不見又不行。我原以為自己會流淚，不料 義雄兄卻笑咪咪地跟我握手，短短幾分鐘沒說什麼話就分手了。 一九八八年，我從「外國人教師」變成筑波大學的副教授之後，接到義 雄兄來信說想到筑波當研究員，我馬上照辦，幫他申請了「客座研究員」身分， 享受特殊禮遇（但沒薪水），並介紹法學專家與他認識。 我遵囑在田園中租了一間單身宿舍，他每天揹著背包早出晚歸。他白天 在個人研究室做什麼，夜間在田園中做什麼，我一概不過問，只是每天中午 吃過飯就按時來我的研究室報到。我每天必沖泡臺灣朋友送的香片等他，並 且替他點一根菸。日復一日，風雨無阻。 一年後，他期滿要回美國，而我正要首次返臺。臨別前，他交給我一包 密封的牛皮紙袋，囑咐我回臺灣後，要親自交給中研院的邱研究員。我一切 照辦。後來我才知道那是「敬獻給臺灣人民」的《臺灣共和國基本法草案》 的手稿。

何文燦先生 每次我辦活動，第一號入座的常是一位穿著簡樸的白髮長者。靜靜聽講， 絕不發言。我不知其名，但覺此公不凡。 慢慢地有人告訴我他叫何文燦，是二二八的逃難者，也曾加入廖文毅時 代的臺灣臨時政府。這麼說來，跟另一位同類型的楊逸舟先生很像。只是楊 先生愛講話，任何場合都可聽到他發言甚至發飆；而何老先生卻像一陣風來 去無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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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義雄，臺大法律系畢業後擔任律師，在 1976 年承辦郭雨新指控國民黨選舉舞弊的官司後開 始接觸政治。歷經美麗島事件與林宅血案後，仍努力從事社會運動，成立慈林教育基金會，並 創立了核四公投促進會以長期關注核電廠問題。（圓神出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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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請陳永興醫師演講〈二、二八〉，當時陳醫師與鄭南榕是 二二八和平日運動的先導。他來東京演講，激起了一場「臺灣遺老」的鄉愁與 新希望。會後何老先生悄悄走到我身邊，遞一包信封給我，說：他的拉麵店已 被房東回收，得到一筆補償金。一百萬圓給陳永興醫師，一百萬圓給我自由運 用。這是我生平首次拿到的巨款，拜領遵囑處理。陳醫師更不知何文燦是何許 人也，因為捐款最多的向來是郭榮桔先生，但每次都不超過五萬圓。 後來何先生約我去他的住處，始知他與日本夫人住於小公寓，而正妻與 兒女都留在臺灣不能見面，幸得日本夫人奉獻犧牲，陪他走過半世紀的陰暗歲 月。公寓簡陋得像貧民窟，卻堆滿臺灣書刊，他問我要不要收藏，我不忍心搬 走他的精神食糧，勸他日後留給臺灣的子女做紀念。不料我返臺任教於真理大 學臺文系之後，他就過世了。

返國印象 一九九二年最後一批「黑名單」解除了，我和日本聯盟成員一團十數人 同機返回國門。出了機場，鑼鼓喧天，毛毛細雨中，成千上萬的鄉親們熱情沸 騰。我站在宣傳車上大喊：「母親，我回來了！」 我看到遠遠屋簷下，有一年輕婦女穿木屐抱著小孩，全身被雨淋濕。 我下車走過去，默默對她行了一禮，走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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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 聲 比 起 被 槍 斃、 坐 黑 牢 的 先 覺 者 們， 我在日本的小小努力不值掛齒。所以我於 一九九七年辭去日本教職而任教於真理大 學之後，既不主動訪問取得權勢的人，也不 提往事，只默默籌設真理大學臺灣文學資料 館。如今奉向陽兄之命，首次公開自己的 「罪行」（對敵人而言），誠惶誠恐。 又，當年害我走入「歧途」的黃昭堂 兄竟先我而去，所幸生前由張炎憲、陳美蓉 替他整理的口述歷史《建國舵手》書中，也 把「張良澤」記入一小段，余願足矣。

《建國舵手黃昭堂》一書由張炎憲、 陳 美 蓉 採 訪 整 理。 黃 昭 堂（1932 ～ 2011），東京大學、昭和大學政治學 教授，專攻臺灣國際法地位，終生投

（根據二○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講稿， 於同年四月十五日成稿）

入臺獨運動，影響張良澤甚深。 （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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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張良澤，彰化人。曾任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專任講師、日本筑 波大學副教授、日本共立女子大學教授、真理大學臺文系創系主 任，並創立「真理大學臺灣文學資料館」。現任臺灣文學資料館名 譽館長、臺南市臺日友好交流協會副理事長。獲有臺美文化基金 會「人文成就獎」等，著有《倒在血泊中的筆耕者》、《四十五 自述》等；編輯《臺灣文學與語言論集》、《吳新榮日記全集》、 《鍾理和全集》、《吳濁流全集》、《王詩琅全集》、《日治時期 （1895－1945）繪葉書─臺灣風景明信片》等數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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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27 紀州庵文學森林 （徐觴／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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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色的悲情美學 謝里法／藝術評論家

變天、變色、變情 童年印象 那一年我八歲，正要開始認識這個世界。小學老師將地圖掛在黑板上， 告訴我們居住的地球有多大，臺灣島有多小；同時也告訴我們是中國人不是 日本人，過去所教的都是錯的。我們學習用漢字寫下：國名、國父、國旗、 國歌，都是第一次聽到的新名詞。令人驕傲的是：從前的國語我的父親講得 比我好，現在的國語我講得比父親好，老師說我們這一代是新中國的新國民， 也是新中國的新希望。

創作的發想 《變色的年代》是我在去年（二○一三）出版的小說，故事發生在變天 之後的臺灣社會，時間僅短短兩年就有這麼多事情發生，而且發生在我身邊， 由於年齡上的差距對我還是很遙遠，所有的角色都在我四十歲之後才陸續聽 到、見到。四十歲也正是他們那一代出現在小說中的年紀。此時臺灣開始出 現「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新名詞，「本省人」努力走著回歸與認同祖國 的路，「外省人」也努力在臺灣從事接收和同化的工作，沒想到很快就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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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色的年代》，謝里法於 2013 年出版 的小說，內容書寫自 1945 年臺灣政權轉 移，乃至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前的臺 灣美術發展與人物故事。此本小說以半虛 擬的歷史舞臺，勾勒出當時的臺灣知識分 子，在面對短期間劇烈的文化變遷下的心 境與應對。（印刻文學／提供）

謂「阿山」來取代「外省人」，代表「本省人」對「外省人」的敵視、輕視 和排擠，因而才推展出書中的種種情節，最後造成了「外省人」的逃亡作為 小說的結尾。

悲情美學 變天之後，臺灣民眾要很長的時間才能適應如何在新政權所帶來的新文 化下生活。正如畫家顏水龍所說：「在生氣時都不知如何用言語表達。」民 眾與統治者之間說是語言的差異不如說是文化上的差異，他說：「我在手工 藝中心擔任主管不久，上面想派自己人來接管就說我貪汙，查了之後雖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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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水龍（1903 ～ 1997），臺灣畫家，曾參 與創辦臺陽美術展覽會、臺陽美術協會及臺 灣造型美術協會等，一生致力於臺灣工藝美 術的推廣及研究。其於 1964 年幫臺中太陽 堂繪製的向日葵鑲嵌畫，因被警總認為有宣 揚共產主義疑慮，被以木板封住，直至 1989 年才得以拆除面世。 （顏水龍紀念館／授權使用）

沒有，我還是在一怒之下自動辭職不幹了。」不管貪污是否屬實，臺灣人同 樣被逼走，這一招在臺灣是最好用的，必須十幾年後臺灣人才能適應中國官 僚帶來的文化，將這些故事寫成小說，從迎接光復到對祖國失望，在臺灣文 學裡將之稱為「悲情美學」。

日本設計、臺灣製造的近代美術 隨著變天而動搖的藝術價值觀 二十世紀臺灣美術發生兩次巨大的轉變，一次是一八九五年日本割據臺 灣三十年後，文官總督上山滿之進在朝野人士建議下設置全島性的美術展覽 會，是臺灣第一個仿東京帝國美術院展覽會的官辦美術展，分成西洋畫和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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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畫兩部，分別評審、分區展出。這個重大的轉變發生在一九二七年第一回 展的東洋畫部，臺灣民間畫家在這次展出中全數落選，原因是他們的作品沒 有創新，都是仿古畫的題材和技法，只選三名年輕的臺籍畫家陳進、林英貴 （玉山）和郭雪湖。從此造成固有漢畫在臺灣的沒落，新的一代轉向日本東 洋畫的學習，這是臺灣美術第一次大的轉變。 第二次是一九四五年日本因戰敗撤離臺灣，中國政府仿過去臺灣美術展 覽會模式成立臺灣全省美術展覽會，分西畫、國畫和雕塑三部門，也是國畫 部的作品發生了問題，被來臺的文化人指稱展出作品是日本畫而非中國畫， 經協調將國畫部分成為第一部屬傳統中國畫，第二部屬臺展時代之東洋畫， 幾年後傳統國畫逐步取代東洋畫，又再回到一九二七年以前的東洋畫。兩次 的大轉變都來自臺灣政體的政權轉移，在世界美術史上恐怕再也找不到。 近世紀以來，法國美術是以一波又一波的潮流在推動著，藝術的思潮和當 朝的政治力沒有任何關聯，這代表著一個國家文化的自主性，與臺灣的情形比 較之下，看出法國的文化是在自己的手中不受外力的操控。所以二十世紀臺灣 新美術之形成，雖然說是「新美術」，其實還是殖民統治者日本經設計後在臺 灣製造的近代美術。 十九世紀末的明治維新向西方學習的結果使日本國力強大，成為亞洲第 一個殖民主義國家，一八九五年治臺之後全力推動近代化，以西方社會為範 本建設臺灣，臺灣的新美術運動就是其中一環。臺灣的第一代美術家是西式 美術教育下養育出來的，此後美術活動中的美術展覽、美術史觀和美的價值 無不跟隨日本美術的腳步，五十年當中有一定程度的成就，也無可避免承受 著「亞流文化」下的侷限性，而沒有自己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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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世代的近代美術家 一是流失的一代，以黃土水、劉錦堂、張秋海三人作為代表，他們都是 臺北師範出身，以公費到東京進修美術的藝術家，可是受限於當時臺灣的美 術環境，所以學成之後都沒有回來發展。 雕刻家黃土水，一心想在東京帝展出人頭地，一度回臺替富人塑像及萬 華龍山寺雕佛像，可惜以三十六歲英年早逝。 劉錦堂後來到中國求發展，改名為王悅之，從事西畫創作，自創美專， 於中日戰爭發生後不幸病逝。 張秋海則偏向工藝美術，婚後到北平任教，留下部分油畫作品和美術教 育，張秋海屬工藝美術，算是最早的第一批留日美術學生，未能回來是臺灣 美術最大的損失。 其次則是略晚於上述三位，出世於一九○○年代的美術家，可稱之為奠

黃土水（1895 ～ 1930），臺灣雕塑家， 是第一位東京美術學校臺籍生，1920 年時以《蕃童》入選帝展，是第一位 入選帝展的臺灣人。入選帝展的作品 有《蕃童》、《釋迦牟尼像》、《甘 露水》、《擺姿態的女人》、《郊外》， 著名國寶級大作《水牛群像》鑲嵌於 臺北中山堂壁上。1930 年病逝東京。 （郭庭瑄／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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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的一代。由於赴日本學習之後，整個臺灣社會已有很大的改變，回臺時於是 有了較大的發揮空間，最明顯是一九二七年臺展的成立，在這競技場上有優秀 表現的都成了畫壇的名家，東洋畫的陳進、林玉山、郭雪湖；西洋畫的陳澄波、 廖繼春、李梅樹、李石樵、顏水龍、楊三郎等，在美術史上都是代表性的畫家， 史稱第一代畫家。 緊接其後，年齡相差不到十歲的一批，為吊車尾的一代。他們到日本時 東京美術學校的制度已經改變，對臺灣學生不再有入學考試的優惠條件，必須 與日本學生公平競爭，除了廖德政、范倬造，其他如陳德旺、張萬傳、洪瑞麟、 藍運登等，都只有在私立學校進修，也不送作品到「帝展」，只在民間的「二 科會展」展出，雖然藝術成就與奠基的一代不相上下，但在歷史上的份量， 相對顯得削弱許多，成為非主流派畫家的宿命。

陳 澄 波（1895 ～ 1947）， 臺 灣 畫 家，1926 年 以畫作《嘉義街外》入選帝展，是第一位以西 洋畫入選的臺灣人，之後亦陸續有作品入選。 曾受聘至中國上海任教，返臺後參與創辦臺陽 美術協會。1946 年時擔任嘉義市議員，由藝術 界跨入政界，於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爆發時不幸 蒙難。 圖為 1926 年 10 月 10 日初次入選帝展時所拍攝 的照片。（陳澄波文化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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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年 10 月，日本報紙報導陳澄波以西洋畫《早春》入選第十屆帝展。報紙標題：帝展洋畫 入選者。並見內文畫紅色註記處「△早春東京陳澄波」，白色三角形意指陳澄波非初次入選帝 展。此後報紙也另外刊載了陳澄波與中國畫家王濟遠出席帝展招待會的消息。 （陳澄波文化基金會、嘉義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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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梅樹（1902 ～ 1983），臺灣美術家、教 授、議員，作品獲臺展特選獎、臺日文化 獎，赴日進修回臺後參與創辦臺陽美術協 會。二戰後踏入政界，對三峽當地貢獻良 多，並曾連任三屆臺北縣議員，而後轉往 美術教授及處理臺陽美術協會事務。其於 1947 年主導修復的三峽祖師廟，讓廟宇聲 名大噪，獲得「民間藝術殿堂」的美名。 （李梅樹紀念館／提供）

楊三郎（1907 ～ 1995），臺灣畫家，曾赴 日本、法國留學習畫，畫作多次入選臺展、 春陽展，回臺後參與籌備、創辦臺陽美術 協會，並用心策畫臺陽美術展覽會，一生 皆致力於臺灣藝術的推廣。 （楊三郎美術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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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沙龍美術的形成 二次大戰被徵召到南洋當兵的臺灣青年多在一九二五年左右出生，他們 是戰爭期間已超過當兵年齡的一代，而當兵的那一代戰後在畫壇上的表現不 顯著，和最早「流失的一代」有相似之處，在時代轉變過程中失去原有的發 展空間，等他們準備好要出發，戰後成長的一代已經活躍於畫壇。也就是說， 臺灣美術史上重要的藝術家集中在一九○○年到一九一○年出生，戰爭結束 時在三十五到四十五歲之間的世代，更早及更晚的都因時空條件無法擠進美 術史的主流地位。 雖然說日治時代的「臺展」、「府展」是臺灣新美術運動的主要舞臺， 但以接受美術教育的年代衡量其程度，一九二七年第一回「臺展」起數年之 間，展出的僅止於學生作品，是為了比賽而從事創作的，和東京「帝展」尚 有一段距離，與法國的沙龍更無法相比，也尚未有自己的傳統。尤其指導的 老師是日本畫家，而日本畫家的老師又是法國或英國的歐洲人，這種外來橫 向移植的傳承關係，讓日本文化評論者稱之為「亞流文化」。然而，想克服 這樣的困境不是一件容易之事，也不是一兩代人所能達成的 第一代美術家裡，只有三位從事雕塑：陳夏雨、蒲添生、黃清呈（黃土 水和范倬造兩人在臺時間短，未能參與活動），三位有心於工藝美術；張秋海、 王白淵、顏水龍，其中真正實際從事工藝而有貢獻的僅顏水龍一人，而且直 到大戰結束臺灣尚未設有美術教育的專門學校，因此只能稱這時期為臺灣新 美術的啟蒙期，和臺灣政局的變遷、受外來政權的殖民，及文化價值觀的一 變再變有絕對的關係，這當中只有有限的自主權掌握在臺灣人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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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添生（1912 ～ 1996）臺灣雕塑家，著名畫家陳澄波的女婿，作品曾入選紀元二千六百年奉 祝美術展覽會、日展、法國獨立沙龍百週年展等知名展覽。一生致力於推廣臺灣雕塑創作，更 赴日學習西洋古典雕塑，堪稱臺灣該領域的拓荒者。（蒲添生雕塑紀念館／提供）

從各類畫種看臺灣史 過去多數人以漢人的思維看臺灣史或寫臺灣史，因此才有臺灣三百年或 四百年史，寫的是漢人從亞洲大陸渡海來臺的過程和定居之後的史實，原本 就居住島上的族群稱為蕃人，或未開化民族，另外歐陸的荷蘭、西班牙人等 有組織入侵，為的是經濟利益，也稱之為蕃，即有所謂紅毛蕃，相對地自稱 為漢人。 漢人從唐山帶來的文化為漢文化，所以有漢文、漢師、漢醫、漢學、漢 樂……等，在美術方面當然也產生了漢畫。最早來臺北的多為勞動者，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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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不識字，但仍然有唐山的生活經驗，安定之後有文化藝術生活之需求，才 逐漸有漢文化的移入。 至日本治臺三十二年後，漢畫與日本東洋畫才有了第一次正面衝突，同 時也代表著東洋畫的興起。在一九二七年的第一回官辦美術展「臺展」，那 一次的評審結果，臺灣畫家除了郭雪湖、陳進、林玉山三名年紀二十歲少年， 其餘全數落選，理由是臺灣的漢畫多摹仿古畫沒有創意，而藝術的價值在於 必須畫出在生活中眼睛所見的人與事。雖一度被指為當局有意打壓漢文化， 但很快連新一代畫家都接受了，從此成為往後新美術藝展的方向。 自此，「臺展」分成西洋畫和東洋畫兩部，保守的漢畫更從此退出舞臺， 只在民間的畫師手中描繪佛像及花鳥，成為民俗藝術的一種。 又若將臺灣與日本的畫種比較，東京舉辦的「帝展」分成日本畫、西洋 畫和雕刻三部門，而臺灣的東洋畫和日本畫實難分辨其差異。日後王白淵為 了向中國來的文化界解釋，遂搬出中原一千多年的繪畫史，說明當時日本的 東洋畫亦來自唐代遣唐使帶回日本的中國畫，大化革新之後發揚光大逐漸融 合在地的民俗風情，日久形成所謂的東洋畫；臺灣畫家後來又到日本習畫， 學得學院的風格和技法，回來後描繪本地的風土民情，加上南方的氣候陽光， 若說這就是「臺灣畫」亦無不可，況且當時臺灣已歸屬中國，不能說所畫的 是中國畫，又該以什麼樣的名稱加以定義？ 在我寫的《日據時代臺灣美術運動史》中，寫到郭雪湖的獲獎作品〈圓 山附近〉時，由於很多人跟進其畫風，故有人稱之為「雪湖派」，而我就直 接了當的說是「臺灣畫派」或「臺灣畫」。畢竟，在東京來臺擔任評審的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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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美術院畫家口中，認為「臺展」的繪畫必須異於東京「帝展」，具有南國 的風物人情，表現出亞熱帶氣候和溫度，否則「臺展」就變成「帝展」的延長， 而失去舉辦「臺展」的意義。可惜直到現在臺灣人都不敢去想像，可以有日 本畫、中國畫，為何不能有臺灣畫？ 畫種的議題直到戰後依然存在，如戰後「省展」中，以東洋畫的技法所 畫的作品一直受到壓制，不知道自己該屬於哪一類，或放在哪部門才適當， 畢竟這和中國的傳統水墨畫差異性太大，在一起評審頗有困難，其正當性一 直遭到質疑。 一九八○年代民主開放之後，畫家敢於大膽發言，才有臺中畫家林之助 在接受訪問時說出：「既然利用水來畫的繪畫叫水彩畫；利用油所畫的叫油畫， 那利用膠所畫的就應該稱做膠彩畫。」是第一次由臺灣畫家自己為沒有歸屬

謝里法於 1978 年出版的《日據時代臺灣美術運動 史》，為臺灣第一部美術史，為臺灣美術在日治時 期的發展紀錄上，留下了重要且深刻的一筆。內容 旨在介紹日治時期眾藝術家的生命歷程，以及當時 臺灣舉辦的各展覽及美術社團活動發展。 （藝術家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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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畫種給予正名，從此臺灣美術才有所謂「膠彩畫」。

「臺展三少年」的出現 臺灣美術史上經常把三個畫家放在一起給予專有稱謂，例如義大利文藝 復興的三傑達文西、米開朗基羅、拉斐爾；近代美術的渡海三家張大千、溥 心畬、黃君璧；中國近代西洋繪畫的三雄徐悲鴻、林風眠、劉海粟；民初國 畫界的三石吳昌碩、齊白石、傅抱石等。 在臺灣日治時代美術中亦有「臺展三少年」陳進、林玉山、郭雪湖等三人， 從他們二十歲起，一直到九十幾歲，畫壇上經常有他們的聯展，只因為第一 回「臺展」的東洋畫部只有這三名臺灣畫家入選，不知何故幾天內竟被報紙 寫成了「三少年」，從此成為歷史名詞。 「三少年」之所能在「臺展」中入選，是他們以「寫生」的方法作畫， 符合於評審的條件，陳進入選的作品為〈姿〉、〈罌粟〉、〈朝〉三件，她 於中學時代已隨鄉原古統學習東洋畫，又到東京女子美術學校進修，得名師 指導。林玉山的入選作品是〈水牛〉和〈大南門〉兩件，他於一九二六年到 東京川端畫學校日本畫專科，利用暑假回臺時寫生，這樣的風格在當時臺灣 畫壇應屬少見。郭雪湖則憑自身對美術的熱愛和天生的才能，無師自通畫了 一幅〈松壑飛泉〉獲得入選，「三少年」的出現在臺灣美術史上可以說劃出 一個新的指標，是臺灣畫壇踏上新美術的第一步。 「三少年」是在第一回「臺展」獲獎名單發表後受到在野媒體的批評中 出現的名稱，於「臺展」舉辦當初，文化界將之視為漢日文化對立下美術領 域的一場爭奪戰，媒體各有評估，但誰也沒想到最後結果在東洋畫會出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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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倒，尤其民間報紙看到和自己的預測相去甚遠的情形下，相當憤怒，這才 聯合落選的畫家舉辦落選展與「臺展」入選作品對抗，讓全體民眾前來公審， 並加上文字的配合，對入選作品全力抨擊。最後提出入選三名臺籍畫家，以 他們不到二十歲就少年得志而稱其為「三少年」，所以這是當時民間媒體罵 出來的，沒想到日後美術史上將之視為正面名稱，在郭雪湖的回憶中也自稱 是因被罵才成了名。

《紫色大稻埕》的五位代表畫家 前幾年（二○○九）我寫的美術史小說《紫色大稻埕》，是日治時代五 個畫家的五種性格相互交錯所織就的歷史故事，他們的故事在我研究所講課 時已呼之欲出，沒想到最後能寫成一部六十萬言的長篇小說，將來還很有可 能寫成劇本甚至拍成電影。 一個時代需要多種角色才能使舞臺熱鬧起來，於是抽樣擇取不同類型的 五個人，陳清汾、郭雪湖、李石樵、顏水龍和楊三郎，日本治臺五十年的後 半段，臺灣美術也把主場搬到沙龍美術的競爭舞臺，這當中最典型的沙龍畫 家以郭雪湖和李石樵為代表，李石樵於東京美術學校畢業後又留在日本以「帝 展」為目標，每年送件參展，最高成績是連續三年入選獲免鑑查資格，再努 力很有可能晉升為評審委員。 陳清汾是另一個典型，陳家是大稻埕大富人家，全臺最早到法國遊學的 藝術家，一度入選巴黎沙龍，回臺後對沙龍的美術競賽產生排拒，藝術人生 起了巨大的改變，將繪畫當作業餘，專門做鑑賞和批評的工作。 顏水龍繼陳清汾之後到歐洲，亦不熱衷於沙龍式的展出，認定美術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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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必須從工藝美術做起，尤其是社會處於轉型之際，生活用具必須重新設計， 等到民眾有了審美的起碼能力，再推廣美術運動就很容易了。 楊三郎是淡水人，臺陽展成立後顯出這號人物的重要性，可以看出假設 沒有楊三郎，臺陽展必不能延續，小說情節也難發展下去，他的影響不在於 繪畫而在他對美術活動的熱忱。 陳清汾、顏水龍、楊三郎分別於日本進修之後又到巴黎遊學，走的是他 們日本老師的路，正如前述所說，臺灣近代美術是沿著日本明治以來西化的 路走過來的，一九二○年以來組織民間美術團體，設置美術（洋畫）研究所， 注重石膏像、人體素描和寫生，官辦美術展覽會的創設，發行美術刊物，撰 述美術運動史和美術評論，就好比在日本已設計好的模式，到了臺灣再重新

《紫色大稻埕》是謝里法的第一部小說作品， 時序較《變色的年代》早，描述 1900 至 1945 年的臺灣美術史及人物故事，讓歷史中的臺灣 藝術家輪番上陣，並加入了更多生活化的元 素，可說是本「美術史演義」。 （藝術家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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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那時候有很多產品因此叫做「灣製」，從這樣的定義看來，用「灣製」 形容臺灣近代美術的發生，也是十分恰當的。

《變色的年代》的書寫 遭遇二度變天的一代 一八九五年之前出生，又能活過一九四五年的臺灣人，很幸運地在這一 生中看到了兩次變天，也就是政體的改朝換代。表面上看來只是盡忠的對象 改變了，手拿不同旗幟向不同的人喊萬歲，但在實質生活中要適應不同的文 化、體制及精神領袖的價值觀，這才是最困難的。 我在小說《變色的年代》裡一開始設計出現的福州伯，目的就是藉著他 當樣板，呈現適應改變的環境對一個平常人的折磨。我小時候看到自己祖父 從清朝子民變成日本子民，八歲時看到身邊的人包括我自己從日本子民變成 民國子民，當一個人處在這變動的環境下，天都變了人怎能不變？只是如何 適應每個人各有不同方式，也因此走出不同的人生。 在《變色的年代》裡，故事的發展從簡稱「省展」（全稱為臺灣全省美展） 的美術展籌辦過程開始寫起，這個從一九四六年開始籌備的全島性美術展， 其籌備過程得以用日語做開會語言是它之所以順利達成的主因，因為跟隨陳 儀到臺灣的文化官員多數是留學日本的關係，不但在語言上可與臺灣民間溝 通，觀念也比其他官員開放，不以中原文化唯我獨尊，至少在變天後的美術 領域裡，語言不再成為一種阻礙。但不要以為「省展」成立後，臺灣美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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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就能順利走下去，若是如此就算不上是變天了。 當時，什麼樣的畫才是「國畫」，也給了臺灣美術界一大難題。在「省展」 中既然設有西畫部，若不設國畫部是說不過去。但「臺展」以來從日本美術 學校學來的，在「臺展」中東洋畫部入選的，能否列入「國畫」？若不稱為「國 畫」直接說是東洋畫，甚至稱為臺灣畫，是否反而得罪了當局？最後所以稱 之為「國畫」，也不知是誰的意思、取得誰的允許，至少是相當冒險的做法。

對中原文化的認同差異 從中國過來的接收官員、軍隊以及隨之來臺經商的平民，和在地的百姓 如何相處，其中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前來的不管軍公教還是平民，都以勝利者 的姿態和中原文化的優越感，處處在指導本地人，認定本地人身上保留的是 日本人的異族文化，對中原正統文化的了解有偏差，無形中在社會上形成了 人與人之間的階級畫分，這對原本居住島上的民眾，形成了很大的傷害，很 長時間都沒辦法治癒。 這樣的問題在「省展」第一回展出之後馬上可以看出來，他們認定國 畫部不同風格和技法的作品是受日本的影響，並以草率的思考說這樣的畫壇 現象是因分離日久對祖國文化產生誤解。臺灣畫家則希望從中國美術史的發 展沿革來討論，雖然是從日本的書籍讀到的美術史，但這些畫家對中國美術 傳入日本的過程特別清楚，也深知當時在臺灣畫家的不論是與中國或日本美 術都有一定的淵源，臺灣的學者甚至自認比來臺的中國專家更認真熟讀中國 美術史，有足夠信心找機會與中國專家就美術史辯論。然而在一九四五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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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的十年當中，還沒有找到任何批評「省展」國畫部作品的文字資 料，是由中國專家所撰寫，並具有相當份量與說服力的。 前文曾提到日本領臺初期，美術對臺灣的影響力來自有一套設計好的模 式，讓臺灣美術在走向近代化的過程中可以跟進，成為日本設計、臺灣製造 的近代美術。相較之下，從中國過來的美術家幾乎看不到任何的模式足以引 導臺灣美術往前走，所以在臺灣本地人心目中，他們被說成「外省人」甚至 說成了「阿山」，是自外於臺灣的一群人。 但在《變色的年代》書中，我刻意將「外省人」和「阿山」劃分，所謂 的「外省人」屬於有心為臺灣做事，希望與本地人一起奮鬥的外來者；而「阿 山」二字來自原來的「唐山人」，把「唐」省略之後說成「阿山」，是指有 意排擠的非我族類。我曾經聽過一位外省朋友在提起另一位外省朋友時強調： 「你們臺灣人說的阿山就是他。」在小說中寫到木刻版畫家因有感而想到出 一組「阿山的畫像」，也是為了讓臺灣人看清什麼樣的人才是「阿山」，不 是所有外省人都一樣。 對「省展」國畫部作品的眾多批評中，最粗魯的語句出現在一個由臺北 市舉辦的文化座談會上。當時有人指責國畫部產出的東洋畫是把日本人的祖 先牌位請回自己家供奉。雖然沒有說出「認賊作父」這句話，但也相去不遠。 有著這樣膚淺心態的文化官，怎能在臺灣以專家身分來扶助臺灣美術？也是 這樣的理由，戰後將近五十年，在臺灣第一代畫家心中還有日本，短暫幾年 之間彼此拉開的距離，半個世紀後還仍然存在，成為後代子孫的一大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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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義對美術發展的影響 日本領臺之後帶來西式的美術教育，課程包括寫生、透視學、解剖學、 色彩學和鉛筆、炭筆素描，尤其對素描的份量看得特別重，有一說法認為「素 描好的人畫不一定就好，但素描不好的人畫就一定不好」，在學院課堂上大 部分時間都花在素描的訓練。相較之下，中國的學院教育由於八年抗戰大部 份的時間都在戰爭，學校的學生也因戰爭而逃難，素描基礎沒有打好，到臺 灣來的畫家多半基礎功夫較弱，和臺灣畫家論畫時，抵擋不住學院基礎對他 們的要求，於是經常有所爭論。 首批來臺的畫家，多數跟隨政府做文化宣傳，在戰爭期間參與抗日宣傳 工作，多以速寫、漫畫和版畫為主，畫面偏向主題性的表現，尤其重視創作 者的意識形態，正好與多年來只注重「臺展」沙龍式繪畫的臺灣美術界站在 相反立場，所以除了國畫部有所爭論，在西畫方面也因為立場不同看法產生 很大偏差，再加上外來的一群以勝利者姿態前來指導，彼此間的歧見也越來 越大，結果全省美展裡很長時間沒有外省畫家參與評審，而臺灣本地畫家也 不願到外省畫家主導的全國美展評審，導致美術的派系不是以繪畫觀念的差 異性劃分，而以戰前和戰後來臺的先後劃分，這情形在其他地區恐怕尚不易 找到，僅臺灣才有此現象。 戰後在臺灣亦有所謂民主主義美術的主張，首倡者為詩人王白淵，王氏 從臺北師範畢業後，進東京美術學校師範科，開始寫詩，一度在日本、中國 各地任教，詩集《荊棘之道》在岩手縣教書時出版，和東京臺灣人共組「臺 灣人文化圈」，遭檢舉入獄，出獄後發行《福爾摩沙》雜誌，受友人鼓勵前 往上海，任上海美專教席，被日軍逮捕回臺受審入獄，是臺灣美術界最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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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因素坐牢者。 這種人在意識形態裡的思考往往偏重對社會的關切，據推測，他的民主 主義美術多半來自個人對孫文三民主義的解讀；而日本戰後文學裡亦有民主 主義文學，其想法多少可能受日本文學的影響，加上他在思想上的社會主義 傾向，雖不見其有文學論及民主主義著作，但多少可以找出他所期待的美術 方向。 王白淵的思想傾向是否能說成左傾份子，在此尚有所保留，尤其當來臺的 中國木刻版畫家黃榮燦在批判「省展」美術時，對王白淵的論點亦不予認同， 兩者縱使在觀念上有重疊處，仍然有太多可以放置檯面上來爭論，尤其黃榮 燦的文章裡從頭到尾亦不見與王白淵在任何論點上有相同處，這當中牽涉到 雙方對中國美術史的認知，甚至對於從中文和日文翻譯的「馬克思」之間的 差距（設若兩人都讀過馬克思著作）。更重要的是，一個從島內的立場所開 展的視野和外來者背負中原文化的傳統包袱、以指導者眼光看到的臺灣美術 絕對是有相當差距的，可惜因局勢的侷限沒有過針鋒相對的爭論，一九四七 年事變之後所有的論題都草草了結，對臺灣美術毋寧是一個大損失。

中日二方軍官的描寫 李石樵的人像畫由於學院功力特別強，被畫壇認定是最有資格替大人物 畫肖像的畫家，一九四○年第十八任總督長谷川清海軍大將經楊肇嘉介紹請 李石樵到總督府替他畫像。五年後，大戰結束，換來就任的政府，派陳儀任 第一任首長，當史稱為長官公署長官，相等於總督，也請李石樵前來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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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兩位將軍比較起來有諸多相似之處：都是日本士官學校出身，娶 的是日本女子為妻，來臺任職全島最高首長，兩人皆以日語與李石樵對話。 在小說中從兩位將軍與李石樵的對話，可以看出日、中兩國文化上的差異性， 是作者撰述過程中最感得意的安排。 李石樵為長谷川總督畫像時，兩人你來我往一起編造一名年輕尼姑的故 事，表面上是製造氣氛拿尼姑開玩笑，實質上各自以母校―一方面為士官 學校，一方面為美術學校，進行口舌之爭。至於替陳儀將軍畫像，兩人亦只 能用日語對談，夫人一直在旁邊服侍，所談較為嚴肅，話題有關如何揚棄日 本在臺灣五十年的影響。李石樵引用王白淵在一篇文章所說：「所遇到的外 省人常說臺灣同胞受日本奴化如何如何，可是中國受滿清奴化三百年，革命 成功後還看到女人穿旗袍，而且穿到臺灣來，日本人走了不到一年，臺北街 上已不見有人穿和服，到底誰受的奴化較深應該很清楚。」這話令陳儀聽了 哈哈大笑，連夫人也跟著一起拍手。 長谷川清到最後一天才對臺灣美術表示意見，他說：「到臺灣來的日本 畫家都是東京畫壇的失意者，於是視臺北畫壇為這群失意者的樂園。」又說： 「沒有到過巴黎的畫家不論名氣再大，也是個沒有上過戰場的將軍。」因為 沒有遭受藝術潮流的衝擊就好比不曾在槍林彈雨中衝鋒陷陣，來臺的石川欽 一郎、鹽月桃甫等誰不曾想到巴黎求發展，不成功才求其次回東京，沒想到 竟淪落成為臺北畫壇的大師。 他也批評顏水龍全力提倡工藝美術，其實不過是名美術界的逃兵，作為 畫家在腦子裡想太多，便容易想到畫以外的事，自然沒法將繪畫的本位做好， 想出一個理由說臺灣社會正處於轉型，要先從日常生活相關的工藝美術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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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才推出西洋的近代美術。他認為這是理論家的推想，不是畫家的腦子應 該思考的。 至於陳儀前來治理臺灣到底有沒有心把臺灣治好，不管事實怎樣，有了 後來「二二八」的發生，就再也沒有人相信他對臺灣是有心的。帶兵打仗的 人治國是二十世紀政治的一大特色，不管有心無心他們都得先學會治國才能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陳儀曾於 1947 年 3 月 8 日廣播並登報表示，「長官公署將改 為省政府，各廳長盡量任用本省人士，縣市長訂七月一日實施民選」，亦即實行政 治改革，但事件後續發展並不如他所言。（郭庭瑄／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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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政治進入軌道，可惜多半都沒有足夠的時間讓他們學習。因此歷史對陳儀 的評斷絕對是負面的，不管陳儀在李石樵面前說出多少保證，李石樵心裡還 是充滿懷疑，最後終於全盤否定；長谷川雖然傲慢，但感覺得出沒有隱瞞。 然而，作為萬人之上的人物，內心的孤獨這一點兩人是一樣的。

美術史中的「逃亡」 《變色的年代》的讀者迴響中，有人說：「看了小說之後才感覺到中國 官兵在日本投降之後還繼續在抗日，並把抗日的情緒發洩到臺灣人身上來。」 這種說法我很難同意，因為另有一批人過去抗日的，來臺之後反而從臺灣人 身上看到日本人的好處。日本人雖輸了，但從另一角度看時，至少在臺灣他 們是贏了。書中一位外省人說：「要讓日本人知道他們輸，我們就得做得比 他們更好。」這種抗日才是良性的抗日。 根據敘述，當臺灣民眾在迎接祖國軍隊來臺時，對國軍隊伍的初次印象， 可用「慌慌張張」這幾個字形容，過去與日軍對抗的日子，在失敗中一直往 後撤退的慌張情緒還留在每個官兵心上，即使打到最後勝利了，仍然無法調 整過來。前來迎接的臺灣百姓看到眼前景象所感到的害怕，是後代人不難想 像的。 若把「建設三民主義的新臺灣」、「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和後來的「三 民主義統一中國」一一做比較，雖然是不同時代喊出來的口號，但最後沒有 一個口號是實現的。當前面兩個口號喊出來時，不管是臺灣還是中國，人民 都信心十足，認為有一天定能做到；可是最後的口號出現時，大家心裡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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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來安定民心，連「處變不驚、莊敬自強」都是在不得已情況下借來取代「反 攻大陸、解救同胞」。 第一屆「省展」期間，臺灣美術界傳出聲音，要把作品運到中國各省巡 迴展出，目的為了藉臺灣畫家的畫作以提升國內民眾對美術的欣賞。這想法 至少是一群有心人想為祖國出點力，在「建設三民主義的新臺灣」旗幟下， 其熱忱是可以取信的。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地退到臺灣來，是歷史上的一次大逃 亡，在此之前亦有一群人反方向從臺灣逃往中國，相較之下雖只是小逃亡， 但在臺灣近代美術史上則是絕無僅有的一次逃亡。 在小說《變色的年代》裡只借用一兩個例子穿插在情節之中，事實上在 很多人的回憶中均曾提到。當時將這一伙人稱之為「戰後來臺的左翼美術家」 （其實包括更多文人在內），他們當中部份曾經參加魯迅在上海所辦的木刻 版畫班，抗日戰爭中就以版畫從事宣傳工作。所謂「左派」在當時年輕人裡 頭稱為進步思想，認為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必須比平常人更關心社會，故來臺 之後利用版畫、速寫、漫畫和文章做武器批評當局，目的不外是希望臺灣更 好，並大膽指責陳儀政府不是來臺「接收」而是「劫收」，逼使當局在短短 一年內大舉逮捕才來臺灣不到兩年的文藝界人士。 這群人相繼逃離臺灣，先到香港走避，等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宣布 成立，他們全都一起跳上火車直奔北京，參加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建設。可是 誰都沒有想到，經過一次大鳴大放，對社會主義新中國說出真心話的人，在 接下來「三反五反」中，當初國民黨沒提到的在共產黨手中全數抓起來送去 勞改，美術史的大逃亡最後成了歷史的大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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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報工作者的描繪 寫過兩本長篇小說之後，覺得自己最得心應手的是對「特高」或「特務」 的描述。在國外的幾十年裡，與周邊各種人物接觸的經驗拿來和友人交換心 得，雖然部分是從猜疑心出發，但是經過幾個人交叉比對，經驗越多眼光也 越準，這些後來都成為我小說裡的人物依據。這當中包括一個人的慣用手勢、 眼神、反應、走路步伐、穿著色調、見面時握手的力道、照片中所站的方位、 簽字筆跡，甚至交談時發聲部位。我一度將之列成表格，針對幾名嫌疑者將 其特徵輸入，每每出現令人驚訝的結果。 這些擔任情報工作的人，在日治時代叫「特高」，戰後在臺灣改稱「特 務」是施行特種任務的意思。在我小說中描寫的是一般性的跟蹤者和監視者， 而我生活周邊出現的充其量只是打小報告的，通常稱為職業學生，國外生活 多年習慣上統稱他們為「國民黨的」，反而不包括特務中最上層的間諜工作 的情報人員，也許，這種專業的人才最受敬佩也說不定。 《紫色大稻埕》裡，顏水龍就先後受兩名特高在跟蹤，其中一名還是臺 灣人，最後被發覺時兩人成了朋友，每天的報告由顏水龍替他寫，田野調查 的過程則可由特高出面，憑他手中的證件辦起事來更方便多了。幾年之內兩 人合作無間，他推展的手工藝能順利達成，也是特高助了他一臂之力。我寫 到特高時描繪得特別細緻，是我最用心的地方。 當一個人有猜疑心時，對前來接觸的人會很用心去觀察，用這方法在鍛 鍊自己，最後把所有人都打上問號，會發覺沒有一個人可靠，也越感到自己 的孤立，甚至以孤立來使自己安全。小說《變色的年代》裡，來臺的文藝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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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圈子存在種種疑點，是我故意佈下的陰影，甚至一個人有好幾層身分，好 幾道關係，不知哪一天其中一個身分或關係出問題，從此一輩子受到拖累， 我們這一代人絕大多數是在受逼害的陰影下渡過大半生，這反而是寫入小說 裡的最佳題材。

屬於臺灣的美術道路 約在一九六○年夏天，位在臺北川端橋堤岸近旁的中華文藝協會，舉辦 一連串的座談會，讓文藝界的現代派和傳統派兩陣營人士坐下來對談，其中 一次是席德進和劉國松擔任主講，然後才由他們與聽眾對答。席德進有句話 說：「現代的繪畫不同於過去，是表現新科技所帶來的速度。」 這說法對臺灣畫壇十分新鮮，不管人在速度中看世界還是人從世界看到 的速度，都是過去美術未曾想要表現的。接著劉國松從古詩上找出許多句子 為自己的畫命名，有人說他看不懂，要求再解釋，劉氏不知那是陷阱，正要 說下去，被更年輕的彭萬墀、韓湘寧上前阻止，梁中銘起來發言只說「抽象 就是共產黨……」，頓時場內亂成一團，全被嚇壞了，不是怕共產黨，而是 怕因為共產黨而坐牢。 等安靜之後，文學評論的李辰冬老先生才開始說話：「抽象到底象徵什麼， 這點應該可以說出來。」與他同輩的虞君質先生起來回答：「象徵是 symbol 和 abstract 抽象不同，把兩個字認識清楚，就不會問這樣的問題。」李先生很 有風度連說了幾聲：「是，是，是，是……」反而虞先生感到不好意思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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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是幾十年的朋友，從小就互相抬槓，哈哈哈！」座談會也在這時宣告結束， 這是值得記在美術史上的一幕，知道這年代人們是如何看待抽象畫，也知道 人們聽到「共產黨」在心裡會有什麼反應。 座談會過後隔年，在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臺灣當代畫家的盛大聯展，同 時聚集全島各地畫會在博物館外舉行會商，成立屬現代繪畫的美術團體，選 出年齡較大的楊英風為會長。沒想到館內展覽場有人前來踢館，掀起一陣風 波，據在場的人說，當天來了幾位向來就反對抽象畫的政工幹校教授梁中銘、 梁又銘、王王孫等，沿著長廊看過來，走到秦松的兩幅抽象畫前面，王王孫 突然發現什麼，說：「這張畫有問題，你們不是研究篆刻的對篆書不了解， 這幾筆看來像是抽象畫，其實是把蔣公的蔣字倒過來寫。」 此話一出，所有人都嚇傻了。館長王渝清趕緊命人將畫取下，帶到辦公 室，放在箱裡封住，這件事傳到館外，所有開會的人已亂成一團無心再開下 去，籌組畫會的事因此不了了之，很久以後才聽說楊英風當晚就去找宜蘭同 鄉的大老藍蔭鼎，藍氏多年來受到臺北畫壇的排擠，對組畫會的事很不認同， 把楊英風訓了一頓，最後還是幫忙代為說情。至於秦松這邊，因父親秦嶺過 去對黨國有功，後來也不見有事，在美國長時間與秦松相處也不見他提起， 相信某些事他也不想說。一九八八年他從國外回來，史博館當面把畫歸還， 此時才剛解嚴，代表美術史最後一件冤案到此了結，臺灣白色恐怖已成過去。 儘管臺灣也有許多美術上的受害事件，但報刊上還是經常報導對岸的中 國如何在逼害美術家，幾十年沒有間斷，起先百姓對國民黨說的並不相信， 認為是拿小事借題發揮，是他們慣用的宣傳手法。後來遇到那邊來的畫家， 經他們親口說出實情，才相信國民黨說的全是真的，只是過去假話說多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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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相信而已，既然兩岸執政者作法如此相似，要在兩個魔鬼之間做選擇多麼 困難。 臺灣美術在近代美術家努力下，走出自己的路已將近一個世紀，這當中 包括最早的原住民藝術、隨移民過來的漢系美術、受西歐影響的日本近代美 術、戰後傳入臺灣的中原傳統美術、美國於大戰後新興的當代藝術等，都給 了在地成長的第二代、第三代新的滋養，從近年來展出的當代美術可清楚看 出二十一世紀美術已掌握獨立成長的命脈，屬於臺灣文化島嶼和海洋的特有 造型，不可能再遭外力來改造，臺灣走出來之後，臺灣是世界中的臺灣，文 化已不再有歸屬的問題，一個世紀來走過的路足以肯定自己，繼續走下去， 在世界美術中任何角度看到的，都是鮮明的臺灣文化特有性格。

作者簡介 謝里法，臺北市人，本名呂理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 畢業。曾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美術系客座藝術家。版畫入選東京國際版畫雙 年展、第一屆挪威國際版畫雙年展、紐約SAGA版畫展、布魯克 林美術館美國版畫與臺灣全國美展版畫首獎等。曾獲巫永福文學 評論獎、臺美文教基金會人文成就獎、吳濁流文學獎。著有《日 據時代臺灣美術運動史》、《和阿笠談美術》，小說《紫色大稻 埕》、《變色的年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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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里法《進化論四篇》（局部）。（謝里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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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2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至善樓國際會議廳 （徐觴／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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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訪被湮沒的臺灣人與臺灣史 藍博洲／夏潮聯合會會長

文學作為人生的志業 一九六○年，我在客家小鎮苗栗一個客籍工人的家庭出生。彼時，在反 共戒嚴令統治下的臺灣的政治氣氛依然嚴厲肅殺。當我就讀小學時，海峽對 岸的中國大陸正在風風火火展開文化大革命運動。相應地，作為蔣介石流亡 政權反共基地的臺灣，我們這一代人所受的國民教育當然也是近乎歇斯底里 的反共教育了。 我記得，每天早上，我要穿越滿街滿牆舉目可見例如「匪諜就在你身邊」 的反共標語，來到圍牆上也塗寫著「反共抗俄，殺朱（朱德，朱與豬諧音） 拔毛」反共標語的學校，穿越塗繪著反共壁畫與標語的走廊，進入牆上也寫 滿著各類反共口號的教室；然後，我要跟著其他同學一起高聲唱著：「打倒 俄共，反共產！反共產！消滅朱毛，殺漢奸！殺漢奸！……」的反共進行曲， 前往操場升旗，並聆聽學校校長例行的反共訓話。 每兩個星期，我們要用毛筆寫一篇作文，可不管是什麼題目，文章的結 尾總要這樣收筆：「明年此時，我們一定要打回大陸，解救處於水深火熱的 苦難的大陸同胞！」或「明年此時，我們一定要打回大陸，把青天白日滿地 紅的國旗插在南京的城頭上！」此外，學校裡還經常不定期舉行「共匪暴行」 圖片展覽；放學回家後，電視臺還繼續播放著反共電視劇……

尋訪被湮滅的臺灣史語臺灣人

在這樣的反共、仇共教育長期洗腦下，我們這一代人要克服反共親美的 意識型態禁錮，進而直面那段被湮滅卻攸關臺灣未來發展的歷史，顯然是非 常困難的。 一九七五年，因為貪玩任性而失學在家的我陸續做過綁鐵條的建築鐵工、 聖誕燈飾工廠工人、送報生等等；更多的時間則和幾個準備重考高中的國中 同學，整日在街頭或彈子房浪蕩……就在感到自己隨時就要掉入社會的陰暗 底層時，我偶然接觸到文學；彷彿突然開竅一般，文學，讓從來不思不想卻 在求學的路上初嚐人生挫敗經驗的我開始去想：人為什麼而活？人的一生要 怎麼活才有意義的問題。於是我逐漸遠離了浪蕩街頭的生活，窩在圖書館， 一本接一本地讀著館藏的各類文、史、哲書籍。與此同時，我決定以文學寫 作作為自己一生努力的志業。 高中三年（一九七六～一九七九），我不曾間斷地讀著文學經典。這段 期間，我又讀到一本名為《夏潮》的黨外雜誌；《夏潮》關心工人、農民的立場， 啟發了身為工人兒子的我日後走上關心社會弱勢者，追求社會正義的道路； 而它對被湮滅的日據時期的歷史與文學的介紹，也啟發了我對臺灣文學與歷 史的關心。 一九七九年夏秋之交，我到臺北唸大學。大學期間，擔任文學社社長的 我，有系統地組織邀請楊逵、陳映真等日據以來的鄉土文學作家蒞校講演， 為空洞無力的校園注入一股思想的活水。我自己也通過楊逵與陳映真兩位不 同世代政治犯作家的人和作品，初步探觸到因為長久以來的政治禁忌而籠罩 在重重迷霧當中的臺灣近現代歷史。為了撥開歷史的迷霧，我開始系統地閱 讀能夠找到的有關臺灣近現代史的著作。其中，偷偷地閱讀前行代作家吳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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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逵（1906 ～ 1985），臺灣作家，自在日求學時期便積極參與勞工運動，1927 年返臺後，活 躍於各項社會運動，出入監牢數十次，共計 45 天；1948 年因起草〈和平宣言〉，遭判處 12 年 有期徒刑，入獄期間筆耕不輟，1961 年出獄。1979 年《美麗島雜誌》創刊後，擔任社務委員， 挺身反抗威權體制。圖為 1930 年代撰寫〈送報伕〉時期的楊逵（前右一）。（藍博洲／提供）

流的《無花果》，是我具體瞭解二二八事件的第一本書。然而，霧，實在太 濃太重了！一時之間，我還是無力撥開迷霧，進而找到自己在歷史的長河當 中所站的位置。我因此不免於經常陷入思想的苦悶當中。 一九八二年的某個冬夜，我於是在思想沒有出路的極度苦悶當中，在蟄 居的狹小的斗室，就著一盞昏黃的檯燈，開始寫了第一篇小說。這段短暫的 習作生涯一直持續著，入伍服役期間，我又先後寫了一本中長篇小說和一個 獲得時報文學獎小說獎的短篇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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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春天，在楊逵先生的告別式上，我親眼見到了一直排到會場 外頭的「綠島大學」祭悼隊伍；這群上百名的五○年代白色恐怖倖存的政治犯， 讓我第一次感受到歷史的真實力量，讓我感受到活生生的臺灣現代史的震撼 與教育。我想，對我來說，當時的經驗與感受其實也是觸動我後來埋首挖掘 被埋葬的臺灣史與臺灣人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一九八六年六月，我從軍中退役。基於對臺灣學運將起的判斷，我隨即 投入推動臺灣學生運動的《南方》雜誌的創刊工作。其後，我又下到中南部， 為當時的黨外立委候選人助選。即便我先後助選的候選人都以第一高票當選 該選區立委，可我並沒有因此加入新成立的民主進步黨。大選結束後，我一 度留在高雄，準備從事工人運動；然而，因為這樣那樣的主客觀因素，這個 計劃終究沒有落實。其後，我在一度參與工人政黨的建黨工作之後，決定回 頭從事文學寫作的工作。 一九八七年春節過後，我決定選擇一種介於文學創作與社會運動之間的 工作做為自己思想鍛鍊的場域，於是通過朋友的介紹，加入了小說家陳映真 領導的《人間》雜誌報告文學的工作隊伍。

第一篇報導 進了《人間》雜誌，我的第一件差事即是有關二二八事件的田野調查與 寫作。那時候，解嚴前夕的臺灣，有關二二八的話題仍然充滿著禁忌；書市 上也看不到什麼公開擺設的、有關二二八的著作。那時候，我對二二八的理 解，主要還是通過大學時代讀過的吳濁流先生所寫的《無花果》。我既不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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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血ぬられた美しき島」為標題的日文報導，內容詳細記載二二八事件的起因， 讓僅能閱讀日文的讀者也看得懂。（藍博洲／提供）

識任何一個親歷事件的歷史見證者，因而也就無從進入這段迷霧般的歷史核 心進行採訪。後來，通過一些朋友的介紹，我也找到一些耳聞事件經過的一 些臺籍老人，並且根據這樣那樣的說法，從臺北大稻埕的事件現場出發，一 路循線南下，進行了一個多月的田野尋訪。可根據這段時日的訪談所寫的稿 子終究因為諸多條件的限制未能進入事件的核心而被退了回來。 歷史禁忌的限制，再加上退稿的挫折，讓我一度想放棄這個題目，改作 其他主題的報導。可是《人間》總編陳映真先生卻鼓勵我繼續做下去！這樣， 我只好回到在採訪過程中新近蒐羅的史料中尋找線索。後來，終於通過閱讀 一個朋友從部隊帶出來的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印行的題為《「二二八」真相》 的小冊子，偶然找到進入那迷霧一般的歷史現場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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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方這本關於二二八的小冊子先後兩次提到一個「中共『臺省工委會』 份子」的「臺大學生」領袖在事件過程的行動；它認為，「二二八事件」是 在暴亂的社會條件業已成熟，再經共產黨加以攪和而爆發；「事件」之所以 迅速擴大，當然更與共產黨的「煽動」有關……我當時判斷：如果歷史的真 相果真如此，那麼，這個「具有中共黨員身份」的「臺大學生」就該是影響 整個事件發展的關鍵人物了；這樣的話，我只要能夠找到關於這個「臺大學生」 的背景、下落，就可以進入迷霧一般的二二八歷史現場了。 後來，我認識到，我的民眾史調查的重點是要如何找到進入歷史現場的 線索；只要線索找到了，儘管歷史的迷霧再濃、再厚，依然可以循線走進去 的。當時，線索就這樣發現了；問題是，我要怎麼循線發展呢？一直要到後來， 我才意識到，我的歷史採訪的工作方式，除了動機與目的不同之外，基本上 是與當年秘密逮捕政治異議者的情治工作者一樣的：抓到一點，循線追查。 於是，我立即向先前採訪過的、幾年前才從火燒島（綠島）歸來的林書 揚先生請教。林先生，出身臺南麻豆望族，一九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半夜在 家裡被捕，三十四年又七個月之後的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七日，才與另一名同 案難友一起假釋出獄。我當時想，林先生既然是臺灣牢齡最高的政治犯，而 且又是經歷過二二八的人，設若那個「臺大學生」果真如官方文書所說是那 麼重要的歷史人物的話，那麼，林先生應該多少知道那個「臺大學生」；通 過他，也許我可以採集到關於那個「臺大學生」的身份背景；而通過那個「臺 大學生」，我應該可以走進恍如迷霧一般的二二八的核心現場吧！ 我於是懷著這樣的主觀願望，騎著摩托車來到新北投林先生獨居的公寓 大樓。為了避免電話監聽而給還在假釋中的林先生帶來無謂的麻煩，我並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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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 2 月 28 日，林書揚在馬場町附近的青年公園，向群眾追溯白色恐怖的源頭。 他於 1950 年 5 月 31 日被捕，1984 年 12 月 17 日釋放，是臺灣史上坐牢最久的政治犯 之一。2012 年病逝於北京。（何經泰攝）

有事先與他電話聯繫。趁著據說負有監管出獄政治犯任務的大樓管理員在外 頭抽煙的時候，我機警地溜進大樓，進入電梯，然後在坪數不大，配有一間 盥洗室的小套房見到了恰好沒有出門的林先生。 在林先生臥室兼客廳與書房的床緣坐定後，我就直接向坐在堆了一疊日 文書報的書桌前的林先生轉述我所看到的關於那個「臺大學生」的官方材料， 並問他是否認識或聽說過這個人？林先生想了一會，然後用一種明確的語氣 告訴我：這個人，我從來沒聽說過！過了一會，他似乎突然想起什麼往事又說： 不過，我倒聽說過，當時有一個相當優秀的臺大醫學院畢業的青年領袖…… 這個人名叫郭琇琮，是日據末期到光復初期臺灣學生運動的領導人，也是同 時代人流傳的臺北學運四巨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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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又說，郭琇琮已在一九五○年代死於白色恐怖的刑殺之下；他雖 然不曾見過郭琇琮，可在長期的牢獄生涯，也曾通過許多難友的敘述，斷斷 續續地聽到關於郭琇琮的生死故事。然後，通過林先生的轉述，我初步認識 了郭琇琮傳奇的生命輪廓： 從抗日繫獄而熱烈迎接臺灣的光復；繼之，因為對陳儀接收體制的腐敗 和獨佔忿然抗議而投入一九四七年二月的人民蜂起；然後，歷經蜂起全面潰 敗的絕望、幻滅與苦悶之後，在當時全面內戰的中國的激越的歷史中重新找 到新的民族身份認同；最後，一九五○年韓戰爆發，臺灣被納入以美國為首 的反共資本主義陣營，他那激越的青春也和無以數計熱血的一世代的臺灣青 年一樣，在二體制對立下堅定而廣泛的紅色肅清中，在臺北馬場町刑場折斷。 隨著臺灣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郭琇琮那狂飆的歷史也在人們怯懦的刻 意遺忘中長埋地下，任歲月不斷沖刷、湮滅。 對當時還未滿三十歲的我而言，忽然認識到郭琇琮及其時代的臺灣歷 史時，我的思想起到無以名狀的震撼的反應。老實說，一直要到那個時候， 我才具體地理解到：原來，二二八之後，臺灣還有一段更加禁忌敏感的歷史 ―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郭琇琮的生命史也立刻抓住了我那原先在歷史 的迷霧中失去方向而感到受挫的心，重新激起我探尋二二八及後來的一九五 ○年代白色恐怖歷史真相的熱情。我於是問林先生：郭琇琮是不是還有家屬 在臺灣呢？這個，我不太清楚。林先生回答我說。我在裡頭的時候，有人說， 他的妻子當時也與他一同被槍斃了；可我出來後聽一些難友說，她並沒有死， 坐了十年牢才出獄；聽說，現在不在臺灣…… 離開林先生的住所前，他答應幫我打聽郭琇琮家屬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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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琇琮（左圖），於 1947 年 4 月 28 日送給愛人 同志林至潔的定情照。林至潔從此跟隨郭琇琮， 投入改造臺灣社會的新民主運動。1950 年，郭 琇琮以身殉志，林至潔則坐了十年的政治牢。 （藍博洲／提供）

郭琇琮（下圖前左二）與士林協志會的青年們經 常運動健身。（林至潔／提供，藍博洲／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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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星期後，我終於通過林先生的居間聯繫，在北投中和街街尾抗日前 輩周合源與許月里夫婦的家裡採訪到隱名四十年的郭琇琮遺孀林至潔女士。 郭琇琮的遺孀說，臨刑前一天，郭琇琮在寫給她的小紙條上寫著：

把我的屍身用火燒了，灑在我所熱愛的這片土地上， 也許可以對人們種空心菜有些幫助呢！

隨後，我又採訪了幾位郭琇琮昔日的同志；並以〈美好的世紀〉為題， 在宣布解嚴（一九八七年八月十五日）前的《人間》雜誌發表了關於郭琇琮 生命史的報告文學。從此，我才真正走入長期被湮滅的從二二八到五○年代 白色恐怖的臺灣民眾史的現場。 〈美好的世紀〉也是我暫停小說寫作之後，第一篇文學性的作品。由於 它在題材上突破了四十年的政治禁忌，由於郭琇琮理想主義的人格與對待生 命的態度，文章發表以後馬上在臺灣知識文化界引起出乎意料的轟動！另一 方面，我也得到了陳映真先生的口頭嘉獎，並鼓勵我繼續寫下去；只是他委 婉地說：雜誌無法每期都登這樣的文章。後來，我才聽說，當時情治系統的 警備總部還約談了他；並在查禁雜誌不利政府形象的顧忌下，蒐購了大量當 期雜誌，以減低它的社會影響。 據官方機密檔案的記載，一九四九年秋天，基隆中學《光明報》案件爆 發以後，臺灣地下黨在全省各地的組織遭到破壞，無以數計的民眾在這場全 省性的肅清行動中遭到逮捕，其後分別被處死刑或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日 據以來，臺灣民眾為反日帝、反美帝及反國民黨官僚而譜寫的青春之歌，終 於在這批熱血青年灑下鮮紅的熱血之後劃上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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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 12 月 25 日，郭琇琮妻林至潔女士重返郭家廢園，追敘她與郭琇琮一起走過的革命歲月。 （藍博洲／提供）

由於四十幾年來的反共戒嚴統治，這些前人的「革命」事蹟始終在父祖 輩的恐懼心態下不被談起。對我們來說，這些英雄先進們的熱血行動，因而 也就始終是「不在的」歷史！他們成了沒有名字的人。因此，當我在採訪現 場被那段歷史感動時已經下定決心，往後的人生將全力投入挖掘這段被湮滅 的臺灣史與臺灣人的故事。於是，我辭去《人間》雜誌薪水不多的專職身份， 以「自由作家」的身份，從此專心從事我的臺灣民眾史的調查採訪與寫作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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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博洲於 2005 年出版之報導文學《消 失的台灣醫界良心》，內容便是書寫 郭琇琮、蘇友鵬、胡寶珍、許強這四 位優秀醫生，在二二八事件後，重新 找尋國家的認同，卻因隨之而來的白 色恐怖而消失在歷史的煙塵裡。 （藍博洲／提供）

幌馬車之歌 我寫的第二篇人物報導就是一九五○年十月十四日被槍決的省立基隆中 學校長鍾浩東（本名鍾和鳴）的故事，題為〈幌馬車之歌〉。 那時候，我在臺北近郊的山上租了一間簡陋的寮舍，房租不貴，但沒有 電話，所以跟外界也不太聯絡。由於沒有交稿的時間壓力，關於鍾浩東先生 生命史的採寫工作，就相對能夠較全面而長期地進行。我盡量找到所有與鍾 浩東的生命有聯繫的人，然後再有機地整理他們所談的各個片段，最終把鍾 浩東的生命史放在歷史的大背景中呈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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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已經無法確切地記得，自己究竟是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知 道鍾浩東這個人及其悲劇故事的 ? 也許是在採集二二八及一九五○年代白色恐 怖民眾史的過程中就不時地聽到那些政治受難人提到他的名字吧！畢竟，從 歷史的發展來看，一九四九年秋天，鍾浩東校長及其他教職員陸續被捕的基 隆中學事件的確也堪稱蔣介石流亡政權在臺灣拉開的白色恐怖統治的序幕。 然而，這個基隆中學事件，在陳映真的小說《山路》（一九八三）中還是以 「K 中學事件」代稱的。除非是歷經那個恐怖年代的老一輩，像我們這樣的年 輕人，在讀小說的當時是無從理解它的具體情況的。 其實，我和臺灣大多數喜好文學的人一樣，早就通過閱讀鄉土作家鍾理 和的作品而碰觸到鍾浩東這個人的生命了。鍾理和寫過一句名言（前幾年還 被中共溫家寶總理引用）：

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二哥如此，我亦未能例外！

關於「二哥」，鍾理和還提到：「真正啟發我對中國發生思想和感情的人， 是我二哥。我這位二哥，少時即有一種可說是與生俱來的強烈傾向―傾慕 祖國大陸。……」在一篇關於「學習寫作的過程」的自敘中，鍾理和也提到， 他之所以「從事文藝工作，他（二哥）的鼓勵有很大的關係」。 可是，對臺灣近現代史無知的我們卻一直不知道：作家鍾理和背後的二 哥，竟然隱藏著一段不為我們所知的豐富而曲折的歷史情節。 一直要到一九八七年的春夏之交，採訪了曾經在基隆中學擔任數學老師， 也是鍾浩東美濃同鄉的李先生之後，我才對鍾理和筆下的二哥及基隆中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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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中學高中部第一屆畢業生合照，第一排左四為校長鍾浩東。白色恐怖時期，基隆中學從校 長到學生，許多人被槍決，也有許多人坐了十幾年的牢。（藍博洲／提供）

件有了初步的瞭解。作完李先生的採訪後不久，我接到他的長途電話，說是 已經聯絡上鍾校長的遺孀，她也答應接受我的採訪，時間就約在他下次北上 時，由他陪我去。在電話中，李先生並沒有告訴我校長夫人的姓名，更沒有 詳細告訴我她的近況；我也沒有多問，只等他上臺北時帶我去拜訪。 就在等待期間，我聯絡上蔣碧玉女士，她也答應接受我的採訪。可我當 時的採訪動機只是因為她是日據時期文化抗日領導人蔣渭水先生的女兒。我 以為，對臺灣近現代史的認識，從二二八事件出發，往前要理解日據時期臺 灣史，政治的、經濟的、抗爭的；往後要理解五○年代白色恐怖，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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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的、思想文化的影響。我想，通過她，也許能夠對渭水先生及其時代有 更具體而生動的理解。 這樣，就在一個秋冬之交的某個有陽光的午後，我依約來到蔣女士當時 居住的老臺北一棟老式洋樓的陰暗的二樓，就著桌前一盞暈黃的檯燈進行訪 談。談了一會之後，我發現她竟然就是李先生要幫我引見的鍾校長的遺孀， 於是立刻把採訪的主題從蔣渭水轉移到她和鍾校長共同走過的時代。當訪談 進行到鍾校長於一九五○年十月十四日犧牲的情況時，也許是為了轉移內心 的悲痛吧！她站了起來，走到緊鄰客廳的房間，然後拿了一本封面老舊泛黃 的相本，按序展開，一邊指著相本裡頭的老照片，一邊向我解釋那照片有哪 些人，是在什麼時候、什麼場合拍的。 我看著眼前這位滿頭銀髮的老太太，再看看她那英挺、漂亮的少女時代 與鍾浩東等青春飛揚的俊秀青年們登山、郊遊，以及同赴大陸參加抗日戰爭 的一張張照片，當下具體地感到一種難以描述的歷史的滄桑。最後，就在相 本的封底裡，夾著兩頁發黃的信紙。她說那是鍾浩東寫於十月二日深夜的遺 書。經她允許，我仔細地讀了一遍，並且注意到，整篇遺書的思緒基本上是 流暢無礙的，只有中間一段，似乎是考慮如何向她暗示即將面臨的死亡命運 而有幾個字的塗改。通過這樣的塗改，我在當下就可以理解，在軍法處看守 所押房裡偷偷地寫著遺書的鍾浩東，內心深處正在起著多麼激烈的波動啊！ 俗話說，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 對我們而言，這向來只是一句很平常，因而也是很抽象的俗話而已！人 們從來不會去質疑它的正確性。但是，也從來沒有機會現實地去理解它實踐 的難度。當我在採訪現場聽到那些歷史見證人談到鍾浩東「拒絕感訓」的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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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校時期病後初癒的鍾浩東。1937 年蔣碧玉認識了這一位改變她一生運命的客家青年。 （蔣碧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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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浩東（右二）與蕭道應、鍾九河、吳文華（左至右）等，籌組醫療服務團，準備到中國參加 抗戰。（蕭道應／提供，藍博洲／翻攝）

擇時，我內心的確受到相當強烈的震撼！我開始認真思考：「為什麼鍾浩東 可以不死卻要去死呢？」「究竟是什麼樣的覺悟可以讓一個正值青壯的生命 勇敢地面對原本可以逃避的死亡呢？」 十二天後的十月十四日清晨，鍾浩東唱著他和蔣碧玉年輕戀愛時最喜歡 的〈幌馬車之歌〉，從容地走向刑場。 就在「天高氣清」的同一天，因為肺病而動了手術的鍾理和卻走出死亡 的陰影，「再一次的獲得了生命」；他在當天日記的最後兩行，先是感慨萬 千地寫著：「這是我的新生！」然後，再用粗黑的筆跡寫著：「和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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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10 月 15 日，《中央日報》關於鍾浩東、李蒼降、唐志堂三人遭到槍決的報導。 （藍博洲／提供）

一九五○年十月十四日，一死一生的兩兄弟，真正感人的歷史與文學， 就在這個極具象徵意義的尋常日子裡。 通過長期辛勤的調查採訪與寫作的勞動之後，在《人間》雜誌發表的《幌 馬車之歌》贏得了更大的轟動與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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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幌馬車之歌》是鍾浩東最喜歡的一首曲子， 也是藍博洲在口述訪談後，深切記錄下鍾浩東 身世，並於 1988 年出版的報導文學書名。 （藍博洲／提供）

結束語 自從一九八七年初加入《人間》雜誌報告文學隊伍，展開迄今仍在進行 的，以二二八及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事件為主的臺灣民眾史調查、研究與 寫作以來，我一直自覺地承擔讓被湮滅的歷史重新出土的社會責任。二十幾 年來，為了尋訪被湮滅的歷史，我幾乎走遍臺灣的城鎮與山村，甚至遠赴大 陸各地、香港和日本，採集倖存者的歷史證言。 總的來說，寫作這種帶有政治禁忌的歷史題材，首先要面對的困難就是： 寫什麼的問題。如前所述，「抓到一點，循線追查」是它僅有的方法。我想， 當年特務偵訊所要得知的內容，不就是我在採訪時提出的那些問題嗎 ? 而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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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採訪線索的過程，不是也和特務當年循線抓人的情形一樣嗎？第一次採 訪郭琇琮遺孀時，她就懷疑我會不會是警總派來摸底的特務呢？在工作方法 上，白色恐怖的口述歷史採寫者和當年四處抓人的特務，在某種程度而言其 實沒有兩樣；不同的只是動機、身份和態度而已。也正因為這樣，在向這些 政治受難人或家屬採訪當年的受難經驗時，實在很難不令他們又有回到恐怖 年代的聯想。因此，這就使得進行這樣的採訪工作會有一定程度的困難。我 的經驗告訴我，唯有抱著誠懇的態度面對受難者及其那段不堪回首的受難史， 才能夠弭除他們猜疑與恐懼的心理，說服對方接受採訪；然後在採訪的過程 中積累下一個要進行採寫的歷史人物的名字，並且尋訪可以進行採訪的歷史 見證人；與此同時，以自己過去的寫作成績建立的信譽，通過對方可以信任 的人的介紹，以誠懇相待，富有耐性的態度與受訪者維持長久而良性的互動， 建立信任。然後，就是如何面對龐雜的史料與證言加以審美剪裁的寫作了。 從世界史的宏觀來看，臺灣一九五○年代的白色恐怖是在國共內戰與國 際冷戰的雙戰結構下 生的歷史悲劇。據保守的估計，在長達五年（一九四九 至一九五四）的恐怖期間，至少有三千名以上不分族群、省籍與性別的共產 黨人、愛國主義知識份子、文化人、工人和農民遇害，並有八千個以上的人 民 被投入十年以上到無期徒刑的牢獄之中。對這些五○年代的政治受難者來 說，由於這場恐怖的政治風暴所具有的「雙戰構造」的性質，因此，他們也 就飽嘗了民族的和階級的雙重悲劇所帶來的無比痛苦和悲哀。 在白色恐怖政策下，政治犯的逮捕與審判完全是秘密進行的，再加上辦 案機關包括警察、憲兵、特務等不同機構；所以在「官方」的檔案沒有完全 公開以前，當年恐怖政治的具體情況，也就不可能有一個準確的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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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樣的恐怖年代，統治者是通過各種具體生活中觸目可見的反共口號、 反共文學……等來製造「匪諜」是該殺的社會恐怖氣氛的。這樣，在統治當 局刻意煽情的群眾宣傳下，整個社會也就在「寧使一家人哭，不可讓一路人 泣」的社會倫理下陷入慢性的恐共心態中；而當局針對政府反對者或被認為 是潛在的反對者的語言的、心理的、肉體的、社會的層層的暴壓措施，自然 在大眾生活中產生當局所企圖的恐怖效果。 在整個陷於恐共心態的臺灣社會中，沒有比所謂「共匪家族」更 可怕的 帽子了。一個家庭一旦被戴上這頂帽子，這就意味著他們將被迫與正常社會 徹底隔離。對被扣上「匪諜」帽子的受難者家屬而言，最大的傷害莫過於他 們所遭到的社會歧視與排斥及其所造成的精神上的傷害吧！我們不難想像： 在這樣的歷史階段，一般所謂「匪諜」家屬的處境是如何的艱難。

藍博洲於 2001 年出版《臺灣好女人》，旨在 書寫當時為臺灣菁英的五位女性政治受難者， 慘遭執政當局嚴加迫害，其中兩位遭槍決、 三位被長期監禁，也見證了白色恐怖在臺灣 留下的陰影與痕跡。（藍博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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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7 月 19 日《中國時報》報導藍博洲新書《臺灣好女人》。該書以五名女性為模型，見 證五○年代白色恐怖對人民的迫害。（藍博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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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說來，一個刑期屆滿的政治受難者歷經非常繁瑣而苛酷的離監手續 出獄後，他還必須遵守非常嚴格的居住地管理以及就業上的排除規定；最為 難堪的是，他往往因為整體社會有形無形的排斥，不但不為鄰居親族接受， 而且也會遭到家屬的誤解與怨恨。也因此，有一個實例是這樣的： 一個刑滿出獄的政治受難者終於從遙遠的火燒島輾轉回到闊別多年的家 鄉；他期盼著在他被捕時猶在妻子懷抱中的孩子第一次叫他「爸爸」的溫暖 場面的出現。不料，當孩子放了學回到家裡，乍見那端坐客廳的「陌生人」時， 不但沒有表現出任何爸爸回家了的驚喜；相反地，當母親跟孩子說：「你爸 爸回來了，還不快叫爸爸……」時，孩子卻帶著一種怨恨的語氣，指著父親 罵道：「匪諜！……」因為這樣，這名受難者與其孩子一直持續了幾十年陌生、 對立而無言的父子關係。 這個實例也許是一個特例，但也很能說明政治受難者及其家族在反共社 會下精神受害的一般情況吧！ 一九九五年，李登輝主政的國民黨政權，一方面為了拋棄歷史的包袱， 一方面也為了拉攏在野黨，終於以「國家元首」身份正式向二二八受難家屬 致歉，並開始辦理補償等等事宜。 然而，一九五○年代的白色恐怖是中國的國共內戰與國際冷戰的雙戰架 構下產生的歷史悲劇，在性質上與純為地方政權施政不當而引發官民衝突的 二二八事件截然不同。所以，相對於二二八事件，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的 歷史因而沒有受到民間與官方的相對重視。同樣是歷史悲劇下的受難者，臺 灣社會對他們卻有著「階級歧視性」的差別待遇！ 可是，歷史終究是會說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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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在 一 九 五 ○ 年 代 白 色 恐 怖 的 歷 史， 被 整 個 社 會 有 意 無 意 地 遺 忘 的 一九九三年五月，五○年代政治受難人在臺北六張犁公墓挖掘出二百零一個 當年被槍決卻無人認領者的墓塚，並引起人們開始重視這段被湮滅的歷史。 後來，五○年代政治受難人所組成的互助團體也展開了要求官方比照二二八 事件處理的復權運動。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七日，基於現實政治的考量，所謂「戒嚴時期不當叛 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也公布實施了。但是，由於前述性質的不同， 再加上「五○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牽涉到國共鬥爭的意識形態問題，而解 嚴後修改的國家安全法依然沒有更改反共國策；起初，在「匪諜」及「共產 黨員」不得「補償」的排除條款限制下，當年的「判決書」幾乎都是以「共諜」 之名入罪的五○年代政治案件的受難者們，仍然沒有什麼希望獲得「補償」。

1987 年藍博洲加入《人間》雜誌後，因緣邂 逅王添灯的弟弟。而後在出版《幌馬車之歌》 時，將〈永遠的王添灯〉一文收錄其中，後來 再加以增寫，於 2008 年出版《消逝在二二八 迷霧中的王添灯》。 （藍博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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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這樣，隨著當局針對二二八事件及「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 件補償條例」的制定，當年在種種酷刑下仍然拒不「轉向」的犧牲者的歷史， 就在部份受難者及犧牲者的家屬為了領得所謂「補償金」的期待及下一代對 歷史錯誤認知的情況下，一度面臨了一場更為悲哀的被迫「轉向」乃至於團 體分裂的傷害。 當然，我們可以設身處地的理解：對一個從小在反共社會成長的臺灣青 年來說，要去理解先行代無數熱血青年所走的道路一定是相當困難的！而作 為這樣的愛國者的下一代，在當今臺灣這樣惡劣的政治環境下要去瞭解，進 而認同父兄當年所選擇的歷史道路，那就更加困難了。對這些遺族來說，他 們所要面對的歷史的挑戰，因此也就更讓人不忍了。 也許是因為受到父兄的歷史突然從被湮滅的時代重新復原的影響吧！也 許是突然接觸到向來陌生的父兄的思想的衝擊吧！也許是因為那些舊史又重 新勾起自己想起不幸的成長過程吧！在我的採訪經驗中，許多犧牲者的下一 代往往在聽我敘述其父兄的生命史與理想時，他們的感情難免都會波動得很 厲害！顯然，一旦知道自己的父兄竟然就是整個反共社會視之如蛇蠍猛獸的、 具有社會主義信仰的愛國者時，長期受到反共教育影響而在意識上也反共的 這些犧牲者的下一代，勢必也要面臨一種艱苦的重新認識父兄的挑戰。也許， 他們原先已經在思想裡頭安頓好的父兄的歷史面貌，現在都要因為父兄歷史 的重新出土而重新辨識。 在採訪的經驗中，我注意到，許多犧牲者的下一代總是一再強調：他那 當時屬於臺灣知識階層的父兄是社會的菁英，絕對不是什麼「匪徒」！然而， 當我向他們證實他們的父兄的確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甚至參加了中共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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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下黨組織的事實時；他們通常的反應卻是，他們的父兄怎麼會這麼笨呢？ 當我故意反問他們：「既然你一再強調而且深信你的父兄是社會的菁英，那麼， 你怎麼可以說他們『笨』呢？」他們於是會改口說：「我相信，他們如果活 到現在，一定也會反對共產黨的！」 在中國的傳統戲曲中，「認賊做父」通常是悲劇的主題。在那種情境下， 我的主觀感受大概就是這樣了。 我想，臺灣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對受害者及其遺族的最大傷害莫過於 通過整體社會長期反共的恐怖政治，讓犧牲者的下一代與加害者站在一起， 自動地逼使已經犧牲的父兄的政治信仰「轉向」，進而否定他們犧牲的意義 並取消他們的歷史吧！更為悲哀的是，有些犧牲者的下一代並不僅僅止於否

藍博洲於 2012 年出版的報導文學，內容從 「楊揚之死」的悲劇根源開始，溯訪臺共 人士張志忠的犧牲，以及其妻兒季澐、小 羊的悲劇故事。 （藍博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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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與取消而已！他們甚至在思想上走到他們父兄的對立面！這樣，當年為了 理想的堅持，寧可犧牲肉體的生命也不背棄自己的思想的受難者們的犧牲， 豈不失去了他的意義了呢？我這樣想。 從這個觀點來看，臺灣的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就不只是殺了多少具有 理想主義信念的知識菁英與民眾而已！它更把日據以來臺灣進步思想的傳統， 不管是哲學的、文學的、藝術的、乃至運動的理念都徹底消滅了！也因此它 把臺灣社會的良知與正義都徹底消滅了！以至於整個社會的思想意識長期陷 入喪失民族主體性的可悲的虛脫狀態。也因此連一些受害者的下一代也自覺 不自覺地成為妨礙臺灣歷史前進的「白色恐怖」的共犯結構。 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帶給受難者家族及全體民眾的悲哀沒有比這個更 悲哀的了。 二戰後的國際冷戰與國家內戰的雙戰結構，帶給兩岸人民的是民族分裂 的歷史悲劇。一個不懂得尊重歷史悲劇的民族，最終還要受到歷史老人的再 度懲罰的！我想，歷史的真相雖然不一定能完全還原，但是，基於歷史不能 任其失落的認識，我們就得要時時去拾回，並且通過寫作，把被淹沒的挖掘 出來，把被扭曲顛倒的導正過來，共同克服民族分裂的歷史悲劇帶給人們的 痛苦。 長期以來，一直有人問我：「究竟是什麼力量可以讓你堅持下來，一直 做下去？」我想，就是這樣的認知，讓我就這樣在「尋訪被湮滅的臺灣史與 臺灣人」的寂寞路上，一路孤單地走了下來。沒想到，一轉眼，時光已經過 了二十幾年了。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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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藍博洲，苗栗人，輔仁大學法文系畢業。從事雜誌編輯採 訪、擔任專欄作家十餘年，曾任職於《南方》雜誌、《人間》雜 誌；國立中央大學「新銳文化工作坊」主持教授、國立東華大學 駐校作家、國立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計劃主持人，現任 夏潮聯合會會長。曾獲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獎，著有《沉屍、流 亡、二二八》、《幌馬車之歌》、《臺灣好女人》、《消失的臺 灣醫界良心》等報導文學二十餘種，小說《藤纏樹》《一個青年 小說家的誕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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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Three

第三部分

書寫

2014.06.20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至善樓國際會議廳 （徐觴／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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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七色記》的獄中書寫 姚嘉文／前考試院院長

寫作的契機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我因美麗島政治案件被捕入獄，判刑十二年。刑期 漫長，案件確定後，開始思考如何打發漫長時間。 以前，因律師業務及政治活動，沒有很多時間專心讀書，更沒有時間寫 長篇文章。我從小喜歡讀書寫文章，執行律師業務以及在大學執教時期，經 常寫訴訟書狀及教材講義，偶而寫寫法律短文，沒有時間寫長篇文章或小說。 又因參政以後，自感歷史及政治智識不足，今羈身在牢，應可多讀多寫。 我從小愛看小說，特別是有歷史背景的歷史小說。臺灣、日本、西洋、 中國的小說都看。中國的古典小說、演義等，看了不少。西洋的小說，最愛 看的是《雙城記》及《基度山恩仇記》。尤其是《基度山恩仇記》。《基度 山恩仇記》是法國大文豪大仲馬的經典冒險小說，被公認為大仲馬最好的作 品。還有一本小說《Quo Vadis ？何去何從？》（或譯《你往何處去》），故 事敘述古羅馬時代基督教牧師彼得離開羅馬，意圖逃避羅馬帝國暴君尼祿的 迫害，中途徹悟悔改，毅然返回羅馬殉道的故事。在美麗島軍事法庭審判時， 我就引用這故事來表明我們堅持「美麗島」理念的決心。 我愛看小說，也想寫小說，又愛看歷史，於是就想利用在牢時間寫歷史 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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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島軍法大審，警總軍法處以叛亂罪起訴黃信介、姚嘉文等人。雖然訴求受挫，然而沉 默數十年的社會開始勇於追求民主自由，引領八○年代蓬勃發展的社會運動。 （李筱峰／提供）

美麗島辯護律師團合照。其中多位如陳水扁（左後三）、謝長廷（右後二）、蘇貞昌（右 後三）等人，後來皆成為民進黨骨幹，帶領昔日的黨外一步步邁向執政。（李筱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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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這些想法與決定，我開始找歷史書來讀。兩年後才開始下筆動手寫 第一部小說《洪豆劫》。我寫的是歷史小說，幾部歷史小說的寫作，只是我 研讀史料及各種書籍的成果。 選擇用歷史小說方式寫作，一方面考慮監獄的特殊環境，另方面也因我 本有讀長篇小說的喜好，也有寫長篇小說的慾望，一直相信小說是一種活潑 的文學，讀者群較多。歷史小說比歷史論文吸引更多的人。

《你往何處去》敘述古羅馬時代牧師彼得徹悟 悔改後，毅然返回羅馬殉道的故事。在美麗島 軍事法庭審判時，姚嘉文引用這故事來表明堅 持「美麗島」的理念與決心。 （遠景出版／提供）

姚 嘉 文 以 林 爽 文 起 事 為 背 景， 完 成《 洪 豆 劫》，刻畫臺灣母親移民過程的苦楚、堅忍 與開拓精神，以及面對災難所展現的臺灣式 倫理觀。（姚嘉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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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歷史小說必先研讀歷史書籍，因我在大學及研究所主攻法制史，有些 歷史基礎，但要寫歷史小說要更多研讀。獄中有圖書室，家人不斷送入各種 書籍，前後有整套二十四史、清史稿、資治通鑑、臺灣通史，以及各種中外 歷史、臺灣文獻等等。另外也讀了不少的宗教、文學、哲學、傳記等。又因 我沒有寫過歷史小說的經驗，所以也讀些諸如《小說寫作方法》、《歷史小 說寫作方法》，以及文學評論的書。平時我就喜歡看歷史小說，所以也看了 不少諸如《暴君焚城錄》、《飄》、《戰爭與和平》、《雙城記》、《基度 山恩仇記》等，及許多中國古典小說。 這些書籍陪伴我度過坐牢幾年的辛苦歲月，也讓我累積不少寫作歷史小 說的智識。數百本陸續送入的大小書籍，逐本細讀，慢慢累積成堆，又供作 寫字的工作檯。

寫作前的準備 因牢中歲月長，又因閱讀是為了寫作，故必須有計畫的研讀。所謂有計 畫的研讀，指事先訂定讀書計畫，讀後做有系統、有目標的摘寫筆記。為了 這個目的，前後備齊了各種中文外文字典及辭典、歷史手冊、古今地圖集、 百科全書等工具書。為了研讀古史，查證史籍的錯誤，還必須自己編製各種 需用的索引手冊（如歷史年表、紀元年號手冊、曆法朔閏表）。 決心要用小說方式寫作，是經過長期間的醞釀與考慮。在研讀了一年左 右的古史後，又用幾個月時間研究曆法與中外政治思想，才下決心整理資料， 著手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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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參加政治活動，其實不是出於原先計畫。我早年所學歷史，偏重戰 爭與法制，對實際政治活動及政權政黨鬥爭，較少涉及。因案被捕入牢後， 才感到這方面智識的缺乏，因有「不知興亡莫論書」之嘆，也想多讀古今史料， 吸取這方面的智識。獄中圖書室備有許多國防部印行的戰爭史及中國國民黨 史、中國共產黨史、蘇聯革命史及各種人物評傳。閱讀這些書籍，有助於了 解近代亞洲政局的變化，更有助於對戰後臺灣政治變化的了解。 我是讀法律的，雖多攻讀法制史，但對古今歷史並不多了解。 為了了解 臺灣歷史變化，除了臺灣歷史，中國歷史以外，仍然要多讀世界歷史。反正 牢中歲月長， 我就慢慢的借書買書來讀 。不過， 自修歷史，無師難自通 ， 而且，各本史書都難免有誤 ，尤其年月日部分。中國古籍以天干地支記年月

姚嘉文年輕時專攻法律，並曾撰文出版法律 學相關書籍。（姚嘉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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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更是轉換不易， 加上中國皇朝年號紀年及古曆朔望閏常，月大月小，要 與新曆年月日比較變換， 更是困難重重。 因此，在讀了十多個月史籍，無法突破後，終於被迫停下，去學曆法。 我用了六個月時間研究曆法，幸而終能精通曆法理論，有能力編寫古今各年 代需用的年月日朔閏表，作為讀史的基礎。而且，從中獲得不少天道人事的 啟示。我盡力搜借各種討論曆法的書籍及資料，細讀二十五史（從史記至清史 稿）的天文志、律曆志，並且借來袖珍計算機，在牢房內把二十五史的各種 曆志數據，換成現代數學的計算式，重複核算，弄清楚各朝代制曆的基準點， 及年月推算、置閏公式。然後藉助有關曆法書籍的資料，利用計算機的運算， 標定二千一百年來（自漢武帝太初曆開始）的「冬至」、「閏月」、「朔日」 等曆法的基本數表。 讀史必先知曆，雖是治史者常言之理，但我是要到牢中讀史後才體會其 中的道理。用這些本數表，與歷代各朝製曆核對，一方面重塑古曆月日，一方 面可察覺史書記載的錯誤。這是件很艱鉅的工作，但對我未來讀史及寫作幫助 很大。 以讀史為目的而研究曆法，至少要弄清楚下列各項時間標示的資料：

1. 各年度的朝代年號及甲子記年。 2. 各年度的月數（有閏月之年十三個月，陰曆每十九年有七個閏月）。 閏月究竟落在哪一年哪一月。

3. 各月大小（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並其朔日（初一日）的甲 子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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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陰陽曆的對照。明末以來，為與外國資料對比，必須排定各月日的陰 曆陽曆對照。

在漫長的歷史年代中，當然不必每年每月每日都這樣確定排列，只在特 別事件有關之年代月日中，需要編製詳細日表，詳細排比對照。我在處理公 元第四世紀的淝水之戰，及第十九世紀的的甲午戰爭乙未割臺的資料時，發 現曆法對我幫助很大。實際上我在每部小說寫作前，都做過事件日表（而且， 常常不只一種）。曆法之學當然不只是日子的排列，其本身包含著許多啟人 深思的道理。我在各部小說中除了運用曆法以整理資料外，而且在小說中幾 次討論到曆法所包含的道理。

第一部作品《洪豆劫》 研究過一些中外古今基本法政思想及曆法後，回頭再去研讀及處理史籍 史料就方便多了，收穫也大了。那些史料不再是一堆繁複雜亂的文字，而是 一串能訴說有秩序、有系統、有生命的歷史事件的寶貴紀錄。 這時讀出來的歷史就清楚多了。 這時開始寫作的慾望與衝動出現了。 為什麼終於決定將歷史寫成小說呢？大概基於這幾種原因︰ 第一，我本來就想寫些東西。牢中時間太多，無事打發，不能天天看書。 那些繁複雜亂的史料，如果沒有經過一番整理，寫出文章，不容易弄懂。整 理史料會花費許多時間，正好填滿牢中歲月。只要選出一個題目，把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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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做有系統的整理，就可寫出讀書報告或論文或其他形態的作品。以前在 外工作忙碌，不能多做此事，如今天賜良機，可以做了。我本有寫作興趣， 一直想嘗試寫長篇小說，正好一試。 第二，小說是一種活潑的文學，讀者群較多。 第三，我本有寫大眾暢銷書的慾望，但一直沒有時間動手。以前寫過法律 論文、政治論文，也編過教科書，銷路都不差，如果寫小說，也許會更好。 一九八一年八月，我開始密集整理「林爽文事件」（公元一七八六年） 的資料，一九八二年一月開始下筆寫稿。 為什麼挑選發生在公元一七八六年（清朝乾隆五十一年）的「林爽文事 件」作為第一部小說的背景呢？

1786 年發生林爽文事件，震動當時的滿清政府，至 1788 年事平，被乾隆列為十全武功之一。 圖為南投孟宗竹林古戰場與事件碑文。（郭庭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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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經過仔細的考慮的。我要挑選一個在臺灣四百年歷史中最富有意義 的時候作為寫作背景。這個時段必須具備幾個條件︰ 第一，彼時發生某一起歷史事件，為今人所熟知。 第二，此事件必須在歷史上具有廣泛意義。所謂歷史上具有廣泛意義， 指其既足以表露當時臺灣社會的基本問題，而且影響深遠，因而開拓了新的 歷史局面，不是偶然孤立意外事件。換言之，發生此事件的時段，必須是臺 灣歷史的一個轉捩點，無論在政治、經濟、社會上都表現了重大意義。 第三，此事件的影響，不僅及於臺灣全島，而且及於統治臺灣的大清帝 國，在大清帝國歷史上一樣被認為是一件大事。 臺灣入清版圖後，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反清事件很多，而唯「林 爽文事件」具備上述條件。 「林爽文事件」在本質上與以前的反清事件不同。臺灣在公元一六八四 年入清版圖，至公元一八九五年割臺，前後共二百一十一年，「林爽文事件」 正好發生在這二百一十一年的正中間。前一百年，臺灣反清以「復明」為號召； 後一百年，反清而不言「復明」，此點本身即有深厚意義。 大清乾隆皇帝晚年自稱「十全老人」，其十項事功之一「平定臺灣」， 即平定臺灣林爽文之亂。其實清朝自乾隆中葉以後，國運即趨沒落，臺灣之 亂只是大清帝國的病徵，平亂不足稱為功業。 「林爽文事件」既非單純之民族反抗，亦有其社會性、經濟性的時代意 義，清廷為了此役，損耗很多，深識派兵來臺作戰之難，但又不能接受堂堂 大清帝國不能輕易消滅臺灣「天地會」的「小小叛亂」。大清乾隆皇帝因而 事後斬殺臺灣總兵柴大紀洩恨。此後，臺灣吏治及社會轉入一個新局面。此 時正是西洋勢力再度東來之前夕，位於東亞海洋通路要地之臺灣，絲毫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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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海洋時代來臨的準備。但內部社會的蛻變，卻加速在進行。因此我決定 挑選這一時段的歷史為背景，來寫《洪豆劫》。 《洪豆劫》原名《洪豆姐》，但當時審稿的名作家陳恆嘉教授建議以「劫」 字取代「姐」字。我本不同意，因我各書命名都用中性文字，只用單純名詞 命名，不在書名上表現某種含意。陳教授則堅持用「劫」字來突顯書中女主 角洪豆這個人的坎坷遭遇。我本不同意，最後勉強接受。

美麗島大審時的身影，姚 嘉文的行動一路都有憲兵 隨行戒護。 （周嘉華／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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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作品《黃虎印》 寫完《洪豆劫》後，接著寫一百年後的乙未割臺﹙公元一八九五年﹚。甲 午戰爭後，清廷簽訂馬關條約，將臺灣澎湖割予日本。這一段史實，今人多很 熟悉。有幾部小說描寫此段歷史故事﹙如鍾肇政的《臺灣人三部曲》第一部， 李喬的《寒夜三部曲》第一部﹚。我如要再寫，必須從不同的觀點及角度，採 用不同的技巧去寫。 「林爽文事件」後半世紀，鴉片戰爭爆發。接著有一連串的中外戰爭， 西方勢力襲進中國。位於中國邊緣的臺灣島，當然不能免受波及。日本勢力 興起後，和清國、西洋三足鼎立，在其南進政策下，臺灣終為日本所奪。這 是日本海洋勢力興盛的另一起點，亦是日本以臺灣為基地和美國爭奪太平洋 霸權的開始。所以割臺之事，單從國際局勢來看，就有很豐富的意義。臺灣 之歸日本，是東亞海陸勢力相互激盪的結果，其勢至今未艾。吾人今日欲了 解東亞情勢，不能不從甲午戰爭談起。 不過，當時在臺灣之人民，並不能立刻感受到這種海陸激盪的國際潮流， 能夠身受的只是異族入侵的問題。以抗日為目的引發的上層社會建立「臺灣 民主國」的短命行動，及下層農民社會義軍（「天地會」遺緒為其一）的長 期抵抗，以及全島社會面臨的文化及政治的改變，實是當時的時代主題。 我把這些主題寫在《黃虎印》內。 寫過《黃虎印》後，不敢立刻寫日治時代的歷史，而又回到前面去研究 鄭氏開臺及清朝取臺的史料。鄭成功在公元 1661 年驅逐荷蘭人，結束歐洲人 治臺的歷史，但並不表示中國勢力進入臺灣。反而是因「東寧國」（鄭經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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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虎印》描述「臺灣民主國」寶印黃虎印 之鑄製及流落，喻示臺灣所面臨的變化與未 來的希望。後經施如芳改編為歌仔戲劇本， 唐美雲歌仔戲團於國家戲劇院演出。 （姚嘉文／提供）

的國號）的建立，引出臺灣海峽兩岸的對抗歷史。這段歷史時間極短，但卻 深富意義。 滿清原無取臺之意。在鄭經最初喪失金門、廈門之後，滿清政府即行禁 海政策，不復以臺灣為事。直至三藩事起，鄭經派軍前往福建介入戰爭。三 藩事平，清廷始復啟取臺之念。清朝取臺之後，臣下曾請加尊號，為康熙皇 帝拒絕。清聖祖實錄選輯（康熙二十二年、公元一六八三年）曾載康熙皇帝 拒絕之理由︰

加上尊號，典禮甚大。臺灣屬海外地方，無甚關係；因從未向化，肆 行騷擾，濱海居民迄無寧日，故興師進剿。即臺灣未順，亦不足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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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之缺……海賊（指鄭氏）乃疥癬之疾，臺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 不得無所損……

由此更能證明臺灣本非中國領土。今人有謂臺灣自古屬於中國云云，自 屬不實。清朝康熙皇帝自己承認侵奪臺灣是取得「外國土地」，後人怎能歪 曲歷史，強作主張。

從現存史料發掘寫作題材 清廷既已得臺，有建議盡遷臺灣之民放棄臺島，議而未成，終於設府置 官，而臺灣竟成清廷之累，這是陸國政權統治海島必然的困境。這以後的治 臺情形，在《洪豆劫》那部小說中討論；清朝入臺之前的史實，則歸《黑水溝》 討論。 《黑水溝》討論的是中國漢人（鄭氏部屬）入臺後的「自我調適」問題， 以及臺灣與清朝之間的關係變化。 寫完《黑水溝》，本來要回來寫日治時代的歷史，但因突然對古代亞洲 平原民族大遷移的歷史發生興趣。就又回溯前史去研究西晉的河洛晉人的南 移。這個題目牽涉太多，不僅要研究史料，而且必須有正確的民族史觀。我 知道以我的歷史素養及教育背景，很難處理這種問題。稍有不慎，就會惹出 笑話。我自知這事工程浩大，一時無法解決，但我要凸顯的是拿當時的土斷 政策，與臺灣不合理的籍貫政策間的比較關係。於是我還是決定要寫，但是 得改從別的角度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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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決定以公元三八三年的「淝水之戰」為背景，來寫「土斷」政策 對國家興亡的影響。「淝水之戰」是五胡亂華中的一場大戰。它是漢胡之間 的一場大戰，是南北之間的一場大戰。這一場大戰暫時阻止了北胡的南侵， 保全了江南晉人或漢族的國度。 我處理這段歷史的目的，就是要研究當時的晉人南遷後的「土斷」問題， 也就是北方晉人，特別是豪門貴族，南遷入長江流域後，與當地原住人民之 間的關係。臺灣在戶籍法尚未修改以前，存在著外省人與本地人之間不平等 關係。研究「土斷」問題，以古觀今，更能了解臺灣當前的政治問題，並尋 找解決方法。

《黑水溝》為姚嘉文的第三部作品，是討論 中國漢人（鄭氏部屬）入臺後的「自我調 適」問題，以及臺灣與清朝間關係變化的磅 礡鉅著。（姚嘉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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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淝水之戰」，東晉戰勝前秦的原因，問題複雜，真相難明，有許多不 同的解釋，但多未論及政治與財政條件。其實「淝水之戰」時期有一重要政 治措施，奠定東晉勝利的基礎，就是這個「土斷」政策。 所謂「土斷」，是指僑移戶口就地入籍，以土斷籍，不論本籍。這是民 族大遷移後表現戶籍登記上的政治問題。江北人口南來後，本不肯入籍本地， 而以「客戶」或「僑戶」身分自居，或為豪族挾藏，釋免徭役賦稅。所以「搜戶」 成為國家富強的方策，「搜戶」必須「土斷」。僑民是否入籍本地，與本地 人享同一權利，盡同一義務，是民族遷移時期的諸多問題之一。能解決此項 問題，就能豐富國家兵源及稅收，並平息土著百姓的不滿，達到「上下一心」 的結果。

《白版戶》記載東晉末年河洛人移民的過 程，強調「土斷」政策對國家興亡的影響， 也是造成淝水之戰勝利的原因之一。 （姚嘉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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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土斷」之令，不只一次，比較重要的是公元三四一年之「白籍土斷」 （僑人入白版戶籍，土著則為黃籍），及公元三六四年（甲子年）三月之「庚 戌土斷」（廢除白籍，將白籍僑戶併入舊戶黃籍）。這在九品中正制度遺毒未 消，北人士族把持政權之形勢下，的確有許多困難，但因時代需要，只得推行。 《白版戶》就是以「淝水之戰」前後歷史為背景，敘述當時移民過程中 遭遇問題解決問題的故事。 寫完《白版戶》將時間飛跳一千五百年來寫公元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 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的臺灣《藍海夢》。以後又寫公元一九七一年（民 國六十年）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的事件（《青山路》），以及公元一九八四年（民 國七十三年）為背景的《紫帽寺》。 這三部小說，都不大描述臺灣內部問題，而多注意其國際形勢。因為臺 灣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以後，其命運就更多繫乎國際形勢的發展。《藍 海夢》所寫的是日本戰敗退出臺灣前夕的臺灣民情及戰況變化。選定這時段 寫《藍海夢》，一方面敘述終戰前後臺灣人民的心理變化，一方面闡述國際 形勢的發展。 《紫帽寺》的背景時點定在甲子年，公元一九八四年（民國七十三年）。 《紫帽寺》將唐後五代十國福建「大閩帝國」獨立建國史實，與公元一九八四 年的臺灣國際環境，交混寫成，這不是敘述海外僑人移民的經過，而是敘述 海外僑人的心理，尤其是他們的戀鄉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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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獄中完成《台灣七色記》 將這一千六百年歷史寫成七部小說。每一部小說賦予一種顏色，就構成 《台灣七色記》一系列故事。 七部小說固然時間年代各有不同，其地理中心亦各有變換，此除了避免 重複與單調以外，實亦表現臺灣社會中心之移動。臺灣氣勢發展則自南而北， 七部小說之地理中心自亦必須依此排列。《白版戶》設定地理中心在中國江 南。《青山路》後，小說故事向國外發展。 七部小說，共寫了三百萬字。每部長短不一，平均字數在四十萬字左右。 我所用的稿紙是二十五乘二十四，一般六百字格稿紙。初稿用紙一次，謄稿 用紙一次，全部用去稿紙一萬張。我用萬張稿紙寫出七色故事。我坐牢幾年 的收穫是七部小說和無數的經驗。

寫作的技巧與方法 長篇小說的成功，有很大部分是依賴嚴謹的設計和嚴格的執行。以我寫 這幾部小說的經驗，自己摸索出一套寫作的過程，編製過四種應用簿本，頗 為實用。

寫作過程分為四段 1. 構思：決定題材 2. 準備：蒐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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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計：整理資料 4. 寫稿：寫稿修謄

應用簿本分為四種 1. 背景簿 2. 資料簿 3. 構思簿 4. 寫作手冊

因1979年美麗島事件入獄的姚嘉文，於 1981年攝於景美看守所。直到1987年，服 刑7年餘，才獲得假釋出獄。 （姚嘉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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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四種簿本中，「寫作手冊」又稱「桌上備忘錄」。有經驗的作家，只 此一種簿本其中容納其他三種的內容及功能。歷史事實較簡單者，或小說構 思早已定案，情節結構無多混亂之時，亦不必多設簿本。如用頁數較多，簿 紙較大之簿冊，亦可將四種內容併為一本，統稱「寫作手冊」。 寫作過程中最難處理的還是「觀點」問題。 採用全知觀點方式來寫，固然可以解決寫作上的許多困難，卻無法塑造 必要的氣氛。因為讀者的經驗知道無人有能力觀知世事全景。人類最詭迷的 地方在於吾人所知有限，每個人的行動與思想，都是在一種「所知有限」的 情況下進行。一旦全能無所不知，就失去真實，沒有藝術性。所以我不大願 意用全能觀點。 不過，角色人物雙眼的觀察範圍固然有限，但因情節上的需要，卻可使 他的視野擴展。觀點範圍場景空間必須限制或固定，但角色視野卻可無限地 擴展。 要如何擴展視野，方法很多，我在這幾部小說中，採用下列幾種方法︰

1. 信件、電話的報告 2. 報紙、雜誌、收音機、電視的報導 3. 書籍、文件之記載 4. 對話的說明

《洪豆劫》中女主角洪豆姐人在臺灣北港，可以知道北京乾隆皇帝的心 情，因為她請一個認字的人陳新秀讀乾隆皇帝的諭文。這些諭文安排遺失為 人拾到拿給洪豆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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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路》中的賴律師剛到舊金山市，就能充分了解案中柯密龍命案的 始末。那是依賴剪報、報告以及美國律師函件的說明。 用各種方法擴大角色人物視野，使故事更多彩多姿，使故事背景資料按需 要在適當的時間場合出現，讀者可隨觀察角色的眼光展視事物，而不必作者介 入敘述。

寫作是一種心靈活動 歷史縱使不能給我們「直接教訓」，但歷史既是人類的經驗，而經驗既 是獲取「教訓」的一種途徑，歷史自然存有「教訓」的價值。我們反對濫用 歷史教訓，是因為古今事異，前人之作法不必足訓，但就該具體歷史事件的 經驗，卻可洗鍊出某種具體教訓。換言之，只要我們明瞭了史實的客觀背景 和詳細經過，我們就可從歷史吸取教訓。提供我們明瞭這種客觀背景和詳細 經過者，有歷史書籍、歷史演義及歷史小說。 歷史書籍直接敘述史實，歷史演義由歷史人物扮演歷史故事，歷史小說 則加入虛構的人物及故事。 小說的寫作是一種心靈活動，作者在寫作時難免將自己的感情、經驗滲 入。作者的介入應視為正常的事，只是要注意如何節制。 深牢孤絕，與世隔離，專心寫稿，常常分不清虛幻與真實。 牢中的生活與外面社會不同，比較不受外務干擾，所以寫稿時容易「入 戲」，以致幻想史實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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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在牢外相較，人在牢中最大的不同，是心神灌注，思想集中。有時為 了某一情節的設計，連續用三小時去思考，絲毫不受他人干擾。我也曾經為 了寫下已經構思成熟的情節，從晚餐後一直工作到半夜。在這種情況下寫作， 很容易使「虛幻的想像」與「真實的經驗」混在一堆。 牢中寫作，可用較短時日完成作品。一部在牢外兩年能完成的作品，在 牢中六個月至九個月就可以完成了。我寫一部四十萬字的小說，除了事先的 構思外，只要三個月的準備，二個月的寫修，二個月的謄抄，一共八個月。 如果在牢外，相信不只要用兩年的時間。因此有人認為牢中是作家的天堂， 是寫作的樂園。世界各國都有許多人因坐牢而成為作家，許多作品是在牢中 完成。

在牢獄中筆耕不輟的姚嘉文，對寫作有更深一層的體悟。（姚嘉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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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牢中寫歷史小說有一不方便的地方，是參考資料有限，遇有問題，不 能找人請教。 有一次，在寫《黃虎印》時，要描述男主角楊太平的心情及當時所處環境。 時空背景在一八九五年，當時長老教會已進入臺灣，各地多設有教堂傳教， 楊太平也受感染進入教堂聽道。為了正確描述當時教徒心情，替主角定調其 決心與信仰。我求教關在隔壁押區的高俊明牧師。 我寫了一封長信託人交給高牧師，輾轉交付。一兩個月後，高牧師的回 信也輾轉交來給我。他的信對我幫忙很大，《黃虎印》後半部充滿基督教的 意味，就是這個原因。

以堅定的心下筆創作 牢中寫作，速度很快。快速的寫稿，維持了小說氣勢的一貫性，也使作 者想像集中，暫時脫離現實的生活，神遊古時的年代。作者可以連續數十日 居留「過去」，直到初稿完成才回到「現在」。 這樣寫稿，大損體力。神傷氣耗，手累眼疲，事後都會大病一場，終月 不能再動筆。快速寫稿，是用作者的生命去換取作品。每一張稿紙，都是作 者寶貴健康與心血的化身。我的這七部小說，都是這樣寫出來的。 牢裏是寫作最好的環境，還有一個原因。作者有自身的遭遇，還有同難 的鼓勵、同房的衝突，以及個人的寂寞怨懟、苦待、徹悟……這些豈不是一 個作家所不能缺乏的東西嗎？難道一個身居冷氣房的養尊處優的學者，反而 可以寫出更感人心肺的作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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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經驗，反而在最孤單最痛苦時才下得了筆，當世人似乎遠我們而去 時，我們可創造一個屬於自己的世界，安排我們的朋友和敵人做為小說中的 人物。讓我們看看他們生長、死滅，我們由此感到安慰，獲得教訓，因而增 加信心，消除四周現實的許多痛苦。 不是由此逃避現實，而是深入現實去作內層的體會。 要用這麼長的時間完成一部著作，必須用許多時間說服自己，所以常常 數個月反覆和自己辯論，決定不了是否要寫那題目……當決定是否要寫的最 後那幾個星期，實在是很可怕的日子。我的習慣是下了決心就不肯中途放棄， 所以決心下得很慢。放棄一個計畫是很痛苦的，但進行一個沒有信心的寫作 計畫更苦。

在獄中的姚嘉文，面對艱苦的環境，以及 個人內心的困頓，選擇以書為桌，苦讀史 料，完成了三百萬字的《台灣七色記》。 （姚嘉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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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怕寫作中間會放棄，時時要鼓勵自己，而且要打鐵趁熱，趁興趣未 消以前一路趕寫下去，日夜不休息，冷熱不停止。結果手、眼、身體都病了。 每次寫一個段落，都要病上幾日。 我的身體雖好，但沒有一次是不抱病完成初稿的。病中寫作堅定了自己 的信心，也慰撫了自己極端孤寂的牢房生活。世人有一日讀我的小說，盼望 能體會出這份熬苦的氣氛。我牢中的歲月就在這樣的氣氛中渡過。我似乎不 是身陷重牢數年，而是漫遊歷史過去一、二千年。

故事情節需合乎實情 我寫《台灣七色記》都採用一般平民的觀點。我相信歷史是群眾與人民 創造的，帝王將相不是歷史的主角。我的興趣是描寫一般平民對歷史發展的 看法。所以，我不大讓帝王將相直接出現講話。《黃虎印》歌仔戲在國家戲 劇院演出時，出現臺灣民主國總統上臺說話，這是小說裡面沒有的。 我很用心處理事件的客觀條件，地理環境也很注意。譬如在《洪豆劫》 小說中，當林爽文和大家討論是否起事，而在比較彰化大里山區（當時大里 地方屬清彰化縣轄），及府城安平形式的差異時，我安排一位有智識的老先 生講話。 他分析說︰

其實，佔得府城，反有不利。當年鄭成功父子以臺島抗天下，專恃船 舟之力。朱一貴無船舟之力，不足以制扼臺海。故安平一失，大事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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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咱也無海船之利，怎可與爭港海？彰化遠離府城，清朝大兵即使 入臺，亦鞭長臂難及。自府城以來，先阻塩水，再阻諸羅，三阻斗六 門，四阻南北投。路遙山深，吾人大佔地利。即使一時失利，亦可以 入山持久。故此地可以攻，可以守，可以逃，可以活，可以越，可以藏， 可以久。誰曰地利不足？

研究歷史也要研究地理。在獄中寫到有關地理地文，無法實地勘查，只 能依賴地圖及文獻了解。《台灣七色記》所涉及的地方，在臺灣國內的，如 臺北、臺南（安平）、花蓮，以及美國舊金山、菲律賓馬尼拉，我都去過或 住過，地方熟悉。中國福建、泉州、安徽、淮河、淝水地區，都沒去過。所 以在寫到有關泉州時，只寫船到港外，不寫上陸或進入市區。 《白版戶》寫到有一次男女主角在吃了冬至飯以後，奉命駕船循淝水北 上，打探胡人軍情。剛好那時有一位犯案的外省人關到我這一房來，我問他 是中國哪裡人。他說是安徽人。我又問他是真安徽人或只是戶口上寫著安徽 人？他說他是道地的安徽人，他在安徽長大，前不久才從安徽出來。我於是 將《白版戶》初稿拿給他看，看所寫的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位在安徽長大的牢友，很耐心的讀著我給他的小說稿。過了很久，他 才開口說：「姚先生，」他指著稿子，「您這裡寫 ：男女主角吃過冬至飯以後， 兩人駕船循淮河淝水北上，去淮河淝水一帶打探胡人軍情。但是，姚先生， 冬至以後安徽淝水南北一帶，都下大雪，河水都結冰了，怎麼可以開船行走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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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聽十分震驚，搖頭嘆氣。我收回稿紙，重新設計情節，改寫故事， 避開風雪。 在寫《黃虎印》小說時，寫 男主角楊太平奉命送東西到滬尾港（淡水港）。 於是他「坐火車過去」。小說出版之後，有學者提醒我，一八九五年當時， 臺北城的火車還沒有通到滬尾港，我寫得不對。可是，我記得當時寫這些時， 曾經作過考據，不是憑空編寫，不過，現在想不起來根據何在，也一直沒有 再去考究。

《台灣七色記》問世 出獄以後，自立報社出版部有興趣出版我這套《台灣七色記》小說，先 將其中《前記》發表在自立副刊。我先把小說原稿影印分別送給幾個報社指 定的名作家審閱，請他們提出意見。然後，吳社長邀宴幾位朋友及作家，聽 取大家意見。席間，幾位名作家紛紛表示意見。因為他（她）們都有豐富的 寫作經驗，有些還是在大學文學院教文學寫作的教授。他們雖很肯定我在牢 中仍然能寫長篇歷史小說，但大多認為作者缺乏長篇歷史小說寫作經驗。因 此，作者在寫作技巧上違背許多歷史小說寫作上的基本原理原則。而且，人 物描寫不細緻而太扁平，對話太多，故事舖排不夠技巧等等，不一而足。說 這是小說生手常有的毛病，又說我讀的是法律，雖多讀史書，並不精通歷史， 更不表示就能寫歷史小說。多數人建議我做大量的補充及修正。 我無法接受補充及修正的建議。我認為作品是作者在某一時空下的感覺 與想法。如今人在牢外，心情與感覺與前大有不同，無法就當年的作品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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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修正。而且，我一出獄就投入政治活動，加入民主進步黨，也不會有時間 再修改那些文稿。幾年後小說出版，我抽空再翻書來看，幾乎不大認識書中 的筆法與想法，好像是別人的作品。可見當時我不接受補充及修正的建議， 是有理由的。 其中有一位作家支持我的想法。他說，沒有人規定小說要怎麼寫，也沒 有人規定歷史小說要怎麼寫。小說是作者的身影，怎樣的人寫怎樣的小說， 就像怎樣的人生怎樣的孩子一樣。《台灣七色記》小說是姚嘉文的孩子，他 是怎樣的人就寫怎樣的小說，他是怎樣的人就生怎樣的孩子。孩子生下來沒 法再修整，小說寫好怎麼可能再大幅修改？他說完，其他的教授及作家們就 不再講話。於是，自立報社出版部出版了我的《台灣七色記》。

1987年，由自立晚報出版《台灣七色記》並 舉辦新書發表會。出獄時，姚嘉文最重視的 便是這批手稿能否順利帶出來發表，擔心數 年心血毀於一旦。（姚嘉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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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七色記》最初於 1987 年由自立晚報出版，新版則於 2008 年由草根出版公司年出版。（姚嘉文／提供）

出獄以後，我又將二二八事件及霧社事件合寫成《霧社人止關》，並將《黃 虎印》請名編劇家施如芳女士編寫成歌仔戲劇本，由唐美雲歌仔戲團在國家 戲劇院演出。《洪豆劫》由我自己改寫成《失眠帝國》的歌仔戲劇本，想再 找人修整出版，至今尚無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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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社原住民抗日群像」 立於霧社莫那魯道紀念公 園， 紀 念 霧 社 事 件 67 週 年，鄰近尚有莫那 ‧ 魯道 墓塚供憑弔。 （郭庭瑄／提供）

姚嘉文於 2006 年出版《霧社人止關》，內容舖陳二二八事件之後，國民黨政府在埔里、霧社 地區進行清鄉掃蕩，並以 1902 年「人止關事件」轉喻政治壓迫和人民抵抗的寓意。 （姚嘉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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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嘉文出版多項著作。在出版歷史小說《台灣七色記》前，姚嘉文另有法律、政治等相關論著， 出獄後更勤奮筆耕，至今已出版二十餘本著作，足見用功之深。（姚嘉文／提供）

作者簡介 姚嘉文，彰化人，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研究所碩士。曾任立 法委員、考試院院長、總統府資政，民進黨第二任主席。現為國 立清華大學、輔仁大學兼任副教授，臺灣國家聯盟總召集人。曾 獲吳三連文學獎，著有《台灣七色記（白版戶、黑水溝、洪豆 劫、黃虎印、藍海夢、青山路、紫帽寺）》、《霧社人止關》、 《九號任務》，另有法政類著作十餘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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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2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至善樓國際會議廳 （徐觴／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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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難得有這款的幸福：我的「黑獄」經驗 劉峯松／前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館長

開場白 筆者最近讀日本一位律師長尾半平的「苦樂同量」論，它說：「人生過 程上，不盡然是全壞，也不盡然是全好。」並以男女結婚為例：「有它的好處， 但壞處也不少，生了孩子，可喜、可賀，是一件可樂的事，然而養育方面的 負擔加重，新的煩惱跟著而來。」所以他最後的結論是：「人生如能看做『苦 樂同量』，就不會為了吉凶禍福，過份地狂歡、過份地傷心了。」（見《智 慧語錄》，吳建興譯，一九八一年五月，名江書局印行） 我在一九八○年競選彰化縣國大代表，因觸犯「煽惑內亂罪」，翌年被 判刑三年六個月，分別於土城、龜山坐政治「黑獄」，失去工作、自由，也 離開家庭，可說是一件極為悲傷哀愁的往事。對這件往事，恐怕選擇遺忘最 好，拜倫說：「歡樂的回憶已不再是歡樂，而哀愁的回憶卻仍是哀愁。」沒 人會想記得他絲毫不感興趣或悲傷哀愁的往事。可是這次「黑獄」經驗對我 而言，「真如同露珠之於花朵，花蕊之於蜜蜂，香氣之於玫瑰。」（韋爾比）， 不盡然全壞，也有好處，可說「苦樂同量」。 我們在「自由」的日子裡，固然有它的享受和歡樂，但其實過於忙碌、 過於操煩；而失去「自由」的人，倒變得無牽無掛、無憂無慮。以我坐「黑 獄」的經驗為例，每天三餐有人送到「小洞口」，如有什麼需要，「砲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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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捲成的管子 )」一伸，馬上就有雜役跑來詢問：「有什麼事嗎？」像這樣 悠閒的日子，在「外面」享受得到嗎？所以我才把坐牢當成一種幸福，覺得 十分難得；不過這是我的感受，至於其他政治犯或一般民刑事犯，會不會這 樣想就不知道了。

至今仍不知為何會入獄 在談到筆者的政治經歷前，有必要先談：「我為什麼對政治有興趣？是 怎樣開始的？」筆者出身一個警察家庭，本來就不該有叛逆性，不該從事反對 運動，不該讓家父很難堪。可是我念的員林農校（一九五三～一九五九）， 卻是培育我政治意識的搖籃。 那時候的農校學生，畢業就回家種田，不然就投入一般職場，少有升學 機會，學校也沒有升學的課程或做升學的鼓勵。那時候我蠻常到圖書館借書， 包括：政治、法律、經濟、社會、哲學、文學、心理……，不管看懂、沒看懂， 借了就看。在圖書館閱覽室，還有公論報、自由中國、民主潮一類的書報雜 誌，這些書報雜誌對我啟迪良多；我成了圖書館的常客，也會跟同學討論時 事問題。高三時還曾投稿臺灣大學對外公開的徵文比賽，題目是：「科學與 哲學孰為重要？」當時員農一位出身臺大歷史系、教三民主義的張緒通老師， 非常欣賞我，還悄悄地借我一本香港出版的《毛澤東評傳》。我思想的早熟， 絕對跟就讀員林農校有關。 大概在一九六○年，我經同學黃憶源介紹、認識施明德，被吸收到他在 軍中發展的秘密組織「臺灣獨立聯盟」，曾參加他們一次聚會，差一點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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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我膽量沒那麼大，對軍事政變仍有疑慮；也許讀過甘地的「不合作主義」， 知道軍事政變外還有其他造反的方式。另外，在那個年代，國民黨政府口口 聲聲說臺灣是「自由中國」，還以「民主」這件寶物要反攻大陸，允許有言 論自由並舉辦選舉，所以推翻國民黨政府在軍事政變及消極的不合作運動外， 還有一種選擇，就是只要喚醒人民，用選票也可以達成目的。 有這種確信後，我就開始參加選舉，包括：競選員林鎮鎮長（一九七三）、 省議員（一九七七）及兩次國大代表（一九七八、一九八○）。其中省議員 選舉，因具文化大學夜間部學生身份，候選人資格被註銷；而一九七八年第 一次競選國大代表，選到一半，因中美斷交停辦選舉，又沒選成。兩年後恢 復選舉，就在這一次惹禍，也馬上結束了我短暫的政治生命。然而到底什麼 原因惹禍、非讓我坐牢不可呢？至今不太明白，恐怕要分幾個部分推測。

競選言論惹毛了「老 K」？ 一九七三年競選員林鎮長時，我擔任基隆地方法院觀護人，是一位公務 員。當時李鐘聲院長聽到我要回鄉競選，大感意外，但也很高興，表示要打 電話給彰化地院院長，請他替我拉票，而當告訴他我不是國民黨員時，他就 縮手了。 記得第一次競選，我訂製了一套黑色中山裝，有一副要做孫中山信徒的 樣子，許多鎮民對這套「戲服」留下深刻的印象。當時印製一份傳單〈敬致 員林鎮民同胞書〉，裡面提到七項參選動機與理由。其中第二項說：「有公開、 公正、公平、合理、合法之競選，方得以刺激政治之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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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致員林鎮民同胞書〉傳單，一共提出七項參選動機與理由，傳單發出後並 沒什麼問題，也沒引起什麼注意。（劉峯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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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說：「派系產生之鎮長，僅代表其派系之利益，謀其派系之福利， 勢難代表全鎮民之利益，謀求全鎮民之福利。」 第六項說：「臺灣地方選舉，有戲曰：『乃縉紳之遊戲』；有戲曰：『乃 財富之再分配』，自是競選與財勢不可分之說，深入人心，牢不可破，直令 天下寒士終其一生不問政事，遂有鳳凰不鳴，雞鴨升天之醜態；以天下窮者多， 而富者得天下，富者富矣，兼掌天下名器；窮者窮矣，復將名器廉售於富者， 豈不怪哉。」 除強調民主選舉可刺激政治進步外，對派系分贓及有產階級壟斷名器， 也提出質疑。但大體上中規中矩、四平八穩，並沒有什麼問題，不過也沒引 起什麼注意，只獲得二千票。但是以後的三次選舉，就一次比一次厲害，分 別說明於下：

「九大痛苦」文宣 一九七七年競選省議員雖然因具學生身份，競選資格被註銷，但所預擬 的一份文宣〈臺灣的悲慘歷史〉，竟被某黨外人士拿去密報當時的警總。是 年十一月十九、二十日發生中壢事件，全島風聲鶴唳，四處傳聞要抓人。我 一位朋友位居國民黨高官，有一天忽然告訴我：「峯 松、 峯 松，你到底做了 什麼事呢？要抓你哦，要小心！」他還說，我是他們要抓的三個人之一。 這份文宣因我競選資格被註銷、沒用我名義散發，但仍由當時競選彰化 縣長的張春男散發，開頭說：「臺灣民族為什麼這樣傷感呢？我們應該好好 想一想。想想過去怎麼樣？現在怎麼樣？將來該怎樣？」內容則包括臺灣人 的九大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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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悲慘歷史〉傳單，由競選彰化縣長的張春男散發，但早在散發前就已經被警 備總司令部掌握。（劉峯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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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樣剝臺灣人的皮 2. 這樣揩臺灣人的油 3. 這樣洗臺灣人的腦 4. 這樣要臺灣人的命 5. 這樣凌辱臺灣人 6. 這樣歧視臺灣人 7. 這樣剝削臺灣人 8. 這樣玩弄臺灣人 9. 這樣迫害臺灣人 還分別問大家：「臺灣人痛不痛苦？」固然講的是歷史，但借古諷今、 指桑罵槐，大家都知道在罵誰，人家怎麼能容忍呢？後來雖然找不到名義抓 我，不過可能被「點油做記號」，就列入黑名單加以控管。

「十全大補」文宣 一九七八年國大代表選舉，重整旗鼓，終於有機會親自上場，一方面製 作文宣「為臺灣人權而奮鬥」，臚列國民黨的「人權債務」，包括：人身自 由、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財產自由、工作自由、居住自由、法律平等、 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等共九大項，到處散發；一方面申請自辦政見發表會， 講題都公告在宣傳車看板上，有：「臺灣人忍的限度」「國民大會不是養老院」 「臺灣人的政治要求」「含冤受屈四百年，有廟為證」「彰化官民爭霸史」「彰 化人的抵抗精神」「二二八臺灣事變」「臺灣民主的遠景」「臺灣人的尊嚴」 「臺灣時代的來臨」「談石錫勳先生」「臺灣的人權問題」……，言詞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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潑辣，內容包羅萬象，一些聽過的民眾，耳目為之一新。現在有些人路上遇 到我，都還會說：「我年輕時聽過你演講。」那時候自辦政見會有情治人員 在現場蒐證，聽眾都不敢太靠近。 由於這次選舉因中美斷交而停辦，呂秀蓮的「拓荒者出版社」，還把全 臺各地候選人的政見匯集成《講沒完的政見》一書，收存我前列〈為臺灣人 權而奮鬥〉文宣，並把我十二月十二日十四時三十分在二水派出所旁邊、廟 前廣場的演講全文登刊下來，標題為〈臺灣人的十大苦慘〉，這些苦慘包括： 「重稅」、「貪污」、「思想改造」、「屠殺」、「警察侮辱」、「差別待遇」、 「特務監視」、「勞力剝削」、「以臺制臺」、「出賣」等。現在讀這些內容，

〈為臺灣人權而奮鬥〉傳單，臚列國 民黨的九項「人權債務」，就是要算 總帳。（劉峯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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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車看板公告政見 發表會講題（鄭邦雄 老師義務書寫），這 一招有一點效果，吸 引一些好奇的民眾。 （劉峯松／提供）

情治人員在場蒐證，群眾不敢太靠近；怕被拍到照片，也怕被情治人員看到。（劉峯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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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峯松演說時（左圖），有一大群群眾圍繞聽講，即使天色 暗了，人潮仍舊不見散去（上圖）。（劉峯松／提供）

《講沒完的政見》，匯集各地黨外候選人的

〈臺灣人的十大苦慘〉講稿，講於二水派出

政見、傳單及演講稿，由呂秀蓮的「拓荒者

所旁邊的廟前廣場，把國民黨罵得一文不值；

出版社」出版。（劉峯松／提供）

載於《講沒完的政見》。（劉峯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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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怵目驚心，我已經把國民黨政府罵得一無是處、一文不值；以前還只講「九 大痛苦」、「九項人權債務」，現在居然又多一項，變成「十全大補」了。 這次選舉打破過去各地黨外人士孤軍奮戰的慣例，大家聯合成立「中央 民意代表選舉黨外候選人聯誼會」。戒嚴時期反對勢力首度有這樣的大集結， 已經準備要打群架，讓國民黨政府備感壓力。而此時十分意外的，美國宣布 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承認中共，並與我國斷交，此事非同小可，在「內 憂外患、焦頭爛額」下，政府即宣布「緊急處分」―「增額中央民代選舉 延期舉行」，創下臺灣地方自治史上的一項紀錄。

因「煽惑內亂」罪名入獄 一九八○年國際情勢穩定，中美斷交好像也沒什麼影響，所以年底恢復 選舉。不過一九七九年發生美麗島事件，全國「黨外」要角大都被捕，反對 勢力元氣大傷；而國民黨政府先抓了人再辦選舉，似已穩操勝券。此時幾位 重量級「黨外」太太「代夫出征」，如姚嘉文太太周清玉、張俊宏太太許榮淑， 她們大打悲情牌，並紛紛以最高票當選。至於我這次競選、完成未竟的旅程， 姿態仍很高，激情一分未減，因此才被以「煽惑內亂」如此可怕的罪名鋃鐺 入獄，判決理由略謂：

其一，製作標語懸掛於宣傳車兩側，一側寫：「長期戒嚴、扼殺民主； 萬年國會，踐踏民權；苛捐雜稅、妨害民生」；一側寫：「政治像拔河， 沒有贏就是輸，堅守民主陣容的同胞啊！一二三，嗨，快把專制獨裁 拉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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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印製〈為臺灣人權而奮鬥〉宣傳單，並以「不法言論」相呼應： 「臺灣幾百年來一直都在專制獨裁統治下……。」 「政府以戒嚴令繼續控制我們，與日本軍閥無異……。」 「一再聲稱政府大家都討厭，人民都贊成將其推倒……。」 「國民黨政府把大陸失去，今天沒有人敢指正它，追究它的政治責任， 若繼續這樣下去，伊會失去臺灣。有人說個笑話，國民黨若不認真的 時候，不是在臺灣反攻大陸，是要在綠島反攻臺灣……。」

即由上述言論與標語相配合，「用以挑撥分化我同胞之團結、蠱惑不特 定之多數聽眾效法賴和、石錫勳之反抗精神，反抗政府，將政府拉垮推倒， 並暗示以綠島反攻臺灣，以非法方法顛覆政府」，原應判刑七年，但因選罷

宣傳車兩側懸掛標語，其中一句「一二三，嗨，快把專制獨裁拉垮」，「拉垮」 兩字變成推翻中華民國政府的罪證。（劉峯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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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一九八○年五月十四日公佈施行，「衡情尚堪憫恕」，才減刑二分之一， 處以三年六月有期徒刑。不過當時名政論家陶百川認為判太重，而有如此「罪 名」，亦認為太不合理。 當年起訴我的是臺北地院檢察官、即後來陳水扁時代擔任檢察總長的陳 聰明，而一審審判長陳炳彰、推事莊謙崇、黃水通，高等法院二審審判長顧 仰萱、推事徐定遠、張若愚，他們這七個人聯手，一致把我定罪送進監獄了。 不管起訴、還是一二審判決理由，這種羅織入罪手法，可說荒謬之至。譬如 我一再辯解，所謂「快把專制獨裁拉垮」的「專制獨裁」，是指「國民黨政府」， 而非「中華民國政府」；「拉垮」的手段當然用選票，即用民主選舉的方式 把國民黨政府拉垮，「換人做做看」，但他們一口咬定「暗示以綠島反攻臺 灣」，要非法顛覆中華民國政府。筆者在「追加理由狀」（七十年度上訴字 第一四一三號）指出：

「賴和光復前已物故，石錫勳一生從未主張由綠島反攻臺灣，將政府拉 垮推倒。上訴人亦未有上述主張或言論，有錄音帶暨譯文等可憑。」 「上訴人並非在綠島從事競選活動，無從煽惑綠島民眾反抗政府；亦 斷無煽惑彰化民眾遠赴綠島，再將在臺灣之中華民國政府拉倒之理。」 「『將不是在臺灣反攻大陸，是要在綠島反攻臺灣』一語，應指：『執 政國民黨政府如不好好檢討施政缺失，並以丟失大陸為殷鑑，一旦如過 去政治不良至丟失大陸一樣，再丟失臺灣，則將來唯一可逃之地為綠島。 就地理位置言，臺灣之於大陸，恰如綠島之於臺灣；而將來由綠島反攻 臺灣，亦恰如今日由臺灣反攻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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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或不幸逃到綠島，則『反攻臺灣』云云，其反攻之對象，已斷非在 臺灣之中華民國政府，又何顛覆政府之有？」 「假設執政國民黨知恥、知病、知儆醒，把臺灣政治辦好，徹底施行 民主憲政以收攬民心，自不必招致淪落綠島之命運，諷諫語意甚明，與 煽惑內亂完全無涉。」

當時的名政論家陶百川認為劉峯松被判的罪刑過重，而且 對「煽惑內亂罪」的罪名，不予苟同。（劉峯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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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自行答辯外，還有兩位知名律師鄭勝助、謝長廷據理力爭、義務辯 護，但「秀才遇到兵」，再怎麼辯護也沒用，詳細內容都收入我太太翁金珠 在法庭速記及彙整相關訴訟文件所編的《黨外人士劉峯松―選舉官司》， 就交由歷史公斷。

美麗島事件的漏網之魚？ 筆者第一次參選員林鎮長，牛刀小試，言論還不算太離譜，人家也不理 你；號稱「自由中國」的臺灣，都還歡迎這樣義正辭嚴的言論，不過卻最怕「造 反」—政權被顛覆，所以才有選舉罷免法第五十四條：「候選人或其助選 員不得有煽惑他人犯內亂罪或外患罪」之規定，只是拿我上述言論羅織成罪， 也太牽強了。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八日世界人權日，以一九七八年參加中央民意代表選 舉黨外候選人聯誼會為主的候選人，在高雄市集會遊行，釀成所謂的「美麗 島事件」（一稱「高雄事件」），當時黨外重要人士大多被捕。 那場遊行我不但參加，而且全程錄音，事後還把錄音帶交給許榮淑當呈 庭證物，證明並未有鼓吹暴力情事；而翌年恢復選舉後，我又以「國防預算 大量用以充實鎮暴部隊，欺壓國內不滿分子」等等言論聲援，事後回想，在 當時肅殺氣氛瀰漫的時空環境下，顯然無法見容於當局，當然必除之而後快， 所以我這條「漏網之魚」，繼競選立法委員的張春男之後，成為實施「選罷法」 的第二個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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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外人士劉峯松 ─選舉官司》，此 書包括翁金珠在法庭上的速記及相關訴訟 文件。（劉峯松／提供）

因寫文章而賈禍？ 一九七九年十月，由黨外人士所籌辦的《美麗島雜誌》創刊，筆者擔任 社務委員，負責財務，並草擬一份「各縣市基金會管理委員會暨服務處章程」， 準備將地方組織的管理建制化（見《歷史的凝結》，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九 年臺灣民主運動影像史），算是裡面一位幕僚人員。 在該雜誌第三期，筆者發表一篇〈一千八百萬人的臺灣史〉，隨即引起 圍剿，當時五十二期《疾風》雜誌，有孟養一篇「歷史豈容抹煞、污衊與捏 造―駁斥所謂〈一千八百萬人的臺灣史〉」，說：「（臺灣）從歷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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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島雜誌》社務委員合影，後排右二為劉峯松。（劉峯松／提供）

《美麗島雜誌》第三期中，刊登了〈一千八百萬人的臺灣史〉一文，文中直接指出，臺灣是 臺灣人的臺灣，臺灣的歷史是屬於一千八百萬人的歷史。（劉峯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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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養駁斥所謂〈一千八百萬人的臺灣史〉捏造名詞，背離史實，十分乖謬。（劉峯松／提供）

理和人口的組合來講，自始就是和中國有密切而不可分的關係，從來就是中 華民族的大會堂，憑什麼分為本省人與外省人，而且捏造出『新臺灣人』和 『一千八百萬人的臺灣史』這種乖謬的名詞？」一九八○年四月十四日，《中 央日報》更以社論指出： 美麗島雜誌所致力的第二個工作，是製造分化對立，鼓吹『臺獨』意識。 在這個工作上，它不惜以鄉土觀念來混淆國家觀念，污衊愛國行動，把臺灣 變成一塊無所歸屬之地，把愛國變成一個不定詞。這一工作的主力，是第三 期劉峯松的一篇〈一千八百萬人的臺灣史〉。 我在民主運動風起雲湧的八○年代，在島內首度提出一種截然不同的新 臺灣史觀，在該文做結論時，語重心長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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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是個移民世界，這裡盡是冒險家 的子孫、勞動者的兒女；祖先們逃避困 窘的大陸故鄉，渡海而來，歷經胼手胝 足、無限辛酸，他們早已締造了永為世 業的新居和田園；祖先們，還有我們 一千八百萬人，都愛它—臺灣，只因 這兒是我們安身立命的所在。我們雖曾 誤會，但已諒解，雖曾怨懟，但已相愛； 我們早已融合為一，都願意在平等、公 正的基礎上，發展抱負、實現理想；而 最重要的，我們對這塊土地，油然生起 愛戀之情，我們都有濃烈的鄉土情懷， 絕不允許血腥的手沾污它。」 「從歷史的教訓中，我們知道在異族的 統治下，我們只是失去自由的奴隸，但 如今我們比從前更有能力來保護自己的 《中央日報》社論，指出美麗島雜誌所致 力的第二個工作，是製造分化對立，鼓吹 「臺獨」意識。這一工作的主力，是劉峯 松的一篇〈一千八百萬人的臺灣史〉。 （劉峯松／提供）

鄉土，我們誓死抵抗未可知的、新的入 侵者！從歷史教訓中，我們也看到臺灣 與大陸，『分』『合』『治』『亂』的 悲喜劇，大陸政權給臺灣的安全感，一 直在渺不可測的迷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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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最後提到民主，因為只有民主才能改變莫名所以的命運，只有民主 才能使這裡的人民站起來真正地保衛自己的鄉土。我們已久無代表，也可以 說，我們從未有代表；沒有代表，又怎能掌握自己的命運？ 國民黨政府所遭遇的危機，不僅來自內部―所謂政權的合法性，中央 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等有關法統的問題。不過如果僅止於此，國民黨政府大可 我行我素，吾人也不必杞人憂天；事實上，最糟糕的是國民黨政府已退出聯 合國，去年又逢中美斷交，在遼闊的世界上，如今只有二十多個弱小國家承 認其政權。在國際舞臺上，其扮演的角色，除做做小生意、打打棒球外，已 日漸有限。國民黨政府必須在法統與新生之間作一抉擇。 然而國民黨政府的危機和困境，也是一千八百萬人民的危機和困境，在 這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我們回顧歷史，但願從歷史的經驗中獲得足夠的智 慧！我們堅信： 「在驚濤駭浪中，臺灣人民必將奮起；而臺灣―必將鼓棹前進！」 這篇文章引起極大的震撼，也註定我成為在高雄事件後，除「惡」務盡， 必拔之而後快的「反動份子」。我在選舉中講什麼已經不重要，非得把我這 個公開散播「臺獨思想」的繩之以法、以杜後患不可！

因公務員身份受嫉？ 一九五九年筆者在彰化縣溪湖鎮鄉下擔任小學老師，兩年後調員林鎮青山 國小；一九六八年考取中學老師，進入員林鎮明倫國中任教、並兼任教學組長； 同年考上觀護人高等考試，一九七二年分發基隆地方法院服務，一九七四年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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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調臺北地方法院。那時擔任薦任公務員，職等不高不低，還有一點清望，負 責青少年輔導工作。可是每遇選舉，我就請假回鄉競選，而一選完竟還好意思 回單位上班。公務員這樣熱衷政治的，或許也有，但是站在反對陣營跳出來嗆 國民黨的，當時恐怕第一個、唯一一個。 在我來說，一碼歸一碼，我拿人民繳的稅金、做我的公務員，與國民黨 無干；但在國民黨看來，「政府不是國民黨開的嗎？你不是吃裡扒外嗎？」 早期公務員幾乎清一色是國民黨黨員，白天上班、晚上開會，黨政不分，都 是一個口號一個動作，沒人敢不聽話。當時我雖不是國民黨員，表現卻不錯， 從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六年，五年當中還有三年考績一等；一九七四年基隆 地院院長李鐘聲推薦我參加救國團青年獎章選拔，同年榮獲基隆市優秀社會 青年。可是從一九七七年開始參選以後，考績全列二等。退休後有一次遇到 少年法庭直屬長官陳姓庭長，他悄悄地告訴我：「我不知道什麼原因，院長 老是改你的考績。」 我這樣一個公務員，就是「問題公務員」，超「危險」的。況且出事的 那個案子，移由臺北地院審理，如院長不跟我劃清界限、改我考績，就很難 向更上級交代。相信我歷次選舉的種種情資，不但匯集某安全單位，而某安 全單位也一定派人到我服務機關調查，當時有「人二室」，我的人事資料一 定相當豐富精采。像「毒瘤」非割除不可一樣，怎能不抓我呢？ 由上所見，我從開始選舉就往一個方向走，除強調人權自由、社會公平 正義外，又觸及嚴肅的歷史議題，試圖從「中國魂」中獨立出「臺灣魂」， 當然被視為欺宗滅祖、大逆不道，所以最後走入「黑獄」，也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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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年，基隆地院院長推薦劉峯松參加

1974 年，劉峯松榮獲基隆市優秀社會青年，附圖

救國團青年獎章選拔。（劉峯松／提供）

為當時獲頒的獎狀。（劉峯松／提供）

在「黑獄」中的日子 坐牢前的心理準備 在美麗島事件前，我藉選舉宣揚民主自由理念及臺灣意識，卻從沒有準 備坐牢「赴義」的想法，認為國民黨政府既然口口聲聲說「中華民國是一個 民主自由的國家」，發表一些淺見應該沒什麼問題，不至於坐牢才對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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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麗島事件後，看到許多黨外人士被捕、被審、被定罪，紛紛被投入「黑獄」 了，所以常想自己也可能坐牢，就開始有一點心理準備。 美麗島事件為國內外所矚目，聲援不絕，有許多人權律師挺身而出，如 陳水扁、謝長廷、鄭勝助、蘇貞昌、李勝雄……，而受難者家屬也相當勇敢， 紛紛「代夫出征」，所以恢復選舉後，我絲毫不退縮，甚至變本加厲，公開 指責國民黨政府浪費國家資源，把很多錢都花在鎮暴部隊，罵得痛快，就豁 出去了。 一九八一年三月七日，我果然收到臺北地方法院檢察處的傳票通知，案 由為「違反動員戡亂時期選舉罷免法案件」。

「然後在永和我家前面的公園裡，就出現幾個鬼鬼祟祟的人影；我從 住家二樓居高臨下一看，這些人無所遁形。顯然我家被監視、被包圍 了，而他們必定是情治人員。這是戒嚴時期抓人的徵兆。雖然察覺大 事不妙，但是好像也插翅難飛。」 「在收到傳票的第二天，也就是 3 月 8 日，我要妻兒打扮整齊漂亮， 自己也西裝筆挺，準備到臺北市做訣別之遊。首先在重慶南路一家知 名照相館拍全家福，然後到西門町逛百貨公司，最後並享受一頓豐盛 的晚餐。我妻子當然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但我三個小孩懵懂無知，都 弄不清楚今天為什麼玩得這麼盡興，有吃、有喝、有照相，而且令他 們最興奮的，莫過於前前後後、上上下下有人跟蹤；與其說在逛街、 逛百貨公司，毋寧說在玩捉迷藏。三個小孩六隻眼睛四處尋覓，常驚 呼：『爸爸，在那裡！』『這裡有一個，那裡還躲一個！』這些跟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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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峯松全家福。3 月 7 日收到傳票，3 月 8 日全家到臺北市拍照， 並作一日遊；3 月 9 日偵訊後，就被收押。（劉峯松／提供）

當然與藏在公園草叢裡的是同一夥人。這樣更可以確定，陳聰明檢察 官明天一定會收押我，不容我在今天有任何逃逸的空檔。我的小孩有 六隻眼睛在搜尋他們，他們卻不知道有多少眼睛盯住我呢。」 （見《劉峯松憶述》，臺北土城看守所暨土城地區史料田野調查計畫成果報告）

果如所料，三月九日偵訊後即被收押。為了表示抗議，收押後不刮鬍子， 每次出庭就變成「大鬍子」。這張照片很有意思，其中一位挾持我的法警看 見不少人在攝影，就配合「演出」，表情嚴肅，擺出「撲克臉」，出獄後有 一次遇到，竟說：「其實那一天我是蠻同情你、佩服你的。」這張照片後來 出現在翁金珠「代夫出征」的宣傳車看板上，很多人都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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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表示抗議，我出庭時成為「大鬍子」，兩位法警看有人拍照，故意挾緊我、並擺出「撲克臉」； 而我回頭看老婆，露出一臉「無奈」。（劉峯松／提供）

另外，在三月七日送傳票給我的法警，後來也遇到：

「我在去年（2005）12 月 31 日陪翁金珠到臺北縣進行黨主席競選時， 當時一位評委陳志誠先生，在座談會上公開說了一段話；為避免回憶 有誤，現在把當天的日記公佈如下：『傍晚到世新大學參加北縣民進 黨幹部座談，三個候選人（即游錫堃、蔡同榮及翁金珠）均到，珠受 到歡迎。其中一位評委陳志誠，曾任地檢處法警，是送拘票給我的人， 公開說我不疾不徐接下（傳票），令他十分敬佩，也因而自辭工作， 並投入民主運動，令我非常感動。』」 （見《劉峯松憶述》，臺北土城看守所暨土城地區史料田野調查計畫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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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牢的第一天，在「給翁金珠的兩封情書」中，其中一封說：

「我還有一種奇異的感覺，這個感覺昨天也對妳提過，我確實解脫了， 今後臺灣社會的一切問題，好像都跟我無關了，因為我該盡的責任已 盡。國民黨政府有沒有盡到他們應盡的責任，是他們的事；同胞有沒 有關心自己的幸福，也是同胞自己的事，我都不必去管他。以前常為 該不該管，該不該插手，而進退兩難、痛苦萬分，現在都不必了。彷 彿我過去是患了一種病，現在卻不藥而癒了，這是痛快的事。」 又說當這封「情書」寫到這裡時，「黑獄突然傳來巨大的音響，是音 樂時間，正播放著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 （見《黑獄風光》—這樣度過第一天）

我有一位獄友，是一位董事長、也是一位票據犯，還傳一張字條給我， 要我分享他「不慌不忙，慢慢在每天思考，靜靜地過著那隱藏似的生活」。 大體上坐牢前有心理準備，坐牢初期都沒有什麼適應不良或情緒問題， 在第七天（三月十五日），還寫下一首「告白」：

屋長一丈寬四尺，別有天地曰松齋。 清水一壺解我渴，白飯一碗療我飢； 足不出戶學作詩，麻雀啁啾共唱和， 從此隱逸塵世隔，似僧似樵似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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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友傳來的一張字條，上面寫著：「我的哲學：不慌不忙，慢慢地思考，靜靜地過著隱藏似的 生活。……」還各用日文和中文書寫一次。（劉峯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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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房素描「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但就是沒有床、沒有桌、沒有關燈。（劉峯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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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每天陪伴的只有從小鐵窗看到的麻雀，所以第八天（三月十六日） 又留下一首打油詩「厝角鳥」：

一 ‧ 厝角鳥，你免笑，有一工，輪會著； 落災殃，失自由，來回行，像猩猩。 二 ‧ 厝角鳥，你免笑，有一工，輪會著； 三頓飯，屎學口，洗身軀，搵豆油。 三 ‧ 厝角鳥，你免笑，有一工，輪會著； 放直直，睏鐵床，黑白想，等天光。 （見《黨外人士劉峯松─選舉官司》）

適合寫書，不適合看書 在土城看守所巧遇作家李敖，同囚一舍，每天大概有二十分鐘「放封」 時間可以見面聊天，而平時「砲管」一伸，也可以請雜役傳遞字條。本來我 計畫藉坐牢日子好好學中醫，所以準備了不少中醫書籍，他卻鼓勵我寫作， 一些作品經由他的「秘密管道」送出，並陸續發表在他的「千秋評論」，他說：

峯松是最真純的朋友，在因義受難的歲月裡，和我萍水相逢，留下不 少的文字，由我散布流傳，這是很值得高興的事。 （見千秋評論《預官、雛妓、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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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獄中燈光不足，不適合看書、只適合寫書，從此結下文字緣，寫很 多東西，依出版先後有：

1. 《獄中的呼聲：黨外民主人士劉峯松》：寫我的政治理念。（一九八一 年十月，翁金珠編）

2. 《黨外人士劉峯松―選舉官司》：翁金珠的法庭速記及相關訴訟文 件。（一九八一年十月，翁金珠編）

3. 《臺灣動物史話》：寫臺灣過去的歷史。（一九八四年八月一日，臺 灣文藝社發行）

4. 《黑獄陽光》：我的書信集，寫給妻子翁金珠。（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臺灣教會公報社發行。本書獲紀念臺灣教會公報百週年「巴克禮寫作 獎」特優獎，獎金七萬元）

5. 《黑獄螢光》：我當觀護人的回憶錄。（一九八五年六月，臺灣文藝 社出版）

6. 《黑獄風光》：我的獄中回憶錄。（一九八五年十月，翁金珠編） 7. 《臺灣的黑暗時代》：寫尚在進行中的臺灣。（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自費出版）

8. 《有福氣的人》：為上帝而寫。（一九八六年十月，人光出版社出版） 9. 《 臺 灣 童 話 》： 為 臺 灣 小 朋 友 而 寫（ 分 散 在 報 章 雜 誌， 已 集 結 在「 泰 瑞 薩 觀 點 第 二 五 一 篇 — 老 劉 的 臺 灣 床 邊 故 事 」 網 頁： http://www.teresamatch.com） 另 外 也 有 部 分 作 品 被 譯 成 外 文， 發 表 在《TESTIMONIES OF FAITH》（ 獄 中 見 證 主 愛 ） 及《TAIWAN COMMUNIQUÈ》第 1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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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monies of Faith ─ Letters and Poems from Prison in Taiwan 》， 直 譯 為「 信 仰 的 見 證 － 臺 灣 獄 中 信 件 與 詩 集 」，1984 年 由 Imprimerie De La Plaine Du Rhone S.A. 出 版。 （劉峯松／提供）

《TAIWAN COMMUNIQUÈ》，即《臺灣公報》 雙月刊，內容旨在介紹臺灣的政治發展。創 辦於 1980 年，至 2014 年 9 月共發行了 146 期。 劉峯松的作品則是被刊登在第 17 期上。線上 閱讀網址：http://www.taiwandc.org/twcom/ （劉峯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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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牢寫作不會受干擾，倒是很好的消遣方式，當然要感謝土城看守所與 臺北監獄提供這樣好的環境。他們或許擔心我們這種政治犯在獄中繼續宣揚 思想，影響到其他受刑人，或擔心我們被一般受刑人欺侮，所以不派到工廠 作業，大部分時間都單獨拘禁。不過也可能非常瞧得起我們，特別給予一份 禮遇。令人不敢置信的是，以前常把我考績打成二等的臺北地院羅莘儒院長， 竟暗中叮囑裡面的一位管理員要多關照我，這是這位管理員又悄悄告訴我的。

「黑獄」後的人生迎向光明 筆者三年六個月刑期，不知何故縮短三十八天，而應於一九八四年七月 二十九日期滿出獄；又不知何故，竟再提前兩天於同年七月二十七日出獄。翌 日《中國時報》陳志成記者有一篇報導，稱：

七月二十八日（按：應為七月二十七日），從臺北監獄出來，除了大堆 的書籍和文稿，劉峯松只有一身衣服，判刑，使他丟了差事，日後，謀 職不易，他說，我還有一枝筆可以寫作，他只想靜下來，好好展開寫作 生涯。

當天回家，許天賢牧師、高俊明牧師娘、田媽媽等教會朋友還到永和寓 所前「接風」，並舉行家庭禮拜。彰化家鄉親友為舉辦歡迎餐會，地點究竟 在彰化市、還是員林鎮，爭執不下，並上了媒體。不但回鄉受到歡迎，又有 多次機會出國，到過美國、加拿大、日本、歐洲，或參加臺灣同鄉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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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 7 月 27 日出獄，又白又胖又「緣投」，在龜山監獄門口留影。（劉峯松／提供）

《中國時報》陳志成記者報導劉峯松出獄一事，上面提到劉峯松今後將勤於寫作，無意再介入 選舉。（劉峯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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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天賢牧師（右二）、高俊明牧師娘（右一）等教會朋友，一同到永和寓所前為 劉峯松（右三）「接風」。（劉峯松／提供）

劉峯松回到家後，家中舉行了家庭禮拜，許多親朋好友都來相聚。（劉峯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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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臺灣人同鄉會上報告（右翁金珠、左黃昭凱）； 講到一句「從綠島反攻臺灣」，卻變成「煽惑內亂 犯」，劉峯松也忍不住笑了。（劉峯松／提供）

劉峯松在彰化家鄉的親友們，為了舉辦歡迎餐會的地點爭執不下，甚至還因此上了媒體。 （劉峯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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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應邀演講，有一次在世界臺灣人同鄉會上報告選舉時講了「從綠島反攻」 的笑話，以致坐「黑獄」的始末，引起譁然。可以說，國民黨怕「從綠島反 攻臺灣」，我卻從「龜山反攻到海外」了，吃喝玩樂到不行，有點兒過多的 補償和寵愛呢。 我太太翁金珠在我坐牢時，遇到省議員（一九八一）選舉，經人慫恿、 有意參加，曾到監獄徵詢我的意見，我說：「如果為了我們三個兒女好，妳 應該在家好好帶他們；但如果為了臺灣社會好，妳要競選，我也支持，妳自 己決定。」她選擇參選，結果高票落選；我出獄後，大家又拱她參選一次省 議員（一九八五），還是高票落選。到一九八六年參選國大代表，才終於當選； 此後連續三屆最高票當選立法委員（一九九三、一九九六、一九九九）、一 屆彰化縣長（二○○一），而在二○○七年擔任文建會主任委員八個月後， 又擔任一屆不分區立委（二○○八），雖然曾有過三次縣長競選失利，不過 活躍政壇長達二十五年；一位國中音樂老師能夠這樣風光走一回，也是一項 奇蹟。 至於我在一九九一年意外獲得臺北縣尤清縣長邀請，擔任臺北縣文化中 心主任，一九九七年退休後，又於二○○○年五月六日擔任國史館主任秘書， 二○○二年十二月派任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館長。在重返公務生涯後，不但考 績年年一等，而且又獲得不少榮譽，如一九九五年當選臺灣省政府模範公務 員、一九九九年獲得省政府頒發「傑出文獻保存獎」、二○○○年榮獲行政 院頒發「文耕獎」，仕途還可以，人生也光明，深自欣慰。 一九九二年修正刑法一百條，刪除「言論叛亂刑責」，就不再有「煽惑 內亂罪」，我不但恢復名譽、取回公權，也獲得兩百萬元的補償，名利雙收， 什麼煩惱也沒有，現在想罵國民黨都不好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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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年七月退休後，我在員林鎮開一家「賽凡提斯咖啡」，與妻女 一起經營，專賣貨真價實的西班牙海鮮飯，後來因中東隨時爆發戰爭，西班 牙海鮮飯所需的香料番紅花暴漲，沒辦法撐下去，才設立「泰瑞薩婚姻介紹 所」，在臺灣南北分設幾個據點替曠男怨女牽紅線，現在還算是個小有名氣 的「媒人公」呢。 我用獨創的方式替人牽紅線，參加的人要先報名排時間跟我面談，面談 後我替他們寫一篇有趣的廣告詞—「推薦詞」；為了輔導他們早日成家， 迄今又寫了近四百篇的「泰瑞薩觀點」。目前已由玉山社出版的作品：

1. 《媒合也可以找到真愛》（二○○九年一月） 2. 《走在婚姻的大道上》（二○一一年七月） 3. 《婚姻幸福的終極密碼》（二○一二年九月） 4. 《堂吉訶德的愛情教室》（二○一四年一月） 六年來，大概寫了三百萬字以上，幾乎每天忙著爬格子，而這種習慣都 是坐政治「黑獄」養成的，真可說是一件意外的收穫。阿門！要感謝我的上 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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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峯松經營「賽凡提斯咖啡」，專賣貨真價實的西班牙海鮮飯，令人大快朵頤。（劉峯松／提供）

劉峯松這些年來陸續出版「泰瑞薩觀點」。 （劉峯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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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峯松當上職業媒人後， 也常常接觸有關婚俗的 禮儀，圖為劉峯松站在 古代新娘的轎子前留影。 （劉峯松／提供）

坐牢的代價無法彌補 我育有二男一女，出事坐牢那年，大兒子十一歲、二兒子十歲，女兒才 四歲，他們在童年正需要呵護時，爸爸卻不在身邊，這時教養的責任全落在 愛妻翁金珠身上。她白天當國中老師，晚上帶小孩，每週日又到監獄看我。 為了到土城看守所看我，她學騎機車；判決確定移到龜山監獄後，她又不得 不學開車。聽說學機車時還摔了一跤，狼狽與辛苦可想而知。 出獄多年後，二兒子曾告訴我：「老師上課時，常有意無意提到高雄事 件，罵這些人都是壞人，然後眼睛瞪著我。」童年的他，就活在「爸爸是壞人」 的陰霾裡。大兒子音樂學得很好，曾獲得全國梆笛比賽第一名，服役時考入 陸光劇隊，當時雖然已經解嚴，而且翁金珠又已經當選國大代表，但是國民 黨的黑手仍伸進軍中，對從事反對運動的人的子女加以控管，而且硬把我大 兒子調離陸光劇隊，讓翁金珠忿忿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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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我父母從我參選員林鎮長開始，就擔 驚受怕，在我出事坐牢後的恐懼與痛苦，更無 法言喻。所以雖然自己「靜靜的過著那隱藏似 的生活」，但「外面」並不太平，對家人真的 說不過去。政治犯有一些無人知曉的辛酸，如 果人生能夠重來一次，我恐怕會很猶豫，會放 棄走這條路也說不定。

結 論 剛關入土城看守所時，趙振二牧師送我聖 經和《獄中書簡》，後來陳維青弟兄又送我涂 南山先生譯的《耶穌傳》，我日夜研讀，獲益 良多。

1991 年 3 月 2 日，《中國時 報》刊出當時為民進黨籍國 代的翁金珠，對軍方將其子 劉學軒從藝工隊轉調為一般

最近讀到義大利愛國志士白理珂的《人生

衛兵，稱之為一種政治迫害。

天職》一書，譯者陸離在前言說：「由於他從

並認為國民黨對從事反對運

事愛國文學運動，終日奔走革命，揭穿侵略者

（劉峯松／提供）

猙獰面目，遭受了執政者的歧視，忍受了長期 而殘酷的監獄生活，但是這種桎梏生活卻漸漸 地領他回上主的羊棧裡，所以在獄中他常用祈 禱解除心靈上的苦悶，撫慰心靈上的創痕。在 聖經中他覓得了當尋的人生征途。」

動的人的子女加以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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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天職》，義大利作家白理珂著，譯者陸 離說：「這種桎梏的生活卻漸漸地領他回上主 的羊棧裡。」（劉峯松／提供）

我幸運地在「黑獄」中也信了耶穌，特別能夠體會聖經的教訓，「藉著他， 我們得以跟上帝和好，成為上帝聖潔的子民，並且得到自由」（〈多林多前書〉 1-30）、「你們會認識真理，真理會使你們得到自由」（〈約翰福音〉8-32）、 「有一天能擺脫那會朽壞的枷鎖，得以跟上帝的兒女分享光榮的自由」（〈羅 馬書〉8-21）……，所以雖身羈「黑獄」，卻仍無比自由。 幾十年過去，臺灣在人權自由方面不能說沒有進步，譬如，雖然非法監 聽還非常嚴重、令人無法容忍，可是「萬鞋齊飛」的景象，卻是前所未有的。 至於臺灣人的覺醒、臺灣意識的抬頭，更出乎意料之外。最近 TVBS 做民調， 希望臺灣獨立的高達 71％，有 78％自認是臺灣人（二○一三年十月三十一 日）。筆者追求「臺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現在跟多數人並無不同，

做人難得有這款的幸福

只是時空差異，「先講的先死」，比較吃虧而已。不過我又何必後悔呢？再 怎麼說，回憶這一段坐「黑獄」的經歷，還是有「苦樂同量」的感覺，慶幸 自己難得有過這種幸福；若有人要我講，還津津樂道呢。

根據 TVBS 民調，希望臺灣獨立的高達 71％，78％自認識臺灣人， 現在只有少數人認為這種說法乖謬。（劉峯松／提供）

作者簡介 劉峯松，彰化人。曾任職於基隆、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縣立 文化中心主任、國史館主任秘書、臺灣文獻館館長。創辦半線文 教基金會及泰瑞薩婚姻介紹所。獲有臺灣省政府臺灣文獻獎、行 政院文建會文耕獎。著有《如數家珍：劉峯松蒐書奇譚》、《獄 中的呼聲》等十餘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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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Four

第四部分

追憶

2014.03.21 紀州庵文學森林 （徐觴／攝影）

（徐觴／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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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修一和他的夢想與實踐 陳郁秀／白鷺鷥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盧修一目標與追求 在立法院學生如火如荼地爭取正義的同時，我們在這裡談盧修一和他的 夢想與實踐，特別具有意義。（編按：演講日期為二○一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盧修一生前最喜歡一幅字「愛得不得了」，可說是他一生風格的寫照。 這幅字一直掛在我的琴房，但並未題署陳郁秀。他說：「就放在妳的琴房， 讓妳覺得特別驕傲，因為是特別為妳寫的。」這「愛得不得了」不只是愛妻 子和孩子，更是給最愛的臺灣，我的孩子說：「媽，妳白活了！」但我並不 這樣覺得，盧修一是非常誠實的人，他在關鍵時刻說的都是誠實的話，他過 世前跟我說他「最愛臺灣」，這句話表現的就是他的真誠，身為妻子，我可 以接受。

童年與求學時光 盧修一生長在三芝一個富裕的家庭，在當時是地方富紳，坐擁橘子林和 茶園，但因為二二八事件，家產受到處分，他的祖父受到刺激而失智，和他 的伯父一起賭博，把家產都賭光了，最後被迫搬離三芝來到臺北，住在一個 非常小的房間。

盧修一和他的夢想與實踐

盧修一高中時，寄宿在舅舅家裡，每個禮拜回三芝。當時他可憐的母親 為人幫傭，後來又去三花毛巾公司當女工，供應他學費。高中畢業，要考大 學時，他母親買了金手錶給他，拜託他不要考大學，說：「兒子，你不要去 念大學，趕快去找工作，有份薪水，才能幫忙家裡。」後來他還是去考大學。 考上大學後，在入學之前，為了籌措學費，在堂姊介紹下，到中央市場 一個魚攤子打工三個月。他最怕魚腥味，但每天都要清理魚鱗，只好一面吐 一面做，最後熬過三個月，賺了第一筆錢。進入大學後，盧修一課餘就當家教， 他住三重，臺北橋對他來說有最深刻的記憶，大學四年，每天經過臺北橋， 冬天逆風而行之際，總讓他感心酸。從他讀大學到碩士，甚至出國，都是以 打工來完成學業。

盧修一（前排右三）小時候與家人的合照。當時尚未爆發二二八事件，一家 人幸福甜蜜地住在三芝。（白鷺鷥文教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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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修一喜歡寫書法，源自於他三芝老家旁邊就是軍營，他小時候常和年 輕軍人相處，也在他們的引導下開始寫毛筆字，閱讀中國古典文學。聽說他 在中學時代不是好學生，因為常在上課時偷看文學作品、課外讀物，對各種 知識多有涉獵；讀大學時，就把《資治通鑑》背得滾瓜爛熟了。 盧修一於一九六○年考上政治大學邊政系，一年之後轉入政治系，因為 受童年時期和軍人相處的影響，他非常忠黨愛國，大學時代就立志成為政治 家。大學畢業服役時，他還任職三民主義巡迴教官，是一位優秀的三民主義 信仰者。不管是當兵時擔任巡迴教官，或是在文化學院政治研究寫的碩論〈連 雅堂民族思想之研究〉，都可看出他是大中國思想的信仰者。

政治立場的轉變 後來出國讀書的經歷，讓他產生很大的改變。一九六八年，他到了比利 時魯汶，比利時是自由思想的國度，他在境內的魯汶―這座信仰天主教的 城鎮中，開始建立社會主義的觀念，他研讀馬克思主義、康德，以及社會主義、 法國政治史、第五共和等書籍，最後從一個大中國主義者轉變為主張臺灣獨 立的青年。他的朋友跟我說，他們去接機的時候，接了一位大中國主義者， 兩個禮拜後卻看到了一位臺獨青年，當時他認真思考臺灣問題，崇拜社會主 義，可說是一位左派革命份子。我認識他的時候，對於左派、右派、社會主 義並不是非常清楚，但跟他走過一生之後，我知道他是非常忠實的左派社會 主義者，不只是理論而已，在生活中他也努力實踐。

盧修一和他的夢想與實踐

盧修一在求學時期就已經立志要當政治家，甚至在當兵時亦抱著滿腔的大中國情操，直到研究 所畢業後，前往魯汶留學時，想法才為之轉變。（白鷺鷥文教基金會／提供）

在巴黎墜入愛河 一九七二年，盧修一想回臺灣，認為既然有政治主張，就該回到家鄉行 動。這年四月，回臺之前他先到巴黎觀光，在一個朋友家中，我與他相遇了， 他因此改變了行程，決定要把學籍移到法國。之後，他先回臺灣，再來歐洲， 並在那年九月就把學籍從魯汶轉到巴黎。他在魯汶的朋友笑他，沒兩三下就 改變主意，這種人革命不會成功的，但他說：「我不是不回臺灣革命，而是 在爭取另外一位女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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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四年，我們在巴黎相遇兩年之後結婚，卻沒有受到父母的祝福。 我十六歲時被父母送到法國學音樂，他們供應學費和生活費，不准我打工， 因此我從未擔心過錢的問題，直到我們談戀愛的那兩年，我父親斷絕了我的 經濟來源。那時，盧修一假日都在餐廳打工，他一手可以拿很多盤子，又有 親和力，相當受顧客的歡迎。 我們在巴黎結婚時，他還在進修博士，博士課程一修完，他就說要回臺 灣，我認為應該取得學位才回去，他卻說不要，因為他已經爭取到一位女同 志了，他反對文憑主義，是為了我才把博士課程修完，他認為自己不用靠文 憑也能夠教書。於是我們回到臺灣，我很快就在師大專任教職，他則在文化 大學教書。 幾年後，他發現還是要拿到學位才行，一九七八年，兩個女兒出生後， 他又回巴黎繼續博士學程，第二年發生美麗島事件，他寫信說要回來。一九八 ○年十二月他通過博士論文口試，取得巴黎大學政治學博士，一回臺灣，馬 上拿文憑到我家給我父親看，我父母也接受了他。 盧 修 一 的 博 士 論 文 題 目 是〈 日 據 時 期 臺 灣 共 產 黨 史 ︰ 一 九 二 八 ～ 一九三二〉，論文第一頁寫著：「為什麼身為一個臺灣人不能用自己的角度 詮釋自己的歷史？」那個年代，哪有人敢研究臺灣共產黨史，我擔心他回臺 灣之後會有危險，他說只要自己先去登記有什麼資料就不會有事，雖然他這 樣做了，最後還是因為這本論文而坐了政治牢。

盧修一和他的夢想與實踐

盧修一與陳郁秀於法國巴黎相遇，當時盧修一對陳郁秀一見鍾情，立刻認定她就是他一生的伴 侶，展開了一連串的溫情攻勢，連陳郁秀所住的宿舍修女都為之感動。後來陳郁秀被這位深情 才子打動，並於交往後二年結婚，方才有情人終成眷屬。（白鷺鷥文教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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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修一被捕入獄 回臺灣之後，盧修一在文化大學擔任 政治系主任，一九八三年一月八日，他因涉 嫌收下與「獨立臺灣會」史明之間的連絡人 ―前田光枝的茶葉罐及內藏的「指令」， 被警備總部指稱涉嫌「叛亂」而遭到逮捕。 我還記得，當天他騎腳踏車送女兒上學 回來之後，說有人跟蹤他。我說：「你怎麼 知道？」他說：「我騎著腳踏車到東門市場 裡面，那些人就一直跟著我。」話還沒說完， 電鈴就響了。我開門，見他們說：「我們是 盧教授的學生。」之後一大票人闖了進來， 不到五分鐘的時間，就把盧修一抓走了。 盧修一下樓梯時大喊：「妳要看清拘票 上寫的是什麼單位，要看清楚！」我當時怕 得不得了，但還是聽了他的話，看清楚拘票。 他們帶走盧修一之後，在家裡翻箱倒 櫃。因為我父親是有名的畫家，所以家裡掛 了很多畫，他們把有裱框的畫都翻開來，將 所有東西都翻遍了。 盧修一被捕之後，對我來說是最大的煎 熬，在這段最困難的時間，我的父母親跟我

盧修一當年於臺灣仁愛教育實驗所 「受訓」的證件。 （白鷺鷥文教基金會／提供）

盧修一和他的夢想與實踐

說：「不要怕，我們都在妳的身邊，會幫忙妳將三個孩子撫養長大。」這些 話我到今天還記得。起初，盧修一被抓時，我除了哭，也不知道該做什麼事， 三天後我覺得自己不能這樣下去。盧修一的父親在他六歲時就過世，他是由 母親撫養長大，這時他母親也和我們一起住，我們有三個孩子，最大的六歲， 老二四歲，兒子才滿周歲，當時我在師大任教，我意識到自己如果再哭下去 家裡就會垮了，所以我必須堅強。第三天，我擦乾眼淚，走遍臺北市，告訴 我認識的所有人，我先生被抓了。盧修一被抓的一年多前才剛發生陳文成事 件，我害怕這件事會再次發生。

陳郁秀堅強面對人生關卡 當時，我去找副總統謝東閔先生，他與我父親是臺中一中同學，我跟他 說：「我不是來求你，而是要告訴你注意這件事，只要有人關注這件事，他 們就不敢亂來。」我也去找杭立武先生，他當時是中國人權協會理事長，我 在法國留學時就和他認識，他說：「妳先生怎麼會做這樣的事？」我說：「我 先生沒有做錯，他只是生錯地方而已。」 我要讓所有人知道這件事，也讓所有人注意這件事。我還想到盧修一在 法國寫論文時的兩位教授，一位是法國駐上海大使館武官，另一位是專門研 究法國共產黨的教授，在學術界和聯合國都有很高的地位，我馬上和後者取 得聯繫，希望他能幫我在國際上連線國際特赦組織。隨後，國際特赦組織每 天打電話給我，叫我不要回答，表示安全，如果有事再發出聲音就好，所以 他們每天打電話問我說：「妳有沒有受到迫害？」我就不說話。那時候，盧 修一被抓進監獄還沒被判刑，三個多月以來，我每天都接到這樣的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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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修一被指控涉嫌叛亂逮捕，上圖為警總聲請書。盧修一在監牢裡的日子，信奉「緣皆善 緣」的信念，也使他在監牢中人緣頗佳。（白鷺鷥文教基金會／提供）

盧修一和他的夢想與實踐

盧修一在魯汶的同學和巴黎同鄉會的同學，他們每天也打電話來關心我。 而臺灣在歐洲的同鄉會最早是由三個人從比利時發起，其中一位是前行政院 副院長吳榮義，還有何康美，他們出版的《鄉訊》是臺灣同鄉會在歐洲的啟 蒙，《鄉訊》是由他們自己刻版、自己印刷，那一批朋友就像是他的家人一樣。 盧修一出事後，他們也是每天打電話給我，讓我感到很安慰，知道有很多人 在關心他。 當時，我們家門前設了崗哨，二十四小時都有警察在門口監視，任何人 要來我家就要拿出身分證登記，值得安慰的是，當時師大的校長和老師都很 支持我，即使要拿出身分證他們也都不在意。儘管如此，我對這樣的情況還 是非常懊惱，我的父母親跟我說，這樣也好，可以知道誰是真正的朋友，省 掉很多時間！ 此外，常來我家或是來上課的家長，也給了我很多支持，一直到現在都 還在我的身邊，像是白鷺鷥文教基金會的許多成員，都是陪我一起度過難關 的朋友、家長和同事。人生有得必有失，當你遇到非常大的困難，上帝還是 會眷顧你的，祂給你一個課題，讓你的人生走得不一樣，卻非常有意義。 我必須重述盧修一博士論文的前言：「做為一個臺灣人，為什麼不能夠 面對臺灣的歷史，為什麼不能以臺灣人的觀點、臺灣人的立場來詮釋自己的 歷史？」盧修一畢生做的，就是要從臺灣人的立場來詮釋臺灣的歷史文化； 我身為一個藝術家、一個文化人，也堅持要用臺灣人的立場來詮釋自己，不 是用別人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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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修一的理念與抱負 盧修一回臺後任教於文化大學，是一個非常保守的校園，他擔任日間部 政治系主任兼夜間部行政管理系主任時，與學生們打成一片，當時的校長也 非常疼愛他，所以他在那裡播下了民主的種子。 一九八三年他被抓的前一天，我們照了一張全家福，從他被抓之後，我 都不敢再照全家福。從一九八三年到一九八六年，盧修一在土城監獄以政治 犯的身分度過三年的歲月。剛開始他被抓到景美看守所，我記得第一天去看 他，是我父親陪同我前往，結果我一去就傻愣住了，因為他的頭髮全白了。

盧修一在被關入監牢的前一天所拍下的全家福，當時他的三個孩子年齡方幼，在他們的童年時 期無法時時刻刻陪伴身旁，是盧修一一輩子的遺憾。所幸陳郁秀以堅強的心面對，盡力處理好 所有事情，方能度過這場劫難。（白鷺鷥文教基金會／提供）

盧修一和他的夢想與實踐

會面時，他跟我說，我還很年輕，往例不是死刑就是無期徒刑，叫我心裡要 有個主意，想想我的未來，說我們可以辦離婚或是我改嫁。當時我父親非常 生氣，但我覺得盧修一是誠實的人，他這輩子都說實話，也是社會主義的實 踐者，那個當下他內心承受著很大的痛苦與煎熬，他說出這樣的話是經過思 考的。後來，盧修一在一九八六年出獄的那一天，寫下了「威武不能屈，貧 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 談起盧修一的日常，他是很能夠享受平淡生活的人，猶記我們結婚初期 常吵架，他總說我是資本主義者，他說身為一位藝術家，在漂亮殿堂中演奏， 享受的人只有少數人，為什麼不能夠走入民間，把藝術跟更多人分享？那時 我還年輕，不清楚他說的是什麼。他在巴黎寫論文時，我常幫他謄稿，很多 馬克思主義或是康德主義的書，我根本看不懂，不過他會幫我上課，還要求 我寫報告。 在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兩個男人，是盧修一和我的父親。父親在我十六歲 去法國後，要求我每個禮拜寫一封信，他會幫我改正標點不對、用字重複或錯 誤之處，所以我每個禮拜都要交一篇「作文」。結婚以後，又來了一位國文 老師盧修一，他也非常有耐心地幫我修改，我在法國拿的是演奏文憑，師大 建議我把以前寫的文章寫成論文升等，於是盧修一幫我改，但往往一篇十六 頁的論文，被他改了之後只剩下三頁，因為他認為形容詞和重複部分太多了， 我從他身上真的學到很多。 我還記得，後來他參加選舉，剛開始非常慘淡，演講會常常只有我和他 兩人，臺下一位教授，但他那次選舉卻是最高票。他要求我用臺語演講，還 說我「說得不能聽」，除了更正我的臺語，還要修改我的演講。他跟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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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臺演講主要是講重點，把重點記下來，再用例子印證就夠了，這也讓我學 到很多，後來我擔任文建會主委時不必看稿，也歸功於當時的訓練。他做事 情實事求是，對應該做的事就是如此堅持，從不放棄，應該改的就是要改， 對助理也是如此要求，「做到自己要求的」這是他人生中的堅持。 剛提到一九八三到一九八六年，在他身陷囹圄的那三年，是我們最痛苦 的時期。我們兩人說好一個原則「健康就好」，他在牢裡健康，我在牢外要 有健康的心情來照顧孩子，我們就往這個目標去做。然而，他出獄之後，問 題就來了，因為每一次當他要接聘書的前一天，就會有人變卦，導致他沒有 工作。他跟我說沒關係，我們的孩子需要有人帶，他就在家裡帶孩子。一個 有抱負的男人，放在家裡等於一個炸彈放在家裡，有時晚上睡覺，睡一半發 現他人不見了，他說他開車去九彎十八拐，怎麼開都撞不死。後來他說要加 入民進黨，我覺得國民黨已經把我們逼到走投無路，這樣下去，不是他瘋就 是我瘋，我決定支持他，也要跟著他走。有人說為什麼我突然轉變得那麼快， 我說不是突然，是因為我已經覺悟，要讓他走他的路，讓他更愉快，才有辦 法發揮他的才情。 一九七六年我們回臺灣，一九七八年他到法國拿博士學位，一九七九年底 回臺，一九八三年入獄，他工作賺錢的時間很少，家裡的經濟重擔都落在我身 上，他跟我說：「老早就跟妳說過了。」還跟我說：「我不會把你們擺在第一 位，我現在要做的是為臺灣。」我們是第二位，他要我想清楚。我也想清楚了， 有這樣一位不一樣的丈夫，除非自己離開他，不然就要接受，而我不願離開他， 就只能讓他走得順遂，我跟他說：「家庭我來顧，你就往前走。」之後他在民 進黨先擔任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再當外交事務部主任，做了很多外交，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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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修一好一陣子才適應自由的生活，最大的轉捩點便是在 1988 年加入了民主進 步黨，並在隔年發生鄭南榕事件後，決定參選臺北縣立法委員。 （白鷺鷥文教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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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還到義大利去參加世界自由聯盟會議。由於這個緣故，當前總統陳水扁找我 當文建會主委的時候我就一口答應，因為我可以用文化做外交，也可以完成他 的志願。 當他去選臺北縣立法委員，我認為他和一般候選人很不一樣，他思考細 膩，舉例來說，發傳單時他會發很快，他跟我說，發傳單要有技巧，教我把傳 單直接塞到對方虎口，對方自然就會拿起傳單，後來我就變得很會發傳單；參 加喜慶場合，他說，我們只有十五分鐘，到圓桌後，人找到位置切入，趕快發 完名片，拜託完大家之後，趕快離開；此外，在與民眾接觸的場合，別人握著 我的手就不放，但他都可以走很快。他說，握手要看著對方的眼睛，雖然很快， 但他覺得妳誠意十足就好了；他很會稱讚別人，觀察力很細微，也會找到做事 情的方法，往往能夠事半功倍。 從土城到國會，他在國會的表現也很優秀。參選時，他以「新國家的建築 師」自詡，就如同現在的五都，他心中對整個臺北和臺灣有一個藍圖，因此他 做這些事情時，我都在旁邊幫他，看了很多資料，對我後來在文建會推出文化 創意產業幫忙甚多，當時盧修一認為要治理一個國家，就要有規劃、有配套。

散播愛與文化的種子 成立白鷺鷥文教基金會 在平常相處時，他教我用文化走入偏鄉，用文化和他們交朋友。有一次我 到深坑的一間國小，他們買了一臺直立式鋼琴邀請我去彈奏，我彈奏的時候， 看到小朋友的眼睛都發亮，我很開心地問小朋友會唱什麼歌？我可以來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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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修一加入民進黨後，不久便擔任外交事務 部主任（左），並赴歐洲與七個國家、十二 個國家做外交。（白鷺鷥文教基金會／提供）

盧修一的政治生涯中，曾三度高票當選臺北 縣立法委員，下圖為他第二次參選時，以「正 直、專業、清廉的白鷺鷥」作為競選口號。 （白鷺鷥文教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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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陷入深思很久，最後跟我說：「國歌！」他們也沒有音樂老師，讓我非 常訝異。 盧修一跟我說，我們可以成立一個團體到各地去傳播，於是組織了一個 絃歌下鄉活動，之後成立了白鷺鷥文教基金會，因為盧修一說，一個人做沒 有力量，要號召所有熱心的人去做。當時我們邀請音樂老師組團，到很多地 方介紹樂器和音樂。起初，大家很懷疑我們為什麼要去，到後來態度轉變為 非常歡迎我們前往。 盧修一擔任立法委員的期間，我們就去學校、社團辦展覽，至今仍持續 不懈。對他來說提升所有人民的生活素質是最重要的，這是需要經年累月的 累積，在選舉的時候通常都會有餐會，他就不舉辦餐會而改辦音樂會，演唱 大眾聽得懂的音樂，他的選舉活動就是音樂會和展覽，因為他覺得餐會太浪 費了。 他在立法院裡非常用心，每一個法案都很認真去做，並利用其他時間去 服務人民。他以開會為主，全程參與開會，每一條法案都很認真去閱讀，例 如大學法、著作權法都是他那時一直在推動的，我覺得他在立法院奠定的典 範，值得大家懷念。

親自實踐社會主義的理想 我說他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實踐者，是因為他真的落實執行，他把所有收 入拿去從事社會福利，但他從未告訴我，直到他過世後我才知道。他逝世之 後，我收到一封信，一位翹家的高中生寫信來說，他翹家的時候遇到盧委員， 帶他們回家，給他們費用，並告訴他們的父母親不能罵他們，要開導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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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還常常打電話關心他們。這位學生之後信教，在盧修一癌症末期的時候， 寫信來說他已經考上大學了；又或是我當文建會主委時，到臺南巡視，遇到 一個媽媽拉著一個小男孩來找我，她請我在祭拜盧委員的時候，告訴他這個 孩子已經長大了，因為當時那位媽媽懷孕在路上被撞到，是盧修一帶她到醫 院，等她沒事之後才走；我在馬祖時，有一個人跟我說，他去立法院靜坐， 是盧委員陪他們通宵；他過世時，有一位太太打電話來，說她女兒的學費怎 麼辦？因為都是盧修一幫她女兒繳學費，我跟她說這一學期我幫她繳，下學 期就請小白鷺鷥服務處接這個案子。這些事情都是日後我才知道的。 他是真正願意把自己的時間、金錢和別人分享的人。我們家附近有一位 老婆婆，每天都會去菜市場撿一些菜葉來販賣，盧修一覺得她很可憐，就把 老婆婆賣的菜全部買下，清理乾淨後，分送給鄰居；有一次我回家，看到一 大堆人圍在門口，原來是他正在修理大門；他在國會抗爭時，當時的立法院 院長梁肅戎動用警察權，將他打昏了。 那時，我人在師大教琴，有人打電話給我，叫我趕快去醫院看他。後來 我到醫院跟他說：「你不覺得難過嗎？身體一直受傷。」我問他為什麼要這 樣？他回答我：「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這點皮肉之痛對他來說不算什麼， 重要的是要突顯背後的意義、突顯問題，這使得他每天回家西裝都是破的， 最後有兩家西裝店免費提供西裝給他。 此外，他為人也非常大方，例如出門時我會幫他把衣服整套配好，可是 他回家時就不一樣了，有人說他的領帶很好看，他就和對方交換，只要有人 稱讚他的衣服，他就會給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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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鷺鷥文教基金會在草創時期，積極參與、辦理各項活動，例如「我愛老爸」的父親節活動， 盧修一、陳郁秀也帶著兒子與姪女一起參與，並留下合照紀念。（白鷺鷥文教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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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葦與劍」的關懷與奉獻 盧修一常自稱是「蘆葦與劍」，為什麼？因為他家住在三芝，十一月後 滿山都是蘆葦，猶記我從法國回來後到三芝，他曾拿蘆葦對我揮，讓我感覺很 痛，他說這是要告訴我蘆葦就像劍一樣，當他有行動時，就像一把利劍，普通 的時候則柔軟地隨風飄動。我的父親也一樣，父親認為人要有兩個要件，第一 是要誠實，第二是要承擔責任；誠實是從來不說謊，要能夠承擔責任意指沒有 人逼你做到什麼，你做不到就不要說，做得到再說，我覺得上述這兩點，盧修 一都做到了。他在立法院問政，絕不隨著報紙議題問政，記得當時有甲等考試 的問題，很多人來我們家跟我們說一些特殊訊息，我跟他說要趕快去發表，這 樣晚報的第一版就會是他的，他卻給了其他委員，我問他為什麼自己不發表， 他說他不做這個，他要專業問政，像是陽光法案和智慧財產權在當時都是比較 冷門的，他埋頭努力了很久。 盧修一對人和動物也都是很有情的，他會讓他身邊的人都很開心，絕對 不會吝嗇講出心中的感覺，他如果非常喜歡你就會講出來，例如：他每天會寫 「陳郁秀我愛你」，我問他說：「每天寫不煩啊？」他回答：「每天字跡都不 一樣」；不僅如此，他還會問我學生，說：「今天師丈寫了一張新的有沒有看 到？」學生說沒有，他就趕快拿出來貼，學生就會跟他要，他就寫了「某某某， 我愛你」送他們，他就是這樣一個懂得生活情趣的人。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我們成立白鷺鷥文教基金會，他希望我全心投入。很 多政治人物常常會說臺灣要獨立，但他說獨立的國家必須要有自己的歷史和文 化，在過去的時間我們幾乎都沒有認真蒐集、研究、出版，所以白鷺鷥文教基 金會應該就要在這方面著墨。我們人員雖然很少，但義工很多，基金會的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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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盧修一的支持者，以小額捐款的方式，全部都用在文化推廣與扶植上面， 也出版了很多臺灣文史書籍，因此我在二○○○年接文建會主委時，能夠很 快進入狀況，把臺灣很多歷史文化資料研究加以出版，在我任內就出了六百 多本書，這都來自於白鷺鷥文教基金會累積的經驗。 盧修一成立白鷺鷥文教基金會，就是親身實踐人文關懷，他認為藝術、 文化、歷史都是源自土地，所以要從土地開始，只有土地和人，才是國家最 重要的資產。

盧修一的夢想與實踐 盧修一罹患癌症 一九九五年，盧修一被檢查出罹患癌症，我們都嚇了一跳，因為他看起 來很健康，每年也會做健康檢查，只有一次是隔了兩年，那一次因陳定南要 選省長，所以格外忙碌，才隔了兩年，就發現有一顆惡性腫瘤，我們兩人都 傻了。不過他很勇敢，開完刀後，醫生宣布他只剩下六個月，他就跟我說：「我 們兩個坐下來談，六個月要做什麼事？」想了很久，他說，最重要的只有三個： 愛情、友情、親情，他要用六個月的時間去經營。之後，他說要去歐洲和美 國，要去拜訪所有朋友並和他們說再見，他也不要我跟去。從醫院回來後， 他開始整理東西，他知道朋友的喜好，一包一包地包好，並在過世前把這些 東西郵寄給朋友，那些朋友在他過世後收到東西，都淚流滿面，打電話給我， 說他真的是一個性情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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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修一第三次參選立法委員時，已經被診斷出罹 患癌症，並在隔年宣布放棄參選臺北縣長。 （白鷺鷥文教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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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來要參選臺北縣長，在決定要放棄時，他寫了「難捨能捨，來得去 得」，對他來說這是何等不易！很多人懷疑他為什麼不選，他說自己要早點 宣布不參選，才能讓蘇貞昌早做準備，不會措手不及。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臺北縣長候選人蘇貞昌的最後一場造勢晚 會上，盧修一跪下來懇求選民支持蘇貞昌的事情，我一直到回國後才知道。 那天我剛好在巴黎有一場演奏會，人不在臺灣，所以他才從醫院偷跑出來。 隔天一早我回到臺灣時，一下飛機進海關就有人跟我說：「妳先生很偉大， 一跪下來臺北縣就不一樣了。」我還在想，那一陣子很多人都下跪，這會有 多厲害呢？於是我回到家看到門口都是記者，他們說盧委員不讓他們進去。 後來，我進家門到樓上看到他一直嘔吐，我問他為什麼不讓記者採訪，他說： 「如果出去接受訪問，大家會以為這場選舉都是因為我，所以不接受訪問。」 自從他去了造勢晚會之後，回家就一直嘔吐，他跟我說，他覺得自己應該要 做這件事，因為那天是他和全臺灣的人民說再見，我聽了很難過。

延續、散播盧修一的精神 盧修一過世以後，白鷺鷥文教基金會秉持他的精神：「掌握自己的詮釋 權，建立臺灣歷史文化主體」，辦了很多研討會，後來我發現論文發表不足夠， 還要付諸行動。當我在文建會時，就將他的信念付諸行動，總共做了四百多 個社區總體營造、文化館的建設，像是黃金博物館、鶯歌陶瓷博物館、臺北 故事館、紅樓等等，這都是從臺灣土地出發，厚實臺灣本土文化的建設。 去年，白鷺鷥文教基金會到臺南和賴清德市長合作「蘆葦與劍」研討會， 我們以工作坊的身分，和文化局、經發局、都發局、觀光局等五局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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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臺南地圖來整合各局所有的案子，把每局的案子互相連結、經費結合，大 家互相討論做好事情，這就是盧修一精神的實踐，要能夠播種，也要能夠遍 地開花。 這麼多年一路走來，我們也參與策劃編製很多書籍，例如《臺灣音樂百 科辭書》，花了五年寫了二百多萬字，動員二百多人一起寫，分成〈原住民 篇〉、〈漢族篇〉、〈現代音樂篇〉、〈流行音樂篇〉四篇，就是要讓臺灣 人知道自己的事；又如由許雪姬教授主導的《臺灣歷史辭書》，集合了三百 多位學者專家共同合作。 此外，臺灣在一八九五年成立臺灣民主國，有黃虎旗的故事，還有一首 歌是七字調，我們就把這些資料全部找到，請楊秀卿女士演唱。我還曾把一 名法國插畫家帶來臺灣一個月，請他畫出他心中的臺灣，他在第一頁就寫：「臺

由陳郁秀策畫主導的《臺灣音樂百科辭書》， 內容分為原住民篇、漢族傳統篇、當代篇、 流行篇等，除了臺灣的音樂知識以外，也同 時將當時的時代、文化背景一一記錄下來。 （白鷺鷥文教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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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是一個非常奇妙的國家，他的人民非常愛國，可是他沒有國家。他們四周 都是海，但不喜歡游泳。他們到處都是鋼筋鐵窗水泥的建築，可又是許多鳥 類蝴蝶的故鄉。」有很多企業在貴賓來訪時，就會到基金會買這本繪本送給 貴賓。

發掘出真正屬於臺灣的「美」 我還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臺灣帝雉在日本時代就被認為是臺灣特有 種，牠的羽毛放在光線下就是一顆愛心，很漂亮。我常常問外國人：「臺灣 人的特色是什麼？」外國人說就是你們的人，你們的人就是你們的寶藏，臺 灣人最有愛心、最親切等等，可是這樣怎麼表示呢？ 我在擔任無任所大使的四年，到國外去介紹臺灣，說連我們的鳥背上都 揹那麼多愛心，可以想像我們的人也是如此。又例如蘭花，我們臺灣是蘭花 王國，蘭花的花蕊像是面具，我們邀請音樂家創作一首曲子《蘭花變臉》， 又變成舞劇和戲劇，這也是我們基金會一直在做的，也是盧修一的精神，蘭 花是源自於這塊土地，我們怎樣詮釋它，如何將它發揚光大，只有我們最清 楚，不是別人。臺灣還有很多資料提供我去找出臺灣的 DNA，例如：馬關條 約簽約時的圖片，我們可以從圖中的椅子找出福祿壽或是梅花鹿和蝴蝶，和 中國的不同，當你用微觀的觀察，可以找出許多臺灣的特色。 白鷺鷥文教基金會一直在做這樣的事，秉持著盧修一的精神，找尋臺灣 的 DNA，希望創造出這世代臺灣的文化。我擔任文建會主委四年中非常用 心地在做，擔任國家文化總會秘書長時也是，任職兩廳院董事長時，也用臺 灣的故事去創作很多音樂劇、舞劇、戲劇，包括黃春明的作品、廖瓊枝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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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黃虎印的故事等等。其實臺灣自己是一個寶，過去我們不知道，但是從 一九七六年我和盧修一回到臺灣後就一直做這個。 我們第一本出版品是《音樂臺灣一百年論文集》 ，在編輯的時候，盧修 一已經生病了，他要把臺灣的歷史和音樂結合在一起，我們就每十年選一首 歌，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五年選〈臺灣民主歌〉，一九○五年到一九一五就 選〈一隻鳥仔哮啾啾〉，用一首歌代表歷史，而盧修一以口述方式說歷史背景， 配上我的音樂。我覺得是盧修一帶領著我，我才會做這樣的事情，是他帶領 我走入臺灣這塊土地，並且跟著他一起去實踐，也了解他的心。 臺灣有很多可以代表自己的東西，我就把這些東西集結起來代表臺灣， 每年我都會開發新的產品並辦展覽，讓大家知道臺灣紅、臺灣青、臺灣金這 些顏色是代表臺灣，可以這麼優雅、高尚和如此生活化。

《音樂臺灣一百年論文集》， 是白鷺鷥文教基金會的第一本 出版品。 （白鷺鷥文教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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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臺南幫賴清德市長規劃蘭展，就以臺灣金為主，展出藝術品和服裝、 餐具等等，我們可以用臺灣的物品做出現代且富有藝術性的產品，所有東西 都找得到臺灣元素，對我來說，這些工作都是延續盧修一生前的信念―「用 自己的角度去詮釋自己的歷史文化，建立臺灣文化主體」。沒有臺灣的主體 文化，談臺灣獨立或是其他，其實是沒有內容的，但要建立主體文化就必須 用行動去實踐，愛臺灣就要有行動。 我想，這就是盧修一一生最重要的精神所在，我和白鷺鷥文教基金會的 朋友，將用我們的行動來彰顯盧修一的志業和理念。

作者簡介 陳郁秀，臺中人，法國巴黎音樂學院鋼琴、室內樂第一獎畢 業。返國後，擔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教授至今，曾任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主任、藝術學院院長，文建會主委、總統府 國策顧問、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戲劇及音樂兩廳院董事長等，現任 白鷺鷥文教基金會董事長、臺法文化協會理事長等。 曾獲頒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榮譽諮詢、法國國家榮譽軍團騎士 勳章、法國文化部文化藝術軍官勳章等，著有《音樂臺灣》、 《郭芝苑─沙漠中盛開的紅薔薇》、《琴韻有情天》、《文創 大觀：臺灣文創的第一堂課》等數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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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臺灣生活歷史的「臺灣紅」、自然生態的「臺灣青」、土地信仰的「臺灣金」，是白鷺鷥 文教基金會亟欲推廣的臺灣本土文化產品。（白鷺鷥文教基金會／提供）

「臺灣紅」的代表─紅龜粿抱枕。（白鷺鷥文教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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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18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至善樓國際會議廳 （徐觴／攝影）

（徐觴／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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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柏楊和他的人權工作 張香華／詩人

如果巴黎的凱旋門只有拿破崙的棺木通過， 那麼它不過只是窮兵黷武、功業彪炳的一堆磚石； 因為也有雨果的棺木通過， 凱旋門才是一座偉大的建築。

柏楊的思想與寫作 主持人向陽先生邀請我參加《白色年代的盜火者》系列演講，今晚讓我 介紹作家柏楊和他的人權工作（編按：演講時間為二○一三年四月十八日）， 好像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情，因為我是陪伴柏楊一生創作以及發展人權工作最 後三十年的人。換言之，這最後三十年正是他創作和思想趨於成熟的階段， 這就是我所謂「最自然不過」的原因。 我打算分若干個重點做介紹，首先，從追蹤柏楊寫作的原始精神開始談 起，從柏楊作品裡發掘他筆下「人」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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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楊小說中的批判精神 柏楊的寫作起步不算早，那是一九五一年，三十一歲。這個年齡已經不 是慘綠的文藝青年了。他已經受過戰火的洗禮，嚐盡背井離鄉的苦楚。貧窮、 絕望、飢餓、落魄，使他的寫作從一開始的小說入門，就像一幅幅佈滿血絲 的裹傷布。這些血和膿充斥的小說令研究臺灣文學的臺北教育大學應鳳凰教 授特別凸顯了柏楊小說中的「批判精神」。她認為這種精神不但和當時的主 流文化（反共文學）格格不入，同時也是日後使柏楊名噪一時雜文精神的先 聲。本來作家書寫人生，聚焦在「人」的問題上，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柏楊 的筆下最常出現的「人」不是才子佳人般的紅男綠女，而往往是社會邊緣的 畸零人，甚至藉這些人物透露一種對社會不平的憤怒、掙扎，而這些情緒往 往也成為他小說集的書名 1。 這種批判社會不公不義的精神，一直貫穿了他日後綿延四十餘年的寫作 生涯，一九六○年他開始在《自立晚報》開闢專欄，不久就引起社會廣大讀 者群的關注和呼應―那個年代，報禁當頭，實施嚴格的思想與言論箝制， 因為那是一個「匪諜隨時就在你身邊」，時時都要「保密防諜」的時代，今 天年輕這一代很難想像那樣一個思想密不透風的氛圍。 也許因為這種讀者鼓掌的效應，柏楊越寫越起勁，好像聾子不怕雷一樣 地越寫越大膽，抨擊時弊，揭發黑暗，他越寫越尖銳。尤其他自己從不「附 匪」，也不曾「陷匪」，更曾追隨蔣經國在青年反共救國團任過職。他自信 自己的忠誠度足可以成為他的護身符不成問題。於是他長期在《自立晚報》 1 如《掙扎》、《怒航》、《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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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上發表批評時政的雜文，並且結集出書。 那時候還沒有電視，他筆下的詞彙生動活潑， 又很生活化，甚至於帶動了語言的風潮，變成 一般大眾的口頭禪，例如：「我和你打賭一塊 錢」、「三作牌」、「老奶」、「老賊」、 「醬缸」……。這些流行語為當時苦悶和閉鎖 的年代增添了不少調侃活潑的氣氛，和今天年 輕人流行語因為網路傳遞而快速散播，背景和 方式都有所不同。柏楊在雜文的語言中運用的 是文、白夾雜，揉合了俗語、俚語、外來語等 等，以及市井小民的生活語言，把很嚴肅的主 題用輕鬆而詼諧的筆調寫出來；又往往以自嘲 來譏諷世態，這是他非常拿手擅長的。我列舉 一個小例子，他曾說他自己― 柏楊先生，生有異稟，少有雄心，氣壯 山河，偉大卓然，年高德劭兼天縱英 明，十八般文藝，件件精通。不但雜文 天下第一，地上無雙；小說也同樣的天 下第一，地上無雙。……誰要說我不是 曠世奇才，誰可得小心，萬一黑巷子裡 有人飛磚，把貴閣下尊頭上打一個大 包，可別往我身上賴……

柏楊寫作由小說開始，自 1952 年 在《自立晚報》上連載《蝗蟲東南 飛》，至 1965 年出版《古國怪遇 記 》 為 止， 這 十 四 年 的 時 間 可 說 是柏楊耕耘書寫小說的時期。圖為 2013 年於中國出版的柏楊小說。 （張香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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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這種生動俏皮的筆法，使他變成一個街頭賣藝的文字魔術師。北大陳 曉明教授曾經說他是「世俗的代言人」，也就說明了他對社會大眾的關切， 而我相信這就是他四十年後推動人權活動的基本動力。

柏楊創作的轉變 在一個極權專制且蒙昧的時代，人的權利是掌握在居上位的主政者手裡， 人民習慣接受制約，卻不習慣思考。而抗議就代表了人開始獨立思考，這是 對威權的挑戰。當讀者讀得興味盎然，擊節讚賞的時候，也觸動了當權者脆 弱的神經，因為「會思考的奴隸是危險的」。於是，兩端激化的結果，便是 在一九六八年，因為一幅大力水手卜派的漫畫，柏楊用蔣公（蔣介石）習慣 的語言：「全國軍民同胞們」來翻譯與兒子一起流浪到小島上的卜派，要競 選總統的漫畫，被指為「打擊國家領導中心」，並冠上「共產黨間諜」的罪 名，投擲獄中長達九年二十六天。其實正確地說，柏楊算不上是「叛亂犯」， 而是「思想犯」。 「思想」竟然也會成為罪犯，我們今天聽起來覺得匪夷所思，甚至覺得 荒謬，可是在當年「思想犯」卻是一個嚴重的罪愆，否則怎麼會需要這麼長 時期的禁錮呢？其實九年二十六天這個刑期，仔細推敲一下，會發現事有蹊 蹺，因為沒有一個判刑會判得這麼零星瑣碎的。 原來，那是因為經過減刑為八年，刑期滿了之後，卻再度被軟禁了一年 又二十六天，最後因為國際間聲援不斷，歐洲的國際人權組織「國際特赦」 （Amnesty International）不懈地努力，以及美國的卡特總統提倡人權，美國 國會關切到柏楊的存活，對臺灣政府提出質疑，所以柏楊才在一夕之間被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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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年，《中華日報》家庭版刊載的一系列美國漫畫《大力水手》，上圖中可看到柏楊上書原 文翻譯：一、你既要做總統，就要好好統治；三、我們去投票吧。但柏楊都會稍微更動內容， 加入一些時事元素，使漫畫更貼近民心，卻也因此被捕入獄。（臺南大學柏楊文物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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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1961 年創立，是全球最大的國際人權組織，主要目 標是捍衛言論自由、保護人權、追究危害人類罪嫌及要求迫害方負責。（AI 台灣分會／提供）

奇般地釋放出來，造成了足足被囚禁九年二十六天的案例。 這場牢獄之災對柏楊的思想和寫作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和鍛鍊，這九年多 中，他獲得的資訊非常有限，能夠閱讀的書籍也受到嚴格控管，最後他選擇 了治史。他為二十四史整理了年表，也對帝王的家族列出一個詳細的家譜， 更將綿長的二十四史濃縮改寫成了一部史綱，也就是他一出獄就出版了三部 歷史著作：《中國人史綱》、《中國歷史年表》、《中國帝王皇后親王公主 世系錄》。這一次他又突顯了「人」在歷史中的意義，一反過去為帝王修史 的立場；同時他更徹底地把一向歷史上稱「皇帝」的名號，改為直呼其名。 例如：他稱「秦始皇」為「嬴政」、「周文王」為「姬昌」、「周武王」為「姬 發」一反過去習以為常的稱謂，目的就是要貫徹他一視同「人」的理念，「人」 沒有個別獨立起來，「人權」觀念是很難生根發芽的。 「人」的觀念烙印在柏楊的心裡，就像一個鐵匠不斷在爐裡燒煉一塊等 待被鎔鑄的鐵，千錘百鍊，他無法把這塊鐵―「人」，鑄造出一個理想的 型。所以一九八五年，當他在臺灣本土屢遭閉門羹，被大學拒之門外，不能 發表他內心預備的講稿―〈醜陋的中國人〉後，終於得到機會在美國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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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華大學一吐為快，然後輾轉在臺灣的出版社結集出版成書。立刻像春雷一 樣，驚蟄了整個大陸。如今那一輩人（現在已五、六十歲）談起當年讀到《醜 陋的中國人》時 , 內心仍激盪不能自已！而那種原爆的力量，我們是一、兩年 後，從世界各地（美、加、英、法、德、日、瑞典、奧、義、……）駐北京 記者的相繼來訪，才獲悉的。

柏楊身陷囹圄時，並沒有因此放棄生 存的信念，並在獄中也不忘執筆寫作。 他在獄中一共完成了《中國人史綱》、 《中國帝王皇后親王公主世系錄》、 《中國歷史年表》三部作品，以及一 部未完成的《中國歷史官制》。上圖 為獄中手稿。（張香華／提供）

此三批文稿，待柏楊出獄後由星光出 版社出版（如右圖），也是開啟柏楊 撰寫史學類作品的開始，其中《中國 人史綱》也成為柏楊最廣為人知、具 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張香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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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兩岸仍隔絕，我們就蝸居在臺北新店 山區，相繼接待這些渡過重洋、翻山越嶺接踵 來訪問的記者，才恍然大悟這本書―《醜陋 的中國人》已在大陸掀起了狂飆：如果以後有 人把柏楊歸為「中國二十世紀最『後現代』的 啟蒙者」，應該不為過吧！如今歷經三十年， 這本《醜陋的中國人》仍在熱銷排行榜上！

國際特赦與人權推廣 散播國際特赦在臺種子 一九九○年代，有一件事使柏楊的生命裡 增加了一些元素。 上面我提過，柏楊被囚綠島直到釋放，期 間歐洲一個 NGO（非政府組織及民間組織） 持續在為營救柏楊而努力，他們用的方法是發 動民間力量，長期寄送聲援的書信到臺灣的政 府機構，德國的 G 女士是這項聲援的召集人。 柏楊出獄次年（一九七八），一九八○年我曾隻 身赴歐，親自到德國慕尼黑為長期聲援向 G 女 士致謝。G 女士和我語言不通―她不會講英 語，而我不會講德語。我只有帶上柏楊出獄後

1984 年，柏楊在美國愛荷華的演 講〈醜陋的中國人〉，而後更將 演講文章撰寫成書，甫一出版， 旋即颳起了兩岸的旋風，對華人 世界影響深遠，幾乎成為今日中 國公民教育的基礎課本。 （遠流出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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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發表的文章以及已經出版的書籍，向她略事說明：柏楊在他們的營救下， 如今已恢復了在公眾社會發言的情況……。這個經驗是我第一次和國際特赦 （以下簡稱 AI）這個組織有所接觸。所以八○年代中，AI 總部代表以及德國 的 Monica 和一、兩位朋友突然造訪柏楊和我那時住在臺北新店花園新城的家， 立刻勾起了我在慕尼黑見到 G 女士的回憶，對 AI 特別感到親切，心中只有一 個念頭：他們個個都像 G 女士那樣，是不管認識不認識，都熱心、關愛、散 佈愛心到世界各個角落的善心人。 他們一行人來臺的目的，是希望把 AI 組織的種子散播到臺灣，也就是成 立正式的小組。他們還告訴我們，臺灣南部剛剛成立了一個小組―第一小 組，希望北部也可以跟進，成立第二小組。當時臺灣的資訊封閉，一般人對 這個名稱帶著「特赦」兩個字的組織反應相當冷冽，同時又不知所措。只有 我見過慕尼黑的 G 女士，這個年近七十，看起來像個已退休的家庭主婦，帶 著有些羞澀而有溫度的笑容……。她的影像立刻在我心裡浮現，剎那間，我 只有一個單純的念頭：人救我，我救人，事不宜遲。 這個時期的柏楊已經和遠流出版公司的王榮文董事長簽約合作，每月推出 一冊《資治通鑑》白話譯本，工作相當繁重，不適合撥出時間成立組織、籌辦 活動。這時候我自告奮勇說：「那我來當召集人好了。」就這樣一槌子敲定。 我執行每個月的月會，嚴格要求柏楊一定要出席參加，因為他畢竟是精神支柱。 這個情況一直維持到一九九四年「國際特赦組織中華民國總會」正式登記成立， 柏楊被選為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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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特赦的理念與推廣 AI 最有亮點的格言是引用伏爾泰的一句話：「我不同意你的說法，但我 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 這句話將言論開放與尊重異己的文明提到最高的層次―二○一一年， 我重遊巴黎的時候，特地造訪了伏爾泰故居，樓下是一家有名的餐廳，已成 為巴黎觀光客的著名景點。我們一面在樓下用餐，品嘗佳餚，內心情不自禁 地向這位西方的哲人湧出思慕之情。 AI 的組織和行動其實有非常清明的規則，例如為了保持組織的獨立性， 及防止小組為地方政治勢力所利用，會員本身只能以個人身分來關懷本國的 人權問題，不能以特赦組織成員的身份來採取行動。會員的工作僅是純粹聲 援，不包括資料的收集。會員的名片上要清楚地劃分，以個人身分出現的場 合絕不可以用印有「AI 組織」字樣的名片，也不可以多重頭銜「混搭」，否 則就是觸犯規章；一再警告不聽，就會被開除。 所謂「救援運動」，純粹是國際性的；例如臺灣的會員不能為本地（包 括海外華人）的事件發聲或行動，所以那個年代，我們小組長期聲援的對象 是緬甸的翁山蘇姬。會員多屬義務性工作，為了籌措活動經費，尋求經援， 募得的款項也有一定的約束。個人捐款不能超出總開支的十分之一……凡此 種種規範都是為了避免流弊。 這種思維邏輯和我們傳統的精神非常不同，我們習慣於「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饑己饑，人溺己溺」、「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這種由親而疏，由近而遠的邏輯卻很難把是非正義純粹用理性來 思考，而是習慣於將個人的因素也一併考量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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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的組織和行動原則在我們舉辦的活 動：街頭聲援、演講、辯論、死刑存廢座 談、海報展覽、國際人權宣言宣導、短片 放映……諸如此類的活動中，會員一個一 個練習、力行，這些無疑是對人權工作的 實習。 柏楊原籍河南，性格中多少帶一點 中原草莽的俠義精神，那種「受人點滴， 報以湧泉」的報恩情懷，他是有的。現在 AI 給他開了新的課程，他必須要加強這種 理性的獨立思維，用更客觀、更深刻的思 考來面對人權的議題。例如死刑存廢座談 上，我們邀請了當時在臺大任教的刑事專 家林山田教授，也邀請了失去愛子，懸案 多年未決的苦主陸晉德先生，一起來探討 這個「判人生死」的問題。我們太需要學 習怎麼面對和尊重不同的意見。一九九四 年，「AI 中華民國總會」成立的典禮上， 當時擔任司法部長的馬英九發表一句話： 「臺灣現在是人權輸出國。」這是從組織 成立的層面來說的官方發言，而實際上一 個文化的養成卻沒有辦法像經濟的輸入、

《聯合晚報》於 1994 年 12 月 10 日，報 導 AI 將在中正紀念堂辦理人權海報展， 同時發起「一人一信關懷人權」活動，以 署名方式直接響應關懷其他國家遭受迫害 的人權問題。 （AI 台灣分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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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於 1992 年 8 月 22 日，專訪國際特赦組織臺北第二小組張香華，同時報導該年夏天， AI 法國分會發起全球性廢死活動，張香華也透過私人關係向畫家募集畫作，來傳達廢除死刑的 理念。報紙上人物為張香華（右）及 AI 倫敦總部發展組洪淑媛（左）。 （AI 台灣分會／提供）

輸出，只需用順差和逆差報表來說明。人權觀念的培養還有漫漫的長路要走， 這應該是一段全民必須學習的過程，不只是民眾，官方也不例外。 在我任職 AI 臺灣第二小組組長（一九八九～一九九一）期間，我非常積 極爭取媒體的報導，無論是月會、文宣或是辦活動，我都讓各報的記者來採 訪。那個時候，給我很大篇幅來報導 AI 活動的，就是任職《自立晚報》總編 輯的向陽。在報導裡，我除了宣揚理念，解釋活動宗旨之外，幾乎完全不提 自己的名字。我近乎潔癖地真心誠意認為：我不要利用 AI 作為彰顯自己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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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我這樣做，覺得心安理得，因為從這些年的 AI 各項活動中，我要吸收的 是公民素質培養。這種公民素養是要和國際接軌的，我相信，這需要很長一 段時間的實踐才能夠內化自己的心靈。我認為 AI 真正的意義在這裡，而不是 一般人認為的蒐集情報、搞顛覆，或藉機累積自己的政治資本，作為日後參 政的本錢。 三年中，我們蓬勃地推展了國際人權宣言宣導、AI 國際版畫展覽、全臺 金石堂連鎖人權書展、演講會、辯論會、座談會、街頭簽名、辦月刊……。 每一項活動我都請柏楊站臺，同時也邀他實際地參與活動，因為他的出現挹 注了 AI 在臺的推展。我們得到過不少民間的支援，例如：金石堂書店的配合、 誠品書店與耕莘文教院免費提供場地、畫廊無償借我們使用展覽畫報的畫框， 甚至連管區的警察也特別通融我們在位居要津的頂好商圈辦街頭簽名活動，

由張香華主編的人權作品《生與死》，是臺灣 第一本討論死刑存廢的書籍。內容收錄國際特 赦組織在臺舉辦「死刑存廢」的會談實錄。 （張香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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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聲援當時在緬甸致力推行民主制度的翁山蘇姬。死刑存廢座談會的舉辦也 多少因為柏楊的露面吸引更多的人參與……。 這個階段的柏楊是他埋首伏案寫作每月一書―《通鑑白話譯本》如火 如荼的階段，而我認為，像他這麼關心「人」的素質、「人」的養成、「人」 要如何避免醜陋、「人」要怎麼樣活得有尊嚴……特別需要吸收 AI 這個有崇 高理念，有清楚規範的國際 NGO。

柏楊（左二）率團赴總統府邀請總統李登輝（中）響應國際活動，並簽署尊重《世界人權宣言》 承諾書。（AI 台灣分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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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遭情治單位猜疑 那個階段，在臺灣發展 AI 不是一帆風順，例如有一次，我接到一個自稱 是媒體人的電話，他表示想多了解 AI，我十分興奮地向他深入淺出地說明， 並且力邀他來參加我們的月會。我告訴他，任何活動都歡迎他參與。最後他 留下任職的媒體名字和身為總編的身分。我太高興了，覺得我們的推廣有了 績效！平時我也利用空餘在公共餐廳吃飯、喝咖啡的閒暇時間，散發我們要 營救對象的資料，隨手請他們簽名支援。就這樣，我們行之有年。

《自立晚報》於 1990 年 11 月 12 日，報導 AI 將在臺灣舉辦系列活動，包含「死刑存廢問題」 座談會、「什麼是國際特赦組織？」演講會、人權海報及資料展覽、人權書展等，相當豐富多元。 （AI 台灣分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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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上回打電話給我的那位媒體「總編」又打電話來詢問我們即將 開辦的活動，我驚喜地問他：「你怎麼不來？我很歡迎你的！……」 活動的日子到了，這位「總編」還是沒有現身，於是我好奇地主動查出 這份媒體的總編電話，撥了電話去報館。對方接電話的卻是一個陌生的聲音。 我問：「你是 X 總編嗎？」 他說：「是，我就是。」 我又問：「你不是想了解 AI 嗎？我約了你見面，你怎麼沒來呢？」 電話裡傳來的聲音非常沉穩：「我是 X 總編，可是我沒有打過電話給妳。」 我掛上了電話，明白過來。 於是我翻出原先這位「總編」留給我的另一個電話號碼撥了過去，對方 是電話錄音，沒人接。我開始惡狠狠地大罵他：「鬼鬼祟祟，為什麼不明說 你是情治單位呢？想要了解 AI 還不簡單，來看就好了嘛！來參與活動呀！縮 頭縮腦，假冒人家的名字，算什麼情治人員？」 這個經驗也讓我了解到，情治單位的素養太差，工作的態度也太馬虎， 難怪 AI 一直蒙上了一層莫名奇妙的灰色面紗。如果今天有人要去調查「世界 衛生組織」有沒有匪諜，或有沒有人作奸犯科、賣淫、販毒……那不是很可 笑嗎？

人權與民權不能畫上等號 中國人有一種習慣，遇到任何先進的文明，很喜歡說：我們「古已有之」。 例如談到一九四八年才在法國巴黎正式宣佈的《世界人權宣言》，我們往往在 古籍裡面試圖找出一些蛛絲馬跡，好說明這種觀念中國「古已有之」。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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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引述孟子的話「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來證明這就是中國的「人 權觀念」。我認為這樣的說法是很牽強的，簡單的道理是―民權和人權並 不能畫上等號。 一九九三年，我在日本東京 AI 的「廢除死刑座談會」上遇到詩人谷川俊 太郎，兩個人交換了對人權的了解，而獲得一個共識：我們都認為「人權」 的觀念來自於西方，翻譯到日本是一八七五年，加藤弘之用中國的漢字來表 達；而康有為、梁啟超又把「人權」這個詞帶回到中國來，對於《世界人權 宣言》裡所指每一個人天生就擁有的「權益」，似乎不完全妥貼。 就像 Amnesty 這個字，翻成漢字變成「特赦」，也不甚妥貼，彷彿是經 過了認罪的過程再被赦免。而事實上，這個罪往往是「欲加之罪」，所以何 需被「赦」呢？可見文化一旦像蒲公英的種子被吹散到異地，它的落地、生根、 開花和結籽未必和原來的一模一樣。無論如何，《世界人權宣言》裡標榜的 「人人」，絕對和「民貴、君輕、社稷次之」裡代表中央集權下的「人民群體」 意義不同。不能以個人的獨立自由為單位的權益，是談不上「人權」的。

閉幕，落成與告別 離開國際特赦，功成身退 一九九二年柏楊翻譯《通鑑》竣工，完成了他常常將他的人生分割成： 十年小說、十年雜文、十年牢獄、十年通鑑的歷程。我個人的生涯起伏不大， 一九七八年，也就是柏楊出獄翌年，我和他結為夫婦，看到他人生經歷的重 創，一心只想和他攜手重建。那時我執教於建國中學，婚後不過兩三年，我

作家柏楊和他的人權工作

1993 年 7 月 19 日，朝日新聞報 導兩國詩人張香華與谷川俊太 郎於日本東京討論人權議題， 並各自提供自己的看法與主張。 （張香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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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醜陋的中國人》中揭露中國人的「醜陋」 後，柏楊再次呼籲：我們要活得有尊嚴。此著作 於 2003 年由遠流出版出版發行。 （張香華／提供）

深刻地體會到成為柏楊妻子之後，很難在我執教的職場裡持續下去。因為在 那個年代，我多少會像個暴露在有色眼鏡下的人，我的教學，甚至於我的言 談都無形中受到了羈牽，這使我非常地不自在。所以我沒有能耐等待到退休 的年資，就毅然辭去了教職，專心做柏楊「通鑑家族」中的一員。 我雖然保有「女人自己的書房」，也從事寫作，甚至翻譯，不過大部分 的時間最重要的職責還是「柏楊助理」的「助理」，專門去處理他們不能處 理的各種疑難雜症。我寫作的產品擺在柏楊的產品一邊，變成了「副產品」。 現在柏楊《通鑑》竣工，對我來說，也是一項完工大典；而對於工作和活動 量龐大的 AI，我也開始考慮自己的去留。一九九四年，AI 倫敦總部認為臺灣 的 AI 小組成立以來卓有績效，應該思考成立當地的總會，這時我有意地透露 要辭去小組長的工作，像關上一扇窗子一樣，我要開後門告退了。

作家柏楊和他的人權工作

歷來政治犯（或思想犯）的配偶往往會走上政壇，中外皆然。從本土的 盧修一與陳郁秀、張俊宏與許榮淑、陳水扁與吳淑珍、姚嘉文與周清玉…… 菲律賓的艾奎諾與其後來當上總統的夫人、阿根廷的裴隆與艾薇塔……他們 的人生都有非常精采的演出，而我在擔任「通鑑家族」成員的時候，每天夜 晚精疲力竭地倒在床上，總是斜望著床頭書架上那一排讓我心馳神往的世界 名著，告訴自己：有一天我一定要重讀你們。我最敬重的一位政治領袖是掀 開「天鵝絨革命」的已故捷克總統，也是劇作家哈維爾。我常常想念他最令 我心儀的一句話是：「文學高於政治，人權高於主權。」

最後的人權工作 柏楊擔任「AI 中華民國總會」會長的時間十分短暫，一則因為內部意見 不容易統合，部分會員堅持使用「AI 臺灣總會」的名稱―這個意見與 AI 倫 敦總會相牴觸。而柏楊自己也有一項「本土性」的思考縈繞心頭，那就是要 在曾經囚禁過、槍決過許許多多政治犯、思想犯的，綠島的「綠洲山莊」， 籌建一座龐大的紀念碑。將曾經被囚者的姓名都鐫刻在上面，所以他旋即辭 去了 AI 中華民國總會會長的職位，於同年一九九四成立了「財團法人人權教 育基金會」，開始籌建「綠島人權紀念碑」。碑上刻著「在那個時代，有多 少母親，為她們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 一九九九年，「綠島人權紀念碑」落成，柏楊的人權工作算是劃上了一 個句點。落成的日子是十二月十日，柏楊率領了一向支持他的好友王榮文、 蘇進強……當然，還有先後共患難的難友及家屬們，一起浩浩蕩蕩地到綠島 參加落成典禮。當天李登輝以元首，同時也是執政黨―國民黨黨魁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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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楊在退出 AI 組織後，決定重返待了九年的綠洲山莊，為人權建設盡一點心力， 圖為柏楊與他過去所穿的囚服合照。（臺南大學柏楊文物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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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一起揭幕。一個時代的進程，歷經了多少血淚？面對滔天大浪，極目 海天，我們總算盼到了結束強凌弱、眾暴寡的一天。這一天已是歲末，柏楊 再過幾日就八十歲了。 二○○八年柏楊辭世。在告別式上，遠流出版公司為他印製了載有生平 事略的小冊子，上面題著「奮飛人生，奮鬥人權」。一句話，八個字，概括 了柏楊的一生。

柏楊於 2003 年底時留下的手稿「人權世紀， 臺灣發聲」，與該年度世界人權日在臺系列活 動主題一致，同時也呼應了柏楊一生為爭取人 權而奔走的精神。（張香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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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楊在綠島人權文化園區籌備期間所 提的人權紀念碑碑文。碑文中不以政 治犯角度來書寫，而是以母親的角度 來刻畫，更能感受其中的愁緒。 （張香華／提供）

《綠島人權紀念碑》中透過一張張 園區籌備期間所拍下的影像，詳細 記錄下綠島人權文化園區的籌備與 興建過程。（張香華／提供）

《這個人這個島 ─柏楊人權感 恩之旅》一書，是以柏楊日常生活 的圖像、經歷，以及他簡明精練的 文字，來見證臺灣民主的發展進 程。（張香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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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島人權紀念碑落成典禮時，柏楊上臺致辭，這也代表他的人權工作已告一個段落。 （臺南大學柏楊文物館／提供）

柏楊去世後，遠流出版公司為柏楊製作的紀念小冊子，並公開徵求柏楊生前留下來的文物、手 稿，以建構數位典藏資料庫，供後人瀏覽。（遠流出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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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楊於 2003 年出版《我們要活得有 尊嚴》時所寫下的簡短手稿，也是這 本雜文集的主旨。（張香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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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代，張香華任職警察廣播電臺主持「詩的小語」節目，柏楊被邀接受訪問，圖為當時所 留下的珍貴合照。（張香華／提供）

作者簡介 張香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羅馬尼亞大學授榮 譽教授。曾任教於建國中學、北一女中、世新大學；擔任過《草 根》詩刊執行編輯、《文星雜誌》詩頁主編，美國愛荷華大學國 際寫作計劃邀訪作家，國際特赦組織臺北二組召集人；主持警廣 「詩的小語」節目十年以上。獲有國家文藝協會文藝廣播獎、中 央文化工作會五四文學交流獎、國際桂冠詩人協會桂冠榮銜。著 有詩文數種，《不眠青青草》、《愛荷華詩抄》、《乘著光的梯 子》、《貓，你喜歡我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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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國海報：黃寁婷／設計 張炎憲、劉峯松、謝里法、張良澤、陳郁秀、張香華、藍博洲、姚嘉文海報：蔡旻軒／設計

【附錄】 人權講堂系列講座

活動 花絮

白色 盜火者

年代 的 攝影／徐觴

活動攝影／徐觴

蔡焜霖先生伉儷以行動關懷臺灣人權，點亮秋涼之夜。

人權講堂系列講座第一場感謝與會貴賓的全程參與，給予《白色年代的盜火 者》系列講座支持與肯定。右起為曹永洋先生、張良澤教授、趙天儀教授。

現場年輕學子對人權議題、黑獄經驗亦有所關注。

滿場的聽眾莫不專注地聆聽，一同關注人權議題。

講座中有相當多聽眾踴躍發言討論，氣氛熱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