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另一張臉？ 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記憶政治研究 1 蕭伶伃 英國劍橋大學社會學系 楔子 みす無法多談,皺紋佈滿的雙手緊捏著的橘子皮,眼眶開始泛紅。我知道 不能再多談下去。みす妹妹嘆口氣,用閩南語說:「蕭小姐,就到此吧。 我姊姊受了很大的傷,到現在攏不肯說啊。」我點了點頭。試圖將伸過 去手拍拍坐在我身旁,情緒仍在拉扯的みす。但我只是拿張衛生紙,放在 她捏著橘子皮的手上。彼此沈默了近五分鐘。(採訪筆記， 20090324) 筆者因碩士論文鎖定台灣於1950年代初期政治受難家庭的緣故，自2008年 年末，我第一次真正進入受難者家庭的生活世界，近身觀察他們、對話。在嘗試 釐清國民黨政權底下，「政治受難者家屬做為另一種政治犯」的田野過程中，2 我時常遇到家屬無法或不願回憶(recall)過去，其回應形式常以失憶(oblivion)、沈 默(silence)呈現。De Brito認為，在國家暴力的脈絡中，受難個體的失憶或者沈默 可以被指稱為社會性記憶缺失症(social amnesia)的癥候(De Brito et al. 2004:26)。 當恐怖統治早已結束之時，受難個體內心的恐懼卻尚未消散。本文開頭引用的訪 談筆記，紀錄政治受難者Y的妻子みす在採訪現場的身影。曾於1950年代初期作 過政治牢獄的Y，於出獄後始因相親與妻子組成家庭，Y的家庭命運未曾偏離一般 對白色恐怖的理解，因其政治犯的身分，家中經濟上持續出現困難。然而，根據 Y長女的回憶，母親みす始終未曾抱怨過、離棄過父親。可是，在創業失敗，家 1
本文僅供本場研討會發表、討論之用。不開放進一步引用，如欲討論、交換意見，歡迎聯繫作
者：lyh22@cam.ac.uk 2
筆者碩士論文：蕭伶伃 (2009) 《走進白色家庭：一九五 O 年代政治受難者家屬生命歷程探究》
新竹：清華大學社會學所。指出：國民黨政權發展出一套「介入日常生活大小事務」的國家暴力 模式,將身為倖存者卻無實際罪行的白色家庭成員予以 「政治犯化」。有關更進一步的討論，可 參考上述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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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連續搬家，四處躲避騷擾的壓力下，3 夫妻選擇離異。即使夫妻倆早已離異近 30年，年近八旬，已罹患輕度阿茲海默症的みす卻在憶及丈夫的往事時，感覺痛 苦至無法亦不願言語。Y的妻女代表了某種類型的受難家庭。他們大多對家人 （政治犯本人）的作為不甚了解，不知他們為何會被當作政治犯，被置放在國家 的對立面。這群家屬帶著對家人與自身遭遇的困惑與不解，承受著日常國家暴力 下，因家人的罪名而加諸在他們身上的標籤，日復一日地過著「政治犯化」的日 子。4 原本以為，無論是沉默、遺忘、創傷、恐懼，乃至政治污名(political stigma) 皆是映照出政治犯家庭「受難」的依據。然而，當我於2012年秋天因論文研究正 式展開針對政治受難者本人的採訪時，逐漸發現到：透過相似的面部表情、肢體 展現出的沉默與低落，政治受難者意欲表達的卻底蘊著截然不同的情緒內容。 仿若一段有關與自身記憶的搏鬥。 「因為有很多人想訪問，我不想談。我不想談的原因是，說真的， 我們對台灣的那種運動基礎沒有貢獻。因為革命不是那麼簡單的事 情，早先在革命時，被抓了之後才真正了解到革命的工程不是那麼 地簡單。」（採訪內容，N，2013.05) 出生於戰後世代的N，未曾經歷過「二二八事件」，藝術家黃榮燦版畫中的恐怖 場景只是鄉里、街庄間老長輩私下耳語間的話題。5N出生的1954年，國民黨政權 剛好完成白色恐怖期間第一波的大規模逮捕、起訴行動。以2005年出版的〈清查 戒嚴時期叛亂計匪諜審判案件〉顯示，自1945年起迄1954年底，以叛亂案件起 訴、宣判的共計7,665人。人數佔此份報告統計至1994年的叛亂案件人數總數的 50%。 N的成長基礎儼然是一個已然被肅殺鎮壓過的台灣社會。年少時期自嘉義農 3
Y 於 1950 年因案被抓之後，隔年五月以第一批新生身分送往火燒島新生訓導處。爾後輾轉又
因再叛亂案被送回新店軍人監獄，共服 13 年刑期。本處所描述的情節為 Y 的長女主述，Y 仍在 世的二哥補充。因訪稿未獲授權公開，故僅以田野筆記與化名呈現。 4
此處必須補充的是，政治受難家屬並非鐵板一塊的單一團體。事實上，由於 1950 年代地下黨
（中國共產黨於台灣地區召募黨員時的名稱）在國民黨政權下的緊密追捕，以受難的層次而言， 不少家屬亦遭逢牢獄之災。以地下黨的運作邏輯來看，期間多有抗爭者為親屬關係，如夫妻、手 足、父子等。換句話說，受難者家屬時常為多重身分之外，亦有可能知曉甚至涉入其抗爭計畫之 中。於此，本文引用的例子僅為凸顯出政治受難者本身的與一般大眾理解下的家屬的落差。 5
黃榮燦，知名畫家，祖籍四川。戰後 1946 年來台後曾任教於台灣師範學院。其著名版畫〈恐
怖的檢查〉為描繪二二八期間街庄的肅殺氣氛。爾後因吳乃光案，於 1952 年 11 月，在馬場町槍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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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家鄉北上討生活，在未滿20歲的處境下，自幼耳聞長輩見聞與親身和外省軍隊 相處的不快經歷，促使N在遇到了機會後，果敢地宣誓加入台獨抗爭組織。與組 織內的前輩一起在台灣進行城市的游擊隊式抗爭。爾後遭遇逮捕、起訴，遭判無 期徒刑。在服刑至1987年，N因解嚴減刑，出獄時，N已過三十而立之齡。 出獄後恰好遇上風起雲湧的黨外時期，N持續秘密地維持台獨組織身分，並 積極參與工運、農運與各類抗爭。抗爭經歷豐富的N，在第一次與我論及過往 時，表明不認為自己有什麼值得被留下紀錄的作為。甚至，在描述年輕最積極抗 爭的那段日子，N這麼定義：「以前我們還很單純時，會想，你為台灣死也不要 緊，你願意犧牲去做什麼。直到進去坐牢後，慢慢了解到革命不是那麼簡單」。 6
甚至，N以「失敗者」形容自己一路以來的歷程。自認未成就貢獻，N年輕時的
理念在未成真的此刻，漸成心中遺憾。 自N話語間感受到的「挫敗感」或「屈辱」，與前段受難者家庭表現出的情 緒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相似與相異。由國民黨政權於戰後台灣社會中啟動的統治 戰略中，透過縝密的社會監控機制誘發台灣集體的恐懼情緒，7其牽涉範圍擴及 受難家庭或是政治受難者本人。受難者家庭在「受牽連」的脈絡下，與受難者本 身一起承受了日常政治污名化下的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8 然而，與受難 者家屬的關鍵相異之處在於，受難者本身內心所引發的屈辱(shame)並未如一般 我們所理解的僅僅扣連著「受難」面向。在本研究的訪談現場中，我更常遇見的 是報導人身為「抗爭者」的意象下所引致的屈辱感，而非單以受難者姿態呈現。 以N為例，在回憶自身生命經驗的路徑中，他並未選擇以「受難」作為敘事 的主軸。相反地，他持續透過回憶進行反身性敘事，不斷地以抗爭者或者「革 命」定義自己與其經歷。同時，在無法說與不願說之間，みす與N分別做為兩種 受難群體，在相似的沉默背後背負著完全相異的脈絡。兩者間的落差恰好引出了 本研究的初步疑問：對於我們總是以「受難」視角凝視的台灣政治受難者，是因 著什麼樣的緣由致使在選擇40年前站在「國家的對立面」，並在承受牢獄之後， 持續站在對立的那端反思自身與行動。是一個什麼樣的情緒結構致使他們的「沉 默」不僅僅作為受難的遺緒，而更緊扣住抗爭的那一面？ 6
2013.05.06
7 有關其監控機制的具體細節將在後文中進行討論。 8
此處引用 Symbolic violence 是由 Pierre Bourdieu 針對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的討論延伸出
的。對 Bourdieu 來說，象徵資本獲取的程度多寡鞏固了其握有者的權力施展範圍。以遠程發展 看來，象徵資本的內容延伸出的制度化權力施展會逐步確立其施展的界限。同時，在制度化的過 程中，其中以被預設認可與達成共識的基礎，將同時是象徵權力（symbolic power）決定予以納 入或排除，甚至發揮其象徵暴力的依據(Bourdieu 1989;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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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提問 於此，本研究企圖針對白色恐怖期間，曾經身為「國家敵人」(state enemy) 的政治受難者如何回憶與定義其生命歷程進行探問。本文設定以「國家敵人」而 非政治受難者做為本論文的主體的原因在於，受難者僅僅只是個人的身分，其對 於歷經過白色恐怖的個體的沉默有其解釋上的限制。然而，國家敵人恰好不僅僅 是一種政治上的選擇，亦是國民黨政權下的集體社會建構。在戰後的國民黨政權 下，「國家敵人」的概念恰好映射出其政權對於鞏固統治的渴望。任何個體一旦 走上抗爭，並符合其國家對立面的意象設定，其所遭遇的不僅是受難，更是被消 彌任何進行抗爭的可能。換句話說，透過國家敵人的設定，本研究企圖看見的不 僅是受難下的生命光影，而是作為一個行動者其本身原有的主體性是如何受其主 體定義、詮釋。 以此為思索起點，本研究將從這些「國家敵人」的視角來重新探究這段歷 史。本研究旨在以這些國家敵人的視角為視角，以他們的真相為真相（to see their truth as truth)，嘗試分析：在回憶與國家交手的歷程中，白色恐怖下的國家 敵人是如何定義其身處與國民黨政權對立的意象與經歷？當國民黨政權啟動全面 性的監控之時，這群身處統治者對立面的抗爭者又是如何回應其威權治理戰略所 引致，蔓延全台灣社會的全面恐懼？最後，在受難與抗爭兩個面向間，隱身於國 家敵人的沉默背後的情緒結構又將如何被認識？ 研究對象 基於田野目前進展與拓展範疇的限制，本文指稱的「國家敵人」將以1950 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路線較貼近台灣獨立的政治案件為主。言下之意，本研究 所欲分析的國家敵人的視角尚無法發展至全稱的解釋範疇。以目前白色恐怖的案 件，大抵確定的是，經已發表的研究資料顯示，1950年代初期的案件多與地下黨 組織有所關連。9同時，由於蔣介石亟欲在國民黨持續鞏固自己的權力位置，軍 系內部的鬥爭或者清算而延伸出的案件（一般稱之為軍案）亦為另一種主要類 9
目前台灣社會學與歷史學界有那麼一群人從頭做起，徹底地逐位拜訪 1950 年代初的政治受難
者，重新畫出當年的地下黨抗爭圖譜。其中，可從已出版的林邑軒 (2012) 《來自彼岸的紅色浪 潮 從意義中介視角重構戰後初期「省工委」的地下革命行動》。台北：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中了解到 1940 年代末至 1950 年代初部分地下黨組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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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在地下黨與軍案之外的台灣獨立的案件在1950年代初期幾乎尚未真正出現浪 潮。一直到1957年開始，海軍、陸軍以及特務機關裡面出現本省籍軍官、士兵的 台獨組織案件才算是台獨案件真正做為一個類別的開端。基於上述，筆者自2012 年冬季至2013年春季的田野因受滾雪球採樣限制，目前累積至達分析門檻的多為 台獨案件。故在本文中，我選擇鎖定前述年代中的台獨案件當事人為本文分析目 標。 鎖定195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的台灣獨立案件，本研究的研究並非單一仰 賴已出土的案件資料抑或訪談記錄。同等重要的，在採訪現場中，報導人回應的 姿態與當下態度亦為本研究分析其「如何回憶」過往的依據之一。如此，報導人 於「此刻」面對歷史與自身的視角將是本研究最為關注的分析軸線。 由於這是一份博士論文研究計畫中的一部分，本研究仍在持續訪談與資料 蒐集。因此，將分析視野與取徑拓展至不同政治、抗爭路線的國家敵人仍是本研 究的長程目標。 關於國家的敵人 在社會學的普遍理解中，現代國家擁有許多能力，其中最顯著的能力之 一，便是把原本毫無關係的一群人貼上同一個標籤，驅使他們走上同一條命運。 同理，將此認識置放在國家敵人(state enemy)的脈絡中，儘管本研究著眼於政治 受難者身為國家敵人的自我定義，但此研究目的仍無法忽視國家敵人意象(image) 乃是通過現代國家與社會中的行動者持續互動、交手的過程中形塑而成。也就是 說，沒有任何個體會無緣無故變成國家的敵人或惡人，也沒有人自一出生便立志 當個政治受難者。Carl Schmitt說過，政治學上敵人的確立，唯有立基在當一個群 體迎向敵對的另一群體。此處，敵人全然是公眾的敵人(2007:26)。換句話說，敵 人本身即是戰爭的語言。當一個群體的疆域裡出現了敵人，其整體社會便進入了 戰爭狀態(state of war)。 然 而 ， 這 裡 必 須 注 意 的 是 ， Schmitt 對 於 上 述 的 分 析 環 繞 著 何 謂 政 治 （political）的問題意識，而非對於國家的性質進行解構。因此，對Schmitt來 說，所謂的敵友群組（friend-‐enemy grouping)乃是政治性的根本，而非僅存在於 國家層次。敵友兩造間的分類是政治運作的基礎。 回到本研究，自終戰國民黨政權逐步接收台灣之後，1940年代末的台灣社 會因著國民黨政權的「特定統治需求」促使如今我們認知的政治受難者「國家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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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化」，變成政治犯。下文首先討論國民黨政權如何擬定「國家敵人」意象的過 程，進而將這些敵人的視角拉進來，以凸顯出位處政權對立面的國家敵人內容本 身具動態與多面向的特質。 1945年終戰之後，國民黨政權以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正式進入台灣社會取 得統治權。然而，旋即於隔年發生的中國內戰，儘管使得蔣介石疲於對抗中國共 產黨，卻仍其政權對台灣的掌握。基於迫切的統治需求， 1946 年 1 月 15 日，陳 儀代表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公布《台灣漢奸總檢舉規程》， 要求為民眾展開期 兩週至同月29日為檢舉期。10這是終戰後的第一次，國民政府正式將其政權的敵 人圖像帶進台灣。當時，「漢奸」指稱範圍涵蓋政治路線較為親日之外，親中國 共產黨路線的行動者第一次正式被納入國民黨政權「敵人」的版圖。1949年5月 19日，國民政府於台灣施行全島戒嚴令。11在此之前，知名的「四六事件」已經 發生。12同年年底，不敵中國共產黨的國民政府正式撤退來台。當時，蔣介石領 軍的國民黨政權在美國杜魯門政府的情報網眼中，儼然已不被信任且不足以獲得 支持。時任美國國務院秘書的Dean G. Acheson於1950年2月在與在台情報的美國 將軍Little私下會晤時，針對國民政府的腐敗以及對於領導台灣的不適任做出 「我們必須隱藏我們希望台灣可以脫離中國（指：國民黨政權）控制的期待」的 結論。 13 杜魯門政府在軍事上採取消極協助並維持疏遠、沉默的立場很快的因 1950年6月韓戰的爆發而快速轉換。 14兩天後，杜魯門立刻派遣第七艦隊前往協 防台灣海峽。於此，美國政府的軍事舉動不僅正式宣告了冷戰在東亞的序幕，更 具體的說，「共產黨」帶來的威脅與窘迫使得其成為美國在東亞，國民黨政權在 台灣於1950年代首要的政敵。 誤入歧途的共匪及附匪的同胞們請注意：
10 根據臺灣新生報,1946
年 2 月 2 日二版報導。兩週內行政長官公署收到近 300 件的民眾檢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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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這是台灣戰後史上第三波戒嚴。第一次是二二八事件期間,第二次是 1948 年 12 月 10 日
依據臨時條款頒佈的接戰地域戒嚴令。 12 四六事件是
1949 年 3 月 20 日發生於師大與台大的大規模學生逮捕行動。此事件目前被認定
為地下黨校園組織內的重要案件之一。其發生的時間亦為目前認定台灣白色恐怖發生時間點早於 戒嚴令之前的主要依據之一。 13 Dean
G. Acheson personal note，1950.02.17。檔案編號：66-5_38。
14 所謂的軍事上不積極且疏遠的立場可由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於1949年提出的內部情報報告
〈台灣的可能發展〉(The Probable Development in Taiwan) 明確得出此結論。同時，Acheson截至 韓戰之前的所有個人書信筆記皆顯示，其對國民黨政權的不信任。甚至提出意圖扶植新的政權以 取代蔣介石政府。然而，計畫並未獲得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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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該是你們高興的時候了，政府當局已經在報上公告凡屬誤入歧 途的共匪及附匪的同胞們，都可在本年九月廿一日起至十月卅一日 止這段時間內前來自首自新。你們應當明白給共匪利用，所作所 為，無論在個人良心上，在國家法律上，都已犯了罪過，你們如果 要求良心之所安，與法律的保障，只有迅速悔過趕辦自首的這一條 生路，其他都是死路（聯合報，1951.09.30，三版）。 自1949年12月國民政府遷臺之後，台灣的報紙、廣播等各個傳播系統持續 地向共產黨成員，也就是「共匪」、「匪諜」喊話。第一個國家敵人的圖像：匪 諜，被確立了。每週，台北後火車站外的木製布告欄上總是貼著新一批的名字， 那是因為叛亂罪名被槍決的「匪諜份子」。自首的抒情告白、親人的溫情喊話、 各式檢舉、自首辦法與宣導成功的報導，一篇接著一篇地持續刊載。15彷彿是一 場國家設定好的遊戲規則。因著歷史時空的條件，形塑出一個敵人的形象，國民 黨政權要求整個社會都要投入這盤局裡。如果是良善百姓，就要肩負起「糾舉」 的責任。然而，倘若被指認為可疑的敵人，為了要卸除身上那可疑的惡與威脅， 個體便必須依循政府給予的規則，自首或者自新。 必須提出的是，國家敵人在台灣的歷史過程中，每一個環節都啟動了引致 下一個環節發生的效力。中國內戰促使國民黨政權明朗化了共產黨作為「敵人」 的圖像；韓戰的爆發促使美國調整立場，進而間接鞏固了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的權 力基礎。可是，沿著上述討論，似乎難以窺探百姓或者是敵人身為行動主體的能 動性（agency）。無論是哪一類屬的個體，在這場國家敵人的擬定計畫中，彷若 棋盤上的棋子一般，被動地承受。對此，本文的目的正為意圖駁斥此等論述，企 圖申論其歷史過程是一段由行動個體與對應的國家在不斷交手的過程中，共築出 一系列的敵人意象。 首先，關於國民黨政權的治理策略。除了政治宣傳，它同時於台灣社會細 緻地進行情報工作。在此政權底下，每個層級的公家單位必須定期接受保防工作 中的「人事清查考核」，也就是進行公務人員對國家忠誠度的考核。16除了公務 機關之外，保防工作亦同步於街庄、鄉里之內進行著。 有關情報工作，我們是有訓練。三不五時就會舉辦短期講習，有時一 個禮拜，有時是兩個禮拜。常常舉辦講習。國民黨會請政治方面的專 家，像是一般所謂的特務。特務則就是共產黨口中的國特，國民黨的 特務。在過去蔣介石統治大陸，抗戰的時陣，有和共產黨鬥爭過，比 15 此類報導多刊登於聯合報。其中以 16 可見附件
1950-1951 兩個年度最為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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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有經驗的人。怎麼樣和共產黨鬥爭？怎麼樣和反對的人鬥爭？怎麼 樣統治？這些他們都有經驗。所以政治的鬥爭是難免的，但要怎麼鬥 爭，所以就要做情報。情報包含敵人的消息，怎麼樣來對付、應付？ 都有鬥爭的方法。那個氣氛是有起來的。常常有在舉辦講習的時候， 這方面的精神教育：為國、為黨、為領袖工作……情報是多線，真正的 多線經營。這就是蔣介石所說的軍統，軍事統治局，一個情報的別 稱。中統就是中央黨部。這是真正的多條線，最重要就是軍統和中 統。過去，中統的南一社是陳立夫他們兄弟主持的，軍統是戴笠。是 情報像是，特務跟人跟蹤、暗殺等等。軍統、中統是過去抗戰就有 了。他們當時人還在，但名稱就改了。來台灣大概是保密局、調查 局，這都算在軍統、中統裡面。這些老人，如果還在任都繼續從事情 報（採訪內容，R，2013.01)。 上引文是 1959 年因軍中台獨案而入獄的 R，憶及案發前於警備總司令部擔 任保防官的工作內容。1927 年，出生於新竹廳的 R，基於念軍校對家中經濟的幫 助，於 1947 年夏天逕向第一次來台灣招生的黃埔軍校報名。同年秋天，R 與同 期的 88 名籍貫台灣的同期搭船至中國，輾轉進入當時遷至四川的黃埔軍校就 讀。中國內戰時間，身為軍校學生，R 並未負笈戰場。順利完成軍事學習之後， 1949 於年底隨國民政府一併遷回台灣。據 R 回憶，約莫不到幾個月時間，1950 年初，R 便接受派任至保安司令部，也就是當時進行政治犯逮捕的特務機關工 作。 在保安司令部期間，一開始是帶兵，後來也是有做情報工作。像台灣 這個社會，有地方派系、政治的關係，都是我們的範圍。像是訪問， 接受訓練時有一些比較前輩的特務會帶著年輕的去做情報。像是從地 方派系的頭頭開始訪問，有時候對方會知道我們身分。有時候會特意 表明身分，有時候也會掩藏，看情形。這有一個系統。一級一級有階 層、系統，比較有經驗的，他就會擔任一個小主管，他會看來的情報 有價值否，沒有價值的就不採用，這都要記錄……一開始我是少尉，一 路慢慢升到上尉。我在裡面總共九年，九年後就被抓了。工作後期就 是情報工作在那個地方算是情報很多，很多事從國民黨黨部來的。就 是說，你如果參加國民黨，就會有小組，小組每一次都有社會調查， 寫成報告。這個社會調查報告就要貫徹一句話，妳要記著：「黨員就 是情報員」。每一個月要情報報告，情報報告的名稱是社會調查報 告。所以很多情報是由報告來的，小組長拿出的報告就報上來上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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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級就說這需要調查，消息就會送來保安司令部或是保密局、或是調 查局。情報機關就是針對這是真的假的，進行調查。我自己寫的報 告，也是寫給上級。我是交給保安處的處長。處下面設的科，科有科 長。大部分情報的研判，是真是假，真實性有多少都是科長在處理。 如果有比較高級的，比如官做比較大，官階比科長大的，你要去調查 他的話，就要往上報。（採訪內容，2013.01; 2013.02）。 R 的回憶充份展示國民黨政權一方對於設定國家敵人之後的糾舉調查採取的細 緻策略。在進行敵人意象宣傳(propaganda)的同時，此政權亦同步於台灣社會展 開橫跨公私部門，深入社會基底的監控工作。然而，於白色恐怖初期便任職於 特務機關的 R 卻因參與台獨組織以「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起訴，判刑十 年。在關於 R 的判決書內，其身為國家敵人的具體內涵以「反共產黨，反國民 黨，台灣獨立路線」貫穿。17以 R 的說法，儘管並非匪諜，但他卻是國民黨政權 宣稱，對其政權產生威脅的「同路人」。微妙的是，在整個採訪過程的起初，R 並未積極陳述其「冤屈」的過往。 對於自己過去身為保防官的工作以及如何投 入台灣獨立運動的經歷，R 一直以較為曖昧、隱晦的方式述及生命歷程。整個 訪談的轉折，是一直到彼此交談了兩次之後，由於 R 的判決書透露其中牽涉到 軍校時期同袍的情節，我回頭翻找了當年黃埔軍校 R 的同學名冊，在與 R 再次 見面時，出示給 R。R 像是走到了回憶的軌道，在指認一個一個名字之間，緩緩 地說起投入台獨抗爭的過程。 判決書上沒有出現過的名字，一個一個自 R 的口中迸出，化為當年本欲或 已經表態邀請加入抗爭的同袍。在那個下午，R 非常小心地回憶、重說當年的 過程。身為研究者，我仍舊感受到 R 始終維持住回憶的限度。當年，早已親身 見證國民黨政權如何在 1950 年代的起初五年鎮壓、排除共產黨在台灣支部行動 的 R，身處政權施行者那端的他相當謹慎地想像、籌劃所謂的台灣獨立軍事抗 爭戰略。包含該組織哪幾位派駐各地軍隊或者是特務機關的同袍，該如何將組 織有效地運作。甚至，R 亦委請同案，握有與日本台灣獨立支部溝通管道的 C 維持聯繫。 這些線索皆顯示，R 亦是一步步在有限的外部條件下，在碰撞了作為國民 黨成員或共產黨員的選項之外，走向另一條抗爭的路線。換句話說，R 是有意 識地選擇站在國家的對立面。然而，R 所涉入的並非軍事特務系統裡面唯一的 一宗台灣獨立案件。案件發生於 1958 年的 H，遭遇逮捕時身分為海軍司令部診 療所看護上士。 17
此段話可於台灣警備總司令部（49）警審特字第廿四號判決書中的「事實」部分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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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去念海軍學校，就是為了希望有一天可以離開台灣去日本，去 做台獨也好，去沖繩基地告訴美國人，我們不是中國人……當然不是 為了當軍人。(採訪內容，2013.03)。 1930 年出生於彰化農村的 H，於 1954 年考取進入海軍士校。接受軍人軍事訓練 四個月，隨後逕讀分科教育，H 選擇進入衛生軍士第一期。隨後，在左營營區的 小型艦艇上工作。自士校時期，H 便與相似政治路線的同期好友展開較為隱密的 聯繫。直到 1956 年，同期好友輾轉至前輩手中得到日本台獨組織廖文毅的《海 外台灣獨立運動十年》一書日文版，H 與兩位同期好友便秘密展開了日文翻譯的 工作。18然而，H 好友的前輩率先被補，儘管 H 迅速地將譯文稿件焚毀，但終究 因為其中一位成員的疏漏，導致事蹟敗壞。縱使 H 於審訊過程極力否認，但海 軍台獨案仍於 1959 年正式宣判，合同 H、同期好友與前輩，此案共有 9 位敵人 被起訴判決。對應於國民黨政權，他們的意象是：匪諜的同路人，台灣獨立。 相似的回憶路徑一再地在本研究的田野敘事中出現。於 1963 年因台獨案 件入獄的 M，則對於自己的政治選擇表示其明確的積極性。 我不認為我自己是受難者。在現在的體制之下，我就是不願意讓你管，當 然你強勢我弱勢，我認了。但我絕對不是受難者。一直到現在，我不認為 自己是冤枉的，我確實有那個反抗的想法。如果沒那件案子，我可能還是 會在其他機緣底下有同樣的遭遇。但我不會後悔，不會。（M，採訪內 容，2013.11)
M 形容自己的政治啓蒙源自於幼時在台中農村家鄉偶然遭遇到二二八的歷史現 場。即使他表示自己從未真正涉入被控訴甚至付出 10 年歲月的案件，但他並不 否認深植於內心的抗爭情緒與意 。甚至，他不認為自己作為是一個受難者，而 是一個相對失敗的抗爭者。 礙於篇幅或者報導人的隱私，儘管本文無法細緻地描繪 R 與 H 籌劃抗爭的 細節。然而，可以確定的是，經過採訪與各歷史文件的相互佐證，在一般我們 認定充斥著「冤、假、錯」案的白色恐怖時代，仍舊有那麼一群人，因著持續 碰撞外部條件的不同組合與限制，逐步走向與國家對抗的那一端。如同 Karl Marx 所言(1852)，「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自己創 18
目前，有關 H 的採訪尚未獲得全文公開的許可。故如對此段過往有興趣了解者，可逕行查找
張炎憲等採訪 (2000) 台灣共和國－台灣獨立運動的先聲。台北：吳三連史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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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 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 然而，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的情報工作亦未落後其「政敵」的發展。儘管本 研究目前無法得知有多少比例案件為真正的冤案，19至少，截至目前為止我所採 訪過的 16 位於 1950 年代末至 1970 年代初的政治受難者中，皆曾以不同比例參 與過不同政治路線的抗爭。也就是說，身為一個甫來到一陌生地的政權，國民 黨政權的情報工作效率出乎預期的高。通過對中國共產黨在台灣的分支的追 查，以及對台灣獨立的壓制，其對國家敵人形象的動態捕捉相當敏銳。以此， 國民黨政權於白色恐怖期間「濫捕、濫殺」的說法無法窮盡此段歷史過程。 自 1946 年之後，國民黨政權有計劃地逐步將台灣社會推向一段冗長且日 常化的內戰狀態。國家敵人指涉的範疇自中國共產黨擴及台灣獨立等各種反國 民黨路線。如前所述，國家敵人的浮現乃是政權的合法性(authority) 遭受到威 脅，因而確立敵對目標，進而排除、殲滅。在此脈絡下，公務系統承受了高密 度的清查，軍事系統毅然。換句話說，為了維持統治威權，由蔣介石在軍中發 起的肅清與鬥爭致使 1950 年代初的軍中案件亦佔相當比例。20 換句話說，自終戰之後，因著國民黨的統治需求與國內外政局的擺盪，在 國民黨政權亟欲鞏固政權，人民對政治有其他欲求的同時，國家敵人的意象是 在兩造的策略發展與持續的交手中，以動態且多面貌的姿態浮現。以此，本文 看見了這段歷史過程中國民黨政權治理台灣社會在策略上發展的彈性；同時， 亦確認到政治受難者的「受難」並非僅能以「冤、假、錯」案的邏輯下思辨。 上述在論證上的成立，引出另一疑問的浮現：如果過去對「受難」與「冤屈」 的連結思維是足以被問題化的，那麼，對這些國家敵人而言，在回憶的同時， 他們是如何定錨、描繪自己的過往？ 恐懼(fear)與創傷(trauma) 其實，一直到阮牽手過世之前，阮都不曾提起過去的代誌（採訪內 容，R，2013.01）。 19
關於冤案的定義一直是有問題的。在何種程度，我們可以說這是真正的冤屈？是真的未曾反抗
國民黨抑或是國民黨政權本身的政治壓迫即使一個應該被顛覆、檢討的議題。筆者認為，如果未 能揚棄「反國民黨即非冤枉」的思維，便無法真正本於人權，進行轉型正義。若非，一切仍舊在 國民黨政權做為一合法威權的命題下思考。 20
礙於筆者對軍案了解尚淺，故無法更細緻的討論軍案的形成緣由與其中的人際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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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的開頭，我引用採訪政治受難者妻子的田野筆記，具象化一份無法 言說的傷心。事實上，不只是政治受難家庭，政治受難者本身亦有其受難引致 「創傷」的那一面。然而，本文意圖指出的是，在個體各自歷經的創傷之外， 有一個更具結構性的機制促使無論是受難者或受難家庭個別化地歷經了相似 的，儘管可能程度不一的壓迫。於此，本文稱之機制為恐懼，一套落實於日復 一日的制度化恐懼。 Jenny Edkins (2003:3) 指出，創傷 (trauma) 是由個體生命經驗中，伴隨暴力 或其他力量(force)的特定事件所誘發。創傷時常以個體無法承受之經驗的後遺症 或癥候浮現。Jay Winter 則認為，創傷更趨近於無法言說或表示哀傷的脫軌狀態 (dislocation)。換句話說，創傷意喻著個體的孤立(isoalation)與沉默(silence)。長 期關注政治記憶與創傷的 Edkins 強調，創傷隱喻著遭遇背叛的感受。當一個體 遭遇將會保護他的權力轉過來對抗他時，當一成員所屬的團體反過來成為其生 存威脅的來源時，創傷便是此遭遇下的心理反應 (ibid 2003)。 必須指出的是，當創傷被視為聯繫個體心理狀態的指標時，所謂的「集體 創傷」中的「集體」(collective) 並非意味著共享性(shareable)，而是意在描述一 群遭遇相似事件而引發相似心理狀態的個體。因此，縱使創傷本身並不旨在共 享，但此概念可以是一主體的負面感受，亦可指稱一社會現象，如籠罩一群個
體或一社會的陰影。 講起來，出來之後對時局很失望。剛剛出來時，警察三天兩頭就來調查戶 口。其實就是來看我在不在。我就跟那臭警察說：「你三天兩天就來，你 是什麼意思？」他們回我說：「沒辦法，上面交代的。」每次我都把他們 趕出家門。我厝裡面不是店面，不可以這樣啊。我厝歸厝，店面歸店面 啊。我煩，警察他們也煩。他們的任務就是這樣。那兩、三年，我如果應 徵頭路去做工，是做工喔，不是辦公室的喔。也是做沒幾天警察就來，啊 隔天頭家就叫我回去。那時候，也不是我說有心要再做一次（指革命）。 如果有機會再做一次，其實我想我還是會做。但是，那時候就是沒辦法聯 絡。因為警察這樣監視。我只要出門，就有人在跟啊（採訪內容，W， 2013.04）。21 上述情景是橫跨受難者與其家庭共有、在白色恐怖時期再也普遍不過的經驗。 根據筆者於碩士論文階段的研究(2009)，戒嚴時期的國民黨政權為了嚴密掌握社 會動態，在某種程度上繼承了日本時代對台灣的戶口調查基礎與想像（姚人 21
W 為 1960 年代台灣最大規模台灣獨立案件的參與者之一。此段引文為 W 描述出獄後遭逢員警
查察與求職困難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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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2009），施行了三種戶口制，藉此將政治叛亂案件當事人與其家庭戶口列 為一種戶，予以密度高達兩週一次的戶口查察。在國家暴力日常化的論證之 下，高頻率且細緻的戶口查察與不定期的騷擾往往是受難者與其家庭意欲表達 其受創經歷的敘事依據。22事實上，僅僅以創傷做為分析概念並無法涵蓋上述制 度設計引致的情緒回應。Koonings 與 Kruijt (1999:15) 在區分創傷與恐懼兩種概念 範疇時，特別強調恐懼是制度化的、文化的與心理學的暴力遺緒。也就是說， 恐懼做為個體生活世界中，面對制度性暴力下的回應。受暴力所誘發，做為回 應的恐懼無所不在地 (omnipresent) 包裹住個體的生活世界。而這群分別遭遇相 似制度性恐懼設計的個體，即使並未共享相似經歷，卻「共時」地生活在「恐 懼的平庸化」(the banalisation of fear)之中。死亡做為最後的恐懼，卻不是恐懼 本身的完結。相反的，恐懼本身做為一種手段，透過統治政權制度性的設計， 在日常生活中的一再施行，企圖使得人們非政治化(apolitical)地生活在是社會之 中。此制度設計最終的目的意在使其政權獲得鞏固 (Torres-‐ Rivas 1999: 293)。也 就是說，在恐懼平庸化的歷程中，身處其中的個體將持續轉化對原本不能接受 的事件與遭遇，逐步接受。 誠如前段論及，報導人與及家庭遭遇到那些瑣碎的、細節化的與國家交手 的過程，都成為他們的創傷與受壓迫的線索。然而，當監控機制被視為是一種 制度化，通過日常一再反覆實作的恐懼。與此同時，恐懼亦做為國民黨政權的 統治手段，本研究指稱的國家敵人面對此等經歷的回應該被如何理解？換句話 說，如果恐懼本身除了是治理工具，亦是政權預期中的統治成果。那麼，不堪 與無法言說是本文報導人中唯一的回應嗎？又或者，在報導人「保持沉默」的 癥候背後，是否僅僅隱含面對全面性政治壓迫的回應？ 必須說明的是，上述為本研究仍舊在努力追索的議題。然而，我還是嘗試 從個體出發的視角進行討論。 1961 年 9 月初，在我人生的黃金時代，中斷了和老師您的通信，同時消失 在社會上。身邊沒有任何人知道我的消息。因為那是一個即便你知道也不 能說的時代。23 22
自戒嚴之後至 90 年代初期，國民黨政權長期因為戶口登記與警察的戶口查察是否應走「戶警
合一」還是「戶警分離」持續了多年的討論（蕭伶伃，2009）。其中，戶口對於監控機制的重要 性亦可於報紙社論中一窺：「在這裏大家還能安居，並還能有這最後一塊乾淨的土地來作反攻復 國的工作，這得歸功於治安工作人員的辛勤服務，但其基礎即在戶政；最近的肅諜措施，無疑 地，匪諜覺得難以遁形當亦為收到功效的原因之一，如果能更進一步做到人人歸戶，戶戶不空， 那末對防杜奸究也就更能趨嚴密了」（聯合報，1951.12.08，08 版）。 23 原文為日文，經過筆者託請專業人士翻譯為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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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怎麼告訴他們。為什麼不說，是怕會影響到他們。怕他們步上我的 後塵。當然，我還是有跟難友們講。見面就講。只是回到家，就還是不要 說 (採訪內容，T，2013.10)。 出生於 1933 年的 T，因於 1961 年夏日受朋友引薦，與時任雲林縣議員見面、商 討台獨計畫，而在同年 9 月初捲入 1960 年代最具規模的台灣獨立案件遭遇逮 捕，最後判刑五年。引文第一段為 T 與年少時期就讀日籍友人的往返書信內 容。在失去聯繫多年之後，T 試著向朋友陳述他自認無法與家中子女吐露的過 去。誠如書信所述，長年下來的緘默多少是帶著對於政權隨時再度壓迫的擔 憂。身處國民黨政權制度化恐懼包圍之下，T 的不言說對應於家人時，思及至親 可能步上後塵的隱憂乃是 T 身為「受難者」面對恐懼機制最直接且最普遍的回 應。 最大的原因是認為這個局勢會重來。中共會侵吞台灣，我們這些受難者可 能會有第二次被逮捕。所以我們有所保留，會害怕有第二次換被不同政府 的逮捕。可能會追究我們過去的狀況。卡早被訪問的時候，我們都不大敢 講，有保留。現在其實還是有一些難友有保留（採訪內容，2013.10）。 面對社會時，恐懼延伸出的不信任在 T 的沉默中發揮作用。然而，T 面對 家人與社會的沉默還有一項做為抗爭者所不能「妥協」的緣由。對於當年抗爭 情節的保密。無論是前述的 R、H、W 與 T 中的任一者，各自參與、組織台灣獨 立抗爭的他們，都曾在口訪中表示其對是否遭到背叛的在意。如 T 曾表示過自 己長年受到同案案首的懷疑，但他只能一再表明自己的清白。他甚至細緻地描 述其遭遇刑求的過程，以示自己即使遭遇如此，仍舊未曾鬆口。較為不同的， 與 T 同案的 W，則在幾次對談後，相當程度地鬆口表示，在與問案的情報人員 一來一往中，W 小心地推斷特務機關的知情程度，進而決定要吐露多少實情。 因此，在面對研究者以及一般社會說與不說的選擇之間，前文述及的恐懼機制 或許並非致使這些國家敵人沉默的唯一原因。然而，在目前已出版的口述文集 或者是較為主流的論述中，受難者的「沉默」相當程度地被均一化地理解為創 傷的癥候，抑或是做為恐懼的回應。儘管本研究仍在發展階段，但據目前的研 究進展，本文認為，此類看法有其待商榷的必要。 因著台灣於 2000 年之後的第一次政黨輪替，台灣獨立案件可以說是白色 恐怖口訪的積累歷程中最早成為顯學的政治路線之一。應是轉型正義的初步階 段，在閱讀相關口訪與當事者的自傳文學過程中，「受難」的面向時常在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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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幅中凸顯、強調。然而，是什麼緣由造就了報導人身為抗爭者那一面貌的缺 席？ 如前所述，沉默除了是回應恐懼機制的癥候以外，亦隱含著除去受難者標 籤，身為抗爭者那一面的思路。然而，沉默並不是報導人身為「國家敵人」思 路模式或回應恐懼的唯一線索。在其對立面，流暢的敘事能力亦有可能是其回 應身為受難者與國家敵人兩種身分的另一種癥候。 今天是第三次與 S 見面。大致的敘事結構已經完成了。可惜的是，真正關 鍵的那一段，S 始終迴避不談。S 一樣滔滔不絕地談著別人的案情，說著那 些即使他未曾親身在場的情節。……S 對自己的案件還是只肯說到那幾場飯 局，看得出來他記得同桌的人名，卻始終不肯多說。…….他談了很多關於 被囚禁以及之後求職不順、做小生意、開工廠失敗的歷程。感覺得到他在 迴避，可是，是迴避身為受難者的自己，還是身為抗爭者的自己？（採訪 筆記，S，2013.02） 同樣為 1960 年代台灣獨立案件之一的參與者，S 長期致力於連繫受難者與轉型 正義的工作。然而，S 本身的案件卻始終留有一塊空白，等待他的填補。與前述 幾位報導人不同的是，S 極為積極地協助轉型正義工作中案件調查的工作。然 而，調查範圍並不包含他自己的案件。目前許多的政治受難者皆有類似的狀 況，在眾多的口述歷史中，總有一部分是隱晦的、模糊的在口述記錄的字裡行 間中被省略抑或輕易帶過。在密集地與 S 互動的兩個月期間，S 幾乎是毫不保留 地揭露其身為「受難者」的那一面。然而，在揭露並「公眾化」其受難者的身 分的同時，其國家敵人的另一身分卻持續地被私隱化，不輕易「現身」。 對於另一種壓迫再度降臨的可能，S 也曾表示出類似的緊張感。一如 R、H 與 T，S 對生命歷程的流暢陳述僅只於受難面向，卻對抗爭面向輕描淡寫，幾乎 噤聲。沉默與流暢陳述相互交錯成為報導人回應恐懼與個人抗爭圖像的路徑。 在本段落中，本文嘗試在概念上釐清創傷與恐懼的相異與其聯繫之處，並 申論在長達近半世紀的白色恐怖中，席捲全社會的監控機制無異是其恐懼的制 度化。於此，集體社會的噤聲可以說是恐懼的後果。與此同時，對國民黨政權 來說，制度化後的恐懼亦為其壓迫、排除具體或潛在的政治敵人的治理手段。 透過前述政治宣傳以及監控機制而籠罩整體社會的肅殺氣氛，國民黨政權對社 會中的成員誘發了一股針對國家敵人的敵意。這份敵意不僅營造了對於國家敵 人的排除與恐慌，同時，亦促使整體社會強烈地恐懼於被標籤為「國家敵 人」。而此正是恐懼本身做為日常生活中制度化機制最鮮明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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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此恐懼結構中，本文發現到沉默不僅是報導人做為「受難者」面 對恐懼結構下的回應，其普遍被視之創傷的癥候亦隱含著身為「國家敵人」持 續抵抗國家的思路。身為抗爭者，其不出賣同伴的意志、承諾與不願更多人承 受同樣痛苦的動機。換句話說，沉默並不僅意味著創傷，並不是說所有的「不 言說」都是創傷的癥候。下段，我將嘗試更進一步探問，在沉默不僅是創傷的 癥候的基礎上，這群國家敵人是站在何種角度回憶、定義承載著受難與抗爭兩 面向的生命歷程。
在抗爭與受難之間： 記 憶做為政治意義鬥爭的場域 本文自一開始便主張這是一份企圖取徑國家敵人的視角，重新探究白色恐 怖在台灣的研究。以此，記憶 (memory) 乃是報導人反身其主體性最根本的舞 台。在社會學與文化人類學的討論中，記憶長期與歷史存有清楚的分野。率先 提出集體記憶 (collective memory)的 Maurice Halbwachs (1980;1992) 指出記憶相 對於歷史有其多重性與情感親近的特質；歷史則是對事件(event)的記錄與保 存。同樣強調歷史對於知識形構的特質，Pierre Nora 認為歷史總是在重建 (reconstruct)那些消失的、有問題的、不完整的事物 (1989:8-‐9)。Nora 認為，記 憶是生活 (life)，在憶起 (remembering) 和遺忘 (forgetting)間持續發展。當記憶做 為個體或一社會聯繫過去的途徑時，歷史僅是嘗試在重構中再現有距離的過去 (ibid: 8-‐10)。24 然而，本文對於記憶的想法更接近於 Jeffery Olick (2007)的看法。Olick 認為 並非僅止 Halbwachs 強調記憶作為一社群或社會中的心靈(mind)如何共同運作， 以成為一團體內聚力聯繫的源頭。更關鍵的，自 Bourduie 的概念出發，Olick 強 調記憶本身是動態的過程與場域(field)。記憶並非作為生產政治性意義的源頭， 相反的，記憶本身就是政治性意義(the political meaning itself)。於此，本研究透 過與如今以受難者現身於社會的個體深度採訪，嘗試探究他們如何處在當下 (present)回憶過往(past)。換句話說，其回憶的路徑與方式便是透露其政治性意 義的切入點之一。基於目前的田野成果，我目前傾向奠基于 Olick 對於記憶研究 的分析，將這群處在轉型正義的當下的個體們對於過往的記憶，視為國家與他 們之間的鬥爭場域。他們為了話語權相互競逐，亦同時爭奪政治意義而持續鬥 爭。回憶本身便是政治鬥爭。 24 值得注意的是，歷史與記憶之間的區隔長期受到各種論述挑戰。由於本文並未意圖著重於此，
故不在此進一步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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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訪談做為報導人回憶 (recall) 並重新聯繫過去的場域。在此，本文嘗 試透過在與身為報導人的國家敵人/ 受難者互動的過程中，不時透露面對過去抗 爭歷程的挫敗感，簡單地討論記憶是如何地被爭奪與競逐。 CH 現在也過世了。在裡面一些台灣兵都沒有人被牽連到，其實有幾個都有 知道這些事。但是不要拖到就不要拖到，是很小心。咱這如果有什麼利益 的野心，秘密是守不住的。但是，唉，都已經失敗了。不要說了也罷。今 天是想，你想要知道，要來訪問，所以想說，好我說給妳聽 （採訪內容， H，2013.03）。25 在本文開頭現身表示面對過去真的是不想多談的 N，即使出獄後仍舊積極參與 抗爭，26談到關於自己牽涉的案件，歸因於思考不夠審慎與太過年輕。N 與 H 的 記憶如同 Nora 所言，是個體身處此刻的當下(now) 聯繫過去 (past) 的管道，帶 著主觀的、溫暖的情感沿著個人對記憶的積累的軌跡，逐步回溯。換句話說， 記憶本身是動態的(dynamic)，除了在記起與遺忘間篩選、積累之外，更重要的 是，個體當下深處的情境 (condition) 將形構出個體溯及過去的圖像與軌跡。以 此，透過採訪互動過程與敘事的線索，N、H 與本文列舉的報導人凝視過去的自 身多聯繫著挫敗感。T 說： 自己抗爭失敗，可以說是歹運，嘛可以說是丟臉。時間重來，我應該還是 會做一樣的選擇。我會比較謹慎。是是，會比較審慎計畫。卡早真的是比 較衝動（採訪內容，T，2013.10）。 「丟臉」、「歹勢講」、「失敗」示意著個體聯繫過去某段特定時期的視角。 玩味的是，所謂的挫敗感是源自於對特定事件的未能達成，而非對於自身做為 抗爭者的否定。個體在記憶的軌跡中，必定伴隨著特定情緒的浮現與積累。誠 如前段對恐懼與創傷的討論，國民黨政權對其政治敵人的排除與壓迫，透過一 系列的監控機制持續地在日常生活領域中運作。筆者在其碩士論文（蕭伶伃： 2009）曾論證其壓迫機制在日常生活是如何通過動員整體社會對政治受難家庭 的污名化 (stigmatisation) 維繫一政權的統治優勢。27 在污名化的工程中，一般民 眾的順從 (complicity) 作為其中的關鍵機制。二次大戰後，自波蘭集中營倖存下 25
未保護當事人敘事涉及的他人隱私。引文中的 CH 為筆者自行化名，H 在敘事時直接以暱稱稱
呼難友。 26
因未獲報導人同意，未能直接指出哪些政治抗爭與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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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污名化在概念上的論證以 Erving Goffman (1986)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 Penguin Books. 為基礎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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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義籍猶太人 Primo Levi (1988)在其回憶錄中，深刻描繪出在絕對非人化的集 中營中，順從作為被壓迫者中競爭的重要依據。相似的邏輯亦於白色恐怖期間 的台灣運作著。無論是日常的社會監控，抑或是獎勵糾舉，國民黨政權企圖招 募整體社會視為上述工程的協力者。28 T 曾經在回憶因政治犯身分而遭遇的種種 不順遂，語帶痛苦地問我：「蕭小姐，其實阮有做錯什麼？阮只不過是想讓社 會好一點，但阮的人生最後卻變成這樣。」29 這些詰問與對過去的緘默確實與 恐懼、創傷在個體的記憶敘事中維持著邏輯上的關聯。作為面對國家污名化工 程的回應，此類負面情緒卻未完整連結至前文報導人述及的「挫敗感」與「丟 臉」。在既有對白色恐怖政治受難的論述中，我們時常見到政治受難者深受國 家暴力的屈辱 (shame) 情緒困擾。然而，值得提出討論的是，在普遍認為屈辱 (shame) 作為記憶的軌跡所指涉的是受難者形象的前提下，根據本研究目前為止 的採訪累積，真正驅使屈辱作為白色恐怖受難者記憶主要情緒的，或許是身為 抗爭者自抗爭未果的挫敗反饋，而非因其個體的受難經歷。 在社會學與社會心理學中，屈辱 (shame) 不僅僅被視為對某特定事件的彙 編，更是創造一種心理狀態(mental state) 的情緒。對 Goffman (1967) 而言，屈辱 作為一種情緒，乃是個體自他者或外部視角觀望反射而得的情緒。長期關注屈 辱作為暴力下的情緒產物，T. J. Scheff (2000) 強調，屈辱作為情緒立基於其社會 矩陣 (social matrix)。也就是說，情緒是社會性的產物，屈辱亦在其內。專長現 象學派的心理分析研究者，M. Lewis 首先指出情緒研究中，個體對於事件或處境 的回應深受特定的歷史經驗、期待、慾望與需求形塑 (1995: 34)。換句話說，通 過與外部環境的互動，情緒是個體在心理活動後的產物。針對屈辱，M. Lewis 更 近一步申論，屈辱是個體針對自我對照他者與外部環境，進行自我的全面性評 估 (global evaluation) 後的結果。M. Lewis 同時指出，與挫敗親近另一種情緒，罪 惡感 (guilt) 僅是個體針對特定事件或作為 (deed) 的回應，並不涉及對自我的觀 照。因此，屈辱作為情緒除了與罪惡感存有程度上的落差之外，以 M. Lewis 的 話，屈辱本身即是高張情緒 (intense emotion) 。 …要怎麼講，國家真的把我害得很慘。可是，唉，阮會認為阮自己是抗爭 者，是革命的。是很罕（編：很少）時陣會認為自己受難者。但是，還是 失敗啦！ (採訪內容，T，2013.03; 2013.05)。 回到本研究的經驗現象。在遭逢持續挫折的生命軌跡之後，報導人在採訪 現場中展露的屈辱感牽涉的往往不僅是身為受難者的痛苦。透過可以說出口的 28
礙於篇幅，本文在此不便以細節方式列舉更多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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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內容，T，20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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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及採訪現場報導人所展演的敘事姿態，N、T、H、J、W 與 R 的屈辱更趨近 於處在「受難」與「抗爭」交錯而成的挫敗感中掙扎。然而，這裡指稱的屈辱 是否足以達到 M. Lewis 所論，對自我的全面性否定，我目前持保留立場。可以 被肯認的是，這群抗爭者身上背負著的屈辱確實因著生命經驗在既定條件下的 碰撞、遭遇，形塑而成，並成為他們如今記憶極為重要的軸線。本文認為，屈 辱作為本研究報導人回憶的軌跡之一，其示意著個體無法在他人面前直視其抗 爭者的面向。屈辱隱示著個體的自我 (self) 中比受難更為私隱的一面。個體將關 於受難的屈辱掀起，現身於公眾與歷史面前。反之將身為國家敵人的屈辱私密 化，個人化。那不僅是作為抗爭者的祕密，亦是無法與任何我群團體表達的私 隱，如 T 所言：「見面就會談卡早的案情，會討論。但是，那種失敗的感受， 咱完全不談」。30 身為研究者，訪談現場除了作為口述敘事的場域之外，亦作為採訪者與報 導人共同展演的舞台 (P. Thompson 2000)。換句話說，在進入以採訪為場域的回 憶之前，報導人或多或少已預先遮掩一部分的情緒與敘事，走進與研究者共同 建構的敘事。然而，對於特定敘事內容與回憶的遮掩恰恰凸顯了本文不斷論及 的沉默與屈辱所連繫的抗爭者面貌長期於口述歷史中隱身的處境。 本文意欲指出，在記起與遺忘間，對生命經歷形塑記憶的篩選過程中，白 色恐怖期間報導人的主體性因其國家敵人的面向長期被遮掩在以沉默與屈辱感 形塑而成的「受難者」面貌之後，而顯得不完整。也就是說，在長時間的沉默 與屈辱情緒中，身為抗爭者的面貌亦以相當比重的要素融入他們的情緒結構之 中，甚至，是他們定義記憶中的自我的重要依據。對於這群白色恐怖期間遭受 排除與壓迫的個體的心理狀態而言，無論創傷或屈辱，皆潛藏著屬於抗爭者的 另一張臉。 討論：政治受難者的另一張臉 本文是一份源自與政治受難者相處過程中偶然逐步發展的研究，亦是我正 式展開博士論文田野期間的思考。於此，本文僅以討論為引，而非以結論做 結。 在民主化近 30 年的此刻，台灣社會鮮少再以「政治犯」稱呼這群曾於白色 恐怖做過政治牢獄的個體。取而代之的，他們都是被社會懇認，歷經過政治迫 害、受難的良心犯，政治受難者。可是，在沒有「受難」概念的白色恐怖時 期，這群個體又是如何看待自己、定義自己的？而此詰問正好成為本研究的出 發點。在偶然因機會與多位 1960 年代前後台灣獨立政治路線的政治犯互動之 30 採訪內容，T，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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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本文嘗試提出政治受難者作為這段歷史見證者的另一張臉：國家敵人 (state enemy)。以此概念的企圖有二：第一，在高張力對抗的社會中，此概念得以有 機會探究國民黨政權是如何捕捉、鎖定與形塑政治敵人的圖像，並進而採取排 除。第二，本文嘗試指出在一系列的受難敘事中，有那麼一段敘事的空白是 「受難」不足以填補。而此，正是體現出本研究報導人另一張臉譜的可能。 在恐懼與創傷的討論段落中，我提出了恐懼的制度化與平庸化是此冗長的 內戰狀態得以延續長達 30 年的關鍵機制。然而，身為政治敵人的這群個體的情 緒結構中，有那麼一塊關於抗爭敘事的沉默、屈辱與懊惱私密地隱身在他們的 記憶之中。然而，在本文一再嘗試凸顯出沉默、屈辱導因於個體抗爭歷程的同 時，受難作為另一生命軸線，亦為致使屈辱及沉默長期存於個體記憶之中的關 鍵。 這裡，需要額外補充的是，本文自一開始強調報導人以台灣獨立案件為主 的意圖並不在於「特殊化」台灣獨立案件於白色恐怖歷史中的位置。相反地， 此用意在於，在無法明確掌握其他類別抗爭路線的行動者的思路之前，本研究 認為不應輕易以一種政治路線的敘事覆蓋尚未被探究的其他臉譜。然而，如論 及抗爭模式，從判決書看來，1950 年代地下黨的規模多以組織案出現，地下黨 成員的案子鮮少以個人案成立。或許是已歷經過 1950 年代初最嚴重的一波鎮 壓，台灣獨立路線的抗爭規模多不大，僅少數案子被告人數超過 10 人。多為個 人案或至多 5 人的規模。31 台灣白色恐怖期間的政治受難者是在由國家與社會中行動者一次一次交手 中，當敵對的張力逐漸升起，敵人的形象亦愈來愈清晰的置放在國家，乃至整 體社會的對立面。本研究並不在於否認本研究報導人的受難經歷，相反的，正 因極為重視這群個體在這段歷史中的主體內容，本文嘗試取徑不同思路，重新 認識曾經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的他們，是背負著什麼樣的記憶，活過那一段日 子。他們是如何處在現今社會處境的「當下」回顧過往。於此，本文嘗試提出 「記憶作為政治意義鬥爭的場域」為基礎，以屈辱作為情緒的引，窺探這群曾 經身處國家對立面行動者的生命歷程與思緒轉折。在他們沉默地共時卻不共享 的歲月裡，仍有未盡的話語。而這篇文章只是這份研究的思緒開端，許多概念 仍保有更進一步細膩討論的空間。在每一個受難者的臉龐之後，本文嘗試提供 一思考的引，開啓重新認識所謂橫越台灣半世紀的白色恐怖歷史的可能。關於 這份研究的發展，尚有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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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以判決書為例並非預設所有受難者皆曾參與抗爭。然而，以藍博洲近年的出版（請見參考
書目）與累積的口述訪談，姑且不論其擴張的密度，地下黨在台灣確實是在短時間內發展起來。 相形之下，據筆者針對台灣獨立案件的口訪，並未在空間上展現其如地下黨的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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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主題：台灣各地公務⼈人員考核表 年份：約 1950 年前後 資料：檔案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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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主題：台灣省政府保防⼯工作實施⽉月報表 年份：1952 年 5、6 ⽉月份。 資料來源：檔案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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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報導⼈人暱稱
案件名稱
案件年份
N
台灣獨⽴立⾰革命軍鄭評案
1973
H
海軍台灣獨⽴立許昭榮等案
1958
R
「台灣獨⽴立⾰革命委員會」陳⾦金⻯⿓龍等案
1960
T
台灣獨⽴立蘇東啟等案
1961
W
台灣獨⽴立蘇東啟等案
1961
S
莊寬裕案
1962
M
1963 年海軍叛亂案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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