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第十期 by 《浪潮》杂志

复旦学生时评月刊

总第10期/2011年3月15日发行

主编：林一 / 月明

记者：封面故事 : 夜游儿 /达荒/Faroe/月明国际视野 : Eric / 杨乙/晨弦/昀旭/考拉先生人物 : 七七 / 苏临安/陌凝/Lsquare2/陈尗校园时评：听风 / 周墨/断蓝轩/H.L 言论&小事记 : 枫林/不晓得/M 漫画：Jellica/小天狼星

摄影：林一

社团支持：公关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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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致读者： 2011年，在各位的陪伴下，浪潮既将开始第二个年头的旅行和征途。翻开2010年1月1号的浪潮创刊号，老人们写的发刊词中，这样的句子让我们这些新生代感到了责任和压力。 “如果我们的所有努力能让同学们对校园和社会的思考有所启发，哪怕只是一点；如果我们的评论能够说出大学生们的心声，哪怕那么微不足道，那么很累也是值得的。” 新的一年，新的编辑部成员、新的栏目，新的平台，但不变的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宗旨我们的真实，以及每月十五号我们履行的对你的承诺。虽然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复杂，地球多震荡，世界多变化；虽然现在这个年代的很多时候，真话就是幽默。但未来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如果美好的未来需要些改变，就请用我们的青春为它献礼！朋友，请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相信生命相信浪潮，相信自己

林一 2011/3/14

目录封面故事

5不想说再见：那个圈子那些书店 11 复旦的一道风景 13 万里长征第一步 17 在学问中穿行:鹿鸣学人系列讲座小记

锋人锋语

完美的一天

国际视野

23 “软”的制胜良方 25 我们都是“啃老族” 作业也疯狂

作为我偶像的偶像

34言论&杂事记 36浪潮BBS

不想说再见 ——那个圈子那些书店店

封面故事

不想说再见：那个圈子那些书店林一

现在是二零一一年的复旦，二零一零年是个无法用褒贬词来概括的一

年，也许无法记上复旦的校史簿，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年的故事将被复旦人口口相传。相比于这样的大篇章，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似乎小得拿不上台面，与故事同时代的我们，都没有几个人在意到这样的变化——南区五六教旁，一家书店的面积在开学后减少了一半，书店名从苍劲有力的蓝底白字变成了标准印刷体的红底白字，小如餐盘的书店名下，一家眼镜店和一家教育机构的名字倒有些两分天下的理直气壮。季羡林老先生题名的心平书店，就此宣告结束文史哲类人文图书的经营，只贩卖各类教辅和考试类书籍。这就是二零一一年的复旦。

那是八九十年代的复旦，据法学院的郭建老师回忆，在书店，穿过一排排书架，总能看见几个教授和同学在低头看书；而像他这样想看外国最新出版的图书的人，只要开出书单，经过几个月的等待，就能拿到出版社通过驻外使馆购买和复印后发行的“内部出版”图书。那个时候的复旦出版社，用这些基本不用经过审查，极少删节和改动的句子，带着一个宏大真实的世界，一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来到他身边，让那些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的夜晚变得带着某种禁忌的兴奋和躁动。当大部分国人被周围每天都在改变的街道、政策弄的晕晕乎乎，仿佛在茶壶的风暴里一样随风而动时，一部分复旦人却在这些书中，感触到了未来的跳动。 1992年，中国加入了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Berne Convention)，突然之间，从外国买书翻译复印成了违反法律的事情，嗜书如命的文人们突然没了持续供应的口粮，把渴望而苛求的目光更多的投到了书店。这个时期成了复旦周围书店兴起和发展的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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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以书为媒、以书店为网的人文圈慢慢铺展开来。其中活跃的人物，像周振鹤、钱文忠、王志强、傅杰、季诺、顾振涛、朱心平，他们中既有复旦历史系、法学院、中文系的教授，也有当时的在读研究生。书店良莠不齐的图书质量、寻找一本好书的艰辛过程让其中的一些人萌生起经营自己书店的念头。于是，在1997年，鹿鸣书店开业了，虽然那时的它只有20多平米，但不大的店总是人来人往，买书订书的多是熟人，互相询问着最近的看书情况，聊着读书心得，偶也调侃一下共同认识的熟人。”进货的那几天总是格外热闹，几个人挣着帮忙拆包，说是帮忙，但个个都是“心怀鬼胎”，惦记着运气好看到一本品相不错的好书，小小的店面，其乐融融。一个年轻人常常默默地站在书架旁，帮顾客查找图书，记账算账。若恰逢来了熟人，一两句间，便像换了个人似的，变得健谈而开朗，有时干脆放下手中的活，拉着来人一同热烈地讨论起来，这个“少说多做”，不愿面对不特定多数人讲话，但爱和朋友聊天的小伙子，就是这家书店的主人 ——顾振涛。顾振涛，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毕业后也曾在社会上闯荡了一番，最终选择了专心经营书店。和他聊天之后，发现这一选择并不是偶然，而与他的性格息息相关。去了几次，他都休息，最后终于在某个星期四的中午时间见到了本人——那天一进门就遇到了一个阿姨的盘问，再三强调我们是复旦的校园媒体后，阿姨才一脸犹豫的走到书店后方，喊了两声 “顾老板”，从工作室中走出的人却不是一个 “老板“的形象。他中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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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身灰色休闲装，戴着黑色眼镜，笑容温和但并不那么让人感到亲近，眼神柔和但带着隐隐锐利的光芒。听明我们的来意后，他抱歉地摇摇头： “不好意思，我们一般不接受媒体的采访和报道。”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我们确实和复旦息息相关，复旦也需要有一些故事被记录，这个圈子曾经有，但现在已经没了，没了也有很长时间了，我现在都从中文系变成经院管院的人，整天做些算账的事情了。” “确实没什么好说的，你们做的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但这和我个人的性格有关，少说多做，这是我的风格，也是我们书店的风格。” “欢迎你们以个人身份来和我聊天，我倒是很喜欢和朋友聊天。” 四句话串连起了整个谈话，其中倒也有问有答。聊起心平的改变，他微微一惊，但很快表示理解：“每个书店都有自己的选择和个性，对于书店，性格是很重要的，鹿鸣的个性就是人文，就是文史哲，学术书店的现状是不如以前，但我们这里就是有别家看不到的书，需要这样书的人还是有，他们的需求还在，那么鹿鸣就有生存下去的理由。心平这样的做法也算适应市场了。但我们还会坚持自己的风格。” 提起心平书店，一般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季羡林老先生的题词，在顾振涛看来，这却是个简单的逻辑：钱文忠教授和朱心平的关系很好，季羡林先生又是钱的老师，就请他帮忙题字。鹿鸣两个字也是著名教授王元化先生的手笔，中文系的傅杰老师是顾振涛和鹿鸣的座上客，王是傅的老师。 2000年，鹿鸣书店迁至国权路334号，面积扩大到80多平米，顾振涛也有了过去想要但一直没有的独立办公室，有了谈天论地、挥斥方遒的场所，当年风华正茂的少年读书郎，如今却少见了故人，也难觅了新友。问起复旦周围最值得去书店，各人有各人的偏好，但若在读书圈里问起最有名的一家，多半人会提起“左岸”这个名字。当年门口挂着的“ 本店余秋雨的书不卖，南怀瑾的书不卖，何新的书不卖。 ”的公告引起了不少口水仗，谤誉皆有，任凭外人吵得热闹，左岸依然自持而骄傲。据说，走进左岸的人多是忠实的老顾客，有定期一定会去看看的专架，比如三联，比如广西师大，就像那些出入塞纳河边的咖啡厅的人们，有固定要坐的靠窗位置。一年前，这家曾经名叫左岸的书店和余秋雨一样，离开了公众的视线，甚至消失地更加彻底。国年路200号的位置，曾经被叫做企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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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后来有了左岸和万象，现在，则成为一片施工现场，据说这里要开一家饭店。古月书店的名字听来有种武侠小说的意味，但店名的缘由着实简单：店主姓胡。胡姓的店家据说是个性情有些古怪的读书人，就像这家店，旧书从地板堆到架顶，从影印本到港台旧书。这里的书多是孤本，很多书被翻得踩得页面损坏，要选品相更是不可能，但一旦标价，概不讨价还价，但据说遇到店家欣赏的年轻人，也可以再商量商量。庆云可以说是所有复旦书店中售价最低的一家，从书库里直接挑书犹如从废品收购站里挑东西，不仅考验耐心和鉴赏力，某种程度上更是一件体力活。庆云的老板据店员说是复旦图书馆的老师张庆云，相比较于这个陌生的名字，穿着蓝色长袍和学生们聊家长里短的阿姨是除了书之外，这家店最大的招牌。据一位毕业的中文系同学说，一次同学聚会，大家聊起阿姨和每个人讲的故事，竟然串联成了完整版故事，庆云阿姨的女儿恋爱结婚生子的经过就这样你一言我一句的展现出来，大笑的同时不少女生都红了眼眶。讲了一圈书店的故事，最后还是回到心平书店。我们去采访了很多次，一对中年夫妻每次都一边写着寄往全国的快递，一边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问到能不能见见店主人，两个人却露出了难色，一句“现在是市场经济，考试类和教辅买得好，所以这也是必然的选择，对吧，没什么可说的。”成了出现频率最多的一句话。 “你问我原来人文类经营得怎么样，要是还开张，我肯定回答可以，要是现在这样，我肯定回答不行，对不对？”这样的回答，让我们也想了很久其中的关系。问到季老题的店名，他们回答“扔了呗，还能怎么样？” 我们希望他们说的只是印刷品。复旦周围的书店，大都闲适而安静地继续着它们平淡的故事，那个只能靠别人的讲述构架起的人文圈，就像社会中的很多圈子，由于各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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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散了关系，从一个个同心圆，变成了绕着一个点的一个个独立的圆。从过去到现在，每个人围绕的中心都是书，但彼此之间越来越少交集。曾经圈子里的核心人物——周振鹤老师依然爱书藏书，成了上海甚至全国著名的藏书家，据郭建老师说，周教授专门买了一件一层的屋子（地板不会塌），装着空调恒温恒湿，用书库才见的手摇型密集书架藏了一整套房子的好书；当年的小顾和小朱开着自家的书店，与书为伴，以书为生；季诺成了著名的律师，工作忙碌又辛苦，但每晚睡前看书的习惯不曾改变；王志强老师去了美国，最喜欢去的地方依然是书店。这是历史的必然，或者说是科技进步的必然。在机械时代，我们完成了身体在空间范围内的延伸，今天，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通过强大的网络和电子信息得到延伸，以致能拥抱全世界。就像郭建老师说的一样，这是一个眼光、看法比搜索获取资料更加重要的年代。网络和电子信息让资料的收集变成了一件脑力和体力双轻松的活动，但也证明了麦克卢汉的那句话：媒介即是讯息，它的快速、智能的整理分类传输，省掉了理智的推理判断分析，将所有信息一锅端地送到读者面前，改变着人们的阅读习惯、思考习惯。也许实体书店存在的意义，就想顾振涛说的一样，是每个书店都有其个性，像前文所谈到的这些书店，摆上货架的书，不是靠某位名人推荐，不是靠畅销书排行榜上的排名，是书店过滤过选择过的价值呈现。在学术书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差的今天，在名人推荐已经不稀罕、排行榜已经不可靠的今天，也许，回归到一家自己信任的有个性的老书店，将会是越来越多读书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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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鸣书店的故事之二：

复旦的一道风景傅杰一

两年前，振涛和金耀说准备办一个小书店时，我是抱怀疑态度的——

不是怀疑他们办不办得起来，而是怀疑他们办不办得下去。复旦周围的小书店够多的了，有点减一个不少、多一个何必的味道。两年过去了，他们名之为“鹿鸣”的这个不足二十平米的小书店声名远扬，人文学科的师生(包括留学生)恐怕很少有人不知道鹿鸣书店的。它已经成为不少复旦人心目中的一道不可缺的风景。

二鹿鸣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振涛、金耀的知识背景所决定的。振涛主攻现代文学，金耀主攻古代文学，两位都是读书很多的书虫，又能相互取长补短，所以他们进书往往自有特色。一些对有关研究者而言不可或缺的著作，不仅复旦周围，就是沪上其他书店，也未必容易觅得，比如从多卷本的《戴震全书》《钱大昕全集》，到何琳仪的《战国古文字典》、瞿冕良的《中国古籍版刻辞典》、钱仲联主编的《广清碑传集》、宿白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等。他们还设法组织了一些出版社库存的旧书，按原定价出售。当一九九九年十月竟还能在这里看到近二十年前出版的售价仅二元七角的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时，真是有些惊喜得难以言喻。而一位华东师大的语言学教授说，他在鹿鸣看到的语言文字著作，是上海的书店中最为丰富的。

三鹿鸣已成为复旦爱书人一个最集中的处所。这里也是一个免费的课堂，研究生、大学生们除了可以在这里买到喜欢的书，还可以翻看各种一时不想买或买不起的书，借以熟悉各类书的“门牌号码”。更可以在这里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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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读书期间未必能见上面、听上课的教授，看他们选书，听他们谈论，向他们征询买书的门径。就文史哲三系的名教授来说，这里的常额就有陈尚君、周振鹤、张汝伦等。有时你甚至还会在这里看到拄着拐杖、年近九旬而依然精神矍铄的贾植芳先生。

四还在书店开办之初，振涛就跟我说：自己也是从穷学生过来的，有特别困难的学生买书，你跟我们打个招呼，我们可以作些特殊照顾。一年下来，他们自然赚了些钱。在店庆一周年之际，他们出资筹办了鹿鸣学术系列讲座，邀请了王元化、朱维铮、周振鹤、王晓明等先生主讲。那是复旦讲座档次最高、讲座最频繁的一周，每一次讲座都挤满了兴奋的学生，鹿鸣的店庆成了复旦的节日。

注：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范围为中国语言学史、中国学术史，所开课程有古代汉语、训诂学、中国语言学史、中文工具书的使用、《论语》精读、《管锥编》精读、中国学术史、清代学术文献选读、近代学术文献选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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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鸣书店的故事五：

万里长征第一步顾振涛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创办一个书店的想法是在我研究生宿舍的楼

梯拐角处提出来的。当时，金耀和另一位朋友想“接管”一个书店，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经营，邀我入伙。我当即就否定了这个设想，“接管”的费用远远超出“创办”一个书店所需的资金，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开个书店呢？他们俩觉得我说得不无道理，于是，我们三个人决定亲手去创办一个书店。事后想来，当初的这个决定彻头彻尾是个鲁莽而冲动的决定。我们没有任何市场调查、估算、分析以及判断，我们没有资金上的充足准备，我们不了解图书的进货方式、渠道，我们有的只是天真的幻想，以为顾客自然会蜂拥而至，我们只需每天晚上像过去的地主爷一样，背着手到书店去收收账就万事大吉了。但是，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或者说，我们对于即将发生的一切毫无准备。为此，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办个书店，首先的必要条件是场地。我还记得，某天下午，我和金耀携手从南区(复旦的研究生宿舍)走出，面对三岔口，我们很不经意地往右拐了个弯。没走几步路，我们就发现有一家正好有空房出租。后来，这间空房就成了鹿鸣书店两年来的安身所在。当然，我们也找了其他地方，但不是房租太贵，就是过于偏远。而鹿鸣书店所在的这条国权路在两年前还属于复旦人很少光顾的“不毛之地”，现在早已今非昔比。我并不是暗示什么或自我吹嘘，事实上，鹿鸣的诞生和存在确实丰富了复旦周围的人文景观。有了场地，剩下的就是营业执照了。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办个执照会如此困难。当时在楼梯拐角处商议是一九九七年三月，我们的如意算盘是赶在五月一日劳动节开张。而整个四月，我们都在傻乎乎地想找个“上家” 让我们挂靠一下而四处奔波。经过一番周折，我们及时醒悟：做别人的 “干儿子”不是那么容易的。于是，我们调整策略，决定真正创办属于自己的书店。很快，我们盲目的热情又遭到无情的打击。专门负责签发文化局执照的管理部门告诉我们，所选场地的三百米周围不能有其他书店。我记得，当时我就激动起来：都什么时候了，难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支持竞争吗?难道还要保护那些没有任何创意和眼光的平庸者吗?难道作为江南

封面故事第一学府的复旦大学周围不应该比别的地方多几个书店吗?可面对我的经办人员对这些却无任何兴趣，他也是奉命行事而已。我将国家的规定告知了金耀。我们开始意识到处境不妙，房租已经交了两个多月，可事情却毫无进展。但这条规定是条“土政策”，并没有明确的条文，也许会有通融的余地吧？两个书生依旧心存希望。好在前两年毕业的同学中不乏有社会关系者，我们只有依国情办事，开始托人拉关系。不久，事情就有了转机。有消息告诉我们，执照肯定能批下来，叫我们耐心等待。那就等待吧，本已绝望的两颗心又复苏了。可左等右等，文化局跑了一趟又一趟，经办人员总是迟迟不肯“放行”。我们的同学分析说，你们是不是考虑送点东西打点一下？这当然没问题，只要花钱办成事，我们有一万个愿意。于是，我开始挖空心思，准备见缝插针烧炷香。可办事的同志似乎两袖清风，而且不时还暗示我绝对不能搞歪门邪道。我又不知道如何“出手”了，想不到电视里常演的镜头在真实的社会里并不是那样容易照搬的。于是，两颗刚刚复苏的心又慢慢地沉了下去。时间过得很快，眨眼间过了三个多月了，我们什么事都还没做，钱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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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好几千，我和金耀商量，再坚持最后一个月，到时候还没戏，我们就放弃。这真是个令人痛心的字眼——“放弃”。可以设想，这样的一件区区小事给两个研究生带来了怎样的一种心理煎熬，我们怎么也想不通办件事情会这么难。诗人里尔克说，挺住意味着一切。可当时我们的感觉是我们快挺不住了。只是事已至此，后路已绝，要么眼睁睁地看着几千元钱石沉大海，要么再用人民币挺住。我们不得不选择了后者，这其中既有一丝丝负隅顽抗的味道，而更多的则是两个书生保持着天真的幻想。幸好，社会的主流还是光明的。天真的幻想也有实现的机会。某天，文化局的经办人员告诉我，执照可以批下来了。我记得，我那天回到寝室与我的伙伴着实高兴了一阵。现在想来，那种快乐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没有经历过的也许很难体会到。另外，我到现在还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最后他们开绿灯了呢?如果可以，为什么不早点开呢？或许，他们对于我们的“无动于衷”感到了厌倦，不愿再等？当然，这个问题已经无关紧要，可本能的好奇心还在时不时地追问着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一点都不痛苦，相反，每每想起它，我竟有种很幸福的感觉，就像思考形而上，无关乎自己的切身利益，居然会有一种非功利的审美愉悦。接下去的两个月，就是去办各种手续。别看书店不大，可要报到的衙门还真不少：文化局、税务局、统计局、银行等等，诸如此类。离鹿鸣书店的开张越来越近了。哦，我讲述了老半天，居然忘了一位朋友。我必须承认，没有这位朋友，可能就没有现在的鹿鸣书店。最初在楼梯拐角处直接倡仪办书店的就是他。但请原谅，我想还是将他的真实身份隐去较好。在整个筹备的过程中，他处处显示了高人一等的心态，并对我们的工作能力和效率持极大的怀疑态度。为此，互相之间的合作从一开始就潜伏着某种危机。直到最后，当我们把自己(包知我们的亲人和朋友 )的钱都拿出来去进化的时候，他退缩了。这直接点燃了分崩离析的“导火线”。事先他答应我们拿出多少多少，但是，他食言了——就在书店最关键的时候，并且这已不是第一次。终于，我们在做了耐心的解释工作之后，忍无可忍地决定请他“出局”。与上一个疑问相似，这个问题成了鹿鸣书店在筹备过程中的另一个不解之谜：他为什么要退出呢？后来的鹿鸣书店是颇为成功的——只是天知、地知，还有他自己知道。必须加以补充说明的是，此位朋友乃外籍人士，鹿鸣书店原本可以成为中外合资的民营书店。可惜吗？我们的回答是，一点都不可惜!《围城》里的方鸿渐在购买文凭的时候，靠小小的诡计赢得了“中国自有外交以来或订商约以来惟一的胜利”。我想，发生在鹿鸣书店上的这件事或许又可以在此添上胜利的一笔，而且手段远比方鸿渐光明得多。后来，我们临时在一天之内被迫四处筹集资金。运气尚好，总算大致堵住了缺口。于是，兵分两路，我身携“巨款”(对我们而言)进京联系货源。金耀与我的朋友们以及我的父亲，开始在上海的一间小房间里摆弄 15

封面故事起木板、水泥和其他的一些建筑材料，敲敲打打，装修着我们“天真的幻想”。一切都很忙碌，一切又显得无比充实。终于，我们在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四日开张了。我想，我和金耀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日子。从当初的设想到最后的开张，其中整整经历了七个多月。再过两天，就是鹿鸣书店的两周年纪念日。与去年一样，我们不会搞鹿鸣书店的生日Party，正如我和金耀也很少过各自的生日。我们似乎没有这种习惯。取而代之的是我们举办的各种活动，包括旧版书大展，邀请海上学人举行演讲等等。我们想，这样做也许更有意义。拉拉扯扯这许多，其实这只是鹿鸣书店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开张以后，鹿鸣书店又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故事。其中有琐屑的杂务和辛勤的劳作，当然，更有鸿儒谈笑、议论风生的光景，同时也有起起落落的悲欢人情。这一切都不足为外人道。鹿鸣书店的存在从客观上而言，对我个人的影响极大。也许，研究生开书店本身就是不务正业？我和金耀时刻都有这样的惶恐。可朋友和师长总是关爱有加。前些日子，远在哈佛的陈师发来 E-mail，感慨地说，每所大学旁边都应有一些具有人文气息的书店，鼓励我们坚持下去。后又专门作文将鹿鸣与哈佛附近之书店扯上干系。既然如此，学生哪有不从之理？若干年后，希望哪位复旦人在撰写回忆录时，还能想到二十世纪临近结束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书店，以及它的一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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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鸣书店的故事之六：

在学问中穿行 ——鹿鸣学人系列讲座小记缘起

张金耀

在中国，小孩满一岁都得举行个抓周之类的仪式，1998年的10月，

眼瞅着鹿鸣开业一周年了，我们觉得该借这个名目大操办一回，当然最好是能名利双收——这是商业的上佳境界——书香与铜臭本来就可以薰莸同器。在接连推出旧版书与特价书展销之后，老感到不够完美，因为我们贩卖的毕竟不是一般的商品，倘止于此，那书店同杂货店有什么区别?现在卖衣服、烟酒甚至马桶的都在那里讲文化，书作为文化的最直接与最主要的载体，是更应升格以求的。于是便有了举办系列讲座的想法。以后就是一些反复联系、落实场地和演讲人的琐碎之事，不说也罢。许纪霖：二十世纪中国的六代知识分子 (1998.12.2，复旦大学3108教室)

许教授近年来一直专注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的讲究，据他自称，这是由于他痛感“历史总是由知识分子书写的，然而，知识分子自身的历史，却常常无人书写”的现状的不合理。从早期的《无穷的困惑》到近期的《第三种尊严》，他始终以探寻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为依归。许教授将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以1949年为界划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显然，这一划分是以前期的五四运动、后期的“文革”为中轴的。前三代与后三代知识分子有着循环对应的关系。大致说来，第一代处于社会结构转变的前夕，他们更多的是社会关怀，政治意识比较强烈；第二代则更多的是文化关怀，他们对文化价值和道德重建的关心要超过对社会政治本身的关心，文化启蒙成为他们从事的重要工作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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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形成社会风潮——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八十年代“文化热”；第三代意识到学术自身的独立价值，并从这一立场思考各种问题，他们的影响多局限于所从事的专业范围，但对学术自身的贡献则要大得多。许教授的分析是基于他在此前所作的大量深入的个案研究(如对胡适、闻一多、吴晗等的研究)之上的，他既是前三代知识分子的一个严谨细致的访问者、考察者，更是后三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积极认真的见证者、参与者。

朱维铮：近代经学与文化

(1998.12.3，复旦大学3108教室) 朱教授在其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十分强调进行任何一种研究，首先必须弄清对象“是什么”，然后才能追究“为什么”。比如，前些年许多人在各种场合大谈传统文化，至于“传统”到底“是什么”则似乎无人深究。朱教授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所谓一以贯之的传统，这种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只能看做是一种纯逻辑的推论，“推论可能最终被历史证明是一种桌越的预见，但在历史仍然表明预见没有得到证实以前，推论不过只是推论”。朱教授为此写下了长文《音调未定的传统》，并以之作为自己一本文集的书名。他的这种将许多常识弄成待解的疑团的“证伪”式研究让不少同道“憎厌”，却赢得了海内外严肃学者的认同与学生的尊敬。在演讲中，朱教授从香水、洗澡两例导入，进行一系列“是什么”的追问：经学是什么？它等同于儒学吗？它的沿革及背景如何？文化又是什么？它有些什么类型？近代经学与文化的关系如何？朱教授在与他的学生李大纲的一次对谈中称自己“发表欲很低，说的比写的多，写的比发表的多”。他的演讲同刊载的文字相比，思想的深度与言辞的犀利是共同的，但我认为前者比后者更为精彩，至少那种援古以讽今的机智在文章中因为体式的原因而淡薄了许多。

周振鹤：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流

(1998.12.9，复旦大学3106教室) 台湾的余光中先生既作诗，又搞翻译，还写散文，他戏称自己是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多产正是“多妻”的结果。我们仿此也可以称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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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学术上的“多妻主义者”，他也承认自己是一个“见异思迁”的人。他本是理工科出身，在矿区干了十多年无需创造性的技术工作后静极思动而投在谭其骧先生门下攻读历史地理，这成为他日后从事的专业，但他又不囿于此，一直热衷于在学科的结合部开辟新领域。语言学、宗教学、民俗学等是他在专业之外关注较多的学科，事实上对历史地理的更深入的研究根本离不开这些学科的支持，周教授学术事业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他这种“见异思迁”的“毛病”。语言接触本是文化交流得以进行的前提，国外学术界很早就注意到这一课题，但在国内却长期被忽视，处于语言研究者与文化交流研究者“两不管”的境地。周教授的讲演，就是有感于学进对上述事实的漠然而以自己的研究发出的声音。他先简述了语言接触的若干条件，并通过对“历史”、“经济”、“封建”、“逻辑”等译词形成的分析来反映中外语言接触的实际及其所蕴含的文化交流的实质。以“历史”一词为例，用它来对译History，据周教授的考查，在中国人所编辞典中最早见于《商务英华袖珍辞典》(1904年)，在外国人所编英汉辞典中则最早见于K.Hemeling 的《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官话英汉辞典》，1916年)。日本人崛达之助等所编《英和对译辞书》早在1862年就已经采用了这种译法，而“历史”一词本身最早见于《三国志》，日本人用以作为History对译词的“历史”则更可能采自江户时期传入日本的汉籍《历史大方纲鉴》、《历史大方纲鉴补》等一类流行书的书名。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这句老话借用于周教授身上也许是合适的。王元化：近上反思漫谈 (1998.12.10，复旦大学5301报告厅) 王先生常常站在学术思想的前沿，是一个得风气之先的人物，但近年来他更多的是反思，在《思辨随笔》《清园夜读》中我们时常会读到这类文字。王先生在讲演中主要以鲁迅为阐发的对象，他指出，鲁迅在学术上深受章太炎的影响，这曾充分表现在他的一些文学观点中，如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褒扬李斯而贬抑贾谊。较之同时代胡适的平和恬静，学术上 “但开风气不为师”的风格，鲁迅为人虽不乏庄周的随便，但更多的是韩非的峻急。王先生虽年近八旬，但从未停止过自己不随时迁的思考，在逾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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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生涯中，他始终坚持并倡导学术自由之精神与独立之品格。在讲演结束后为学生签名时，他以“学不干时身更贵”的话语激励后学。王晓明：“成功人士”的神话 (1998.12.12，复旦大学3108教室) 眼下越来越多的文学批评家将他们的阵地扩展到文化批评，文学固然是文化的重要表征，但同时文学又在某种程度上受制于当时的文化环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文学批评到文化批评是一种必然，而不仅仅是一种趋势。王教授因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深刻思考而广为人知，不过这次讲演则是对中国九十年代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批评。他指出，在广告和传媒中频频出现的“成功人士”显露的只是一幅半张脸的肖像，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他们优雅的家居生活、繁忙的商务应酬和高贵的消闲方式，却不知道在生活和其他方面他们会是什么模样。比如，政治、生态、性别、人的自由、社会的公正、的创造等等，好像都与他们无关。面对“成功人士”的这半张脸，王教授质问：“它固然表达了人们消除穷困的要求，释放出当代人追求富裕的冲动，但同时，它是不是也把我们的另一些同样渴盼释旷的内心欲求，消无声息地抹去了呢？”“一种有质量的物质生活，应该能不断丰富我们的物质欲求，使人们的感觉更加细腻，需求更为多样，可对照‘成功人士’提供的那一套物质生活的标准，你会不会觉得它太表面，也太单一了呢？”当然，这些“成功人士”比起六七十年代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可疑的“英雄形象要更为可亲，他们也可供“白领”尤其是年轻人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能这样“整合”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目标，毕竟比过去那种一味强调“斗争”、“革命”的意识形态好得多。但这并不能成为可以放弃批评的理由，“我们正置身于深刻的变化之中，但绝非所有的变化都值得欢呼”。

注：作者1991年至2001年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2001年7月留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任教。曾讲授过“诗骚精读”、“《四库全书总目》精读”、“古代文学作品选讲”、“唐诗鉴赏”、“文献学”、“魏晋文学专题”等课程。另，鹿鸣书店的故事系列皆引自网络资源。

锋人锋语

完美的一天 627 上周三高中同学聚会。其中一个好朋友就读于同济道路建设专业，问他未来什么打算，回答很干脆——“出国，去德国”；又问“那国外留完学还回来吗？”回答依然很干脆——“当然回来了！”“为什么？”“德国已经没路可以修了，而我们国家的一条路可以一直修下去，油水足。” 其实就在我骑车赶往淞沪路上海歌城参加这个聚会的途中，我的自行车由于承受不了在剧烈颠簸中的高速行驶，几处零件散架。车是山地车，二手八成新。回头想想山地赛算什么？城市里那看似平坦实则坑坑洼洼的水泥路才是对车子真正的考验。或许爱车的受伤是对我翘课出来腐败的惩罚。但课本身就听不下去，再加上是前两周的试听，不翘实在对不起自己。记得上午的课上老师还在眉飞色舞地说：知道我们中国的大学和国外的大学最大的差距是哪里吗？是学生的参与程度！所以我们这门课会多安排学生做Presentation……此时邻座刚从美国交流回来的大牛对我说：我看最大的差距是老师之间的水平。国外许多老师的课堂上都是人满为患，我们学校这种现象不多见，除了像谢百三老师这样的大牛。聚会结束。考虑到白色情人节将至，准备一份礼物是少不了的。五角场逛了一圈出来后，我决定还是写一封信作为礼物：亲爱的，很抱歉我对的感情的热度终究追不上物价上升的速度；那么，除了对你说三个字“XXX”外，我还能给你什么呢？我的钱包就在这里，越来越扁；我对你的X，比钱包好点，不增不减。当天晚上的时间是在《投资学原理》中度过的，这年代不学点投资，日子没法过啊。当天上午我还买进了一些股票，大盘在往上走，只要不要有什么不可抗因素，财富还是有希望增值的。回到寝室上网易看新闻，某国领导人的支持率又下跌了，也没什么重大新闻。然后开始看美剧“24小时”，看的一集讲的是反恐小组在执行任务

锋人锋语

过程中在偏远的沙漠将一颗危险的原子弹引爆，然后政府打庇护说是发生了一次地震云云。晚上睡觉时做了个梦：某国领导人为了挽救自己的支持率，故意安排本国的核电站发生故障引发一场大震动，然后对外号称本国发生地震，使核电站运行发生故障，对内摆高姿态，民众这时候一定希望拥有一个稳定的政府。要是这时其他国家能有一部关于大地震的影片刚好前来试映，也许还可以转移一些国内民众的非理性愤怒。天哪，什么梦。

国际视野

“软”的制胜良方考拉先生这是一个“让实力说话”泛滥的时代，从个人的竞争到国家间的关系，似乎实力成为了人们笃信的不二评判标准。浸泡在“实力—意志—技巧” 三段论中难免会形成思维定势，疏漏很多东西而不自觉。一月时有幸前往帝都与日韩政治学学生切磋，刚刚抵达的一个下午里面讨论了太多东西，大多数是绞尽脑汁为日韩学生解答关于中国外交策略的问题，大脑疲劳而僵窒，以至于整个下午的讨论中我几乎只对一句话印象深刻。那是在讨论到东亚合作时，一个韩国女生讲：“韩国的软实力可以成为东亚国家合作的重要一环。”思考就停住了那么一会儿。坦率得讲，最初的反应是觉得这句话未免可笑。可是仔细考虑之后，却发现她说的不无道理。软实力的确是一个可谓玄妙的话题，没有国家能够逃掉它的制约。日本战后尽管从未摆脱右翼思想的侵扰，但那毕竟是极少数，记得前些日子读到一篇文章时，作者的一个日本朋友还希望日本的和平主义能成为其外交的一个筹码。可惜太多历史恩怨和现实纠葛使得这样的一个愿望变得“too simple”，周边国家对这样的和平主义既不买账，又严加防范，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日本在地区事务中的发挥。而日本的短板恰恰没有成为韩国的限制因素——韩国没有历史罪责的制约，民主化后也拥有良好的国际形象，这样的条件可谓可遇而不可求。而我们的中国呢？我们谈的更多的似乎是GDP的增长，经济增长的乱中之稳，尖端技术的突飞猛进，重要国际活动的盛世欢歌——举国上下一片欢庆沸腾。但是实力终究是让人忌惮的东西，“和平崛起”需要的更多是观念层面上的接受与认同。这就涉及到软实力的问题。软实力其实并不是一个有定数的概念，在不同地区之间会有很多差别。于是，在第二天的小组展示中，那个女生向自己的小组提出了一个几乎致命的问题，令我近乎抓狂。 ——她问到：“中国在软实力上的差距很明显，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地就挑战美国在东亚的角色呢？” 我花了将近一刻钟的时间为她讲关于了中国的发展和“软实力”的提升的问题，尤其是她所关注的人权问题。韩国女生似懂非懂，但总算还算信服。可是，这终究是很多人的问题——问题在于，“软实力”的主动权很大程度上并不在我们自己手里——除了原则性的问题自然不可让步一

国际视野

分——这不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事情而在于外界是否认同和接受。中国在海外开设孔子学院、在国内则多次承办国际性活动以宣传中国文化，意图在于增加中国的亲和度，但是在飞速现代化、多多少少背离传统为现实的中国，在外界看来好奇之后便是失望。再如，民族主义的宣传对团结国人、促进国家高速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却很难掌握好一个度。一旦越界，就会助长排外仇外、盲目自大的情绪。尽管大多数人民并非如此，却不可不注意到这的确在某些角落里滋长。试想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家的公民以邻国的苦难和落魄为乐（当然仅仅是设想这样一种倾向），不引发恐慌或反对情绪也必然会成为天方夜谭吧。以上只是种种现象的冰山一角。就“和平发展”这一点来说，它不能仅仅是一个口号，也不能仅仅是官方的说辞，民众是否能够正确认识国家的崛起，一定程度上（莫言彻底）体会“和平发展”的意味，并培养起与大国地位相配的素质，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当然，国家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也很多，如何能以一种获得高回报的方式展示中国的文化或者传统精髓（尤其是诸如“中庸”“兼爱非攻”的思想），如何从社会角度深层次地、而非肤浅地利用名人伟绩宣传中国的国家形象等等问题，亦值得深入妥善思考。有一句话可以不甚恰当地形容这种情况，即“打个巴掌给个甜枣”。我们自然无意去打谁一巴掌，但是中国的崛起客观上的确是对不谙中国文化思想的原有强国的挑战和弱国的威胁，因此“给个甜枣”不仅是为了增进认同和中国的受欢迎度，更是为自己更好的发展铺平道路——也就是说，这并非牺牲自己，而是一个双向的、互惠的过程。很明显这不是一个傻人有傻福的时代，明智者才能在发展的博弈中取胜——而面对着如何合理提升和运用软实力这一制胜良方的问题，有着“智者千虑”良好传统的中国，又会怎样拒绝那“一失”呢？明智的人们，你们看着办。

国际视野

我们都是“啃老族” 杨乙 2004年8月7日，北京，工人体育场，第十三届亚洲杯足球决赛在中日两国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场下坐满了情绪激动的中国青年，他们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高擎着五星红旗。当中国队进球的时候，他们欢呼，雀跃；而当对方占据上峰的时候，他们沮丧，嘘声。其实早在决赛之前就已议论纷纷了，许多青年义愤地表示，“输给谁，也不能输给日本人”。既然有竞技有竞争,必然存在输赢,对于结果的关注本无可厚非,但过分强调和在意对手的身份,便让人感觉有些”过火”,仅仅是一场单纯的体育竞技比赛，为什么要平白地给它增加如此多额外的含义 ?这个问题的答案简单却也复杂,关乎历史也与现实有关. 在对待隔海相望的那个岛国时，我们总是怀着一种复杂的民族感情。百年以来，我们大多数时候总是需要一种自豪感来作为安定自己的强心剂。我们嘲笑他们历史不如我们悠久，文化不如我们丰富。我们天真地认为从古至今的他们，都只是我们文化的属民，如今在世界范围内也占有一席之地的日本文化不过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海岛上的蔓延。而那场持续八年的战争，却让中华民族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屈辱。所以，在他们的称谓之前，我们通常会加一个并不粗俗但却极尽羞辱的“小”字。然而即使时不时的就有人发起抵制日货的风潮，作为经济人，一番判断选择后，我们仍然开着丰田汽车，拿着佳能相机，看着东芝彩电，用着松下冰箱，每年还有一大批游客疯狂涌向日本。历史和现实，总是能这样不留情面地嘲笑我们。从上小学开始，我们的思维里就不断“被构建”着一个“伟大中国”的概念：我们是文明的古国，礼仪之邦。富饶的长江黄河孕育了古老的华夏文明，并以此为圆心辐射形成了东方文明，构建了亚洲的国际秩序。绵延五千年的历史和如今飞速发展的经济似乎印证了我们这一概念，从而我们有理由告诉自己，近百年来的痛苦与屈辱，不过是伟大文明的断裂。因而我们相信今天的东亚，还是当年那个构建在以中华文化为圆心的东方文明之上。所以，周边的韩国、日本、越南等等国家，都应该是这一体系中我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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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属民。这样的关系下，就像管家对着主子指手画脚作威作福，我们中的一部分人用语言和行动表达着：“中国很生气，后果嘛，我们告诉你，会很严重”。可是仔细想一想，今天的我们，凭什么这么说？回顾这百年以来我们所走过的道路，过去，一心救亡图存。在亡国灭种的边缘，我们无暇去顾及文明的没落，无暇去顾及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对我们文明的蚕食鲸吞。而今天，当我们不再为战争、侵略和饥饿担忧，当我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我们成为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增长极，当我们雄纠纠气昂昂昂首挺胸迈向一个东方大国的时候，是不是该问问，该想想，我们的文化，现在是什么模样？对面海岛上曾经的文化属国，曾经也和我们一样被人欺凌，后来比我们更早更深地接受了现代工业文明。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对其啧啧称道的，并不是其在学习、引进西方工业文明的先进之处。而在于，他们在引进现代工业文明的时候，也很好的保留和发展了东方文明中的优点：注重礼仪，强调团结和谐的氛围，严谨勤奋的工作态度，以及对于自然和生命的敬畏。而我们呢？标榜着礼仪之邦国家的青年们，期待着做一个大国国民的我们，当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降临到那片土地上的时候，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在做什么呢？在庆幸灾难落在了抢夺我们钓鱼岛的敌人的头上，或者一股脑地用冰冷的键盘敲击出看似无比火热的“祈福日本”，再或者划个阵营，自己和自己争吵不休，更多的人，在围观，在等待，在@下一条微博，在转发下一个评论。如果我们仅仅把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文明看做是这世界上的普通一员，那么这是正常而可以理解的。但正如前文所说，我们的自我定位又不是如此。这就是历史沿留下的自我认知和现实中意识行动的断裂。我们挣的是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和自豪感，最好可以什么也不做，最好可以坐享其成。啃老不是80、90后的特质，我们每个人都习惯和喜欢啃历史的老本，戴着往日的顶戴花翎在当代的舞台唱戏。然而我们也该知道，每一个大国光辉形象的背后，更多的是其作为一个真正的大国为全人类的命运所担负的责任。而这个责任，在今天的中国，既不能完全地依赖西方的现代工业文明，也不能完全依靠东方古老的农耕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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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挑战。为这个不断发展日新月异的中国寻找一种更新的文明支柱，为这个紧密联系休戚相关的世界寻找新的前进的道路，为整个人类担负起自己作为先进文明，作为一个大国所应当担负的责任。与承担责任相比，清算历史又孰轻孰重呢？而向前迈出这样的一步，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显得如此意义非凡而又步履维艰。我们向世界敞开自己大门的时间，很早很长，但重新开放的时间，还太短。并且五千年的时间里，依靠大河而孕育出的封闭的农耕文明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民族生存和思维的方式。比起在大洋上扬帆起航，我们更愿意用一条绵延的青砖城墙来保卫起自己北方的边界，而当我们逾越了物理上的城郭，却依然迟迟不肯逾越心灵的城廓。一个封闭了太久的国家，一个从来认定自己就是世界中心泱泱大国的民族，要打开心灵的屏障去拥抱世界，不容易。这是一种痛苦而又不得不去做的选择。这种敞开心扉，不仅仅是一味的拥抱现代工业文明，也不仅仅是宣扬我们优秀的文明那么简单。这种敞开心扉，更需要我们有一种真正的大国的风范和气度，来直视我们的历史与现实，我们的光荣与卑鄙。我们该做的，是学习先进的文化，同时保留自己优秀的文明，为新的时代，新的中国，新的世界寻找一种更新的文明形态，而不仅仅是停留在一个“中国之梦”和永远的民族伤痛之中。诚然，作为一个曾饱经欺凌、侮辱又依靠自己的力量重新站起来的民族中的一员，作为一群救亡图存誓不为奴的人民的后代，我们每个人都不应忘记那段屈辱的历史。南京雨花台边流淌成河的鲜血，染红的不仅是这片古老的黄土地，更是一种在屈辱中自尊自强的民族精神。如果谁忘记了那段历史，无过于抹杀自己头上“中国人”的印记。然而当苦痛降临在同样无力弱小的日本民众身上的时候，我们难道不该停止喋喋不休的骂战，不该放开手中紧攥的鼠标和手机，行动起来，帮助怀有复杂感情的属民、敌人、朋友，或者单纯的同类么？无论是清算历史，抑或是创新文明，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行动起来，改良民族心态，真正承担起自己应有的对于全人类的责任来，则应该是我们最该做的，哪怕你我的这个行动，是如此的微小。我们，不该再做一个浸淫在大国梦中踟蹰不前喋喋不休的民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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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偶像的偶像

——《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读书笔记姓名：许可学号：08301030010 课程名称：外国新闻传播史成绩：未出迈克尔•舒德森是我系某优秀青年教师的偶像。这本《发掘新闻》原本是他在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论文，也是他以借助社会学的视角观察和研究新闻界而为我们所熟知的开端。我是个半路出家到新闻系的理科生，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有效的指引，一直怀着重视实证、轻视历史的态度。我想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像盖楼一般层层建筑在前人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当下的东西在本质上是包含以前东西的浓缩的。正如“不知生、焉知死”，连当下都还了解不过来，哪有功夫去了解历史？接触了更多的文科教育之后才逐渐意识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历史学家许倬云和新闻系的洪兵老师对后生的教导如出一辙：正在发生的事情和将要发生的事情都已经写在历史书里了，看不看是你自己的事情。“人永远犯错，永远犯同样的错。明知有火烫了脚，还继续踩它。” 这就是妇孺皆知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推广啊。借助历史，我们的目光可以“与时间等长，与茫茫的空间等阔”。尼尔•波兹曼也特别强调了学科历史教学的重要性：“我在这里提议，每一位老师都必须是历史老师。……倘若教学生原子而不提德谟克利特，教电学而不提法拉第，教政治学而不提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弗利，教音乐而不提海顿，……你要知道你的思想从何而来，你为何相信这些理念。” 舒德森的这本书就没有一味纠结于关于新闻客观性的论辩，而是将重点放在对现代新闻机制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的互动关系的阐释之中。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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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便士报的革命。舒德森对此有现成的总括：“……最大的不同是‘便士报’（penny papers）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报纸。”这场变革使 ‘新闻’战胜了社论， ‘事实’战胜了观点。这场变革伴随着政治民主化和市场经济范围的扩大而逐渐成型，不久之后，客观性便成了新闻工作者不得不遵守的法则。” 众所周知，便士报的首要特点便是其每份1美分的价格。与之前占主导地位的6美分报纸相比，便士报显然在向大众普及的过程中占有绝对的优势。而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报纸发行量的跃升也为新的经营模式提供了可能：以发行量来吸引广告，不依靠订报费和政党补助。广告和销售所带来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收入，取代了依赖社会关系和政党关系的财源。与此同时，广告渐渐变成纯粹的经济信息交换，不牵扯道德判断。这种“二次销售”的媒介经营模式被一直沿用至今。今天，上摊销售的报刊杂志单从发行上看基本都是亏钱的，甚至出现像《地产画报》这种几百页全彩铜版纸只卖2元的典型例子。如果不是考虑一个基本的消费门槛和过大价格弹性的问题，白送也是完全可以的，因为赢利点不在这里，在广告。另一个例子就是像《FT睿》这种免费直投的刊物。从价格上看就是赤裸裸的白送，但由于投放对象是定位明确的一群市场主体，其为广告投放带来的便利可以创造远远超出发行本身费用的利润。有了先进的经营模式，报纸也就有可能从政党力量的控制中独立出来。但其革命性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在内容上，它发明了现代的“新闻” 概念，专职“记者”的概念也于1834年前后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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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80年代后，科学的光辉照进了许多美国文化人心灵的殿堂。科学的观念和现实主义文学潮流，造就了以讲故事为核心的新闻工作模式，也使得“记者”作为一个职业逐渐被树立起来。到了19世纪90年代，许多记者都接受过科学方面的教育，或者对科学有浓厚兴趣。除此之外，很多记者也是艺术钻研者。记者们无论自视为科学家还是艺术家，都深信作为记者就必须要现实。他们对文学和报道的理想，就是强调事实。在我的阅读视野中，那个时代给我留下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文艺逐渐能够向科学求得统一，如尼采的这个讨喜的书名：《快乐的科学》。我猜，文艺上现实主义的风行和科学实证主义思维方式以及大量的具体成就的深入人心应该是密不可分的。在这种思潮的背景下，“观察”和“事实”逐渐被记者们所强调。舒德森对此解释说：报纸报道、杂志文章和小说都可一切应该像照相机一样重现生活。进而，记者们将科学的理念外在化，将保守人士眼中微妙、神秘的心智天赋，转化为民主政治生活的一套制度。顺便一提：我们的文人们有这份启蒙吗？西方许许多多文科学者都能运用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解释问题。试问：我们有几位文科老师能把不确定性原理描述个八九不离十的？更不要说在读的文科生了。事实，事实。在当时报社编辑部位记者订立的操作规范中，常常会有一长串“禁用的词”。除了事实，什么都不要。这不能不说是现实主义文学和科学观念渗透的一种极致表现。记者，在这样的工作方式中有了他们的核心竞争力。记者的产品是文章，而文章其他方面的好坏是难以衡量的，唯独事实例外。而在面临来自行业之外的指责或挑战时，事实也可以作为铁的靠山保证自己的安全。 19世纪90年代新闻业的一大特征便是：记者有史以来首次在报业扮演了主角。记者的薪水提高了，地位提升了。这个时候，戴维•格雷厄姆•菲利普斯便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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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我宁做记者，不当总统”的狠话。说到这里反观中国，作为专业人士的记者有其挺直腰板的依靠吗?FT中文网专栏作家薛莉对此撰文表达过看法：未来或许会好，现在显然不行。

第三章，舒德森用声名显赫的《纽约世界报》和《纽约时报》为样本描述了19世纪90年代的两类新闻：作为娱乐的和作为信息的新闻。关于采取信息取向的《纽约时报》，舒德森如是说：“1900年的《时报》对信息满怀信心，认为知识的主体可以自明其理，不需要语境——或按照理所当然的语境去理解就可明白无误。此种看法未能持久……尼采等思想家在19世纪末传授的怀疑主义和质疑态度，在20世纪走进了大众教育的殿堂。民众逐渐意识到，即便是寻找事实也牵扯到利害关系，即便是会议或做梦，也有选择性，甚至理性自身也受到利益、意志或偏见的影响。”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它涉及到一战之后客观性成为意识形态的上游思想。又是尼采。太牛了。

我们的“客观性”终于要千呼万唤始出来了，可是作为一种新闻学专业价值观，客观性理念刚一形成便土崩瓦解了。因为大家，尤其是专业人士很容易就意识到，绝对的客观是不可能实现的，或者即使实现了也无甚意义。在现代社会，一个概念被明确地提出来并大量地被使用，常常是因为其值得讨论而非无可非议。“客观性”就是如此，它自从来到这世间，就每个毛孔就都滴着主观性的鲜血。但是普利策和梅尔兹说：“对人类观察的世界的可信度的怀疑越大，时时进行验证的需求就越迫切，要尽可能地客观。当你意识到现代世界是多么依赖于新闻时，人性的弱点就不再只是自满和自我辩解的问题，而是要时刻保持警觉的问题。” 普利策和梅尔兹对客观性进行鼓吹，正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了主观性的不可避免。而我们在大学课堂上从追求客观性出发进而用主观性的无可避免试图对其进行“修正”“完善”甚或“批判”，岂非南辕北辙、舍本逐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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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性不可避免，但李普曼已有其解决方案：科学、专业。由此，大名鼎鼎的新闻专业主义也被我们牵连进来了。这种类似于“程序公正”的理念被李普曼用到了客观性的发扬上，促进了当代新闻思想的形成。当目的和意义不能被规范的时候，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规范过程。

最后一部分讲的是20世纪中后期的新变化。二战之后。谈到对“硬新闻”的反思时，舒德森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艾森豪威尔住院，为表明廉颇未老，在众官僚的配合下摆出了一副仍能日理万机的姿态。媒体当然知道这是多么老套的一种政治作秀，但碍于“客观”，如实地对作秀进行描述而不加评论的报道显然是帮了他。本章内容中包含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对“事实”和“真相”的区分。还是引述李普曼的话：新闻的职能是要“凸显一个事件”，而真相的职能是 “探照隐藏的事实，并使其彼此发生关联。”于是，我们需要调查性报道和解释性报道。这些在我们的专业课教学中得到了凸显。记得有人说，只有在简单的世界里我们才不需要李普曼。现在的世界如此复杂，于是我们所有的讨论全都有了意义。

注：因版面问题，在此省去部分内容和全部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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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谁说作业都是CTRL C+CTLR V？谁说作业都是他人的汗水和智慧？无论你是理科生还是文科生无论是实验报告、证明推理还是读书笔记。只要想法、深度、思考、内容、形式有一样，你的作业与众不同那就拿出来晒晒吧！对老师的给分不满？在这里，允许每个人自由发声！成绩不错的，也给各位提供更大的平台：分享交流，让作业真正促进学术。经验总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

还等什么？让作业疯狂起来

要求：真实上交的作业。并附上您的姓名、学号、课程名称、老师姓名以及最后的分数（如果没出成绩也可，但请本着诚实原则注明）。如果愿意，请留下邮箱等联系方式以方便与其他同学交流。投稿请至：langchaoeditor@gmail.com

•• 中国预防地震经验： 1、专家叫蛤蟆不叫，可以一丝不挂地安心睡觉； 2、专家不叫蛤蟆也不叫，问题不大，穿内衣睡觉； 3、蛤蟆叫专家不叫，务心全副武装的预备逃跑； 4、蛤蟆叫，专家辟谣，立即往外跑。请务必相互转告！！

@黄岳泰

日本 8.8级强震把整个日本平移了2.4米，使地球地轴发生了25厘米的偏移，推动地球转得更快，是每天缩短1.6微秒。

凤凰卫视资讯台

言论北京厨子：一年换好几任政府的日本大灾之后井井有条，充分的说明了，一个稳定的国家跟一个稳定的政府，其实没有半毛钱关系。日本政府的寿命比蚊子还短，日本人民的寿命却是几乎全世界第一。

刘文怡

要加大公民道德建设，完善公民道德教育体系，提升“道德血液黏稠度”。

两会代表夏士林

开心网删帖的速度令人怀疑其股东是中宣部。

开心网用户据说一个中国人完成一次环球旅行，最大的障碍不是金钱而是护照。

@尹珊珊房价上涨根本是一个货币问题，因为老百姓手中的钱太多了。

招商银行行长两会代表马蔚华

照片里的两会

看看中国媒体的两会照片，通常都是由靓丽的服务员；敬业的记者；各类明星委员、代表或是穿着奇特的代表等构成。其实还真不错，至少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看看西装革履以外的东西。但似乎有觉得少了点什么，也许是人？！作为个体的人，作为利益代表的人，而不是国家机器下的人。看外媒的照片，大小领导们细微的表情、动作被放大，给力、有趣，虽然他们还是领导。说真的，每年两会还就希望这外媒拍几张给力的照片呐！

行为艺术

最近，搞行为艺术的可真不少。网上有，街面有；中国的有，外国的有；围观的有，记录的有；带花的有，不带花的也有。这是秀吗？难道是给外国人看的？折腾来，折腾去，把警察同志们折腾的够呛，也把一大帮外国友人折腾的够呛。在笔者看来，这场行为艺术的影响无非两点，首先某花最近很难买卖，其次闹市区的治安好了不少。中国人欢欢喜喜过大年，高高兴兴庆元宵，现在忙忙碌碌干工作，一心一意地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向前进，胡主席说了，不折腾。年轻人，到体制里去！

杂事记

短片电影进入后摄像机时代？手机、单反各领风骚！

韩国导演朴赞郁与弟弟朴灿景用 iPhone4手机拍摄的33分钟短片《波澜万丈》，最终获得本届柏林电影节短片金熊奖。它的预算约合八十多万元人民币，由八十余人在50天内制作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在电影院公映的 iPhone4电影。而2010年红遍中国的11度青春系列短片《老男孩》则是用“无敌兔”（ 5D Mark II）拍摄完成，据称肖央为拍摄该片，报废了十几台无敌兔。

浪潮

BBS

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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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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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接受各位读者的投稿，具体如下：校园：接受任何与复旦相关的评论社会：接受任何关于校外世界的评论文艺：接受小说（可连载），书评，影评，乐评摄影&漫画：接受有洞察力和创造力的作品公益广告：为一到两家社团的公益项目免费刊登广告务必保证文章的原创性，也不要一稿多投来稿请发至：langchaoeditor@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