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十八期 by 《浪潮》杂志

复旦学生时评月刊

总第18期/2012年4月15日发行

主编：三江小渡/M/查拉君

编委： Lichee smile/Lavenda/lsquared/馒了个头/雲狐

记者：封面故事 : 诺瓦/末节/豆梨言者无缰 : 天中君/阿飞/飞石头/一植校园时评：愤怒的胡萝卜/潇水云天/Vaya/王露人物 : 查拉君/康二小姐/城幕/多拿A梦/川草言论&杂事记 : M/枫林/伊然景深:馒了个头/林喵之

美编：雲狐(漫画)/馒了个头/川草/林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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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有时候觉得不被保卫处请去喝茶是一件比较失落的事情。是批判的程度不够？是不知不觉中已经转型了？有时候觉得，少那么几篇够劲的文，会戳痛到什么的文。想了许久之后，觉得浪潮是在生长的。随着一关注的内容的确会变，发出的声音会变。不变的，是始终观察的眼睛，和不曾停止的思考。

查拉君 2012-4-15

目录总第18期/2012年4月15日发行

封面故事

讲座时代 5讲座时代，何去何从

9萝卜萝卜它到处填坑/先

生小姐你愿做它么

校园时评 12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15 关注复旦教学现状—— 由教师职称评审机制改革引发的思考 17车轮滚滚，驶向何方？

作者专栏 19林一专栏

言者无缰 24《魏晋南北朝生存手册》之博弈第四 28牙痛与Mushroom

30真正的自由是什么？ 32咫尺天涯

人物 35 隐没于校园的“中间人” 41 声音——澳生眼中的

浪潮沙龙 43咖啡.分享.公共空间言论 49言论

封面故事

讲座时代，何去何从豆梨编者按：九十年以前，自从杜威先生来华以后，讲座（当时叫做“讲演”）这件事就同新思潮同时流行起来。跟着罗素来了，泰戈尔来了，杜里舒也来了……讲座发展到今天，作为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的途径之一，已是学生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仅仅在复旦，每周就有一二十场大大小小的讲座，宣传海报随处可见，无论是三教的某间教室还是东辅楼的某个报告厅，常常座无虚席人满为患。如果问每一个复旦人，你印象最深的一场讲座是什么？会得到多少种可能的答案呢？复旦从来都不缺少孕育讲座的土壤。我曾在开学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逢人就吹捧复旦讲座的数量，在其他学校同学的羡慕中满足身处名校的优越感。但时间久了，这种感觉逐渐地丧失在时效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横幅海报里，丧失在拥挤的讲座现场以及某些内容照搬某课程导言课的讲座中。我开始思考，孕育复旦每周几十场讲座的土壤，究竟是什么？

封面故事

当讲座成为生活，它承负着什么？

复旦现在的讲座大致可以分为这么几类：第一类是专业的学术型讲座，信息一般在光华楼底的海报中更新，多数开自于某些特定领域的权威，针对特定的学术群体讨论专业的话题，承担了一所大学本身的学术职能。第二类是功能性强、信息量大的工具型讲座，这类讲座背后往往有特定的机构组织支持，比如我校图书馆举办的普及性讲座、专业机构关于出国深造的介绍、企业公司的宣讲等等。第三类就是由学生会组织的大众型讲座，这类讲座的主讲人往往是具有威望的教授或者社会上的名人公知，并逐渐地演变成为了一种校园文化：一种学生自我组织自我参与的文化模式。

我们所关心的，正是这种文化如何得以健康的延续。正因为复旦有讲座，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感叹：“这才是大学，这才是区别于高中的地方，这才是体现复旦精神的地方”暂不论此处的“复旦精神”何谓，且说从这句感叹便可知这讲座俨然已成为大学生活的标志之一，它的存在本身就承负了很多东西。一位网名为“土豆”的学姐，在博客里发表了一系列的讲座笔记，时间跨度从2008年至今。一年一篇长长的文章，如实记录了她听过的每一场讲座的举办信息及听讲感想。根据她的博客统计，2011年她听了52场讲座， 2010年41场，2009年52场，2008年37场。如此辉煌的战绩，真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讲座博士”了。

从未把听讲座和上进心联系在一起。它和吃饭、睡觉一般自然而然。听讲座四年来，行动力并未有什么改观。也未因此拓展自己的人对于她来说，讲座已经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事实上，这位学姐已经参脉。任岁月消退，如此加工作十多年了，每一次听讲座都要而已。自然是有人夸奖她好学上进的，可是她自己对此的回应却是：从未把听讲座和上进心联系在一起。它和吃饭、睡觉一般自然而然。听讲座四年来，行动力并未有什么改观。也未因此拓展自己的人脉。任岁月消退，如此而已。

奔波劳苦。相比校园中行色匆匆的同

封面故事

学们，这位学姐及其代表的社会人，在脱离大学的亲历者身份之后，参加讲座更多的是对校园生活的留念。

讲座是浓缩的精华还是鸡肋？采访中不少同学直言讲座不能留下太深刻的印象,“讲了什么都记不住，即使记住了，也就只能维持一两天而已”。仅仅一堂课的时间，老师能传达的信息过于零碎，使听者获得的信息呈点状。另一方面，教授讲授时易形成发散思维，到最后实际讲的东西往往和开始的话题关系并不大，经常遇到与讲座名称不相符的情况。讲座究竟能承载多少知识性内容呢？复旦的讲座均有很充分的宣传，但是新思发布和传播的地位有待提高。例如这个礼拜有“海德格尔的诗与思”的讲座，下个礼拜就有人讲 “从图灵到孔夫子”，短短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很难从一个不知海德格尔为何的路人甲变成对其诗歌哲学侃侃而谈的专业人士。

笔者认为，讲座本身都是很有讲解价值的，但笔者认为，讲座本身都是很有讲零散的填鸭讲解实在是解价值的，但零散的填鸭讲解实在是浪费了大家的时间。以浪费了大家的时间。以讲好海德格尔的诗与思为例，首先需要让同学知讲好海德格尔的诗与思道海德格尔是谁、他的哲学主张是什为例，首先需要让同学么，还得准备几首诗歌让同学提前读读，然后才到了切入诗与思的时机，知道海德格尔是谁、他如此，一个主题才具有连贯性。这便的哲学主张是什么…… 需要老师像备课一样认真，学生也要持之以恒。如果我们渴望摄取知识，如此，一个主题才具有那么讲座就是很好的点心馒头。连贯性。 “讲座博士”土豆学姐在参加香港书展巡回路演的上海站活动时生发了这样一个疑问：听讲座，是不是也是一种碎片式的阅读？这个观点也是值得思考的，同学们普遍对讲座内容的记忆困难是否正因了它是一种碎片式的获取信息方式呢？相比“土豆”对讲座的珍惜，我们复旦人却表现得不尽人意。大多数同学对讲座有一致的看法，认为“讲座比上课有趣得多，主题生动”，“现场气氛好”，于是讲座对于一些人来说，就是晚上两节课后闲来无事的一种消遣，至于讲了什么，却无人关注。“不去听可惜，去听了好像也听不到什么东西。”

封面故事

也有部分同学对讲座几乎从不问津。任书含对此持有非常坚定的态度： “在我的三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还没建立的时候，听太多别人讲的东西不利于自己三观的构建。这些观念还是要靠自己的经历去慢慢形成的。”可见不去听讲座倒未必是对知识的忽视，而是体现了对个人思想发展更严谨的态度。我们所追求的不是碎片式的零碎知识，而是寻求一种思维进步，那么如此说来，舍弃这些不尽人意的讲座也无可厚非。纵观土豆学姐四年来的讲座笔记，笔者发现开讲者大致可分为四类：实用技巧传授者、孜孜不倦布道者、时兴话题探讨者、个人成果展示者。

还记得93年狮城舌战之前，辩论队的集训方式之一就是服用“知识快餐”，即邀请校内几十位名家大师开办讲座，内容可谓是包罗万象面面俱到。而今讲座快餐在校园内销路颇畅，与正常教学这道“食堂饭据学术部的同学透露，他们基菜”正是交相辉映。

然而不论开讲者如何划分，他们都有一个共性，即讲座内容都是零碎的，松散的，如同碎片一般。还记得93年狮城舌战之前，辩论队的集训方式之一就是服用“知识快餐”，即邀请校内几十位名家大师开办讲座，内容可谓是包罗万象面面俱到。而今讲座快餐在校园内销路颇畅，与正常教学这道“食堂饭菜”正是交相辉映。虽然饮食的好坏主动权在食客自身，但背后的掌勺大厨们也是重要角色。

于校内名望、讲课质量、学术造诣等指标来邀请教授开讲，虽然讲座主题的自主权在教授，但他们大多数情况下还是遭到了教授的拒绝。除开没有时间、不在国内等理由之外，还有一类老师，就是原则上绝对不开讲座的。“他们觉得自己在课上讲得更好，所以不愿意来。”一些教授拒绝开讲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讲座是带有有表演性和娱乐性的。从打工皇帝唐骏到自称草根的王宝强，从仪态优雅的于丹到笑容满面的黄西，还有张信哲、姬十三、席慕容、慕容雪村、加藤嘉一等等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社会名人们，他们开讲，都带有表演娱乐性质。

总体来说，德高望重的教授可借讲座布道，影响年轻人；年轻学者可借讲座提升知名度，有利于选课；社会人士可借讲座彰显文化修养，无论高低深浅。既然各人自有各自的目的，那么笔者在此只想说一句：讲座快餐，小吃便利，大吃伤身，食用谨慎。

封面故事

萝卜萝卜它到处填坑先生小姐你愿做它么末节

每日同学们总收到纷至沓来的短信，其中不乏类似集结令的内容。例

如“明天3108有一个‘XXXX’为主题的讲座，这是和我们部门合作的一个讲座，大家有空的话去捧一下场吧，参加的人有点少，不太好看。” 笔者曾应木兰拳老师的要求“有幸聆听”了蔡龙云教授主题为“武术套路运动”的讲座。尽管体育老师事先已经要求自己班级的同学“最好”都去参加，并言明将出席该讲座计入体育课考勤，临讲座开始之际正大体育馆内学生仍是稀稀拉拉，主办老师不得不改口请同学们尽量将前排坐满，否则“不太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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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场面不好看”而事先召集人“填坑”的不只是这些预设受众相对较小的讲座。团委团校的张同学在去年11月26日参加了名为“60与90的对话——大学生与全球化”论坛，但是他来参加的主要原因却是为了完成团委团校的任务。这次活动的最大特点是，出席的同学必须将下发到手中的问题发送至会场左侧的微博墙，当进行到互动环节时主持人从微博墙上随机挑选问题，由同学阐述自己提问的原因。张同学对此有点紧张，“毕竟问题不是自己准备的，解释起来有点牵强。”紧张之余，张同学认为，真正的讨论并没有留心听到。实际上这种填坑现象在复旦症状尚微，笔者了解到在华中师范大学很多讲座与素质分挂钩，参加讲座需在签到表上留名，学幼教的汤同学说上学期就参加了两次讲座，都是因为可以签名加素质分，而素质分用作何用，她表示也不是很清楚，“大概和评奖评优有关吧，虽然讲座挺没劲的，但反正也不费力气就可以加分，何乐而不为呢?”至于讲座内容是什么，“这个真不记得了。” 另外上海海关大学赵同学也告诉笔者他们学校很多讲座硬性规定要参加的，没有加分，但是会点名扣分。

讲座历来以灵活性闻名，是大学精神寄寓之所在，然而许多时候主办方为了“场面好看”让学生化身 “填坑萝卜”，这种人为的举措却似强人所难。

讲座历来以灵活性闻名，是大学精神寄寓之所在，然而许多时候主办方为了“场面好看”让学生化身“填坑萝卜”，这种人为的举措却似强人所难。

记得寒假在人人上看到这么一条状态：“突然想到人家复旦大学的学生，下午课上完了没事做，漫步到3108，坐在后排静静地听完一场讲座，回去后如常洗洗睡了，这才叫大学生活啊。”不少校友转发并且带着明显的优越感地辩解道：漫步到3108恐怕只能是在窗外三层之外听讲座了。那么，我们在复旦听讲座真实图景，与这两者的差距又有多大呢？

封面故事

校园时评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诺瓦

既然根植于学生大众之间，必然就接受着老大哥的叮嘱和关照，任何

一种校园文化的发展总是紧跟时代或者说由当下孕育出来的，所谓的限制和不能逾矩，我们在无奈之余也只有妥协的命运。如今的校园讲座，都是在开学初经过申报团委，在得到批准之后举办的。大众型的讲座受其普及程度的限制以及学生的需求，总是希望能够贴近生活针砭时事。但是所谓的时效性也会受到审查的，真正意义上的针砭时弊总是要打折扣的。胡志

校园时评

辉老师就曾经想举办一场关于重庆事件的讲座，结果在申报的过程中被毙了。

其实，我们不缺少研究透彻且乐于施讲的学者，有时缺少的是一种包容的土壤。从讲座的组织形式上来说，如今的系列讲座基本上是从下而上型的，即学生会担任着枢纽的工作，寻找和确立讲者、安排场地、组织学生。这种上门式的方式会带来什么结果呢？想要取得轰动的效应，教授的名气必须要大，这似乎成了某种共识。有威望的教授们于百忙之中接下学生会的邀请，可事实上在讲座内容的准备上往往实在无分身之术，因此出现将课程内容照搬到讲座中的现象也不足为奇。笔者就在好几门课的导言课上惊呼，咦这不是xx年xx月xx日于xx地所听到的一场讲座吗？！因为一场讲座以其大众化的受众群体为目标，所以其成功与否的标准已经逐渐地以上座率是否高、场面是否火爆来衡量了。地上坐满了人，还不够？最好里三层外三层站都满了人！之前就已说过，复旦绝不缺少有学识且乐于施讲的教授，但如今组织模式的局限把讲座框定住了。教与学本身就是相长的，何以一味地追求讲座的轰轰烈烈呢？系列讲座不该成为朝圣的天堂，而是学术真正得以自由流通的平台。

其实，我们不缺少土壤所需要的学识养分，缺少的是引入养分的智慧渠道。再然，于我们学生而言，对于各种讲座，总是拥有一批讲座爱好者，他们不在乎讲座的主题形式内容，他们秉着多见多闻的心态辗转于各式讲座之间，这当然也是一种学习的模式，本身无可厚非。但在讲究时刻共享的当下，讲座是否会因此放大了群体中的从众盲目性和炫耀心理呢？在某次骆玉明和郭建教授讲座的提问环节，有人问老师自己应该怎样成功度过大学四年，某次张隆溪先生的讲座上有同学询问老先生如何考GRE作文，这样啼笑皆非的例子并不少见。又或者，某一个公知和社会名人的讲座一开始，人人微博上便充斥着照片状态的分享，在社交网络的强大冲击下，讲座似乎要布上电影的后尘，成为下一个被碎片化的传播方式。复旦学子是好学的，我们对于讲座的热情是保障这一校园文化得以传承发展的基石，但复旦学子无疑又是极易容易受到社会习气影响和感染的。虽则讲座讲求的是人人参与式的普及化，但它不该成为类似于追逐偶像般的情感宣泄。

其实，我们不缺少根植于土壤的优秀种子，缺少的是平静安和的环境。

校园时评

如今的某种趋势是，教授神圣化、公知偶像化、讲座形式化。这是一个去权威化和谣言遍地的时代，讲座需要承担起部分权威建立和普及常识的职责，复旦的校园讲座文化如何得以生存并且健康地发展壮大，这不仅仅需要组织者、学者，更值得我们每一个复旦学子思考的问题。

或许，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写到的那样：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我们现在，也面对着同样的窘境：

这是信息膨胀的时代，这是信息虚无的时代；这是学知的年头，这是娱乐的年头；这是追求的时期，这是固步自封的时期；这是神圣的季节，这是大众的季节；这是众声喧哗的春天，这是死寂一般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信息需求的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校园时评

关注复旦教学现状 ——由教师职称评审机制改革引发的思考天中君

前不久，《复旦》新编第910期头版头条刊文《评教授将重“代表

作”轻“数论文” 优秀人才“代表作”机制今年有望全校推广》。此机制鼓励慢工出细活，无疑将更加合理地评估教师的学术水平。仔细审视这一举措，教师职称评审机制中学术水平的评价标准已经有了很大改进，但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这次改革中教学水平这一标准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教授职称评审应该有异于研究员。教师固然需要搞好科研，毕竟精湛的学术水平有助于教学实践，但我们不能忘记教师的本职工

校园时评

作还是教学。教师当以教学为主，科研为辅。如果本末倒置，便成了研究者，岂非挂羊头卖狗肉？中国高校长期以来重科研轻教学的体制严重影响了大学的教学功能。 2011年11月22日，复旦举行了二十年来首届青年教师教学大赛。《复旦青年》第247期曾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我们看到许多青年教师还是很珍视自己的本职工作的，他们重教学、重备课、爱学生，普遍认为大学里教书育人是第一位的。但此次教学大赛也反映出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的不扎实。上课经验不足、板书软肋、知识背景缺陷是最令评委担忧的几处硬伤。去年教师节前，复旦举行了青年教师恳谈会。会上教师代表谈了自己的教学心得与困惑，有很多教师提到教学与科研。上海医学院向阳老师指出：“医学教学，尤其是临床教学在当前受到很大冲击，热心教学的临床医生并不多见。这不能全怪老师，临床工作那么繁忙，科研压力有又那么大，时间全被挤掉了。”国务学院陈周旺老师谈到自己的教学疑惑时说： “我觉得教学和科研是两个毫不相关的领域，没办法相互促进。不是说科研好了，教学就一定好。”许多老师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公卫学院陈英耀老师说：“我们非常期望有一个教师综合评价体系，能有效地平衡教学和科研在其中的权重，相信这会对教师起到很好的导向作用。”信息学院的蒋玉龙老师建议在教学方面设立与科研同质同量的奖励。（详见《复旦》新编第887期）。

“复旦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一流的科研固然需要，一流的教学更为必要，只有教学达到一流水平，发展的步伐才能更为有力。”

杨校长在会上号召广大教师安心教学、潜心育人。言下之意，似乎教师们的心并未安下来、潜进去。如何才能使教师们真正地安心教学、潜心育人，从而提升广大教师的教书育人水平，这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可能教师本人也要好好反思一下自己，但改变当下职称评审体系对教学水平的实际上的不重视这一现状显得尤为关键。

恳谈会上数学学院谢启鸿老师的话很是中肯：“复旦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一流的科研固然需要，一流的教学更为必要，只有教学达到一流水平，发展的步伐才能更为有力。”

校园时评

车轮滚滚，驶向何方？愤怒的胡萝卜

万众瞩目之下，3D版《泰坦尼克号》终于在中国大陆上映，不过最近

在网络上激起巨大反响的不仅是重温十多年前的浪漫爱情，还有广电总局一声令下，删减了片中露丝的裸戏，而15年前可是将这两秒钟的裸戏完整地呈现在了观众面前。讽刺的是，去年此部3D《泰坦尼克号》预告片发布时，卡梅隆还保证影片“一刀未剪”。看来，卡梅隆虽能征服马里亚纳海沟，却撼动不了广电总局的剪刀手。15年前去观影的人们，多已成家生子，若是他们再回影 17

校园时评

院重温当年，看到唯美经典的片段竟被删减，不知作何感想。不禁让人感叹：为何在21世纪的今天，对于文化的宽容度反而在倒退？又在前不久，各大门户网站、微博亦闹得满城风雨。官方称原因是微博上谣言盛行，故而在3月31日到4月3日期间暂时关闭评论功能。这一举措实在不妥，甚至可说是某种意义上言论自由的倒退。对于传出的关于首都的谣言，有关部门不采取积极主动的对此进行辟谣澄清（《人民日报》对此事发表评论还是在一周以后），却着重批评起各大网站监管不力。而各类报刊杂志上也无一则针对这项“禁止评论”的反对声音，舆论如此不公，公民信息自由的水平似乎退回到了三十年前。马克思提出，报刊应给予社会民众消息自由以及观点自由的市场。或许是因为现代网络科技发展过于迅猛，以致政府缺乏及时有效的应对手段；或许是由于部分民众存在素质问题而轻信甚至乱传谣言，但这些都不应该成为政府部门“一刀切”的理由。而就政府针对网络言论问题采取过的措施而言，无论是微博实名制还是这次的禁止评论，都有其不当之处。实名制在尚未能保证用户私人信息不被泄露的前提下推出，略显急躁；而此次“禁止评论”则更甚。毕竟政府应该保证民众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其职责是引导监控，而非监“禁”。当谣言发生了，政府应该做的是用事实即时辟谣澄清，并藉此加强民众教育，以期降低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的可能性。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况且又是在当今这个网络科技主导的世界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中国的崛起与发展令世界瞩目。但希望在如今的中国，快速增长的还有最基本的公民的文化娱乐水平以及言论自由度，而不仅仅是物价而已。

林一专栏自深深處——在島嶼生活算到新一期浪潮出版，來台已經兩個月又四天。想好了這個學期來台交流，要好好體驗，好好寫作，甚至在混亂的第一個星期裡還忙裡偷閒地想好了專欄的名稱：自深深處——在島嶼生活。前者是王爾德寫給同性戀人道格拉斯的一封長信的中譯名，是我看過的諸多翻譯中最好的：中國古典文化中疊詞的使用，好像一陣若有若無的山間清風，把這一段忌諱又熱烈的感情，從時光的黑洞中一點點吹進人旁。而後者則是借用了文學大師電影系列《他們在島嶼寫作》的名字，這套由六部紀錄片加電影手劄組成的作品是我在臺北的第一筆“巨額消費”。人年輕的時候，邁出最多的就是開頭的第一步。之後的路程，有些人發現景不稱心，有些人發現路不稱腳，既定的前路沒開始那麼有新鮮勁了，索性換個方向邁出另一個第一步。這難題，不光是一個寫作者需要面對的。懶惰、獵奇大抵是人都有的天性。作為一個寫作的人，更加難解的，是現在的自己與未來的自己間的衝突。寫這篇文章前，大約已有三四篇各式的文章，現在拿出來看，卻像另一個人寫的。很可能在下期浪潮中，你就會看到完全不同的論調和感觸。但至少在當下，這些確實是我內心所想。

“中國，我的鑰匙丟了” 初來兩個月之後再看初來台灣的自己，我必須承認，對這裡，我是帶有隱隱的“敵意”的，起碼，是帶了顆找茬挑剔的心。來之前看過太多文章讚頌這裡對傳統文化的延續和繼承，表揚這裡的人們素質高修養好，社會文明有序。潛臺詞就是表達對海峽這岸的我們失望與批評之情。失望與批評倒也還好，令人難忍的是其中的絕望情緒。所以，每天走在路上，穿梭在城市中，就像帶了探測器一樣，不放過

林一专栏一點點細節：過馬路，機車飛馳而過，速度驚人，在拐彎時也並沒有特別表現出讓人的禮數；台灣的青年一樣是電腦、手機的一代，一樣上社交網絡，一樣遊戲人生，對詩詞歌賦、歷史傳統的瞭解，也沒有一些文章裡講的那麼熟悉和精通；繁體字的使用並沒有讓大部份年輕人的趴趴字看上去更有書法韻味；“悲情城市”的咖啡館也有張貼滿小廣告的角落，“海角七號”的碧海也會在某處漂浮著黑色泡沫和塑膠瓶。總結起來，這是一個一眼看上去處於一流發達城市下位的現代都市，這是一個經歷著經濟、人與自然鬥爭的人類社群，如果拿這的一張非地標照片刊登在雜誌上，如果沒有說明，就可能被誤認為是在美國、歐洲、日本等等任何一國的某個城市。更讓我不太喜歡的是這座城市的過於安逸：處處都洋溢著幼稚園的單純氣息。政府機關和“國家”圖書館的提示都是手繪的兒童畫。貼於各化粧室的標語措辭多是：各位人美心更美的氣質美女，紙簍只對衛生紙和衛生棉有愛喲，請不要讓它們走錯家。而元宵節，在動畫和海報中，臺北市長被畫成動漫人物，並和一隻小龍拉拉扯扯搖頭晃腦祝全市人民佳節愉快，這一場景更是“溫情”出現在這座城市的每個角落。

半月來台的半個月後，我前所未有地想念上海，那是一座一睜開眼就有火紅的朝陽在眼前閃閃發亮的城市。有這樣想法的不單單我一個人，那段時間裡，身邊的大陸學生都特別團結。聚在一起，最開始都小心翼翼地講著最近又吃了什麼美食看了什麼美景，到後來就抱著一種“同仇敵愾”的心境講到對海峽那邊的想念。一人講到：誠然，在大陸的一線城市，不會隨時都有人想要幫助你，但那是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追求，沒有人閑到關注周邊是不是有人需要幫忙，但如果你提出請求，一定可以獲得高效熱情的幫助。雖然節奏快、步伐快，但那是內心和生活的充實，雖然有疲憊、有壓力，但那是夢想和希望的重量。其他眾人聽著都默默地用力點頭。現在想想，這是怎樣的一種情緒，就像被情人發現躺在另一個異性的床上，即使穿著衣裳，第一反應也是要做一番單純而拙劣的辯駁與維護，縱然身旁人有千般好，因為自己良心上隱隱的辜負，原配的優點就讓人偏執地記起了。這樣的話，像是一種自我肯定、一種自我確定，但越說越只剩下這段話而已。曾經是先有答案，現在是只剩答案。

林一专栏一個月來台一個月，朋友從大陸來臺灣參加活動，約在總統府前見面。前面說過的話已成為一段咒語，自己就冒了出來，理直氣壯。朋友聽後，打破困擾我的魔咒，只說了五個字：溫良恭儉讓。 “夫子温良恭简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春秋•鲁•孔丘《论语•学而》這五個字，本身就是“溫良恭儉讓”的，讓人氣勢上的對立陡然化解。拋去了道德制高點、文化制高點的爭奪，生活輕鬆了很多。一樣是觀察，一樣是體悟，少了些刻意的糾纏，便發現了這個城市細節之處的動人。公共場所的化粧室，兒童畫風格的提示語下，總有一盒白淨的衛生紙和一個緊急按鈕。捷運站等車區，總有一些區域貼有“夜間婦女候車區”的提示語，頭頂便有明亮的燈光和多角度的監控鏡頭。扶梯的上下段，都有一個緊急停止的按鈕，按下的瞬間，運行的扶梯便會停止傳動。這些公共設施的細節之處，體現不了經濟的發達、公共預算的富足，甚至可能會被匆匆而過的人忽略。畢竟意外的發生幾率不多，但這看似無用的細節恰恰體現了一個社會對人的關懷與尊重。台灣的公交車採用分段刷卡的方式，車門上方有滾動字幕提示，有時上車刷卡，司機會道一聲謝謝，下車再刷卡，又“領到”一聲謝謝。售貨員和顧客，司機和乘客，提供服務幫助者與被提供服務幫助者，每個人都在互道“謝謝”。謝謝在這裡成為一句最常見的語言，使用的範圍和含義不得不說要多於我們在大陸既有的認識。我們習慣於將服務看做一次與金錢的交易，兩兩結清各取所得便成功圓滿，自然不需要多一句“謝謝”。但這種經濟上理性人的思考方式卻並不是中華文明的所結之果，人與人互相幫助互相扶持的人情味才是華人世界中社會湧動的血脈。

林一专栏兩個月這兩個月來，從臺北101大樓旁用來參觀的眷村，到順著龍應台書中的大江大海，我走遍了臺北儼然地圖一般的“武昌路”“太原街”“重慶路”“桂林街”等等等等。之後我又走向島嶼之南，向著台南、高雄一直到最南端的墾丁，感受著越來越熱帶的氣候，越來越低的物價，和越來越淳樸的民風。一路上，搭了許多次順風車，得到了很多小折扣，接受了很多小禮物，當然更多的是收穫了很多故事。從他們不經意的用詞中，我也越來越讀懂了他們對於自身認定的困惑：“島、省、國”，“日本、中國、台灣”。但是一些已然成為事實的現狀比如國民教育，比如政治認同，比如社會建構，這些就讓我有些不知所措。普通的台灣民眾總是刻意地避免與我們談到有關兩岸關係的話題，連用詞也都小心翼翼。那份刻意的用心，常常讓我不忍詢問更多。一位台灣的老師倒是曾經在課堂上觀點鮮明地講到：文化與政治是兩個問題，文化上的認同與接受並不代表政治上非要一家。一同來台交流的朋友講到：曾經以為贊成台獨的都是瘋子，現在覺得裏面有些人是真正思考過，非常理性的，我們雖然彼此政治觀點不同，但都尊重對方，而且非常願意彼此瞭解和溝通。大陸人的身份，常常比真正的外國人更加尷尬。在高雄，朋友把手機丟在了出粗車上，是司機打電話到訂車中心要到了我們的聯繫方式，手機失而複得。在車上，司機推薦給我們車裡正在播放的日語歌，他說：我老婆是大陸人，嫁了20多年了，當年我去大陸旅遊的時候認識她的。在台南，民宿的老闆說今年他要帶著小兒子陪自己的父親回大陸省親，他熱情地指點我們省錢的遊覽路線，然後興高采烈的回到他的小小天地裡給客人們煮咖啡去了。在臺北，一次活動中，很榮幸的見到了與宋楚瑜等人並稱台灣四公子的錢複先生。一位在美國讀書的學生問起先生對於大陸“茉莉花”事件是否有所耳聞，先生用一口標準的北京普通話說：“恩，聽說過，但最後還沒開始就失敗了，這是必然，這事情在西方要比大陸自己內部受矚目更多。事後很多外媒又反過來說中國經濟發展好，沒有革命的土壤，但他們只說對一點，更重要的一點，他們是外國人，他們不知道。中國不會革命，最根本的還是因為一種民族精神，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有這麼強大的民族精

林一专栏神和認同感，不管平時是褒是貶甚至是漠不關心，但你問他們，他們都打心底裡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如果沒有這種民族性，這麼大的中國，經歷了這麼多是是非非，早就垮了，早就散了。如果沒有這種民族性，無論結果是好是壞，也許兩岸問題也早就解決了。”錢複先生的父親曾經是台大的校長，而他自己，更是蔣經國的翻譯官，李登輝的外交官，馬英九尊敬的前輩顧問。他一路經歷了這些年來兩岸與世界的眾多重大事件，當他講起這些時，語言上明顯激動了，但他內心所湧動的，也許只有他們這輩“外省人”才能懂吧。幾年前，讀到梁小斌的詩《中國，我的鑰匙丟了》，略有觸動，而今讀來，又有另一番感悟：我的钥匙啊你躺在哪里? 我想风雨腐蚀了你你已经锈迹斑斑了不，我不那样认为我要顽强地寻找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太阳啊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 愿你的光芒为它热烈地照耀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那一丢失了的我都在认真思考。

林一 2012/4/15 於臺北

言者无缰

《魏晋南北朝生存手册》之博弈第四王点点

诸位看官，手册君经历期末涅槃，再度回归。今日奉献：博弈第四。

魏晋之前，孔子对其子孙说：“那些爱玩博戏的人啊，容易走上歪道儿。”（《孔子家语》：君子不博，为其兼行恶道故也。）又对他的弟子说：“那些爱赌博下棋的人啊，只比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好一点点而已。”（《论语》：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难矣乎，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魏晋之后，颜之推对后人说：“围棋高雅，可不能贪玩哦！”（《颜氏家训》：围棋有手谈，有坐隐之目，颇为雅戏。但令人耽愦，废丧时多，不可常也。）正如上世纪二十年代沪上洋场没有不懂麻将的玩家、这个世纪投资业没有不看股市的行家一样，如果你身处魏晋时期，如果你想接近士大夫阶层，必不可不去博弈场上一展才华。因为这不仅是士大夫阶层所热衷的游戏，而且是拼智力、比才华、秀雅量、显人缘的生死场。试问博弈场上得

言者无缰意，仕途官场又怎会萧条？其实博弈二字包含了两种智力游戏。一是博戏，也即樗博，是从北方游牧民族传入的热门赌博游戏；二是弈棋，也即围棋，是一种在魏晋时期广泛普及于无所事事的士大夫阶层的传统棋类项目，通常被看作士大夫们优雅而精致生活的一部分。当然，要学会博和弈两大生存技能，首先要精通《世说新语》这一士大夫百科全书。手册君今日特为您整理出精华部分并为您讲述其要领所。《世说新语》中的博弈部分明显不如琴棋书画饮酒清谈那么多，毕竟游戏只是士大夫的消遣项目而已，如果倾覆太多时间于其上，名士形象恐怕就难保了，故每处都点到即止，言外有意。樗博共6处，方正、认鉴、忿狷、尤悔各1处，任诞两条。围棋共7处，方正、排调各1处，巧艺2处，雅量3处。先进入围棋部分。“羊长和博学工书，能骑射，善围棋。诸羊后多知书，而射弈余艺莫逮。”（《巧艺》 5）这一处虽然没有太大信息量，却暗示了当时围棋的地位之高，已与“射”、“御”、“书”之六艺并驾齐驱，俨然进入了士大夫的必修科目。所以身处魏晋，我们首先在思想上要重视围棋，它不仅是游戏更是技能，棋艺好坏将纳入衡量一个人才能高低的标准之一。我们来看时人对围棋的认识与评价。“王中郎以围棋是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巧艺》10）王坦之以之为坐隐——无须冥想便能进入超越精神的层面；支道林以之为手谈——棋逢对手，一盘好棋胜过一场清谈。显然，围棋被名士们高举到了艺术和精神地位，这更加抬升了围棋作为阳春白雪之高雅境界。一旦如此，更不可亵玩围棋了。套一句歌德的话：“下一场好棋，就是与一个高尚的人谈话。” 譬如，五品的中老年棋手大丞相王导与一品的少年棋王江仆射下棋，后者显然技胜一筹。由此王导判定：“ 此年少，非唯围棋见胜。”（《方正》42）可见如果你的棋艺好将会有助于你的仕途和社会地位。所谓棋如其人，字如其人，文如其人，皆是此理。若你可以下赢一个棋比你差但权位比你高的人，如果他没有因为你的超越而耿耿于怀，那么他必将会对你刮目相看。对一个有志青年来说，在一个作了奇文《三都赋》还须名人皇甫谧作序方能铭传于世的魏晋时期，这绝对是一件好事。若你的棋艺尚未修炼到家，怎么办？世说告诉你，没有好棋艺，咱们还有好棋品啊。万事德先于才，宠辱不惊，胜败坦然的表现往往能为你赢得很大的气场和群众的好评。因为在那个时代，围棋除却游戏功能，更经常是检验士大夫雅量的温度计。譬如阮籍“母将死，与人围棋如故，对者求止，籍不肯，留与决赌”，

言者无缰而后“饮酒三斗，举声一号，呕血数升，废顿久之”（《任诞》刘注引邓粲《晋纪》）；有顾雍自知丧子，“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坚持把棋下完（《雅量》1）；又有谢安与人下棋，其间淮上信至，知“小儿辈大破贼”而“意色举止不异平常”（《雅量》35）；又有裴遐光顾下棋忘了饮酒被人拉下座位，依然“举止如常，颜色不变，复戏如故”。一句“直是暗当故耳。”尽显从容雅量的翩翩君子之风。如此一来，胜负无关紧要，关键在气场。对于名士和政治家来说，下棋变成了一种优雅的姿态—— 遇到任何情况都要坚持下完整盘棋。围棋也因此被赋予更多作秀的政治意义。关于雅量的政治姿态，《淡定第二》中已说，此处不再多口舌。再来看樗博界风云。因该游戏传自北方游牧民族，又与金钱挂钩，不如围棋的稳坐泰山与云淡风轻，难免有些惊心动魄之意。东汉有个叫马融的人专门写过一篇《樗蒲赋》。我们可以从中窥到古代赌博界的景象：“见利电发，纷纶滂沸。精诚一叫，入卢九雉。磊落踸踔，并来猥至。先名所射，应声粉溃。胜贵欢悦，负者沉悴。” 这种赌博场面非大赢即大输，前一刻山穷水尽也有可能下一刻翻盘暴富，给人的心理压力极大，故一刻不能掉以轻心。看来当今股市正是继承了这样一种“赢得你都搬不动，输得你都站不起”的雾里看花特点。正因游戏强大的战斗力和不稳定性，时人长以之为军事和政治上的比喻。有一次王敦问：“诸周由来未有作三公者。”有人答：“唯周侯邑五马领头而不克。”（《世说新语•尤悔》8）此处正是以樗博为比喻，说明周凯的功败垂成，不免可惜，引来大将军潸然泪下。所谓千金散尽还复来，如果你有足够的魄力和勇气，那么在樗博业上绝对是天生你才必有用了。譬如魏晋樗博界的风云人物袁躭。如《世说新语 •任诞》34：宣武少家贫，戏大输，债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陈郡袁耽，俊迈多能。宣武欲求救于耽。耽方居艰，恐致疑，试以告焉，应声便许，略无嫌吝。遂变服怀布帽随温去，与债主戏。耽素有艺名，债主就局曰：“汝故当不办袁彦道邪？”遂共戏。十万一掷，直上百万数。投马绝叫，傍若无人，探布帽对人曰：“汝意识袁彦道不？” 正如手册君之前所言，博弈游戏果然是显人缘的生死场。前有桓温欠债靠高手袁躭妙手回春还清债务，后有庾亮多次借钱资助温峤东山再起。（温太真位未高时，屡与扬州、淮中估客樗蒲，与辄不竞。尝一过，大输物，戏屈，无因得反。与庾亮善，于舫中大唤亮曰：“卿可赎我！”庾即送直，然后得还。经此数四。《世说新语•任诞》）一句卿可赎我，饱含朋友情谊，也想起了在遥远的德意志，那个慷慨的恩格斯和他伟大的好朋友马克思。可如今在这个不温不火的社会中，何来这样不分你我的挚友啊，手册君不免为之涕泪！

言者无缰樗博和围棋一样，最忌讳心焦气躁，这一点连樗博霸王袁躭也不能幸免。当屡败屡战的温太真与袁躭樗博，高下一看便明了。袁的骰子质量不好，便怒而掷之。温太真说：“见袁生迁怒，知颜子为贵。” （《世说新语•忿狷》4）颜回之不迁怒不贰过不仅在学习上，在赌博中也是第一信条啊。这时不免让人又想起神态自若的谢安来。樗博不像围棋那么高雅，不是每个士大夫都能玩的，必须有赢得起输得起的王者气魄，绝非软弱书生可以承受的，当然也吸引了许多有冒险精神和竞争意识的政治弄潮儿争相尝试。樗博不仅仅是游戏，更能显现一个人的政治手腕和气魄。是不是英雄，什么样的处事原则，拿到樗博场上一试便知。桓温做事向来谨慎，没有万分把握绝不敢贸然尝试，凡出手必是胜券在握，这一点善于察言观色的人都能从他的樗博技巧中窥探出来。不信请看：桓公将伐蜀，在事诸贤，咸以李势在蜀既久，承藉累叶，且形据上流，三峡未易可克。唯刘尹云：“伊必能克蜀。观其蒲博，不必得则不为。”（《世说新语•识鉴》20）拼智力，比才华，秀雅量，显人缘。显然，博弈二界像是一个微型的政治试验场，只有有胆识、有定力、内外兼修之人才能玩好博弈二戏，也唯有此种人能在混乱的魏晋政坛叱咤风云。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博弈还只是无聊生活中的消遣而已。然而身处魏晋，对博弈须有两点注意。一是切不可当真。韦曜在《博弈论》中说：“当世之人多不务正业，好玩博弈，费事弃业，废寝忘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者……”说到底博弈只是两种游戏，企图借博弈技巧投机取巧、提升地位是绝对不可行的，过度沉湎于纯粹的游戏赌博中亦没有意思。二是博弈本是一种士大夫阶层消遣物，流行范围亦多不出士族阶层，在那样的时代里，唯有生活优越悠闲的士族才有闲暇玩耍啊！如果你尚未温饱，或者与士族阶层相距太远，切不要对此趋之若鹜，这是项标准的贵族游戏。

至此为止，手册君一共推出了四篇生存指南，介绍了四项生存技能，出位第一，淡定第二，动情第三，博弈第四，希望对各位在魏晋南北朝的摸爬滚打有所启示与帮助，若您想在士大夫群体中如鱼得水，在官场平步青云，还得继续苦心钻研百科全书《世说新语》，祝您穿越顺利！如果您选择留在现代生活，那么也请记住，魏晋风骨始终值得追随，不管身处哪个朝代，我们都要努力做一个能动能静、任情而动、从容不迫、不失本色的人。

言者无缰

牙痛与Mushroom Lavenda

牙痛，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痛起来的时候，疯了一样，习惯性地给朋友发抱怨短信，虽然会收到各式各样的回复，但似乎除了给话费单添上一笔之外，并没有发挥什么其他功效。而一件事情被反复念叨之后，就渐渐连谈资也不适合充当了。牙齿还是时不时地会痛。想找点事情来分散注意力，于是抽出一支笔想随便写点什么，发泄也好。头一歪恰好瞥到笔壳上印着的字“mushroom forest”，一个很冷的笑话一下子跳进了脑子： “有一个精神病患者，总是撑着黑伞蹲坐在树下，一动不动。医师几经辅导，都不知其为什么这么做。一天中午，医师也拿了黑伞，蹲坐在该病患身边。然而过了好几个小时，病患仍是不动。再过了半个钟头，病患转过头来，对那个医师说：‘你也是一只蘑菇吗？’” 该是很久之前听过的罢，并不太好笑，却是时常想起。而在这个牙痛难以排解的当儿，却莫名地觉得有了那么点哲理的意味。即使可以在表象上制造出相似乃至一致性，可说到底你还是不懂一只“蘑菇”的心情。牙痛的时候觉得自己就是那只“蘑菇”。没有牙痛过的人，怎么能理解“牙痛不是病，痛起来真要命”的真谛呢，怎么能知道那种恨不得乱摔东西的抓狂呢，又怎么能明白怕极了牙防所的工具，却还是执意要把智齿拔掉的心

言者无缰情呢？自然，也不是每个人都会知道在小手术台上拔完智齿出来脸颊上留的泪到底是因了怎样的痛楚。但谁也怪不得。要想完全了解另一个人所感受到的，这一愿望本身就是一种超越人类体验限度的奢求。所以牙痛的抱怨，除去牢骚和倾诉所带有的发泄性质以外，希冀得到别人的理解实在太过困难。而一个没有恋爱到刻骨铭心过的自己，对他人分手时的消沉也是连评论的资格都没有，甚至一句“没什么大不了”的安慰都显得做作。一辈子里，大抵每个人都有机会做回“蘑菇”，不被理解的“蘑菇”。只不过，太过偏执的，便很有可能成了冷笑话里的角色，被隔离到为常人所鄙夷的精神病院里。所以，是不是该替梵高庆幸，能够在割掉耳朵的癫狂里依旧继续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被束缚到世俗所建起的牢笼之中。或许，疯狂只是一种不被理解时的自我保护状态；“Madness is sometimes a sane reaction to an insane world. ” 所以，经年之后Don Mclean唱起<Vincent>的时候，歌词才会是令人讶异的模样：“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And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and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是呵，在这个梵高的画作已被摆正乃至尊奉的时代里，也少有人会愿意把他的癫狂当作 “sanity”。然而虽然跨越了那么漫漫的时间长度，这一个词一首歌，还是多少让梵高不再是一只孤独的“蘑菇”，即便他不会知晓。倒也不是希望把自己封闭成癫狂的状态，只是长大的过程，让自己越来越懂得，有些话——譬如一句“我懂你”——并不是那么随便可以听到的；至少在真正意义上的相互懂得，很难抵达。而大概懂得这一点的人，大多不会再奢望用表达来让别人完全理解自己所看到的世界。渴求表达的时候，语言总还是太苍白了，不是么？常常会去旁听张勇老师的中西美术课，每每谈起某件艺术品，他总会用出各种奇怪的词语，很用劲很用劲地企图表达清楚那一种审美感受；然而结果往往是徒劳，依旧是说不清道不明，依旧是讲台下木然的听众。可是，那真诚的神情分明是在说，多想说明白那种感受好让你懂。或许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你拽到那雕像或是画作面前，告诉你“That’s it !” 即使你依旧是无法与我有一样的感受，而我还是只能做一只“蘑菇”，但这已是我所能做的最大努力了，也便够了。艺术就是如此吧。而生活，又何尝不是呢？生活会是一个“mushroom forest”，即使很长很长时间里你都并不孤单，身边总是满满挨着自己的同类；然而你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你却依旧是一只孤独的“蘑菇”，一只不被理解的“蘑菇”。久了，你便明白了，原来别人看到的世界不是自己看到的那般模样。

言者无缰

真正的自由是什么？飞石头

马尔库塞认为，人们的需要除生物性的需求之外都是社会创造的“虚

假”的需要，通过这种“虚假”的需要，人们屈服于社会并且即使发挥了最大程度的自由，仍然是不自由的（马尔库塞因此认为极权主义与非极权主义本质是相同的），即人在社会允许的范围之内拥有言论自由。事实上我们的“自由权”更应该高于社会，意谓在社会之外。在我看来，拥有这种“马尔库塞式自由”的恐怕只有婴儿和老人，这两者同时都有严格的年龄上的限制。婴儿在未通人语之前是绝对自由的，因为其本身有自成一体的语言体系（有相关研究表明），未经处事的眼光是未经教化的，看待世界有自己的体系，但同时这是不可言的——因为我们毕竟听不懂婴儿的话语。而老人通常是指年过耄耋的老者或垂死者，那一刻进入超脱出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有人临死时说“我的戏演完了”，也正是他思想的开始，自由的开始，当然这并不代表着“死即自由”，并且这同样是不可语的，老人往往懒得去说而沉溺于思想中，垂死者则没有那种机会。那么我们不能去问老人么？不能。一方面老人经过社会的洗练

言者无缰养成了绝对的服从，尽管脑中抱有怀疑的思想却是不敢说的，当说出的时候他的一生就会失去其意义，另一方面遇到下一代或者亲友时，老人从冥想状态重新进入社会规则，这个时候让他阐述孤独的思想，无疑让他恐惧而不安，一时间甚至无法记起，仿佛只是模糊的感觉，因此我认为老人是 “超越性的理性”的最大限度持有者，也是“清晰度”最低者，其对思想的表达恐怕由于情绪与年老的影响难以连贯并达到发人深省的作用。而大多数的人，从统计学的意义上，是处于社会的环中的，这让我们不得不生存在社会、文化多种实体化的概念之中并因此丧失反思本能，又或者只能无力地进行挣扎，因为脱离社会意味着丧失享受，这是物质上的局限，也是因为脱离社会成为孤立个体之后，思想也就得不到传播，因此回报给人本身的清醒智慧的是完全的孤独，这是常人难以忍受的，乃至是任何社会性动物难以忍受的（其中当然有例外如梭罗等人享受孤独以及和大自然的融合，但是很少）。因此，最后结合大多数人的现状看来，我们是不得不接受“界内的自由”的，从而丹尔斯•托马森的思考得到了绝对的合理性：如果一种自由是被免除了幸福的自由，那么这种自由就是傲慢自大，就是那不幸的俘虏。而一旦我们的幸福与他人有关，我们的自由就有了上限，我们所得到的最大限度的幸福是物质的、情感的、技术的，是社会对我们以“接受”作为代价的献祭的慷慨反馈。一个人但凡学会了语言，就逃不开人类社会，他所得到的思想，所用的表达方式，无一不是社会与文化所给予的，这是语言和知识在我看来更接近于烙印的原因本身，也是逻辑线索的体现。学会语言——得到烙印——融入社会一个声称自己不受社会控制的人本质上是可笑的，因为他的语言就是受控的体现，一个人没有属于自己的表现方式又怎么能说是完全孤立的呢？而一个人完全孤立的时候他人又如何去理解呢？因此我们所谓“自由”选择实则仅有唯一的选项，哪怕它是物质并乏味的，它仍然为我们带来饮鸩止渴一般的满足。只有在物质需求得到完全满足之后人的反思本能才会觉醒，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无疑这是必将会到来的。

言者无缰

咫尺天涯考拉先生 1

二月末的武汉，午夜时分。我身后是夜幕下依然威仪尽显的豪华酒

店，面前是长江。此时江上早就没有船舶往来，江风裹挟着寒意，倒吹走了几分困倦。但也恰恰因为这不适时的清醒，夜晚显得更加难熬。十个小时以前，还在上海的我拿起背包，决定独自走一趟武汉——我最爱的一支乐队即将在晚些时候到达那里。他们的告别巡回演出即将在第二天上演，那个时候我已经会回到上海。在等地铁的过程中，我一遍又一遍地模拟将会在武汉发生的所有事——这是注定一无所获的旅程，但是就是有个声音在说：“要去，要去……” 时间再往回倒一天，我从虹桥机场踏上返回学校的地铁，他们刚刚飞离上海前往深圳，武汉的前一站。本应由前一夜演唱会上的疯狂和在宾馆门口彻夜守候带来的筋疲力尽被清晨最终拿到签名以及一段简短的谈话带来的兴奋彻底冲走，很难相信这一切已近完结。挂着黑眼圈没有意识地胡乱切着水果，脑子里都是过去不到一天里发生的所有奇迹。我得承认我的贪婪：刚刚喜欢上这支乐队的时候，我想要能买到一张专辑；买到一张之后，就想要收藏所有的CD；当所有的CD到手之后，开始

言者无缰畅想能够有听现场的机会，却错过了全部两次机会；就在以为毫无希望的时候，得知告别巡回演唱会的地点里中国在列，毫不犹豫地买了票；真正亲临现场之后，就想要近距离的接触；当这也神奇的发生了，还想要更多却不知道那是什么的时候，就只能不惜一切往前走……

2 酒店的住客名单里并没有我。我只是隐约期待着他们能够下来夜生活，这样大概就又能说上几句话。但是我知道这并不可能，酒店足够奢华，可以解决一切正常的需求——不正常的可以一并解决也说不定。其实就算出来又能怎样呢，天知道能说些什么。我踱到酒店门口，保安问我要不要进去坐一会儿。对于一个歌迷来说，这实在是难得的款待。这是只有在这个时间，只有在酒店门口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才会有的款待。但不知怎地，我回绝了他：“抱歉，我不是歌迷，只是在等人，谢谢。”然后快速穿过马路，走回江堤，再次被笼罩在水奔流的声音中。这是奇妙的感觉，身后宽阔的马路上几乎没有车驶过，在后面的酒店只自顾自地无声炫耀着外壁上与内里相比毫不示弱的灯饰，也没有行人，只有水声充斥耳畔——足够温柔，也足够威严，威严到让你片刻就领悟江面下暗藏的汹涌。八年前，这支乐队的歌声也是这样占据我的听觉的。我的初中离家不近，从家到学校要开一个小时的车。那时候，我刚刚得到了我人生中第一个MP3，相貌平庸，容量也小的可怜。我用他们的歌把它塞满，然后让歌声取代周围的一切，把路途塞满，把我的耳朵塞满。这是现在想起来仍然是奇幻秀般的体验，无法言喻；如果一定要形容，我会说，那是我能构想的最美好的世界的来源。那只MP3已经坏了好多年，我也不用MP3好多年。突然很想重温一下那种感觉，从包中摸索出手机，打开播放器，那首满载着过往岁月的 Seasons in the Sun播放了不到一分钟之后便遭遇了自动关机—— 多滑稽的一幕：受时差折磨的歌手们在酒店的房间里面作乐，不想睡觉的迷茫的歌迷在酒店外面独自等待，能够将他们联系得最紧密的是他们唱过无数遍、他听过无数遍的旋律，此时此刻却无法播放。 “Damn it.”呵呵，八年前我还不会这么做作地用英文甩脏话。

言者无缰

3 但这又是多么可爱的场景。歌手与歌迷相距不到百米，前者不知道后者在哪儿，后者甚至都不知道前者的存在；前者没有在为后者表演，后者也没有忘我地举着IPAD当灯牌为前者呐喊。只有江边湿腻的空气联系着他们，他们安静地共享着这个神秘的夜晚。我转过身，隔着路仰望对面的高楼，数着亮着灯的房间，猜想他们正在哪一层逍遥。然后开始哼他们的歌，我喜欢这样哼歌——可以自由的选择调子，不用担心唱不上去的尴尬场面。两首唱罢，竟然产生了满足感——说来讽刺，带着莫名的期待来到这座完全陌生的城市，到此时仍然不知道自己想要寻找什么，只是觉得原本抓心挠肝的空虚被驱散了、填满了，几乎没留下缝隙。我只知道，不管旁人如何看待——嘲笑或是不屑一顾——我爱这支乐队，这种狂热此生不会出现第二次；而如果没有这次说走就走的一无所获的独自旅行，我会陷入漫长的悔意。翌日早晨，我从住处步行了不知几公里，又来到了酒店门口。这是工作日，穿过弥漫着热干面的香气的熙熙攘攘的街道，平添了几分幸福感。像前夜一样，我走到马路对面，来到江堤。大概是阳光施了巫术，无论是酒店还是路对面的长江都少了夜里才有的味道，显得平庸了不少。在江堤上踱步倒是有了更多惬意，而且有配乐奏响——无需我哼唱，步伐的声音听上去就像他们的经典之作。酒店门口渐渐开始聚集前来守候的歌迷，可以清晰地嗅到他们的焦急和期盼。而歌手们正在不知哪扇大窗里面舒适的大床上安眠，他们会在我的归途中醒来。

人物

隐没于校园的“中间人” 川草

近来Gloria都是步行到南区上课的。两辆自行车相继失窃之后，她

发现每天早几分钟出发走到五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在偌大的校园中，戴黑框眼镜背双肩包的Gloria和其他复旦学生似乎没什么太大不同—— 也会在厌烦了旦苑之后宁愿在东区门口买盒黑料带回寝室，也会为外教布置的Presentation担心将讲稿记了又记，也会在人人乱逛时心里怀念 Facebook的种种好处。若不是从她说普通话时不自然的停顿和配合语言的许多手势来判断，你很难发现她其实是初来内地的澳门学生。然而当被问及“到复旦这大半年适应得如何”时，她言语间的迟疑显露出内心深处的某种压抑和疏离。这种介于出国留学和跨省读书之间的生存感受，大概是港澳学生独有的尴尬处境吧——既无法轻易逾越两岸文化上的微妙差异，又未被纳入海外留学生的特殊编制。置身于全新教学体系和原有身份认同的两难困境，Gloria一直都在努力慢慢适应着。

准学霸的进阶之路澳门的教育制度与大陆严苛的应试体系比起来相对松散，并且高校教学水平差强人意。每年毕业季，最优秀的学生往往会选择离开澳门，到港台、大陆或是海外高校就读。Gloria便是其中一员。由于北师大不为澳门学生提供英文系的保送名额，Gloria与预期中的学校失之交臂。而后来，

在老师的鼓励下，她凭着试一试的心态报名了复旦大学，最终却凭着成绩硬碰硬地保送进入了英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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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来乍到，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却让她倍感挫折。澳门教育体系中不设置任何升学考试，因此Gloria从小学到高中一路顺风顺水，从未经历过激烈竞争。来到内地后，她第一次懂得“学霸”的意义，更让她费解的是身边几乎每一个同学都很习惯高压下的竞争模式。她坦言，同寝的室友中若非是天资极好，就必定每日毫无懈怠地勤勉刷题，而这二者的结果是相同的——高得令人咂舌的GPA。即使她一再试图用“她们是理科生必须如此”来安慰自己，却总因为自己专业课上的薄弱更觉沮丧。值得一提的是，在多数大陆学生的印象中港澳都曾经是西方殖民地，教育西化程度较高，男女老少无论学历高低都至少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然而事实却不完全如此。澳门当初受到葡萄牙殖民统治，官方推行葡语，政府机构招聘时也对会葡语的人提供政策优惠，因而中学教育并不把英语放在重要位置（这和香港有很大区别）。除却少数几所沿袭传统的私立学校采用全英语课程，其他学校基本上用粤语授课，英语教学往往也局限于简单口语会话，很少涉及完整庞杂的的语法体系。Gloria毕业的濠江中学就是这类学校的典型。虽然Gloria自己也曾是当地学生中的佼佼者，无奈自己原本的理科生背景，加上所受英语基础教育相对欠缺，她目前的学习状态一直很低迷。澳门学生理论上不是留学生，因此修读计划里的专业课程与内地生完全一致。精读课上，当繁多艰深的语法知识向她狠狠砸过来时，她觉得特别无力。这些在别人看来理所应当知道的东西，她却要花好几倍的时间查阅自学。她不是不想和学霸们一样，只是这之间的差距好像一道看不见底的深渊，无论用多少努力填埋都没有填平的一天。但她还是不停地追、追⋯⋯ 她戏言自己大概已经是准学霸了。在复旦的这大半年中，除了澳门学生自己的同乡会，Gloria没有参加任何一个社团。高中时期她曾是忠实的现代诗歌爱好者，多次投稿并发表在《澳门日报》上，但现在的她除了偶尔会参加文学类讲座，基本上不碰诗歌了。目前她只想拼尽全力追赶上大多数人，直到实现她读研读博再回到澳门做大学老师的人生规划。她知道走这条路会很累，却一笑置之：“既然开了头，就做下去吧。” 这样的Gloria似乎不是人们通常印象中的留学生形象——扎堆在教室最后一排悠哉上网，或是在开卷考场上旁若无人地互相翻看试卷 ——她和那些坐在教室中飞速记着笔记、回到寝室熬夜温习的大陆学生并没什么太大不同。实际上，复旦的澳门学生几乎都是如此，他们放弃课程松散、隔三差五集体出游的本地大学，来到心目中“学术氛围浓厚”的复旦，必定是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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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权衡斟酌的。在通识教育的大背景下，即使略有耳闻所谓的水课攻略和GPA Tool的给分指导，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依然会遵从内心，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当然前提是给分不会太离谱。这在内地学生中，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

走不出的Cantonese Speaker圈子采访过程中，Gloria接了一个电话，全程粤语对白在她与旁人间划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事后她告诉笔者，这样简单营造的隔阂其实并没有太多坏处，反倒是在寝室和同乡煲电话粥时可以更加畅所欲言。事实上相比其他澳门学生，Gloria的普通话算得上相当流利，这归功于她自小学开始的普通话朗诵训练。但即使这样，大多数可能的情况下她还是选择说粤语，因为“普通话比较难以准确表达情绪”。即使身在大陆，她学习生活的重心依然是一个基于粤语的圈子。目前复旦的澳门学生总数大约三十人左右，隶属于上海澳门学生联合会的分支——复旦澳门学生会。按照历届沿袭下来的传统，学长学姐会自觉肩负起指导新生的责任，从新生录取后高校的具体规章信息到注册时的各类琐碎手续再到开学后的选课流程，都由他们悉心安排讲解，保证每一位新生都受到细致入微的照顾。在新生进到各自的学院班级前，这个组织就先入为主地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归属。 Gloria坦言，平时周末节假日出游大多数情况下是跟着澳门学生会去的，而和同寝室友却极少有机会结伴外出。她说自己并非不愿与大陆同学交往，但现实就是很难真正融入这个群体。首先是生活习惯的差异。偶尔她玩得很High半夜回来或是连续几天不回寝室，室友表现出的不理解让她处境有点为难；她几乎不去本部食堂，在饭友难寻的情况下只能一个人去大学路上打牙祭；第一次到公共浴室洗澡，她面对满地脏水和狭小潮湿的储物柜心里觉得很不舒服，而让从未住过宿舍的她和陌生人“坦诚相见” 就更是一种煎熬。“其实我还算是很快适应的了，我在复旦有两个澳门朋友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进过公共浴室。”除此之外最为匮乏的则是精神上的交流。在大陆学生中，她很难找到能理解自己两难处境的朋友，即使同在一个专业，也多是打打照面的点头之交。而独在异乡所承受的那些苦楚，也只有在澳门学生中才能寻得共鸣。然而客观说来，相较于港台生和海外留学生，澳门学生在大陆的适应程度已经算比较好的了。他们在政治上属于绝对的温和派，即使是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香港特首选举”或是更早的“苹果日报事件”也没能在澳门学生中引起多大的波澜。Gloria说：“澳门人不太管政治这些事，他们只要自己活得好就好了。”澳门的年青一代对于政治确实不及港台那样有热情，或者换句话说，是不太具有这类意识，这大概也是澳门学生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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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倾向的最主要原因。除了这一点外，澳门学生给人的印象也多是低调的。即便学习生活上有诸多不适应，他们多是选择忍耐，而不是锋芒毕露地大肆抗议。入乡随俗的风度使他们几乎隐没于校园，成为港澳台三地中最不惹人注目的群体。然而，从他们习惯性的抱团行动中还是可以看出一丝不得已的无奈，一种被隐忍稀释的孤独。

中间人的视角 Gloria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留学生，“我们只是有点不一样。”事实上，澳门学生的身份是一个微妙的概念，他们免于大陆体制下的思政教育和体锻达标，但除此之外，一切课程设置均与大陆生相同，两岸的文化差异偏偏在这方面被忽视。澳门学生群体像是被悬置的“中间人”。相对于“中间人”的低调平和，复旦校园中活跃着的另一群人显得格外扎眼。韩国学生在大多数复旦人中颇有争议。对于部分学生对韩国留学生群体的整体批判，Gloria显然是不赞同的，她觉得嚣张跋扈不能概括大多数韩国人。她说身边几位韩国朋友其实内心很恐惧和圈子之外的人交往。他们并不是故意用不友善的行为把自己孤立起来，只是两种文化的断层实在难以短时间内弥合，为了避免尴尬失落只能退回安全界限内。Gloria表示在日常交往中自己并不会刻意回避和韩国学生的交流。或许是拥有相似的文化困境，澳门学生往往倾向于采取折中立场，更加容易对韩国留学生产生一份理解。

故事结束，生活依旧每个周末，Gloria都会去衡山路或人民广场的教堂做礼拜。身为虔诚的基督徒，她将生活中一切困境视作必经之路。彷徨日子里她时时祷告，坚信一切终会好起来。复旦的澳门学生中将近三分之一有宗教背景，迷惘时仍心有所系，这于他们是件幸事。 Gloria的故事结束了，但文章之外，澳门学生的生活仍在继续。偌大的校园里隐没着这群对未来有着各自期许的年轻人，他们中有不少人一直面临着这样那样的困境，却多是选择借着生活的惯性把自己推向前方。很难评判这样内敛的群体性格与锋芒外露的港台、海外相比孰优孰劣，但至少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承担生活的重量。

明天，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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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上海高校澳门学生联会会长——庄杰生庄杰生，复旦大学2009级国际金融系本科生，现任上海高校澳门学生联合会会长

Q：请简要介绍一下“上海高校澳门学生联合会”。 A：我們這個“上海高校澳門學生聯合會”（簡稱“上澳聯”）是成立於 2006年並且經過澳門政府註冊認可的正式社團，是面對所有到上海高校求學的澳門學生的。在復旦，我們另一個澳門學生創辦了一個“復旦大學（學生）港澳文化協會”社團，這個協會除了澳門學生以外還包括香港學生，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夠通過這個協會互相增進交流，並且讓其他地區的學生更加瞭解我們港澳文化。

Q： “上澳联”有开展过什么活动呢？对于澳门学生在沪的学习生活有什么帮助？ A：之前有搞過一個比較大型的活動，就是“兩岸三地高校‘澳門之歌’ 系列歌曲歌唱大賽”，由澳門基金會贊助，在復旦我們舉辦了上海北賽區的比賽。還有一些小型的支教活動等等，主要目的是説明大家互相瞭解，幫助澳門學生瞭解上海，幫助內地學生瞭解澳門。此外我們還有每年為即將畢業的師兄師姐舉辦畢業舞會這樣的傳統，學弟妹們都會參加，大家就像家人一樣的聚在一起。除此以外每年還會舉行上海高校澳門學生運動會，這些都能加強全上海各高校的澳門學生之間的聯繫和團結，並且能夠給新生提供一個交流的平臺。

Q：对于初来上海念书的新生，你们有什么特别的帮助吗？ A：針對已經被上海高校錄取的新生，在開學前的暑假我們會舉辦“赴上海升學諮詢會”，由學長學姐來幫助解答新生的一些問題。除了諮詢會，我們還會搞一個類似訓練營之類的活動，給新生提供一個互相交流和認識的機會。而且在復旦這裡有一個老生帶新生的傳統，比如會幫他們買到上海的機票、去機場接他們到學校，然後第一個星期會照顧他們多一點，還有給他們做一下選課指導等等。據我所知交大那邊也是有這種一屆帶一屆傳統的。我們能夠這麼做可能也是因為人少吧，並且“上澳聯”也會作為一個橋樑，讓在上海讀書的澳門學生團結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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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香港和台湾地区在复旦有没有类似的组织或者方便大家交流互助的机制？ A：據我所知，香港應該暫時沒有。臺灣好像也有類似的“台生會”吧 1。港臺的學生人數在復旦這邊比較多，而且住的地方也比較分散，很多都不住在校園裡，所以可能就沒有澳門這麼有凝聚力，他們更多是組成自己的小圈子。而澳門更像一個大家庭，如果有什麼事，一個電話大家都願意出來。

Q：你觉得澳门留学生在所有留学生中，融入内地学生或者说融入复旦这个环境的程度如何？“我是留学生”这种感觉强烈吗？ A：你剛剛提到“澳門留學生”，其實我個人覺得我們並不算完全意義上的留學生。我們也是過跟大家一樣的宿舍生活，而且培養方案跟內地學生幾乎沒有差別，就是少了體育課和思政課。此外，我個人覺得澳門學生，也許因為人數比較少吧，相對比較容易融入內地學生的學習生活中，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障礙。而且在學習方面，跟香港和臺灣同學比起來，我個人認為可能澳門學生相對比較認真，至少從港澳臺辦的獎學金評比來看是這樣的。

1 复旦大学台湾学生联谊总会（简称”台生会“）是隶属于复旦大学港澳台办公室的学生自治组织，旨在服务复旦大学内台湾学生的生活，提供求职帮助与联谊互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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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澳生眼中的复旦，复旦人眼中的澳生

澳门学生逼着自己参加很多学生组织能来到复旦读书还蛮幸运，我觉得大学就应该离开家远一点，而且澳门地方真的很小，我也不想一直这样依赖家里。不过一开始还真的不太适应，尤其是厕所啊浴室啊，不过对硬件条件我的适应能力还是蛮强的。大一参加了很多学生组织，也是想更多的与大陆学生交流吧，因为我觉得既然来到这里读书，就肯定要多多沟通交流，不然就跟留在澳门没有差别。幸运不用上体育和政治课我真的不擅长体育和政治，这一点真的算是对港澳学生的优惠政策吧。其实就少了这几学分，学习压力还是很大，内地学生有些很聪明有些很学霸，感觉差距还是很大。所以现在我也推掉所有学生组织一心学习了。通识教育并没有错通识教育其实本身出发点是好的，而且复旦也算是全国范围内第一个这样推行通识教育的大学，可能就是执行方面有些问题，有的课可能水，有的课还是很好的。主要的问题还是如何提高优质的教育资源让学生们能真的学到东西，以及怎么吸引学生不要那么看重绩点而去选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课程吧。（Janet，大三，英语系）一开始最不能适应的是普通话我原来在澳门都是用英语或者粤语上课，所以一来这里听老师讲普通话真的很辛苦。有些词老师讲了以后要消化一下想个几秒钟，然后老师已经不知道讲到哪里了，所以上课就很辛苦，特别是一些文科课程还有数学。刚来的时候自己的普通话讲得很烂，甚至没办法跟室友沟通，也感觉插不上话题。这情况大概维持了两个多月然后就慢慢适应了。不同性格的人都可以在复旦找到自己的圈子我不是很学霸，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在课外活动上，比如搞社团啊，打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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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啊，学校的活动还是很多的，和班级的人不管是不是港澳学生都玩得很开。主要还是看个人，所以复旦还是一个蛮多元的大学，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圈子。有些课真的太水了真的，有些大水课整个教室上座率都不高，又只有前排的人在听课，老师就在上面念PPT，期末自己看书狂背。这种课的确没有什么意思。（William，大三，经济学院）上不到Facebook也无所谓来复旦前完全不知道人人是什么东西，大家都用Facebook。但是现在也习惯了上不到，只是和以前高中同学的联络越来越少，毕竟大家已经不是一个生活圈子了。人人上有很多资讯，有些复旦官方的网站上都找不到，但是人人上却有，还是蛮神奇的。没有空调的夏天真的不能忍住在没有空调的南区，夏天真的很热，一早就被热醒了。只能在床上摆很多风扇。南区床也太小，根本没办法转身，这真的蛮不习惯的。内地学生的竞争意识真的很强烈大二周围的人就全部都开始考托福啊GRE啊这些，还有各种各样的证书，然后还要上课就非常辛苦，相比之下，澳门学生考证书或者参加各种考试的意识就没有那么强烈。复旦是一个很适合学术的地方想学、认真学的话真的可以学到不少东西，即使是有点水的通识课。其实并不能说通识课没有用，只是需要多一点弹性。然后到大二了专业课多了就会学到更多的东西。（Kim，大二，经济学院）

复旦人

文冤阁大学士V：我有教过澳生，都很优秀，也很容易融入到内地生群体。戚同学，浙江人：室友是澳门人，大学霸一个。大家的关系挺好的，生活习惯方面也没有什么差别。就是他即使是大冬天也一定每天都要去洗澡。庄同学，香港人：澳门同学普通话比我们还不标准，但是心地真的很善良，和他们交往很自在，不用设心防。姚同学，云南人：跟澳门同学做朋友，感觉他们跟香港台湾人比较起来更温和一点，然后也很善良。

浪潮沙龙

咖啡.分享.公共空间

3月27日下午在Hi-story咖啡馆举行了一场名为'Tuesday Afternoon'系列沙龙的第一场讨论会主题是“咖啡.分享.公共空间”

加藤嘉一

冯玮

媒体人、专栏作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家。兼职研究员。

在以往出刊的《浪潮》中，有过这样形容复旦小资气息的字句：“真正的小资们是温和的，精致的，浪漫自由诗意的生活，但骨子里一直有着不动声色的骄傲，由内而外的散发一种贵族气息。”所以，在复旦的浪潮人，不甘寂寞的浪潮人，虽渐隐于杂志社，但却继续以 Hi-Story 咖啡馆为“基地”碰撞思想的火花。

吴国宏

张子骅

复旦大学2008级复旦大学社会发展经济学院学生，Hi与公共政策学院心 story咖啡店主之理学系副教授。一。

“把咖啡变成思想，让咖啡馆变成让搞言论、思想的人坐下来，静下心，共同讨论问题的场所，就像西方社会的中世纪，甚至古希腊时那样，在一个相对自由的场所，让思想者们畅所欲言。这便成了加藤老师和张子骅举办沙龙的初衷。”

3月27日下午，在这个“思想基地”，举行了一场小型沙龙，名为'Tuesday Afternoon'系列沙龙的第一场讨论会，主题是“咖啡 .分享.公共空间”。关于这次沙龙的主题，三个词语看似独立其实却大有渊源。谈及开HiStory咖啡馆的初衷，子骅说，希望复旦这样的学府能有一家让大家分享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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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故事、经历、感悟的咖啡馆，然后把它留下来，成为复旦的一部分。而“咖啡.分享.公共空间”都是Hi-Story 咖啡馆所能提供给大家的。同时，子骅也提到：“这次沙龙请到到的三位老师都跟日本有很大关系，本次沙龙虽不是直接聊日本，但是也会融入很多日本元素。” 这次沙龙的主持人是著名作家加藤嘉一先生，本学期，加藤先生在复旦新闻学院开设课程，成为了加藤老师。加藤老师谈到对复旦的印象，认为开放式的邯郸校区很有社会性，但缺乏公共性，大家似乎总是在各忙各的，缺少让大家面对面交流分享、思想的地方。他说：“大学本应是社会中最为民主开放的公共空间，然而周边此类咖啡厅却很少，上岛咖啡应该不算吧！”也是基于这种想法，加藤在得知这样一个学生开办的咖啡厅之后，内心产生一种冲动：把它变成一个公共的空间。把咖啡变成思想，让咖啡馆变成让搞言论、思想的人坐下来，静下心，共同讨论问题的场所，就像西方社会的中世纪，甚至古希腊时那样，在一个相对自由的场所，让思想者们畅所欲言。这便成了加藤老师和张子骅举办沙龙的初衷。作为一个分享主义者，加藤老师相信在社交资源如此发达的今天，大家可以通过微博、两会等方式分享许多资源、信息。但离开虚拟的空间，在一种更为亲密的、特定的、相对封闭而民主的空间里分享思想，会更亲切，更有利于有效沟通。 “在这个大家各忙各的，忙着找工作、找房子、找对象的时代，能在周二下午，复旦没有课的时候，举办这样一个沙龙'Tuesday Afternoon'，我认为是很帅的！”加藤老师用类似调侃的话开场，让本来略有紧张的听众同学顿时轻松了不少。首先发言的是心理系吴国宏教授，谈到咖啡，他说：“我标定自己喝茶或咖啡，这背后就有一种自我认同。在上海，喝咖啡意味着你的生活比较小资、有情调，是懂生活、较为西化的。如果我说自己会喝咖啡，但我更认同喝茶，茶文化比咖啡文化不知道悠久多少，那这可能更代表一种文化的自信，对自我身份的认同。” 谈到公共空间，吴老师举例阐明了中西公共空间的差异：在杭州、成都这些城市，有许多茶馆，人们很悠闲地讨论问题，但讨论的话题与西方咖啡馆中的话题不同。西方的话题比较多关乎知识、前卫、民主，而中国的百姓可能会一边在茶馆中打麻将，一边谈些生活化的话题，这些话题看似琐碎，但许多耐人寻味的东西正是从这份悠闲中透露出来。吴老师认为实体空间的分享同其他空间的分享不同。现代社会有许多社交网络平台，很便捷，可以跨越时空，氛围轻松。实体空间则会因距离差异、人与人位置不同，加上丰富的表情，动作和当下的气氛，会让交流更有真实感。比如在火车上、病房里，由于特定的时空关系，人与人之间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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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话题甚至比亲人朋友之间还要深入。心理医生有时为了不增加病人的压力，会故意不出现在病人视野中，从而让其自由联想，想到更多。比如观察一个人在这次沙龙所坐的位置，就可以看出他是来与别人分享的，来 “钓鱼”的，还是来当听众的。在企业会议中，老板总是坐在采光最好，视野最开阔，后背没有人的位置。吴老师认为在课堂上坐第一排的学生，一方面学习认真，另一方面可能比较天真，安全感较强。“学生坐第一排就是想得个A。”冯老师对此犀利地点评道。冯老师由此回忆起了自己的留学经历。刚到日本一周之后，冯老师就开始在酒馆打工。中国人有个说法叫“世界大舞台，舞台小世界”，就像老舍的《茶馆》，茶馆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小世界，是观察了解各色人等的窗口，日本的酒馆亦是如此。日本的婚外恋的现象很普遍，冯老师说在酒馆看到一堆男女在一起，马上可以通过他们的言谈举止看出他们是什么关系。吴老师补充说，看人也是需要情商、阅历和仔细观察的。在一个国外的实验中，实验人员拍了100张照片，其中的50张里是真正的夫妻或情侣，另外50张里是随意找的年龄相仿的男女。将照片打乱后，让不知情的人从中区分出亲密关系者和路人。从实验结果看，很多人天生就具备这种分辨能力。这其实是一种社会能力，只有与社会接触越多，看到的人越多，才能够做到。以求职为例，有三个人坐在你面前，你作为一个应聘者，是否知道他们当中谁是最主要的人，你的判断、挑选的重点对象和说话方式会直接关系到你的职业未来。冯老师继续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作为每年都参加自主招生工作的老师，他自然阅人无数，学生讲几句话之后基本都可以大致判断这是怎样的学生。他称这种判断力为“第六感”。说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人无数”，笔者也不由的向往出国游学的生活。反思现在的我们，虽有自己的小世界，却也受到太多的保护和限制，无法用一个自由者的角度观察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推己及人，在日本，大学生一般是由打工这种方式融入公共空间的。冯老师回忆在日本读书期间各事务的排名时，说：“在日本，大学生生活中排在第一位是打工（打工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第二是社团活动，第三是谈恋爱……到第六位才是学习。”

“在日本，大学生生活中排在第一位是打工（打工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第二是社团活动，第三是谈恋爱……到第六位才是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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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老师也认同打工已经成为日本大学生的一种生活方式。他说，在日本人的观念里，18岁之后就是一个“社会人”了。不管打工还是租房，都是按照“社会人”的标准来，不会因为你是大学生就给予特殊照顾。在日本，“富二代”依附的是父母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不够独立自主，是没有什么炫耀性可言的。而中国的大学生就是学生，还不能说是“社会人”。谈到打工的环境，加藤老师说：“即使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也不可能到麦肯锡、高盛这样的大集团打工，他们就只是在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甚至是加油站里打工。日本服务型行业里的年轻人都是打工者，大学生除了上课，其他时间都是在打工。关于打工赚来的钱，主要用于旅游观光，社交往来、享受生活，以及谈恋爱、读书等。从这一点来说，大学生打工一方面是谋生的必然，另一方面也是在适应和享受社会的方式。同时，加藤老师说日本学生和中国学生相似，对大学的意义并不十分明确，但不上大学就意味着没有出路，大学教育更像是继续人生的必要条件或是完整人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日本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大学教育高度普及，因此略过教育阶段就开始创业很难。由此，吴老师根据中日的不同国情，说：“中国劳动力较为充裕，中国大学生要想打工，他们的竞争力是比较弱的。中国学生喜欢先学习理论再进行实践，打工显然不是其第一要务。” 然而，不同文化背景在这一观点上产生了分歧。加藤说：“中国大学生掌握的知识已足够，现在缺乏的是在麦当劳那种地方和不同人相处的能力。在他看来，中国大学生只是大学生，很多北大学生走上社会根本无法适应。” 作为一名北大学生，加藤自然也比较起了北大和复旦的学生。他评价北大学生对一些无关现实功利的事情也很感兴趣。他说，“北大经济学院谈生物学问题，数学系谈经济问题，都谈与自己无关的问题，复旦则比较低调。”冯老师对此也赞同，认为 “上海人可能不会像北京北京人更重视政治，无论是茶余人那么关心政治，但这不饭后的闲谈还是课堂上的讨论都会多少加点政治观点。因为文化代表复旦学生不会对体差异，上海人可能不会像北京人制说 “ 不 ” ，不会去质那么关心政治，但这不代表复旦学生不会对体制说“不”，不会疑。” 去质疑。比如，复旦老师仍会不断讨论已成既定方针的通史教育的合理性和优缺点。还有在场的同学提及前一阵子的人大投票，发现同学们会用这种黑色幽默的方式来表达对现行选举体制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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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老师也对复旦的这种精神特质赞赏有加。“拿北大来说，闵维方教授说要将反动言论赶出教室，不知何为反动言论？北大百年校庆时老北大学生说，希望北大还是原来的北大。这说明北大已经变质了。我也在会上批评过北大，当年北大之所以为北大是因为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现在的北大既不科学也不民主。复旦即便不是中国最自由的大学，也是之一。就像我们的浪潮杂志，我怀疑这在北京要被警告的，这也是宽容的一面。据统计在媒体上活跃度最高的是复旦教师。有人问我，你在微博上的言论校方监督吗？我可以坦率的说，这些中宣部也管不着，但我也没说反党反社会主义。” 加藤老师认为当今大学生一个很大一个问题是精神气质的同质化。 “我8年前刚来中国时，城市和大学是很多样化的。这种多样化给我很大冲击，因为日本人对秦始皇印象极深，以为中国什么都是统一、均等、平等的，大一统。但这两年，我走进中国不同城市和大学之后，通过对其观察，我又感到非常同质化。每座城市、大学中学生想的都差不多。主流价值观（如买房）往往是超越地域性和多样性的。但这无疑阻碍了大学生的自我设计能力，阻碍了长远规划的制定。”加藤老师认为现在中国变化非常大，有各种传统和新兴媒体在同时冲击影响着大众，把握你想要的，保持和开发个人的独立性、中立性显得尤为重要。相应地，要保持开发自己的个性在当今时代也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要保持个性首先要充分了解自己。此时，冯老师提到了希腊德尔菲特神庙的“认识你自己”。他认为自我设计是必须的，该做什么和能 “他建议咖啡馆作为复旦做什么要区分清楚，和同类竞争周边咖啡馆的后起之秀一者“错位”是十分重要。比如上定要创出自己的路。要和海大学在刚成立时，重点设立了如社会学、档案管理、图书馆等周边的上岛、星空等错与其他高校不同的专业，避免直位，要后来居上赶超已接竞争，这也是上大发展顺利的有品牌一定要创出自己的重要原因。“我和学生开玩笑，说在南区跳楼要小心，否则无人路，任何方面都是一样的收尸，因为它正好是虹口和杨浦道理。” 区的结合部，城管也不管。所以要寻找这种结合部来突破，是最有成效的，无论是搞学问还是以后工作。”如果单项没有优势，就要发挥多项的优势。他说：“我写过一本书叫《日本经济体制的历史变迁》，也有这个原因，因为搞经济的人不一定关注经济体制问题，主要预测股票涨跌，其次他要懂日语，有排斥掉一些人，又要懂历史，用长时段考察问题的眼光。这样不断筛选剩下的就很少。”所以我们在竞争时要具有核心竞争力，即具有排他性。只有你能做，别人做不了，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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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咖啡馆作为复旦周边咖啡馆的后起之秀一定要创出自己的路。要和周边的上岛、星空等错位，要后来居上赶超已有品牌一定要创出自己的路，任何方面都是一样的道理。加藤也以亲身经历表示赞同。“我12岁时就感到光靠某一个方面，我是一定成不了第一名的。个子有比你高的，相貌有比你帅的，头脑有比你聪明的，靠一个点不行就多靠几点，但最多3-5个，太多承受不了，所以认识自己很重要。我认识得比较早，当然跑步这块我不能丢，因为它给我带来体力、灵感。语言也不能丢，还有对中国的认识和观察也不能丢。所以说，复旦的学生光靠复旦毕业、上海户口走不了多远，靠出国留学也不行。” 此外，同学们也质疑起了复旦特有的“自由而无用的灵魂”。“现在自由是有，但无用没有体现。现在图书馆里大家看的都是托福、GRE、CPA 等相关书籍，很少有人看文史哲。”作为一个老复旦人，冯老师从“自由而无用”的定义入手，探究了广义的“无用”。“无用”是老庄哲学的重要思想，是反对人与人之间的尖锐对立和矛盾。按日本禅宗的说法，无才是最大的有用。冯老师以交大为例，谈到交大BBS上有学生提出过只务实不务虚是他们最不如复旦的地方。他接着说：“人文社会科学影响几代人，但一门手艺只影响一时。人力资源分三方面，依次自下而上是素质、能力、知识。素质决定一切，能干的人什么都干得好。”听众同学也纷纷表示赞同。两个多小时的论坛就在这样的你一言我一语中接近尾声。无论是老师或者同学都感到意犹未尽却也在时间的催促下不得不将思想的进程止步在此。咖啡代表的小资生活，分享带来的思想撞击，公共空间提供的沟通场所无不反射出复旦这个开放校园的包容性。听众同学一个一个带着不舍走出了咖啡店，我们期待下一次‘Tuesday Afternoon'沙龙会更精彩。【本次沙龙的完整提问和回答请移步《浪潮》人人主页http://www.renren.com/297032417】

不少大学校园刊物，类似党报党刊，主功能是宣传，存在比较严格的新闻审查和自我审查。放在社会大环境中看，貌似平淡无奇、司空见惯，但对一个尚未熟悉和习惯”规则”的大学生来说，这种警惕、反思是可贵的。至少从理性和情感上，他尚未将审查正当化，只是要坚持独立太难了。

张志安教授对于一个学生所写的《大学校园的“被”谈

话：一篇校园新闻审查的台前幕后》的评论

公务员是有名望的职业吗？不是很有名望。付的薪水多吗？不多。这意味着，他们选择这条道路是因为这是快速致富的方法。也就是说，青年在这方面看到了可以不费力气快速取得成功的榜样。

言论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

“估计广电总局是考虑到3D电影的特殊性，担心播放此片段时观众会伸手去摸，打到前排观众的头，造成纠纷。所以才做出删除的决定。”

《泰坦尼克号》3D版4月10日在中国上映，其中一段15年前原版上映时没被删去的裸戏现在却被删除了，网友对此调侃

我已经不知道有什么比这更有尊严的方式来结束我的生命，这样我就不用去垃圾堆里捡食吃苟活下去。

希腊77岁老人Dimitris Christoulas的遗书。

4月4日，他在雅典市中心的宪法广场开枪自杀，以抗议希腊政府包括削减养老金支出在内的财政紧缩法案

苹果是一家没什么技术，也没什么创新的公司，神舟是一家有思想有技术有创新的企业，苹果公司有思想但没技术；而且苹果公司有思想的人已经走了，神舟的却还在。

神舟电脑董事长吴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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