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第七期 by 《浪潮》杂志

复旦学生时评月刊

总第7期/2010年10月15日发行

主编：子烨 / 混沌

编委：阿飘 / 九哥 / 阿瓜 / Facable

记者：校园时评：听风 / 周墨/断蓝轩/Humbert.L 封面故事 : 夜游儿/小诗 /达荒/重影/豆豆国际视野 : Eric / Lydia/晨弦/昀旭/安哥 Crash: 小诗/猫公公/eyrene 人物 : 七七 / 苏临安/陌凝/Lsquare/陈椒言论&小事记 : 枫林/不晓得/M

摄影：夜游儿

社团支持：公关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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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距离浪潮第六次出生还有8小时19分写在今天凌晨3点15分的卷首语，那么多深刻的词语七拐八绕的深意，却被退回，丢进回收站，继续一个人的梦呓每个月的这几天都处在身心俱惫但精神亢奋的矛盾中在这里，这却没办法成为我劳苦功高的证据因为连续几天，凌晨三点，飞信里唯一在线人数过半的群是浪潮因为一打开邮箱，收到的几十封忧国忧民的信是来自浪潮如今有太多所谓先锋知识分子所谓评判与抨击每个浪潮人在这样的群体压力中却努力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清醒与冷静我们不要刻意的深刻，我们不要造作的深情普希金说人生太匆忙，来不及感受我们，却怀着小小的期待，在这里，真诚的等待你同我们一路，踏歌赏月，披荆斩棘。

Lydia 2010年10月15日

总第7期/2010年10月15日发行

封面故事 6 学生，城管和小贩的三角关系 8 一个黑料师傅的奋斗 11 实践的逻辑校园时评 17 八年制，多少坑 19 诺贝尔奖离我们有多远 22 Crash

十字路口：当大学精神遭遇物质横流

国际视野 29 在满月时杂谈钓鱼岛风波 31 理想主义者的自知 33 社会的力量

36 拆迁之祸，谁为祸根 37 言论 39 杂事记人物 41 大学生创业者：燃烧的火种

封面故事

“

编者按这是一群每晚在黑夜里出没的人，他们游离在正规的管理体系之外，依托于庞大的学生市场而存在。很少有人问起他们的名字，家庭，生活境遇。对很多学生来说，他们只是拥有一个名字——卖“黑料”的小贩们。另一个因他们而诞生的群体——城管——始终背负着巨大的舆论压力与他们博弈着。我们论道着这些人的是与非，但是否曾思考过这背后深藏的逻辑？

”

封面故事

学生，城管和小贩的三角关系重影在复旦必做的三件事流传甚广，版本颇多，却独缺吃一次黑暗料理。想必黑料已是复旦学子们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所谓基本者，平时视之为不见，需要时方才挂念，而黑料，更为那些被忙碌或寂寞的夜折磨得死去活来的胃们所最挂念。有人说大学校园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书生气，二是市井气。复旦不缺以天下为己任的书生，而黑暗料理作为市井文化的杰出代表是不是已经成了复旦校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了呢？在我们的采访中，几乎每一个饥肠辘辘地等待在小摊边的学生都报以肯定的态度。这些没有卫生和营业许可证的路边小摊，用它的廉价、方便和自由度高的特点，牢牢地在复旦扎根。不论你喜欢抑或厌恶，这种绝对草根的力量，这些在现实和被现实碾碎的梦想间挣扎的人们，在与自诩为社会精英的复旦学子的夜夜碰撞中，还是擦出了美妙的火花！

有人说大学校园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书生气，二是市井气。

那么究竟什么是“黑料”，复旦黑料的总体情况又是如何呢？来看看网友们的描述： “黑暗料理一词出自《中华小当家》，所谓的梁山好汉的后代组成的厨师集团，自称为黑暗料理界。现指出没在居民区、学校生活区、公司办公区等地的未经相关部门审批、没有营业执照的路边小吃摊、大排档。由于卫生状况参差不齐、经营时间多在下午和晚上、经常和城管玩躲猫猫故称之为黑暗料理。” “复旦大学南区宿舍入口与国权路交界口，烟雾蒸腾，人声混着锅铲声，热气混着油香气。一辆平板炒饭推车，竖着一块 “总是被模仿，从未被超越”牌子。这是复旦大学片区“黑暗料理界”的牌子。在学生圈内颇有名气的黑暗料理，这里的顾客90%是复旦和周围大学的大学生。地理上，黑暗的领地包括南区国权路—国年路、东区宿舍门口— 国定路政民路、北区宿舍门口等地，如枝蔓般缠绕学生宿舍区。复旦夜市以吃为主，招牌有蛋饼(煎饼果子)、土豆饼、炒饭、烧烤(烤串)、馄饨、煎饺、麻辣烫、臭豆腐、香酥鸡等。” 如果对这些文字提取关键词，我们可能会惊讶：小贩，城管，学生，非

封面故事

法。除了城管，你会发现其余两个行为主体在夜深深的所为都是非法的，而将既符合市场规律又能解决部分就业的黑料定义为非法的《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是否在制定初就欠缺全面的考虑，与此对应的执法过程的随意和粗暴，是否又进一步放大了《条例》大线条、难以实施的缺点？《条例》第25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桥梁、人行天桥、地下通道及其他公共场所设摊经营、兜售物品，影响市容环境卫生。违反规定的，由城管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这是上海城管部门处置流动摊贩的主要法律依据，其中的“影响市容环境卫生”和“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都显示出中国法律不够细化的特点，这可能也直接导致城管执法的标准、力度大有不同。我们采访了正在政肃路巡查的两名城管人员，他们不断地言说自己的无奈，强调自己的非暴力执法，比如只是“礼貌”地劝导等。后来据黑料摊主反映，复旦南区的城管貌似采取了“放羊式”的管理方法，尽管每天都有巡查，但是真正按照《条例》的严格执法是不定时的，颇有些养肥了再宰的味道。一王姓肉夹馍摊主告诉记者，曾被罚款200元，这是两天的全部收入，她淡淡地诉说自己的辛苦，六点起，第二天两点睡下。虽然摊主普遍反映复旦校区的城管还算“和谐”，但复旦学子的一篇愤慨之书还是让我们再添疑惑。在这名同学的描述中，ＴＡ亲眼所见五辆卡车载着二十多名头戴白色钢盔的城管人员如神兵天降，在南区门口疯狂地追逐四处逃散的商贩们，一位卖北京煎饼的大妈被揪翻在地，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求情不要没收她的三轮车，最后这支给菲律宾特警上了一课的中国城管载着两辆“缴获”的三轮车扬长而去，留一地狼籍。中国不是规则社会，而是潜规则社会，在模糊的法律条文下，诞生了一系列潜规则，这些都使这个不成熟的社会像上海的夜晚一样深邃到看不见星光，谁能告诉我们，在这样的夜空下，我们能做什么？一次名为《东方红时空》的央视内部晚会上给出了这样的答案：这样的夜晚除了创造人类还能干什么？我们也有一个答案：这样的夜晚除了吃黑料还能干什么？

南区门口的炒面

封面故事

一个黑料师傅的奋斗达荒复旦南区的黑料摊白天分布在国年路，在这块归学校管理的地方，此类经营活动受到的限制很少。城管下班后（城管平时工作至晚上 9点半，周末休息），摊主会陆续将摊位移往南区宿舍门口 ,晚上出门来这儿买夜宵的同学络绎不绝。摊主们主要来自河南、安徽、山东、江苏等地的农村，南区第六宿舍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上海的家。低矮破旧的红砖房，门前分布着小块的菜地——第六宿舍本是学校的教工宿舍，因为条件太差，学校职工纷纷搬出，将房子外租，这里逐渐成为复旦的“城中村“。 “老三炒饭”的店主王师傅，1969出生，安徽阜阳人。中等身材的他，戴一顶白色网球帽，给人以勤劳朴实的印象。他从20岁时开始在外做生意， 2004年全家从广东来到上海，在浦东开了一家小饭店，但由于生意冷清，入不敷出。不久，便在复旦门口做起了黑料。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大学学生多，客流量大，且素质很高。偶尔有同学因故未及时付账，几天后仍会如数把钱送来，从不占他们的便宜。据王师傅介绍，他们是国定路上第一家做炒饭的黑料。刚做时，生意十分红火，不排半个小时的队根本买不上他家的黑料。但是后来开始不景气了，因为做黑料的越来越多，现在已发展到了三十多家。谈及现在的经营状况，师傅表示物价涨得太快，一个鸡蛋要六毛钱，油也很贵，一天700800元的营业额，净利润不足30%，这让他们压力很大。即便如此，他和妻子仍在这边奋力打拼着，挣一份辛苦钱。每天7点起床，骑车去运光批发市场买菜。9点回来，洗菜，煮菜，煮饭，煮面。11 点开始做生意，卖到1点半左右，回来后继续做菜到3点。稍微休息一会儿过后，从4点半出来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半。每天大约1点钟睡觉，这样最多也只能睡到6小时。他们一日三餐都是在摊位上自己炒着吃的。他们住在复旦南区第七宿舍，一家四口挤在不足20平米的房子里，每月租金1500元。

稍微休息一会儿过后，从4点半出来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半。每天大约1点钟睡觉，这样最多也只能睡到6小时。

王师傅的子女是龙凤胎，现在都在附近的黄兴中学读初二，当初王师傅全家来上海，就是希望孩子能在上海接受更好的教育。根据政策，他们上学几乎完全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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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两个孩子加起来每月700元左右的开销，在王师傅看来仍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爱玩是年轻人的天性。家中的旧电脑没上网，儿子会偶尔省下买早饭的钱，偷偷溜去网吧。提起违法接纳未成年人的“黑网吧“，王师傅一脸的无奈。听王师傅说着自己的孩子，我们多多少少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父辈的影子。我们觉察到，此时，王师傅眼中已饱含泪水。因为没有上海户口，他的孩子没法就读这里的普通高中。如今他们面前只有两个选择：回乡读高中或者留在上海上技校。由于儿子的成绩不是很好，王师傅更倾向于让他学一门技术。“修车太辛苦，我想让他去学修电脑。” 说起和本地人的关系，王师傅觉得，由于骨子里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老一辈的上海人往往瞧不起他们这些外地来的农村人。只是惧于外乡人的“不要命”，当地人很少正面与其发生冲突。但因不满卫生状况、环境污染而打举报电话的，几乎都是这附近上了年纪的居民。现在，情况正在好转。中年已降的人，这种意识已经渐渐淡薄。在学校，王师傅的孩子和本地的同学们相处得十分融洽。城管和小贩的关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综合我们走访的其他摊主，我们发现经营黑料的绝大部分是拖家带口的中年人。面对冲突，他们大多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城管们作为“国家公务员“，也不太愿意为公事闹出太大纠纷，影响自己的铁饭碗。虽然有传言说一些城管会雇佣社会流氓充当“打手”，替他们以暴力手段对付非法经营者。但就我们此次的调查来看，复旦周边的城管与小贩处于相对“和谐共存”的状态。在长时间“猫捉老鼠”的游戏中，摊主和城管彼此成了熟人，经过不断的相互妥协，双方在不觉中达成了某些“潜规则”：摊主偶尔接受城管的罚款，在城管上班时间不在其管辖范围内做生意，碰到大型的检查“罢市”几天；而城管也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相对“公平”地轮番进行罚款。在这种“默契” 下，“官”与“民”相安无事。偶尔发生的冲突，多是突破这一“潜规则 “的结果。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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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王师傅在被罚款后采取游击战术，换了一个地方继续经营，结果同一个城管又冲上来罚了他200元。从硬性的规定来看，城管的执法行为无可厚非，但这显然超出了王师傅的经济和心理承受范围。“兔子急了也会咬人”，他和城管打了起来，后来惊动了警方，交了一笔更大的罚金。说起这次“维护尊严”的行动，王师傅没有丝毫悔意。王师傅在老家有地，亲戚们几乎都在外地做小买卖，父母去世后，家乡已没有亲人，他回去的次数也越来越少。等到孩子毕业有了工作，他和妻子还是会回到老家，种几亩地，哪怕这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

现在他唯一想做的，只是趁年轻多挣些钱，为日后多提供一份保障，让儿女以后的日子好过一点。

我们最后问王师傅：“你认为当前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们原以为他会提起生活的种种不易。他想了一会儿，说出来的，却都是目前经营中的一些小问题。我们突然发现，对于那太多的艰辛，他都渐渐习以为常。他也没有任何想要扎根上海的“野心”。现在他唯一想做的，只是趁年轻多挣些钱，为日后多提供一份保障，让儿女以后的日子好过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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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逻辑 ——对话徐珂老师谈黑料的社会问题记者：子烨/小诗被采访者：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徐珂老师（以下简称徐）

《浪潮》：徐老师，您好。您是研究社会学的，那么从城市社会学

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南区卖黑料的这些小贩在城市中究竟属于怎样一种角色？

徐：应该说在历史上这是一个常见现象，而且是屡禁不止。不仅中国

这样，西方也这样。城市管理者与这些城市里的小贩、乞丐的斗争是永远存在的。当然了，他们存在的话，肯定有他们的生存之道。从上海来讲，一个最典型的就是他们提供的产品是最便宜的，最便宜的东西永远不缺乏市场，只要还有这么一批低收入的人在。他们的身份有多种，但从职业上来讲就是商人，是小商贩，是城市里最低端的服务机构。比如你们所说的黑料就是在合法的范围之外的餐饮业，他是不交税的，他躲避监管，所以看到城管是会逃的。

城市管理者与这些城市里的小贩、乞丐的斗争是永远存在的。

《浪潮》：这些小摊贩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徐：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治理成本。因为你管理这个群体的

成本是由这个城市地下阶层的规模来决定的，也就是说最底层的劳动人民越多，队伍越大，治理成本就越高。当这个成本，就是你敢走他需要的力气大到你政府能力之外的时候，这个现象就会屡禁不止。为什么高档小区附近就很少有黑料？因为他的阶层不一样，需求不一样。只要你这个地方生存的都是些收入很低的人群，小摊小贩就无法彻底清除。

《浪潮》：他们严格意义上讲算是失业吗？徐：不能算是失业，失业的话从统计口径来讲属于适龄劳动力人口，有劳动意愿，需要靠工作收入满足家庭支出，但周工作时间不足一小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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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们就算做失业。这一批人其实算是地下阶层，从事的是阴影经济（shadow economy）。

《浪潮》：有没有明确的管理这个群体的部门和条例呢？徐：实际上能够管这批人的条例从来是不缺乏的。比方说“市容”可

以管他，因为他会破坏市容。“路政”可以管他，因为它占路。“绿化” 也可以管他，因为有时候他们会把脏东西丢到绿化带里去。所以，有很多职能部门可以管他，但问题是，谁会愿意来管？再者，要管可以，但要大家一起上，一起上就存在一个协调的角色，谁来协调？这又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这样造成的实际情况就是，没有人愿意来管理这个问题。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是要有很多条件的。第一就是有一个很权威的协调机构，而这个在我们的行政架构当中一般很少能够找到，谁能横跨这么多部门？像在美国的话警察系统是能够协调统一的，我们做不到，所以当时流行一个口号就是 “综合治理”。但这个综合执法部门最后是不断的建立、失败、再建立、再失败，结果现在成了一个办不成的事。后来高一级的部门的不行，就换低一级的，让街道管，叫做街道监察队，街道监察队有检疫执法的权利，但稍微多一点的事情他就做不了了。现在基本上就是城管在做这个事情了。

有很多职能部门可以管他，但问题是，谁会愿意来管？再者，要管可以，但要大家一起上，一起上就存在一个协调的角色，谁来协调？

《浪潮》：城管在接手这个工作之后的这几年我们发现有很多的

负面新闻，城管的形象也受到了很大的挑战。您认为这个治理模式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徐：实际上城管面临的问题不是城管决定的，它反映的是每一个百姓

心中的矛盾，这个矛盾普遍存在于社会当中。如果我们问一个市民：你想不想这些黑料存在？你会发现，他的态度是在不断改变的。当他想方便地吃便宜的食品的时候，并且这些小贩不会引起他的反感的时候，他就会选择接受。当黑料摊就摆在他家楼下，打扰了他的生活的时候，他就会选择拒绝。他甚至会愤怒的质问城管为什么不管。

《浪潮》：城管的工作方式会不会激化这个矛盾？徐：我们会在网上看到一些关于城管的负面新闻，但你要真正统计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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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这个数量的话，也就这么些消息了。你要考虑到全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城管每天要做的事情是非常多的，你就可以想见那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件。就社会学的角度来讲，我们更愿意研究他们日常是怎样运作的。我在以前研究的时候发现，城管更多的要做的事情是，试图和你达成默契。你该消失的时候就消失，你可以不消失的时候，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因为，想要把这些人彻底赶走，对于城管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尽管这是一个制定了的要求。因此，对于这些人，你不能够用很硬的手段，除非比方说马上要开世博了，上级发命令了，我也通过各种渠道告诉你们了，结果你们居然还来，那不是公然挑战我的权威吗？这个时候就必须采取一些手段了，否则的话以后就没有人守规矩了，冲突就是这样发生的。那么责任到底归谁呢？从法律上来说，城管就有这样的职责，在有人违抗正当规定的时候采取一定手段。如果我在美国，OK，你这是抗法，抗法我就可以把你抓进去，如果我把枪都拿出来了，你还是对抗的话，我就可以开枪了。如果因此发生了流血事件，美国民众帮谁啊？

《浪潮》：我想民众会相信法律吧。徐：对，他们会相信警察。但我们现在是在中国，如果在中国发生了

同样的事情，那责任就一定在城管。所以说城管实际上在中国社会的文化当中，能够来支持他使用国家机器甚至是合法给予的暴力的基础都是非常弱的。也就是他不能用，一旦用了的话，错误就转移到他的身上了。所以这也使得城管在进行管理的时候更多的采用我刚才讲的手段：达成默契。所以城管痛恨的是什么呢：你破坏默契，破坏潜规则。潜规则这个东西是不能明说的，但有时候也会明说。因此，看上去某些很有道理的东西，实际上是在助长基层管理继续不按照法律走。对于城管来说，时间长了他们就会明白：坚持法律会使自己吃亏。因此，在生活中我们既能够看到满大街红红火火的黑料生意，也能够够看到城管来了全都跑掉的景象，因为城管也是要政绩的啊，不能说一个月一辆车都没有没收，光领薪水不干活。其实城管也是这个城市里比较低的阶层，最终管理和被管理者都是来自于同一个阶层，他们是最能够理解彼此的。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今天不披城管这张皮，我可能就是要去做这个黑料生意的。

城管实际上在中国社会的文化当中，能够来支持他使用国家机器甚至是合法给予的暴力的基础都是非常弱的。

《浪潮》：所以我们在想，是不是这个事情一定要由政府来管，

民间组织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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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这个思路是很好的，但首先，民间治理的合法性在哪里，授权在

哪里？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关于民间组织的法律是最不完善的、最弱的。所以我们的问题不是民间谁来管，而是能不能管？也就是说即便我们现在做了，也是以一个非法的形式在做。

《浪潮》：可不可以把小贩们纳入到我们现在的正规市场系统里

面来，征收一些营业税，政府再补贴一点，建立农贸市场和小吃街，用便宜的租金来解决呢？

徐：这同样是一个看上去很美，但实行起来相当困难的办法。因为

这还是要将黑料纳入到管理体制中来，管理就需要成本。如果不开这个口子，在法理上是禁绝的，你能够控制他的规模。一旦放开，就又会有很多人冒出来，不断增加你的管理成本。收过管理费的人应该都知道，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自古以来就是斗志斗勇的。如果你又开了口子，又收不到，那是会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所谓的西方人的文明程度是有深厚的扎实的阶级基础的，想要用他们来取代我们，你会发现是走不通的。我们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我们一旦做这些事情，就会两边不讨好。因此，尽管现状不是很好，但慢慢你就会明白，这个现状可能是所有不好的情况里最能够被容忍的。这种规则慢慢形成不是因为法律的约束，不是党的领导，而是在生活中形成的实践的逻辑。黑料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存在，它和中国的社会结构是紧密相关的。

尽管现状不是很好，但慢慢你就会明白，这个现状可能是所有不好的情况里最能够被容忍的。

《浪潮》：您认为这个情况会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国民收入增

加和中产阶级人数的增加是吗？

徐：不是，我指的是福利水平，就是说当居民能够不用花很多钱就能

够享受到干净、健康的食物的时候，他就不会去吃黑料，因为他也知道黑料不健康。

《浪潮》：那假如现在出了问题，比如黑料吃坏肚子了或者摊主

在马路上出了事故，责任应该由谁来负？

徐：这就是代价，任何代价最终都会由最底层的百姓来承担。现代社

会责任归咎于个人，自由这个概念其实就包含了你自由选择的权利所带来 14

封面故事

的风险。法律上讲你可以预知危险而做出的选择当然要有你自己来承担，比如你买黑料，你说你不知道吃黑料会吃坏肚子，这就很难说得过去。责任这个事情是最不好讲的了，举个例子，战争责任究竟要由整个国家来承担，还是机构和领导人？这就涉及到很复杂的法理学的探讨了。所以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但就目前所言，遇到这种事情，法律上找不到责任人。

《浪潮》：治理小摊贩问

题，其他国家能不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范本？

徐：经验的话是有的，一种经

验是：把所有的穷人赶出城，很多欧洲国家是把穷人赶出老城区，所以在巴黎的老城区，你看不到小摊小贩。第二种，比如印度，政府完全放开，什么也不管，结果现在去过印度的人都对乞讨者的印象非常深刻。还有一种就是北欧的模式。高福利、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得任何人做这些事情所付出的成本要高于他能从政府所获得的福利，黑料自然也就消失了。那么你看这些国家的措施，哪一个是我们有可能实施的？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徐珂老师

校园时评

八年制，多少坑 Echo

窃以为长学制的最大成就就是很好地解决了失业问题，养活了教育产

业。假使30%的本科生选择考研，其中又有30%继续读博，我们著名校友龚学平建议的“大学五年制”就已既成事实。应该说学制延长是人口高峰带来的顺理成章的结果，将更多待业青年禁锢在大学之中，稳定了社会，也为社保资金的回流开了一个隐蔽又巧妙的出口（爹妈的养老金不能没处花啊）。相应的，当中国人口增长放缓，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我们势必将走上现今西方发达国家所走的道路，比如德国，即缩短学制，发展职业教育。

为什么医学生实习时间不断延长？说什么为职责所系、性命相托都是骗人的。

为什么医学生实习时间不断延长？说什么为职责所系、性命相托都是骗人的。医院接受不了潮水般涌来的毕业生才是真的。以往遇到大手术，肝脏断血，15分钟不结束手术细胞就要坏死，火烧眉毛的关头，实习生偶尔还能帮忙打打结，现在一圈人围着手术台干瞪眼，主任还不待见：“离远

校园时评

点，无菌操作！”若真是人才紧缺，真是群半吊子也得赶鸭子上架。上海搞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培养，现在北医系统也开始实行。下一步其他省份必将唯首都是瞻，群起而效仿之。等我们毕业了即使想打入二三线城市只怕已时不我待。为什么总感觉政策朝三暮四，云里雾里，让人理解不能？因为政策在未推行之前已经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执行。传说中博士毕业两年进主治，没有编制你进个六子！诸如此类，名目繁多。看病难看病贵是真的，但医学生并未因此便紧俏起来，倒是因为医学院合并、大学扩招越来越泛滥。住院医培养计划便应运而生。

毕业了我们有什么？不靠谱的人际网络，僵化死板的书本知识，含金量稀释了的学位证书。

想想我们的MD也觉得太可笑，以往医学生五年本科忙的要死，现在通识教育浪费掉两年，六年学习专业知识就成博士了？

毕业了我们有什么？不靠谱的人际网络，僵化死板的书本知识，含金量稀释了的学位证书。说你是博士，医院里谁不知道你水平。没有导师提携，没有同门师兄弟相助，搞学术不占有优质资源，搞临床又缺乏经验。整个一素质教育早产儿。我看真要学习伟大革命导师陈胜、吴广“蹑足行伍之间，而崛起阡陌之中”了。无知小民总以为当政荒唐，颁布政策考虑不周，遗祸闾阎。其实当政考虑之深远、计划之周详非我等所能理解，只因上下立场不同。在彼只望国家稳定，在我则期望“大我”不要在自己实现“小我”的努力里捣乱。为伟大祖国奉献牺牲是每一代青年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或许将大好青春虚抛浪置在象牙塔中就是我们80、90后的宿命。一旦“素质教育”变成了强制性的，它本身便也失去了意义。更多时候 “通识教育”让我想起挖坑。挖了填填了挖，拉动了GDP，就是不创造价值。人文素养这东西本来就看不见摸不着的，如何证明素质教育一定带来素质？还有复旦的“导师负责制”，太幽默，太幽默了。

校园时评

诺贝尔奖离我们有多远阿飘听一些复旦的老师讲课很有意思。 “这张财务报表这样就分析的差不多了。哦，突然想到我以前看到过关于光华楼的一张报表，复旦建这幢楼就欠了一屁股的负债，每年哪怕维持光华楼的运营就要花费上亿。凭大家交的那点学费根本不够偿还每年的花费，建设的费用就更不用提了。大家知道复旦想了什么办法？我们教育部不是每年会拨很大一笔经费嘛。复旦是我见到过的对科研经费审批最严格的学校，其实学校是想把这一大笔钱存在银行生利息，每年的利息差不多就能够抵补掉大多数费用了。”

我们国家许多专家的论文动不动就写上‘本文共有五点创新’，给外国专家看看全都是放屁。其实一篇了论文有一点创新就很了不起了，甚至可以拿诺贝尔奖了。

“我讲到诺贝尔奖大家就兴奋了。我们国家许多专家的论文动不动就写上‘本文共有五点创新’，给外国专家看看全都是放屁。其实一篇了论文有一点创新就很了不起了，甚至可以拿诺贝尔奖了。

想到以前我们学校有一个数学系的老师，一心作科研，盯着一个问题研究，干了十年没发表一篇文章，说是做不出结论就不发表。后来数学系不高兴养他，把他辞了。现在做老师不弄点‘花头精’很难混的，像我也去给外面讲讲课，炒炒股，学校也不管我。”

编者语：前些天给某学院的不少老师的邮箱发了邀请函来参加一个名人的演讲，且该名人与该学院渊源颇深，但得到的基本全是默拒。郁闷之余问了问室

校园时评

友，答：人家都忙着多发论文呢，多发论文才能申职称、拿奖金。至此始豁然。按说那么多名师论文中总有一些应该是有含金量的吧，但近两年不断地有理应属于复旦的科研项目被其他大学得到。 “学术的殿堂”和“理论教育的基地”似乎渐趋渐远。

党小组会议上，一些话很犀利。 “我们为什么拿不到诺贝尔奖？我们的学术水平竟然是用GPA 衡量的。国外许多大学都真的是努力培养人才、发掘人才，我们竟然想通过GPA选拔人才。陈景润要活在现在恐怕是做不出什么名堂了。” “我们看到的有什么值得相信的？就连我们的国家统计局都不相信地方统计局，因为地方统计局的统计的省市面积加起来是930万平方公里，而我们从小听到的就是960万平方公里。”

诺贝尔遗嘱

编者语：科研者没有真实准确的数据，无怪做不出什么研究结果了。不过关于 960还是930的问题，我还是坚定地认为960是正解，不知930的数据是否漏掉了台湾。作为一个学术殿堂，诺奖离学校那些时而钻进象牙塔的研究者们的距离，可能只是一栋楼的高度，发论文的速度，以及对名利眷恋的深度。

Crash

十字路口：当大学精神遭遇物质洪流猫公公/Eyrene

引言：现在大学精神有点迷失，出现了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广泛的精神虚脱。作为全社会来讲，包括大学，功利主义盛行……大学应率先回归到大学本身的高尚上去，尤其是在精神层面上……所谓的“钱学森之问”，不出大师，实际上就是缺少为学术而学术的人。 ——杨玉良学校教育制度，如果它能够推行对文化法则的大致普遍的认可，同时远远不能以如此广泛的方式分配对于普遍成果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对遵守文化法则却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它就为民主认识论的社会正义论提供了一个虚假的、但在社会意义上非常强大的基础。 ——皮埃尔•布尔迪厄如果将自19世纪中叶至今的世界历史称之为物质化的时代，人们大多不会提出异议。随着国际范围内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的接连发生，随着代表效率至上的职业官僚制度相继在各国得到确立，随着以数学、逻辑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成为贯穿于整个社会的行为标尺，金钱与物质的洪流正在席卷整个世界。在世俗化浪潮之前，以守护知识，守护精神家园为己任的大学教育正站在维护传统精神与迎合时代需求的十字路口：是极力保持自身学术的高傲与纯粹，抑或选择成为社会急需人才的制造之所？这一切，并非只是教授与官僚们的问题

正方（Eyrene）：大学精神应得到继承和维护反方（猫公公）：大学必须在时代面前进行自身调节

Crash

主持人：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社会再

一次掀起汹涌澎湃的物质化浪潮和拜金风尚。对于这一演变，社会舆论的态度显得异常复杂。应该如何看待现今社会的这种趋向？

Eyrene：大学所孕育的文化精神传统，在现代社会正遭遇物质化的

全面包围。正如海德格尔、萨特等先哲所发觉到的，物质化及其所代表的工具理性、数学思维已经对原本完整的人本身造成了极大的扭曲。在物质化的思维下，人已经日益地被工具化、碎片化了。在一个以物质生产为使命的社会中，人更像是这台庞大机器上一个个固定零件，他的价值与意义亦被这零件的价值与意义所决定。人们整日在电脑或机器之间忙来忙去，为了获得生活报酬而完全陷入了对技术的依赖，陷入了技术的奴役之中。而在商户看来，买东西的人只是代表着多少收益；在经理看来，一个工人只是代表着多少产出；在学生看来，一个教授只是代表着多少学分，多少绩点。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不仅人的完整存在被肢解了，完整的教育也逐渐演变为技术教育，而真正有关人生价值与人文精神的教育则日渐被边缘化，或者仅仅成为学分与绩点的代号。许多本科院校丧失了使命感，一味强调职业教育，为了适应社会分工专门化的需要而将对青年人充分而全面的培养弄得残缺不全，大学也因此失去了尊严，背后，则是人文关怀与学术精神的缺失。

许多本科院校丧失了使命感，一味强调职业教育，为了适应社会分工专门化的需要而将对青年人充分而全面的培养弄得残缺不全，大学也因此失去了尊严，背后，则是人文关怀与学术精神的缺失。

猫公公：就我的观点而言，持续一个多世纪的社会的物质化浪潮在

今天依然代表着一种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对于我们的社会而言，仍然具有显见的进步意义。今天的西部和边远地区，许多人并未摆脱因物质条件缺失造成的困境，他们正需要物质化，需要生产效率提高所产生的产品富余。父母难以养家糊口，子女就必须辍学打工，这是在许多地方真真切切存在的现象；他们不但不会排斥，反而希望去获得这被“技术奴役”的机会。若去向他们讲什么物质化对人的扭曲，讲什么人的精神追求，他们的反应恐怕是可以想见的。我必须坦率的说，类似于物质化代表 “技术奴役之人”、“人的碎片化”等等的这些观念，产生于一种脱离生

Crash

活实践的书生式空想，在远离实践的闲适状态中将“人”与“物质化”对立地、忽视背景地纳入到一片纯粹思辨之中，又将其中得到的结论作为公理推而广之。从我自己的经验看，人在努力工作之时绝不会想什么“自己被扭曲”，倒是有可能想象得到报酬享受生活的喜悦。忽然想到“哲学之父”泰利斯的一个故事：此公痴迷于观测天象，却不慎落入陷坑，于是被一位女仆讥笑，嘲讽其只关注天上之事，却看不到自己的脚下。除却其中对哲学家的嘲弄，这或许也适用于一切空想者。

主持人：近年来，许多大学校长、高级知识分子一再提到“大学精

神”的概念，并多次表示以探求真理、学术独立为标志的大学精神处于危险之中，必须得到重视和保护。两位对“大学精神”这一概念有什么看法？

Eyrene：两千多年前，先哲柏拉图曾说高等教育学习的目的不在实

用；两百多年前，现代大学之父洪堡曾说，科学的目的不在于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可以说，大学甚至不是满足任何一种实际需要的机构，不是任何人才培养的工具，而是个“纯粹”的地方，是探求学理与自我完善的地方。大学天然是人文精神的策源地，是未来世界公民“精神成人”的摇篮。大学精神的核心，我以为应是学术思想上的自由。这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不受政治、钱财所左右的自由，更是在浩浩汤汤的天下大势面前慎独其身、坚持本我的自由。可以说，代表思想自由的大学精神同时也代表着在时代浪潮前渺小而坚毅的人的精神；唯有对求学信仰的坚守，对自我选择的坚定，方能够在物质社会形形色色的扭曲和奴役间保持着人的自由。的确，社会上的部分群体仍需求着物质化的成果，但社会整体上所体现出的道德沦丧与精神萎靡同样是真切存在的现象，同时迫使我们对猪突猛进的物质化提出质疑和批判。大学教育应当也必须担负起以使学生成为完整之“人”的重任。

大学精神的核心，我以为应是学术思想上的自由。这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不受政治、钱财所左右的自由，更是在浩浩汤汤的天下大势面前慎独其身、坚持本我的自由。

猫公公：在直接探问“大学精神”之前，对大学存在的前提、运作

的基础进行一定考察，或许能够更加接近事实本身。大学自命“精神高尚”，要“为学术而学术”，但是，它却始终脱离不了其赖以存在的社会与经济条件。大学之所以存在，正因为其自身是物质社会的有机组成，能够完成物质资本与知识资本之间的转化，得到社会的物质酬劳，而并非某

Crash

种精神上自我崇高的封闭逻辑。在我看来，大学对自己的此种高傲认识，来源于对知识分子之知识力量的过高评估。我们必须认识到，一切言论与思想唯有与社会固有之力量相结合，相互推动，方能显现出如此威力。对精神力量的崇拜与其说来源于事实，不如说是知识精英以其话语权力不断自洽的历史产物；即使是科学技术本身，恰如马克思所言，“社会需求比十所大学更能推动技术的进步”。除却认识上的偏差，此种对“大学精神”的拔高还试图制造一种知识上的权威，对生活在物质社会中的 “平常人”采取鄙夷态度，将人的精神生活纳入到大学制度之内，而将以大学为代表的学院派学术制度与知识精英送上权威的宝座。

大学之所以存在，正因为其自身是物质社会的有机组成，能够完成物质资本与知识资本之间的转化，得到社会的物质酬劳，而并非某种精神上自我崇高的封闭逻辑。

主持人：看来对大学精神的态度依然存在很大分歧。那么，在两位

看来，应该怎样维护“大学精神”呢？

Eyrene：大学精神的维护必须要扫除障碍，必须对物质化、功利化

倾向采取具体手段进行遏制。为此，必须要完善相关制度和规定，以此严格规范大学学术行为。但同时，需要在我们的学习生活中弘扬人文精神，通过课程的设置、师长的言传身教来塑造青年人独立、完整、节制的人格。如果一所大学沦落到只能靠强力规章来制止学术腐败、遏制功利化倾向，那么，“民免而无耻”，它已经毫无大学精神可言了。作为这一切的前提，首先应当被尊重的是人的自由与主体地位。一切对于功利主义与享乐主义的执着都应当服从于“人”之存在的完整性以及人全面发展的权利，但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一切却恰好被颠倒了。这种认识落实到行动上，就产生了被西方教育界广泛接纳而在我国方兴未艾的所谓通识教育。这种以非专业化、非职业性为特征的教育，所针对的就恰恰是完整的人本身，恰恰是在现代社会中被忽视的人文精神的培养。

猫公公:“大学精神”唯有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推动，不断地与社

会发展趋势相契合，才可能得到留存；否则，便必然为时代所淘汰。历史上的大学最初是基督教会的知识机构，假使它一直抱着经院神学不放，自身就必然被其他知识机构所取代，就必然消亡。同样的，假使今天的大学

Crash

仍抱守精英意识，抱守权威意识，不去适应时代的变迁，亦会遭到社会的抛弃。更何况，今天的大学远非如其宣称的那样纯粹为学，而在事实上已经选择与物质化社会拥抱：大学规模、招生规模的一再扩大，校办企业与社会集资已经成为大学资金的重要来源。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这并不是什么非道德的现象，而只有与大学所宣称的高尚地位相对比，由其间落差所产生的荒谬感才会显现。大学要赢得尊重，依靠的不能是话语上的自我高尚，而需要以真诚的姿态融入社会，关注、尊重具体的社会实践，提供所需的理论支持。较之以精英思想构思出的“完整的人”，整个社会难道不更有资格对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做出评价吗？

主持人：在我们今天的讨论快要结束的时候，两位能不能再用比较

简明的方式全面彻底地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无论是论述还是对之前意见的反驳。

Eyrene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出现过一股反智主义的潮流：

人们不再尊重知识，教师在讲台上不再安全，读书人反被嘲为“鸡蛋脑袋”；人们开始追求获取钱财的手段，崇尚物质浮华，甚至不惜以道德尊严的代价。结果，历史严肃地制止了它，使之很快便销声匿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无疑又是一次反智主义的风暴：对知识分子的残害，对文化传统的蔑视，对国民精神的颠覆，其结果有目共睹。需要特别注意的，这些反智潮流的借口，都是为了促进社会的进步，让知识为所谓的实践服务。这些反智主义者宣称“读书无用”，鄙弃精深复杂的知识结构，让认知水准仅能满足日常所需。如此说来，我倒宁愿承认读书“无用”。“无用”之用，乃是大用，非为功利之用，为追求真理之用，为健全人格之用。大学正是让我们读书、思考的地方，让我们发现自我，发展自我的地方；在人的一生中，自由的大学时光恐怕是最适于进行这项事业的时间。如果让物质化、职业化的毒素侵入大学，侵入青年的自我构建，那么，人类未来的精神生活就必定为这些毒素所打乱，越发地沉沦，越发地与物质享乐同流合污，最终导致人文精神的遗失和人文传统的断裂。任何一个人，任何一所大学，任何一个社会和国家都无法承担这样的后果。因此，大学在社会潮流前必须始终保持着警醒和冷静，保持着思想自由、求学立人的信念。

我倒宁愿承认读书 “无用”。“无用”之用，乃是大用，非为功利之用，为追求真理之用，为健全人格之用。

猫公公：我要强调的是，恰恰是对实践知识的需求导致了理论知识

的诞生，理论知识存在的终极意义便在于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有益的帮助。而将理论知识封固于大学之内并以精英意识自我崇高的“大学精神”却似乎是对这一原则的反动，仿佛其所知所得并非建立在社会的经济物质基础

Crash

之上。拥抱社会，并不是说放弃对抽象理论知识的探求，而是必须重拾起将理论转化为实践以服务社会的观念，将自身纳入而非凌驾于物质社会，尊重社会上每一位劳动者、实践者，造就真诚、有益的大学精神。归根结底的说，人们真正、直接需求的还是knowing how，虽然其获得有时必须以knowing that作为必要前提。最后，我坚持认为，大学必须及时放弃带有精英意识和欺骗性的所谓 “大学精神”，必须在与社会的融合之中发挥知识传播者的重要作用。

拥抱社会，并不是说放弃对抽象理论知识的探求，而是必须重拾起将理论转化为实践以服务社会的观念，将自身纳入而非凌驾于物质社会，尊重社会上每一位劳动者、实践者，造就真诚、有益的大学精神。

C9 “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10月10日在复旦大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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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月时杂谈钓鱼岛风波安哥从东海事发到此文见诸读者已是一月有余，事件大概在截稿前两周多就已渐渐降温，公众的注意力也逐渐被更新发生的事情吸引。但这并不妨碍其继续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谈资，每每和朋友谈起钓鱼岛问题以及中日关系时，前些日子网络上群情激昂的火爆状态仍在眼前。网络上的声音半数大骂日本鬼子狼子野心，半数声讨政府软弱只会一味抗议，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回顾事件发生后，短短十天内中国政府官员连续六次召见日本驻中国大使丹羽宇一郎，其中一次还是由国务委员出面，“折腾”式地在凌晨进行。除了口头抗议，中方紧接着实际行动也不少。不论是在东海上的渔政船出巡，还是在陆上让人难免有“报复”联想的逮捕日方间谍行动，已是中国外交少见的 “高等级规格”，不仅不可称软弱，还颇有强硬之感。

...中国外交少见的 “高等级规格”，不仅不可称软弱，还颇有强硬之感。

有趣的一点是，东海对岸的日本从政府到国民，反应竟活脱地恰似中国的复刻版。当然其政府在后期所作所为还是软了下来，虽然嘴上依旧强硬，虽然也极力使事件的处理过程与政府行为撇清关系。笔者曾看过日本某论坛中关于钓鱼岛事件问题的帖子，网民的反应也恰恰就是夹杂着对中国“侵略”的无奈、恐惧或者愤怒，以及对政府不够强硬的不满。国际关系研究是从三个层次上进行的，从宏观到微观分别是国际体系、国家以及个人。如果考虑完全，就会发现事件基本上不像它本身看起来那样简单。每一个层次都有很多问题可以深度挖掘。事件发生在日本执政党选举期间，挑起事端有何目的？台湾高调参与保钓，而后马英九却声称支持《日美安保协定》意图何在？盛传中国在春晓油气田开始有大动作，这中间是否有利益交换的考量？日本处理船长问题丝毫不顾及中方要求又为何在两国关系上极尽讨好之能事？……事件发展每一步都有意外之感，仔细想想却又在情理之中。接下来日方放人，菅直人在亚欧峰会走廊“偶遇”温家宝，日本防长电梯“偶遇”梁光烈，巧合一次次重演（李肇星曾在小泉时代的06年东盟外长会议中洗手间“偶遇”麻生太郎），两国关系似乎又在某种“偶遇”默契下艰难走回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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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这一个多月时间中网民的指责，笔者认为确有不当之处。中国政府及其决策者智商及远见绝非不如网民，尽管没有特别强势，但召见、抗议以及配套的海上行动样样俱全，一步步动作也算合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政府不可能像部分国民一样激进，因为毕竟对于利弊的权衡，有着专业智囊团的政府及其决策者要更为周全地考虑全局利益。在一个月后的今天看来，中国所取得的胜利不小，船长归来，在东海上也赢回了些许的主动权，日本高官的接连“偶遇”则衬托了中国的主动地位。事实证明，日本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底气来应付事态的升级，而从西方的舆论来看对这个事件的反应也没有很关切，这给了中国很大的发挥空间。至于与此同时还在将保钓与反强拆联系在一起的人，还希望他们把事情分清楚，钓鱼岛对于中国有多重要，我相信自称是爱国人士的人绝对明白得很。笔者在最后想提出最后的两点想法。一是直面现实，现在钓鱼岛上有日本人的灯塔，周围海域有中日双方的舰船在不时对峙，还有中国台湾方面的涉入。从日方最近的表现来看，想要日方放弃对钓鱼岛的主权诉求几乎不可能，因为日方也面对着国内的压力还有防御战略问题（注意日本国民认为是中国在侵略钓鱼岛；而且尽管右派、鹰派在积极扩张防卫，但是在国际上日本依旧是没有率先宣战权利的国家）。中国方面也有自己的国际形象考量。所以想要彻底在钓鱼岛宣誓主权，或者说彻底解决东海问题，路漫漫其修远兮。激进者的想法可以理解，但是执行起来却未必合理。二是立场坚定，利益至上。如果从旁边者的角度来看，无非是中国日本两个国家为了东海上一岛礁的主权问题的争夺。而在这个岛礁下是储量不小的海底油气田。谁都知道油气资源，以及由岛屿主权派生的战略问题对中日两国的重要性。中方一直强调历史沿革，日方则树立灯塔、宣示主权。在这种争夺中，并不是所谓的占有了正义就占有了上风（参考马岛之争，阿根廷占据很大的“理” 优势，可现在还在艰苦谈判中）。因为在外国人看来，除了学者没有人会去仔细研究历史，这就是利益以及地位之争。作为中国人，笔者认为国民应该保持一定的野心，中庸之道并非对于万事都行得通。无论国家是否站在 “理”一方，也无论是东海之争、南海之争，那是国家的利益、也就是国民的利益，绝不可以放弃。同时也请保持信心，那是“野心”必要的支撑。

理想主义者的自知混沌今天是个多么不幸的时代？我们的各种社会言论在不断地各司其职地证明着这个命题，而理想主义者便是要质疑：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证明。告别了革命的江河，今天的我们依旧有着自己的叙事。我们习惯用现实作为理想的对立面，我们在社会零星的角落里见到理想主义者，而他们被多数的现实主义者所包围。这样即使没有枪声加倒地的叙事，作为理想主义者也被迫有了一种波澜壮阔的自知。有种在黑暗中持火独行的感觉，以至于最终的灭亡，有点像鲁迅的过客，知道前面是坟也不能停步。但这样是错的。理想主义者的安身立命之处并不在于波澜壮阔的牺牲，也不在于暴风雨前狂欢的快感。理想的希望在于认知的深度，看到别人之所未见。个人的经验告诉我那些所谓的“现实”往往是靠不住的。可能是我的标准过于苛刻，我总觉得所谓现实起码应该具有对于事物透彻的把握。用这条标杆去衡量人所谓“现实”不难发现很多“现实’其实是无根据的。高中的时候跟我们很现实的老师们谈论社会问题，我问他们“中国为什么会出这么多的社会问题？”，“唉，就是咱们的体制问题，这里面黑的东西多了你以后工作了就懂了”。我追问“那这些体制像政治局和信访办这种都是怎么样运作的？” ，“说不清，反正就是人治，两千年来就是这样”，“那这种体制是怎么形成的？”“这就是中国人劣根性啊，没办法的，文化就是这样。”我发现这种讨论进行下去总会归结为中国人的民族性和文化的问题。我觉得很有趣，你说你连现行的体制是怎样的都搞不清楚，但你还能不动声色的对文化这种抓摸不到的东西作这么斩钉截铁的判断。很难想象连现今制度运作都搞不清的人能对历史、文化有多么深入的理解。但往往人们的感觉是相反的，自我感觉自己认知的文化便是中国文化，自己知道的历史便是全部的历史。至于现行制度这种东西还有一个真相与之比对，但很少会有人说自己的文化观或历史观有误。于是乎文化和历史变成了现实主义者的永远的归宿，不对问题进行真正的分析，却用难以理清的东西去得出一个逃避行动的结论。

我父母在我上大学前说大学里所有活动都是团委组织的，在大学里不是团员的话很多活动都不能参加的。这是我父母上大学的时候现实，但推论于今天就不适用了，况且他们还是大学教师。近在眼前的问题如是，我们对于历史真正的认知又能有多少呢？在文革后出生的人我觉得很难说对中国传统的文化有个切身的把握，毕竟我们的读书人认识的字从10万降到5000，我们生活中可见的古迹毁于一旦。仔细想想现在中国文化里有多少是真正传统中国的，太多的偶然带来了社会主义、文革、改革开放，这些真正影响着当下文化的东西。我们一般人对以前的中国了解太少，更是很难说一切的当下的弊端都是由中国那些时候积累的文化所致。很多“现实”是臆想出来的，人们在看到问题之前就已经臆造了一个因果关系的 “事实”，然后不论什么问题都强拉硬扯的塞入这个框架中来。最后总归得出一个结论：事实无法改变的，因为消极的不作为显得很清高，这种姿态反倒有很多人附和。真正的理想主义恰恰是反对臆想的，它是在看问题的时候不会先入为主地想象一个结论，而是在探索中发现未来和历史一样有很多的偶然。理想主义者愿意谦逊地承认这些不可预料性，并努力去使历史的天平向好的一边倾斜。一个理想主义者需要的是对主流判断保持自己的怀疑，对于那些人们认为绝对正确的观点提出质疑。往往社会的变革就是一种绝对正确的崩溃，但在事前要能预计到这一点必须去对这种主流判断的权威性提出质疑。

很多“现实”是臆想出来的，人们在看到问题之前就已经臆造了一个因果关系的“事实”

如果说承认事实的人就是现实主义者，那么理想主义者就是现实主义者，显然现实主义的定义不止于承认事实，而更在于承认“现实”。“现实”的隐藏含义是现实是无法改变的这一思维模式。然而理想主义不是说上海的房价两千一平米，也不是说中国没有强拆与自焚，更不是说我们现在的制度是最好的。只不过它不愿为未来下定结论，说事态一定不会变好。萨特说：“像所有的追梦人一样，我曾误把失望当作真理。”失望并不等同于现实，历史可以不断地证明改变的可能。像文革可以因一个人的意志在几年内使中国丧失大半的传统，不论是好是坏这都证明着变革的可能性。六十年代美国南部还在以私刑处置黑人，肤色间权力的平等还遥遥无期，它照样发展到了今天的黑人总统。这些并不能证明今天的中国一定会改变，但如果我们知道今天其实是很偶然的结果，我们信心会不会多一点呢？作为理想主义者的辩护：生命太短，即使结果都一样，我们也要抓紧时间给自己创造更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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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力量 raincoatrun 在柴静主持的面对面上，壹基金的发起者李连杰第一次在镜头前透露了壹基金面临着中断的可能性这一消息。节目中他说了这样一番饱含深意的话：“最煎熬的基本上就是大家每一个人都知道它是一个好事，你个人、集体、政府，领导人，体制内、体制外，每个人都觉得这是好事，但还是没办法解决一些问题，这个是比较费心的事情。所谓头发会白的事情，就是大家都认为好，但仍然不能解决。” 壹基金当下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看上去非常明了，壹基金的公募基金身份。李连杰的理想是创立一个具有独立民间身份的公募基金会，然而中国从来没有过一个民办公募基金的先例，他成为了最先吃螃蟹的人。根据 2004年颁布的国务院《基金会管理条例》所有的公募基金必须在出生后找到一个”爸爸”，即带有官方背景的业务主管部门，这当然不会成为李连杰实现公益理想的绊脚石,壹基金很快就找到了目前挂靠的中华红十字总会。然而，有了"爸爸”却不以为着壹基金可以沿着李理想的形式发展。在现行的权力体制下拜了一个码头之后，壹基金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募基金，只是作为红十字会下一个独立的行动计划存在，这就意味着独立法人资格的丧失和诸多重要功能的失效，理论上说壹基金是没有资格独立招募工作人员,对于以人为骨架的基金组织来说,这严重影响了运作效率和组织的活力。关于中国现行慈善体制的不合理以及慈善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已多有讨论 ,，这里想要讨论的是在壹基金面临中断事件背后所反映出的转型期的中国固有权力体系如何面对正在崛起的社会力量的问题。壹基金是新兴社会力量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它是由非体制内杰出精英阶层所创立和推动，普通民间大众力量所广泛参与和主导的一个自下而上的社会组织行为。创始人李连杰的明星效应使得壹基金在创始之初就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在李连杰巨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动员下和慈善大旗的感召壹基金试图申请成为公募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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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贝恩、德勤、奥美等一流的企业为壹基金提供了咨询、审计和推广服务；壹基金的董事会成员也都是国内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而其在512地震中的杰出表现更是使其成为家喻户晓的慈善组织。汶川地震时期，李连杰本人的身体力行、透明良好的运转机制以及之前积累的优异口碑使得广大民众纷纷主动加入了壹基金行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收到的专项捐款超过了1.2亿，参加援助行动的壹基金志愿者更是不计其数。通过壹基金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新兴社会力量的一些特点。第一，使得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两者形成的合力。其创始者和推动者一般具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和理想追求，而社会力量能够发挥出作用所依靠的主体还是那些被发动起来的民众们，在这一社会互动中不同阶层达成了共识，增进了互相的认同。第二，个体的力量得到充分发挥和尊重，充满活力，反应快速。正如壹基金中的口号中所宣传的那样“一个人，一个月，一块钱”，它的慈善策略也主要是在强调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点滴行善。作为其中的代表个体，在壹基金的运营上，李连杰也充分利用了他个人的隐形资产，吸引到了马云、马化腾、王石等企业家为其背书（这句话和主旨没有关系目前来看）。同时，新兴社会力量因为脱离于体制之外，所以没有受到官僚体系的束缚，整体来讲，对于突发事件的反应速度要比体制内的组织快速很多，其救援手段也更具多样性。在汶川地震的第三天，李连杰就带领了物资到达汶川将钱款换为大米捐赠给了受灾村民，有效降低了运转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腐败和浪费现象。第三，更加注重透明、公开，使得组织能够规范化、企业化的运转。由于市场经济在中国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企业责任感得以兴起，从而为壹基金的成长和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在社会力量的制度化建设中，壹基金可以说起到了一个表率的作用。一方面在财务审计、账目公开、组织运作、司法事务方面，世界一流的公司都给予了鼎力支持。另一方面李连杰等主要管理人员对企业化基金运作的坚持，更使得民众对其产生了普遍良好的信任感。

承诺死后裸捐50亿的陈光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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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新兴社会力量在慈善领域里有着许多无与伦比的优势，但是中国的一些旧有体制对于社会力量却并不愿意去推动，，甚至无法包容，遏制其发展。此次壹基金所面临的危机正是源于体制上对其身份的不认同。为何中国的传统制度会如此对待这样一个对社会发展有着诸多益处的组织，隐藏在其背后的是两种不同社会走向之间的分歧。既有体制下的改革是种集权型改革，其目的是希望在市场经济基础上重建总体性权力，再以权力重组市场因素;以权力的扩张占领社会领域，又在社会建设的名义下强化权力;有些地方，行政权力甚至可以管制正当的舆论监督和民意反馈，比如近期的安元鼎事件和谢朝平事件。这背后的逻辑正是权力要强大到足以全面掌控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生活。壹基金所代表的是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和能动社会。通过非制度、非官方、志愿性、自治性的载体来解决 “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问题。处于转型期的既有体制在面对体制外的蓬勃发展社会力量时，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恐惧感和不信任感。在传统制度看来，脱离了约束的社会力量虽然充满了活力，但同时也充满了不可知的风险，例如自发组织的工会在帮助工人维权同时可能也会引起矛盾的规模化扩大化在转型期的既有制度出于维稳的考虑希望把社会变革带来的风险降到最低，我们想问的是将社会力量至于其管制之下能否降低变革带来的风险呢？在既有制度索取更加庞大控制力的同时，权力与民众之间的缓冲层也变得越来越薄。权力之手无处不在，在各个领域中冲突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权力本身。在慈善领域也是如此，由于缺少社会慈善力量，使得政府既是监督者又是参与者，在汶川重建过程中因为监督缺位出现了大量的善款分配问题，在当地民众心目中留下了对政府分配不公的不满。长时间累积起来的对既有制度的不信任才是目前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真正的拦路虎，而体制外的社会力量对于既有制度是一种很理想的补充和制衡。在可预见的未来，既有制度将不得不与社会力量之间相互妥协以寻求共同发展，届时这两股不同走向的社会变革力量如何和谐相处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为什么要拆迁？因为投资公司（至少名义上是）要用地。现在中国什么最值钱？黄金？还是土地？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虽然中国的官方统计数据屡受诟病）显示，2010年前三季度，3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累计接近9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七成。为什么地价居高不但不下反而可以用rocket来形容？除去土地的稀缺性供不应求等原因，地方政府也需要土地的巨大寻租空间来支持地方财政。为什么地方政府几乎沦落到“卖地”维生？自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地方财政源明显少了也难以节流（除了一些光明正大的公务员工资项等，以及虽然占总量不知多少、说多难安说少难看、但还是要摆出来说说的基础教育费用、基础医疗保障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等外，还要“出国考察”“送往迎来”等等等等），财政负担越发繁重，难免打起了土地的主意。地价居高不下，于是房价居高不下。讽刺的楼市调控政策几乎每次都把房价越调越高，上海北京宁波的高房价甚至让多少准女婿转正过程艰难。对于普通百姓而言：纵有蜗居心态，难成生活气候。从房地产的成本上来看，除去土地成本之外，还有建筑成本、管理费、交易费和贿赂成本。其实这还不全面，贿赂是有的，更有甚者是被贿赂（此被贿赂非彼被贿赂，非受贿之谓，乃被迫贿赂，或曰被索贿之谓也）。贿赂跟被贿赂大约可以算作是腐败的一种表现形式吧。吴敬琏先生用“前仆后继”来形容和土地有关部门的腐败，煞是可爱。为什么腐败纵横？因为人有贪欲人有人性，因为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惩罚机制来制衡人的贪欲。为什么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是因为我们国家还很年轻，各种体制“还在摸索之中”？还是因为，自己监督自己，太有难度了呢？一连串的追问，一连串的为什么，究竟，谁为祸根？暂且就此打住，打住。为什么要强制拆迁？因为谈不拢价格。他们是传统意义上的钉子户。为什么要他们要当钉子户？至少一个原因是，作为钉子户，可以得到比“顺民”更多的补偿，谓之“暗补偿” （冠名为 “暗”，不过是不能拿到台面上来讲罢了，在中华大地怕是业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了吧）。为什么会有暗补偿？或者说，暗补偿何以能够存在？因为信息不对称，因为地位不平等，因为，没有充分的民主。一般而言，首先，更大量的信息是为拆迁者（为叙述方便，姑且将投资公司、开发公司和政府等等都归为此类）而非被拆迁者所知，于是，拆迁者相比于被拆迁者，有更明确更合理的心理价位，拆迁者知道可以补多少最多补多少，而被拆迁者中，除了广大的认价和意思一下的讨价还价外，也存在极少数漫天要价的无知者。其次，拆迁双方数量的不平等和质量（暂且用这个可能导致非议的词）的不平等导致了地位的不平等。数量上，类比于市场经济，卖方市场人数众多而买方仅一人（虽然事实上有开发价值的土地迟早要开发，各种人要抢，于是买方定然不止一人，但就独立事件而言，拆迁者整体上是单一的），价格可想而知。质量上，被拆迁者是普通百姓，或曰人民。在一个名义上是在一个 “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度，继续打住。

最后，如果每个人有自由说话的权利，如果能够大家共同协商坦坦荡荡达成一致协议，如果可以互相监督彼此制衡，暗补偿岂有容身之地，钉子户何来存在之理？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自由说话的权利？为什么我们不能共同协商达成我们的协议？为什么没有互相监督彼此制衡呢？一连串的追问，一连串的为什么，究竟，谁为祸根？还是只能打住。昀旭

白岩松 •• 如果是简单的坏，或是极端的好，也就罢了，可

惜，这是一个人性最复杂的时代。医生一边拿着红包，一边接连做多台手术，最后累倒在手术台上；教师一边体罚着学生，坚决应试教育，另一边多年顾不上家顾不上自己的孩子，一心扑在工作上；官员们，也许有的一边在腐败贪污着，另一边却连周末都没有，正事也干得不错，难怪有时候百姓说：“我不怕你贪，就怕你不干事！

言论《体坛周报》副总编辑、资深篮球评论员杨毅

••首先，打架肯定不对，篮球是项对抗激烈的运动，赛

场上容易出现冲突，但是用暴力的方式解决肯定是不应该的。但另一方面，某种意义上讲，打架是展现团队作风和团结的一种方式。打架不应该，但既然打了，就不要做被打的一方。中国队自从2001年起到现在，已经打了很多次，但欣慰的是，基本上每次都是咱们打人家，而不是被打。

••

宜黄市某官员在一篇文章中说道

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我国的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没有一个个“崭新的中国”，是不是因此可以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蔡康永博客 ••

人生想要早点得分吗？想想打球的人，若只练瞄准，却老是球不出手，人不上场，恐怕会沦为白练。球场上状况百出，身历其境，才知如何修正，命中率才会提高。孔明若一辈子抱着地图不出茅芦，他就只有卧，没有龙了，他瞄得再准，也得不到半分的。你要得分？你得及早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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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觉的起床很痛苦，就这样想：起床这么痛苦，那起床以后，接下來今天会遇到的每件事，应该都会比起床要开心，这样想，就比较有力气爬起來啦！

一位法国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的世博奇迹 ••

最初的几天他们像目睹奇迹一样，看着那些从绿色通道坐轮椅进入的游客一进馆就纷纷站立起来行走。

连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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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尤其是烧掉的那些。

摘自微薄

言论《泰坦尼克号》里莱昂纳多对露西说：If you jump, I jump！《盗梦空间》里莱昂纳多对梅尔说：If you jump, I will not jump with you! 你看，男人成熟后，就不会再相信爱情了这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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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豆瓣逛小组三年来，顾城和谢烨的两地书被人反复发了三百多遍，王小波李银河情书六百五，胡兰成论张爱玲八百遍，蔡康永和他的男人们一千二百遍，寒少与郭四娘倾城之恋天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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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交学费也该用支付宝，开学付款，上完课考

完试给了成绩，再确认收货，好评差评看着办。

••刚才的早报早读，江西乐平最新推出：《缴纳交通

违章包年制》，只要预交8000元，本年度的交通违法可以一概全免。乐平的百姓得到消息后奔走相告，齐声高呼：感谢党、感谢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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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女不能等有了性欲才接客，作家不能等有了灵感才写作，所以，平日也就不能等有了状态才学习。应该做的事，即使勉强，也要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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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媒体和美国媒体在一件事观点一致，他们都喜欢骂美国政府。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在一件事观点一致，他们都觉得骂美国政府是爱国。中国领导人跟美国领导人在一件事观点一致，他们的资产都在美国。

在一个敏感词年份一个敏感词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十一年后又一个敏感词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谁是第一个获和平奖的中国人？领导说这事不能说的太细。敏感词得奖后，一些人热血沸溅，一些人奉旨填词。但更多人不知道此事，即使知道也可能无动于衷。十一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变化，有一点大家都是看到的，我们的国家“河蟹”而“目田”。再过十一年呢？但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和政府作对就是恶”

近日有媒体报道，重庆市江津区委书记王银峰以“影响政府办公楼的风水” 为由，要求当地一个合法楼盘“水映康城”项目停建。此事被报道后引起了不小的风波以及政府的一切辟谣举措，根据第一财经掌握的录音，录音中涉事官员竟称：“你知道重庆为什么打击黑恶势力不？你知道什么叫恶不？跟政府作对就是恶！”从挡住了政府办公楼的风水到为民众提供更多的公共空间，解释的偏差让笔者也不知如何取舍，如是前者，那正合了一位网友所言，又一位官员不慎说了实话，如是后者，那又是媒体捕风捉影的炒作喽？

又一次的网络热炒今天可以没有太阳，但不能没有小月月。国庆期间小月月的出现，使不少网友欢快的说：“是小月月陪我度过了这个孤独的十一。”其周边副产品也纷纷涌现，拜月神教、小月月研究组，甚至连据传小月月本人的玉照也在网络上疯传，一时蔚为大观。凤姐与之相比恐只能空叹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有网友戏称小月月成功的普遍提高了全民的心理承受能力，使得网友对生活更加充满了希望。这是一次炒作抑或确有其事，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种露骨的娱乐，也在这 “反三俗”的年代，为繁重的生活多点乐趣。当然闾丘露薇也曾问道：媒体是否应“认真”报道？一切源于寂寞,又归于寂莫。

杂事记

和平奖风波

“敲骨吸髓”者也有苦衷

韩国泡菜危机最近很多国内媒体报道称，自从韩国泡菜危机爆发后，不少韩国商人奔赴山东紧急采购大白菜，造成当地白菜价格大涨。对此，韩国《东亚日报》10月14日报道称，对于中国媒体关于“韩国商人纷纷涌入山东，大量购买白菜”的报道，韩方“感到不解”。因为韩国进口的中国白菜本身数量就不多且大部分产自吉林、黑龙江省。此外，还存在品种问题，虽然山东省也种植韩国品种的白菜，但据韩国农产品流通公司青岛事务所相关人士介绍说：“山东省种植的韩国品种白菜，大部分都是原来就与韩国泡菜工厂签约种植的。其他当地种植的白菜都是没法制作韩国过冬泡菜的中国品种。”中国的白菜涨价都是韩国人来抢的，那其它物品价格的疯长是哪过来抢的呢？避免上纲上线的嫌疑，这里只是一个假设。

杂事记

西安晚报近日报道，陕西临渭区一些经营不善的网吧接到该区文化局文化市场管理办公室的口头警告，如再不交纳拖欠的罚款，有可能被关门。记者获悉，“社管办”这个编制只有8人的单位实有54人上班，近70 人在册领工资。据几位网吧老板称，社管办从2009年6月份开始接手管理后，要求每个网吧每月缴纳1000元的“管理费”，尤其是今年证照年检的时候，每家网吧要缴纳2000元的年检费。因为涉及公安机关年检，一些网吧只好缴纳，经营情况不是很好的就托人说情，少缴纳点“管理费”，先把证照要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就用标题党作为简短的评述吧。

人物

大学生创业者：燃烧的火种 Facable/苏临安/Lsquare/陈椒/陌凝谢玮峰：从此青春不愧 “好吧，我承认就在一个月前，我们还在犹豫要不要继续做，因为大四了，对于在路口的我们来说要面临很重要的选择，我们都是固执的一批人，都愿意相信，只要能看到光，就有路可以走下去，管他是泥泞之道还是坟间小路。”2010年3月26日，顾玮峰团队所开发的AA游戏对战平台同时在线人数超过一万，所有的犹疑和摇摆，在那一刻，被新的信心所粉碎。（注：AA游戏对战平台是由复旦大学学生自己开发的魔兽争霸专属对战平台，支持高校内用校园内网进行游戏。目前对玩家的常用英雄、胜率、总杀敌数，在本校和整个平台的排名有统计。）三年前，谢玮峰是一名专注于计算机竞赛的软院学生，和大多数男生一样，业余时间爱打打Dota。在打Data过程中，他发现学校里面只能用魔兽—战网进行校内对战，而战网缺陷重重，于是萌生了做一个校内游戏对战平台的想法。他找来几个一起参加计算机竞赛的的同学，几个人一拍即合，很快开发出了一个新的游戏对战平台——强袭(assault area)对战平台。（注：强袭是游戏里一件很厉害的装备，当时起名是希望这个对战平台也很厉害。AA是大家对英文缩写的称法，所以后来干脆就用AA了。）从产品测试，策划，到宣传推广，所有的过程都由谢玮峰的学生团队独立完成。他们每个人每月从生活费中拿出两三百，来支撑AA对战平台的日常运转。“我们一直都没有盈利，一直是自己在垫钱，直到去年争取到了一笔风险投资，资金上的压力才小了一点。” 对于谢玮峰来说，资金的压力从来不是最大的阻力。“当时最大的困难其实是经验不足。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同社会上的各种人打交道，不了解整个行业的发展，对竞争对手知之甚少，在项目管理方面也缺乏应有的经验。”

人物

资金瓶颈，经验不足，技术不完善，推广困难……所有创业者都会碰到的问题无一幸免降临在谢玮峰的团队身上。问题一次次出现，又一次次的被解决掉。在艰难的成长中，AA从最初只有复旦大学使用，逐渐扩展到上海的高校，乃至全国高校。注册人数及活跃用户不断增加。相对于VS，浩方平台，AA对战平台满足了高校学生用校园内网进行游戏的需求，同时还支持不同高校之间的对战。然而注册用户的增长瓶颈，外地推广遭遇的挫败，用户需求的下降，技术的不完善……给了谢玮峰的团队更多新的挑战。现在的谢玮峰，每天都要在公司泡很久，时常为了一个技术难题废寝忘食。与他同一届的同学大多找了工作，待遇优厚。而他却要面对微薄的工资，迷茫的项目前景，各种各样的产品问题。他的内心也有过无数次摇摆，要不要放弃算了呢？ “但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啊，而且我对我们的产品真的很有信心。”这样的想法让他在一次次犹疑中坚定了下来。 “我们一直面临很多问题，有些问题已经解决，有些问题还未解决，但我们坚信终将会被解决，我们也明白将来还会有更多的问题，真功夫本来就不是一朝一夕炼成的，只要给我们时间，牛逼的团队就能做出牛逼的产品。” 谢玮峰在校内日志上这么勉励自己。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拥有激情并不困难，而激情与理智并重才能走的更远。三年步履维艰的创业生涯，谢玮峰发现自己原本躁动的心逐渐沉静下来了，开始专注于自己的东西。他时常想起大二开学时，辅导员对班上同学说过的一句话：“你们不管做什么事情，只要没有浪费时间，就一定会有收获。” 不管最后AA对战平台能不能坚持下去，在中国高校持续的壮大发展。对于谢玮峰来说，他把一个想法真真切切的变成了现实，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他的大学生活没有虚度谢玮峰

人物

房天昊：试水收获完整经历 07经济学系的房天昊从小就跟在做工程师的爸爸身后摆弄家里的电路，喜欢捣鼓各种小电器。 “今年六月份的时候，网上‘5023’寝室的视频很火，他们就有个便携式小风扇的设计，但那个不适合量产。放假后，我就想着能不能把它改良一下，造福一下学弟学妹。” 单从从技术层面考虑，改良小风扇对任何一个复旦的理工科学生来说，都可能不是什么难事，但房天昊将它变成了可以量产的现实。他在网上搜遍了“阿里巴巴”等商务平台上的相关厂商，以联系风扇厂、五金厂等单位为他加工所需的配件。“每个厂都要自己跑。这个过程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发现市场跟我以前想象的不一样。” 房天昊主要通过人人网，猫扑，天涯等网络社区对他的产品进行推广，短短几天，他人人网上推广产品的日志点击量便超过6000人。8月19日，东方早报采访并报道了他自行销售设计“给力牌军训小旋风”的过程，并被多家网媒转载，一时间“给力牌军训小旋风”吸引了众人的眼球。然而，军训开始之后，小风扇的销量并不算好。 “算上卖出去的和送给辅导员、教官加保安的，不到一百个吧。”

房天昊与他的给力牌小风扇

人物

8月27日，更大的危机降临了。有一个买了他的风扇的同学在校内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草泥马牌不给力军训小旋风》的日志，抱怨了自己买来的风扇电池短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8小时之后，房天昊发表日志表示，愿意将复旦内销售的所有一代小风扇全部召回。 “给力牌军训小旋风”召回事件，为他的创业之路平添一分戏剧性色彩。“连召回都经历了，这段经历也算完整了。”

浪潮：为什么要给小风扇取名为“给力牌军训小旋风”？房天昊：“给力”这个词是东北方言，意为“厉害、有劲”。 “同学们都说这个风扇很‘给力’，就叫它‘给力’牌了。” 浪潮：你在联系厂家时有遇到什么困难么？房天昊：我跑了很多厂家，发现其实所有厂家的生产价格都是相对固定的，只能通过数量调整价格。我在和厂家打交道的时候学到了很多东西。很多厂长，大概也就是个小学文化水平，但是他们对于市场的把握非常准确，这是我们这些没有市场经验的大学生所欠缺的。浪潮：你在卖“给力牌军训小旋风”之前，有过风险评估么？房天昊：有的，其实我并不想在这个事情上赚钱。我只是想试一下这个创业的流程，为以后做准备。就算以后不再创业，这也是一次很好的经历。浪潮：你在看到那篇《草泥马牌不给力军训小旋风》之后，第一反应是什么样的？房天昊：最开始当然是心里“咯噔”一下，觉得完了。然后就开始想，有没有什么补救措施，最后我决定公开道歉，赠送每位被召回小风扇的持有者解决隐患并升级改造的军训小旋风V2.0版一套。希望用一种负责任的态度面对这件事情，哪怕它会给我带来一些损失。其实事后想想，也是一次很好的危机公关的演练。浪潮：明年还会继续卖这个小风扇吗房天昊：当然会，会在宣传上多下一些功夫，在产品质量上做进一步改进。

人物

顾隽华：明确理想背后的迷茫顾隽华，07级哲学系学生，现任大学生创业协会会长，“从大一起就走在创业的路上”。他与朋友们于2009年5月创立的创业协会，某种程度上填补了复旦大学在本科生创业领域的空白，也成为了校内热衷于创业活动的同学相互交流、同路而行的平台。谈及当初的设想，顾隽华坦言：“收获远比想象的大。” 在复旦的四年间，他与他的团队已然小有成就。譬如，他曾经开展过一个免费复印打印项目，即在正面提供免费复印打印服务，背面通过刊登广告向广告客户收取费用，从而达到盈利效果。顾隽华团队也拥有一些更为人所知的产业：南区一条街上常为同学们光顾的青花茶铺，正是他的杰作。 “我们雇佣外面的人在做事。”他说，“但上面都是学生在经营在管理。” “致力于一些变化”与“多一点理想主义” 浪潮：在你看来，大学生创业与那种主动争取的打工、做校园代理甚至开淘宝店这种事情有什么区别？顾隽华：你知道浙江义乌工商学院吧，他们这个学校已经形成了一种开淘宝店的氛围，校长都已经明确的指导学生们来开淘宝店。这其实已经算是进行职业培训的一个地方。复旦的学生可能该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一些。就是说，他哪怕是做很小的一个事情，他也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想法在里面。还是稍微多一点理想主义——你总要致力于一些变化，或者说总要有一些想法。我们做青花茶铺原初的动力，就是在我们做前期调研的时候发现,上海的奶茶业，即使是快乐柠檬或都可茶饮这种比较成熟的品牌，能喝到的都是奶精。我们很抵制这样的方式，所以青花始终从厦门直接进茶叶，用炼乳来调出奶茶。奶精这东西对健康有害，你喝一杯没事，你天天喝就会产生问题。所以我们觉得，即使是做这样一个小的事业，也要致力于一些改变。

人物

目标越早明确越好顾隽华：一个人在毕业以后越早明白自己要什么，越早进入状态，就越不浪费打拼的时间。都说毕业5年是尝试期，过了28岁才真正明确目标。但试想若这5年都在一个行业里打拚，根据袁岳他们的理论，5年时间是可以让人在一个行业里由新手变为里手的。浪潮：复旦实行的是通识教育。这种教育形式好像并不太适合很早的明确目标啊？顾隽华：二者看似矛盾，实则相辅相成。如果你很明确自己的职业方向，就会在通识教育中达到真正的“宽口径”。真正的自我意识阶段应该是，比如我是学化工的，20年的职业规划，我肯定是要做到管理岗位啊。所以我就有意识的加强文史方面的能力。他会站在这个角度来看问题，而不是单纯的说“我不明白以后要干什么，这些东西就都学一学吧”。

关于理想浪潮：你有没有一个确切的梦想？顾隽华：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创业者。如果是从创业的梦想来看的话，我希望将来自己有一份值得付出的事业吧。我不知道自己多久以后会创业，这是不确定的，但我有一个比较好的创业意识，知道哪些机会是可把握的。中国已经到了崛起的时代。我能够看到很多现在是种子，但有潜质成长到像阿里巴巴像新东方那样的企业。非常多。浪潮：还是谈谈你的理想。顾隽华：我的理想？谈一个非常远景的吧，就是致力于改造中国的农业。我很看好这盘棋，因为看好这盘棋的人很少。我想做生态农业，现代生态农业，但不仅仅是一个环保牌。浪潮：那你现在在就业方面会不会考虑向这方面靠拢？顾隽华：这是一个长期的目标，而非短期的目标。

人物

浪潮：那你现在打算为你这个目标做些什么准备？顾隽华：只能说比较迷茫。比如，之前我比较排斥外企，但最近呢我认为一定要进一下呢也不是不可以，只是跟我的个人兴趣不是很相符。我现在关注的几个领域，也都是大家不太关注的，一个是教育培训，第二个是拍卖行。浪潮：那你现在就是想在这几个领域中找一些高端公司做事？顾隽华：不一定要高端公司。如果是小公司只要有发展潜力我也愿意参与。我从来不认为大的企业是适合年轻人发展的地方，因为你在那儿永远看不到全局。你什么时候能大概知道一点点了，大概45岁左右。这个时候你再知道也没意义了。在谈及学校的资源对明确目标的作用时，顾隽华表示，在认识了真正的社会生活状态（那样朝九晚五频繁加班、专注于谋食而不再有暇学习思考的日子），反观静谧单纯的学院生活，顾隽华不免显出些怅然与留恋。尽管正在洞察世界，尽管用理性思考了未来，顾隽华依旧在迷茫着。他依旧 “在路上”，偶尔也会流露出一点犹豫和退缩。 “认准目标，目不斜视，不断向前，你会不会觉得这同时也封堵了人生的许多可能性呢？山花野树，林间小径，你不心动吗？”采访结束后，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谁能不心动呢？”他的回答便是金圣叹的三十九个“动”字。“或许四十才能不惑吧。”

创业基金与我基金会：“我们主要是扶他们上马，再送他们一程。”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说，“扶他们上马”，即指向经过审核的创业者提供一部分无息的创业贷款或创业资金的形式，使创业者能够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公司。“再送他们一程”，是指基金会通过创业沙龙，以及创业的其他配套服务，帮助公司发展。

人物

同时，随着各方面条件的变化，新的问题也不断浮出水面。因此，为了基金会能够长远发展，他们决定改变基金会现行运作模式，推出了“雏鹰计划”和“雄鹰计划”。 “雏鹰计划”可提供最高达10万元的无息无分红贷款，但必须2年内还清。“雄鹰”向创业者提供只有创业公司股份的贷款。同时对象也都扩大到毕业3~5年内的大学生，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能够得到这种天使基金的帮助，让自己的公司有一个好的开始。我：感觉上和“小挑”（挑战杯）很像的，不过完全没奖励。如果有个好点子，我倒不是缺10万块钱，几个人家里凑凑，不是大数目的。又要填报表、做答辩什么的，就省了些银行利息吧。

基金会：在审核时，创业者的团队构成是否完善、成熟，其包容性、沟通能力如何，是考官们衡量一个创业项目是否可行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说，一个优秀的团队，他们的创业者们大多有较为全面而详细的分工（研发人员，财务人员，行销人员等），有良好的沟通协作能力，同时愿意广泛接纳意见。通过分析近五年成功的创业项目，工作人员发现成功的项目中近50%是与互联网密切相关的，他们推测可能是由于大学生在互联网方面有社会人士所不具备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这也提醒着大学生创业者应认真考虑自身的能力与市场环境，选择恰当的创业项目。我：互联网？这个easy呀，淘宝上开个网店、用java编写一个网络平台。不过，除了这种，我还能做些什么呢？为老师打工，去兜售他的专利？跑遍校园附近的小店，印出来广告册去扫楼？或者，更彻底些，挑种美味、便利的热餐，到南区门口摆个黑料摊，或许能发展成为阿康。创业呀，要是没有决心、没有卖点，像赋个应试作文一样的去搞，最容易的就是在互联网上试运气了，至少成本低，买个域名就ok！

基金会：随着创业获得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人们对创业的看法也越来越多元化。有的人执着于传统思维，认为毕业出路无非是找工作或考公务员，对创业者冷嘲热讽；有的成功企业家则提起大学生创业者便浮现轻蔑的笑容。创业作为大学生毕业去向的其中一个选择，其实本身并无多少区别于其他选择的特殊含义，它与其他的选择一样，只适合于一部分人。所以，我们应该对创业者多一份宽容，多一份鼓励。因此，对于已经选择创业的大学生，基金会会一如既往的提供支持，对于尚处观望阶段的大学生，基金会会加大宣传力度，帮助他们真正了解创业，打破他们自己锻造的“笼子”

人物

全球创业周——中国站即将拉开帷幕，基金会作为协办单位之一，也是希望通过此类活动滤去空气中纷杂繁乱的傲慢与偏见，还原创业本来的面目。让大学生在选择出路时，能够摒除无来由的恐慌与负担，将创业认真得纳入自己的考虑范围之中。那个原本被附加了种种含义的词汇，渐渐在社会支持下，显示出其真正的含义。我：还好吧，其实你更希望我去参加创业案例投标，数量多了就是成绩。我会考虑的，如果没有一个能打动风投、牵动大钱的idea；如果老爸老妈在一旁骂我糟践钱去搞小生意；如果你所能宣传的不止是政府降低了我并不在乎的税收、一两个从零做起取得成功的案例，我会考虑的。

相关链接：上海大学生创业的优惠政策大学毕业生创业四项优惠政策根据国家和上海市政府的有关规定，海地区应届大学毕业生创业可享受免费风险评估、免费政策培训、无偿贷款担保及部分税费减免四项优惠政策，具体包括： ■高校毕业生(含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从事个体经营的，自批准经营日起，1年内免交个体户登记注册费、个体户管理费、经济合同示范文本工本费等。此外，如果成立非正规企业，只需到所在区县街道进行登记，即可免税3年。 ■自主创业的大学生，向银行申请开业贷款担保额度最高可为7万元，并享受贷款贴息。 ■上海市设立了专门针对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创业教育培训中心，免费为大学生提供项目风险评估和指导，帮助大学生更好地把握市场机会。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成立于2006年8月，是全国首家传播创业文化、支持创业实践、从事推动大学生进行科技创业活动的非营利性公募基金会。正如其名字所言，基金会设立的初衷在于推进大学生将科技成果转换为实体公司，让原本只是深埋于实验室的智慧结晶能够发挥其应有的商业价值。作为一个公益性质的社会团体，基金会一直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创办之初的5年中，一共接受政府拨款5亿人民币，除了用于基金会的平日运营，这笔钱款主要用于资助大学生创业项目。

复旦大学学生迄今申报 243 项，立项 93 项。

《浪潮》接受各位读者的投稿，具体如下：校园：接受任何与复旦相关的评论社会：接受任何关于校外世界的评论文艺：接受小说（可连载），书评，影评，乐评摄影&漫画：接受有洞察力和创造力的作品公益广告：为一到两家社团的公益项目免费刊登广告务必保证文章的原创性，也不要一稿多投来稿请发至：langchaoeditor@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