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第三期 by 《浪潮》杂志

复旦学生时评月刊

总第3期/2010年4月15日发行

主编：子烨 / 混沌

编委：阿飘 / 九哥 / 张昉 / 阿瓜 / Facable

记者：校园时评：听风 / 周墨封面故事 : 夜游儿 / WuthringShi 全球视野 : Eric / Lydia/晨弦人物 : 七七 / 苏临安言论&小事记 : 枫林

摄影：张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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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3期/2010年4月15日发行

卷首语我小时候等着长大，一直等着。直到有一件事让我发现父母不是完美的，他们也有自己偏颇的一面，而他们之间的纠纷会需要我的干预，这一天我感觉我长大了。我想国民的成熟跟一个人一样，在没有看到这个国家的窘迫之前，在没有发现自己有责任改善它之前，我们都还没长大。

混沌 2010-4-15

总第3期/2010年4月15日发行

校园时评

给我一个继续的理由

6 我只是在猜想 10 艺设激愤的冷思考 12 艺术无用？且说无用 14 我们需要一种呐喊的力量 18-19围观校园封面故事解惑：复旦大学网络学院

21 解惑：复旦大学网络学院 20 大众化不等于同质化 21

国际视野

29 谷歌撞墙以后 31 这是一个“人的问题” 35 该拿你怎么办，我的房子 37 何谓“明镜” 40-41 杂事记文艺长廊

42 来自卡廷森林的诅咒 44 关于摇滚和无关摇滚 47言论

人物

49 同网院辩论队辩论 52 听熊猫讲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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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一个继续的理由对于大多数复旦人来说深藏在复旦西北角落的750号楼不起眼、也不熟悉就在这里安静地上演着一场画展名为“给我一个继续的理由” 作品们的主人是两位即将毕业的艺设系学生一幅幅油画诉说着他们对未来的迷茫是继续坚持他们的艺术梦想？还是为就业压力放下心爱的画笔？这场展览，伴随着艺术设计系停止招生的临近让许多关注着艺设系的人们浮想联翩或许这只是一个耳闻时一番感慨、而后遗忘的消息或许这只是一群艺设人安静地怀念、安静地道别

我只是在猜想艾冰以下内容纯属猜测，不幸言中，纯属巧合

艺术设计系每学期都会弄上几场主题展，像“给我一个继续的理由”

这样纯粹为表达学生自己的情感纠葛、以作品来决定主题的，应该尚属首例。 2009年12月下旬，一个消息慢慢地在冬意弥漫的复旦校园里传开—— 艺术设计系将暂停招生一年。被一些人誉为“最后一展”的“给我一个继续的理由”伴随着暂停招生的临近悄然上映，这不禁让人有所猜想，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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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举办这次画展的意图真的只是为两位作者提供一个舞台那么单纯么？先撇开这毫无根据的怀疑，把目光投向艺术设计系。 2003年，在750号楼一楼的复旦博物馆展厅，一场名为《大家——从当代艺术看设计》的展览，宣告了复旦大学艺术设计系的成立。“这一次展览，从设计与艺术的角度来说，是中国在那个时间段最早的一个关于艺术与设计的展览。” 后来成为艺术设计系系主任的王天德教授介绍。在那次展览中，复旦大学艺术设计系邀请了包括邓小平的女儿邓琳，中央美院的副院长谭平，中国顶尖艺术家王怀庆、李珊，以及几十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院校的院长、副院长、系主任…… 王教授说，“学习艺术的人，一定要知道全球在做什么，否则难免会造成目光的短浅。”面对建系时的相对艰苦的条件，王教授认为，“暂时的问题都是可以改变、克服的，复旦具有艺术的氛围。” 艺术设计系的建立本身就是一种传奇。它不隶属于任何学院，每年的招生人数也就区区二三十人。在复旦这样一个院系林立的学府里，它只能蜗居在偏僻的750楼。在组织体系上，艺设系又是正统的复旦专业，不同于网络学院这样的二级学院。从王天德教授的语气中，明显地能感受到艺设人想把艺术设计系做大做强、在复旦生根发芽的决心；而在艺设系的发展中我们似乎又可以看到，校方在其建立伊始，就没打算把它打造成一个强势专业。 2009年12月15日，复旦大学艺术设计系突然接到文件，得知学校将暂停该系向外招生。复旦大学教务处陆昉处长表示：“艺术设计系暂停招生有各方面的原因。设立该系原是希望引入一批优秀教师，开设通识课程，辐射整个学校，在复旦营造一个良好的艺术氛围，贯彻通识教育理念。但艺设系创立七年离这个目标还相距甚远，学校基于整体考虑和对艺术设计系在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作出暂停招生的决定。” 在艺术设计系落根复旦后不久，通识教育、六大模块开始运营。回过头来看，校方接受艺设系的理由貌似很简单：为通识教育提供师资；而艺设系也乐得在这所百年名校生根发芽，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相见恨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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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设系成立七年之后的现在，却面临着“灭系”的命运。笔者臆测了一下矛盾的导火索：根据王天德教授的话猜测，“艺设人”希望把专业做大，分得学校更多的资源；而教务处陆处长表示，复旦并不是一个艺术类的专门学校，因此一般来说，学校的投入会偏向公共教育方面，为更多的同学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艺术设计系本身的师资力量缺乏，而学校希望艺术设计系的教师能有更多的精力满足全校学生的需求。他说：“对于复旦这样一所综合性大学，应该把资源投入到更该投入到的地方去。这才是在我们整个学校发展当中应该要考虑的实际问题。”按照学校的规划，艺术教育将全部置于通识教育平台之上。就这样，当年沉浸在鱼水之欢中的双方，此刻拔刀相向。我们坚信校方引入艺设系的初衷是好的，是为了把更多的艺术气息带进复旦，让复旦学子接受艺术的熏陶，而不是仅仅为了一个“综合性”或 “通识”的名号。但复旦娶进了艺设系后，好像一直没有给她一个名分，甚至有点不冷不热，仿佛一开始就没有想要“扶正”的意图。如果校方真的要停系，还希望能怀着“以学生为本”的态度，给那些仍然在读的“艺设人”一个名分，不要让他们背负着一种“亡系奴”的情结、拿着一张不被认可的证书踏上社会。无论怎么样，以后的复旦人可能再也没有机会看到艺设系的毕业展了，可能十年后的复旦人根本不知道曾有这样一个专业存在过。拿这样一场画展拉扯到暂停招生本来就是一种牵强附会。但“在经历过这么长时间、这么多事情之后，可能大家还是想表达一些东西，但并不是目的性那么强的。人在一定的阶段，有一定的阅历之后，他自然而然会想要说一些什么。” 也许“给我一个继续的理由”这几个字眼本身只是一种执着，一种诉说，没有必要去猜想、苛求其背后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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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设激愤的冷思考听风去年严冬之际，从艺术设计系传出了让这个不普通的冬日更觉冷意的消息：明年艺术设计系暂停招生。这个消息犹如春日的一道惊雷，震彻了复旦的大地，也震醒了我们这些身非艺设心犹系之的无知群众。此后，各种声讨学校和做相关调查的调研员的檄文在人人网、BBS上铺天盖地涌来。一时间，群情激愤，咸相诟责。根据教务处的意思：设立该系原是希望引入一批优秀教师，开设通识课程，辐射整个学校，在复旦营造一个良好的艺术氛围，贯彻通识教育理念。但艺设系创立七年离这个目标还相距甚远，学校基于整体考虑和对艺术设计系在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作出暂停招生的决定。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之所以要引入精通艺术的老师，是为了使复旦学院通识课程有更多的普及面，而作为艺术设计系的学生，他们并没有被纳入这项规划的宏旨中去。因此从学校的角度出发，这批学生的存在的最大意义是促进全校艺术教育水平的提升。

事件伊始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内心的普世而无私的正义之火熊熊燃烧。而一旦火种殆尽，正义的火又如何维系？

观之于时过境迁之后的今日，当这场风波渐渐平息，大家的关注点逐步从艺设转到其他地方的时候，我们彼时义愤填膺的愤懑去了哪里？或许，在事件伊始的一段时间内，看到同为复旦学子的艺术设计系同学遭遇如此不公平待遇，我们内心的普世而无私的正义之火熊熊燃烧。而一旦火种殆尽，正义的火又如何维系？如果我们对于艺术设计系的关怀，不能从这种单纯感性的恻隐之心有所升华，而将希望寄托在一时半会的正义之心、恻隐之心上，恐怕艺术设计系同学所遭遇的不平待遇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写的一篇又一篇的檄文终究只能沦为自我嘲笑或孤芳自赏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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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每时每刻都抱有对于不公平待遇的相同的愤懑，因为在事实上这种情感性的愤懑中充斥着煽动性、情绪性的元素。可若是除去这些元素真正以我们非艺术设计系的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又会如何呢？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如果今天复旦拆的不是艺术设计系，然是国际金融系，结果会如何？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条消息会在第一时间传遍互联网，引发关于高校教育的讨论，甚至还会涉及所谓的大学精神与社会价值观引导的问题，各报纸也会不遗余力地描述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和中间的波折。但是，对不起，这次取消招生的不是国际金融系，而是艺术设计系。对，就是艺术设计系，一个在复旦大学中并不出名的小系。它被取消的消息，甚至都没有走出校门多远。对于这样一种存在感而言，我们看到的是诸多空谈复旦若是没有艺术会怎么样，复旦的大学精神会如何沦落，但平心而论其影响程度恐怕也没有这么深远。笔者猜测，虽然艺术设计系会暂停招生一年，但这并不意味着现有艺术设计的教师不再供职于复旦大学，对于开设这个系的初衷——更好地贯彻通识教育这一理念，更无损害之处。若我们站在受害者的角度，自然可以理解他们这种欲投无门欲哭无泪的心情；但对作为第三方的我们而言，我们所实际收到的损害是很少的，因此在情感上的正义感的热度过去之后，留给我们的，恐怕是非以正义公平为责任的人所不能勉励的。现在针对艺术设计系明年暂停招生的具体方案还没有公布，一切还留待后话。具体事件如何发展，我们唯有静观其变。希望数个月以前划过天际的那道春雷，在众多尾随其后的小雷波的回声中，不要过分夸大自己的作用，也不要过分降低自己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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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无用？且说无用周墨拉磨的毛驴也有思想,可它还得拉? 思想无用? 文艺无用？

在我忙乎得像一台拆了刹车的小破车的时候，阿飘塞来了一条短信，说有个两个艺术设计系的学姐办了场 “给我一个继续的理由”的展览。看我忙得颠来倒去的惨样，阿飘中午的时候跑到理图，给我看了他拍的展览的现场照片。我像是一个挖矿的满脸乌黑矿工突然被领去看了一场交响乐 …… “闲暇是自由的前提”这话一点没错。所以我现在闲了，我才有了谈论 “无用”的前提。 “艺术无用！”这样的标题党过于武断，但在一定的语境下又是这样一个无法形容的血淋淋惨烈烈的被掺了水的事实。至少在我忙得神魂颠倒的时候我就巴不得地求饶“大爷，别和我谈艺术”，我不说它无用，但至少在那样的情境下是过于奢侈的。现在我闲了，从忙得屁颠的非常态状态中成功撤离。记得一次眼巴巴站完全场地听了王德峰老师的讲座，有一句话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人生的幸福不在于那些偶然降临的因素，而是不管身临何境都能感到幸福的内心的圆满”。大概这就是浮萍一般的幸福和树一般的幸福的区别。而为了达到有如此稳固根基的幸福，显然，我们出于理性的要求外，还有出于生命情感的要求。艺术，或许也就因此有了无用之用。无用之用，听起来似乎有点玄妙。从字面上看，至少语义混乱，不知道有没有唬人的成分在里头。但至少于我，无用之用倒是我的一种奢侈的信仰。汪曾祺写过《无事此静坐》。要是放在平日里我在那呆坐着一动不动，大家准会说我傻了呆了脑残了。但将之从日常琐碎中抽离出来，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境界。在习以为常之间，以一种盲目的习惯而代替具有理性力量的逻辑与质疑。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空白的片刻，暂时停下来，来做一点思考、审视、充实，用这样一个“无用”去追求一种更高境界、更具有意义的“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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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在一种功利化的情境下必然伴随着一种汲汲、浮躁、不淡定、不踏实的心态。“板凳谁坐十年冷？议论煌煌句句空。”没有了甘于暂时的“无用”的淡定，又何来真正具有价值的“有用”。一切都被数字化，可怕的是一切都像泡沫一样浮于表面，没有根基，却妄图开出华丽的花朵。在我的猜想里，无用之用是那一片土壤，无用之用是有用的根基。从宏观的角度来讲，反实用反消费的艺术理念在当今的中国能起什么作用？贾樟柯有一部电影，片尾是一个摩托少年挥舞着衣服嘶吼着“冲啊”“杀啊”，贾樟柯说这是中国社会现状的最好隐喻。急急忙忙地为着一个所谓“有用”的目标而在生活中横冲直撞是现代人的常态。不知道《小窗幽记》中的这样一幅对联“宠辱不惊, 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是不是在这样现代、文明的经济社会里已经离我们渐行渐远了。这个现代世界被建立在资本的基础上，滚滚的数字是其冷冰冰的量度，残忍地判决——有用！或者无用！在这样的时代里，艺术有什么意义？我思索过，很多次，很想找到一个答案，但或许，这是一个永恒无解的问题。但我只是可以隐约感觉到没有艺术的国度的可怕，没有艺术的时代的可怕。这样的问题存在于艺术，同样存在于一切超现实的梦想之中。呐喊爱德华·蒙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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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一种呐喊的力量阿飘 “我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学，最近再次登上了香港报纸的头版。原因是一群学生 “大闹”毕业典礼，他们抗议校方颁授荣誉法学博士予前特首董建华的决定，他们要求校政应该更民主（包括颁发荣誉学位时该考虑学生诉求和感受）。结果场面乱得屡次打断了董建华的发言，迫得他要请求学生“给我说话的自由”。…… “我以为任何大学在其本义上都应该是“宇宙性”和“普世性”(universal)的，都应该是包容天下的，能够让普世各种意见各种声音自由并现。一家大学的毕业典礼要是有人闹事，不只不是一件丑闻，反而是它校风开放的证据。” 梁文道

复旦的校园很安静。几缕阳光或几丝小雨透过道路两旁的法国梧桐，小路上学生三三两两地走过；光草上零散地躺着、坐着前来散心的人们，路边一排农民工斯条慢理地把栏杆从白色慢慢染成刺眼的橘黄色；走过东校门，电子显示器上“2022年”或“2046”年的字样一直静静地翻滚着，走过的人或者只是笑笑，或者叨上两句，再或者去校内发上一篇很灵异的帖子，晒晒寂寞。校园西北角，一场展览默默地进行着。可能不少人都没听说过这场展览。有这点时间关注这种事，不如多背俩英文单词。可能不少人听说过但没去看过。大家都为未来迷茫着，有时间去看，不如多做几道高数题。可能不少人去看过、感慨过，但不知到哪里去表达、怎样表达。最多画展留言板上的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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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留言板上写下几行字（留言中也有家长们“感谢学校、感谢领导”的句子），看看身边的人都在背单词、做习题，也就怀着一丝紧迫感去追随脚步了。校园西北角，艺术设计系静静等待着下学年暂停招生的到来。艺设系的暂停招生在艺设人的眼中是一场“灭系之灾”，而在学校许多人眼中则只是一场无关痛痒的闹剧。复旦校园最热闹的时候应该是中午本食前的熙熙攘攘了吧。食堂门前，充斥着各类讲座、培训的传单，各种实习求职方面的信息，各种十大歌手和主持人大赛的宣传。我们安逸而小资地生活着，关注着各种于自身有用的信息，做各种于未来有用的事情，最多忙里偷闲，参加一些大众娱乐活动。前些天去采访了一位老教授，他这样评论道：“现在的复旦学生有点不像大学生，他们只是埋头专注着自己的事。可能这和上海在搞经济有关吧。北京的学生就很不一样。”

在浪潮忙活的这段时间里，我自觉得十分幸运地听到了10年前的学长谈论当时的校园民主，听到了一些老教授眼中的大学观。我很难想象，现在的复旦和当年在上海滩大闹“五四”的复旦是同一所学府；

我们仿佛缺乏了一种心怀天下的胸襟。我们甚至缺少了一种关注自己校园的情怀。

我很难想象，10年前的中央海报栏前是如何挤满了黑压压的人头；我很难想象，当年的海德格尔咖啡馆里，还有毫无顾忌朗诵诗歌的人。在大学这段最自由、最适合思索与批判、最适合建立自己的理想主义的时段里，现在的我们只是忙着读书，备考TOFEL、GRE，找实习……

我们仿佛缺乏了一种心怀天下的胸襟。我们甚至缺少了一种关注自己校园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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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说“给我一个继续的理由”和艺术设计系的停止招生之间有什么联系。可能是两位学姐是想表达自己对艺术的热爱，想继续艺术事业的一种心声吧。只是迫于行业不景气的现状和现实生活的压力，她们毕业后可能不会再从事与艺术有关的工作了。但不仅仅是艺术设计，其它专业的同学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可能这也是给观众表达自己诉求的一个机会，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共鸣。这份倾诉是默默地，大家对于画展的回应也是默默的。艺术设计系的存在是默默的；一道暂停招生的文书传来，艺设系的回应是默默的，我们的眼神也是默默的。努力搜集下，还是听到了几个艺设系学生对暂停招生的愤懑，但这点声音，在这个波澜不惊校园里，连半点涟漪都激不起。似乎在中央海报栏被光华楼取代后，我们的声音变小了，我们的思想没处表达了。虽然有bbs、有人人网，但网络终究让人感觉少了一种诉说的力量、一种共鸣的旋律，而多了那么一点寂寞和无聊的色彩。

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

也许不是我们变乖了，只是学校忘记了给我们预留一个说话的平台，来贯彻“校园风尚自由”的理念。

龙应台说：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面对一个越来越安静的校园，我们缺少了一种力量，看到我们说话的平台被一个个地取代，我们缺少了一种力量，眼看着学生对学校事务发言权的减弱，我们缺少了一种力量，我们缺少了一种力量，一种呐喊的力量。

校园时评

而对于校方，在翻新各种建筑、“完善”各种规章的同时，切莫忘了一所大学所要回答的最根本的问题——要培养怎样的人才？一所高校作为培养人才、汇集时代精神的场所，不能仅仅把自己视作一个要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机器。希望复旦能多一些像杨校长一样经常反思“复旦应怎样培养人才”的领导，多一些像梁文道那样为学生的自由狂放而抚掌大笑的大师。希望校方在做出每项决策时，都能先听听我们的声音。 “我只是希望这些人，真正的善待自己的影响力，而我们每一个舞台上的人，甚至能有当年建造这个剧场的人，争取把四面的高墙和灯泡都慢慢拆除，当阳光洒进来的时候，那种光明，将再也没有人能摁灭。”——韩寒

P.S.本人现热衷于收集东校门自动门电子显示屏上的各种年份，与本人有相同爱好者可以将年份的照片发至quluming@gmail.com。我们不一定要像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那样呐喊，至少也应该让自己的校园看起来不那么二。

围观校园之班团文化节

解惑：复

旦网络教

育学院

封面故事

解惑：复旦网络教育学院阿瓜在2009年5月19日晚上之前，可能网络教育学院在复旦只是一个若有若无、神秘的存在。但在那场以“大学应注重培养学生解释应用能力还是批判反思能力”的复旦大学系际辩论赛总决赛中，以9比0的成绩大胜了对方信息新闻联队之后，网院真正作为一个集体走入了复旦学生们的眼帘。 “我们在得了辩论赛冠军之后，才觉得自己配把复旦校徽别在胸前，才有资格在复旦本部校园里昂首阔步，找到了一种归属感。”辩论队中的一位辩手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关于网院，你知道多少？作为复旦二级学院的网院，它和复旦视觉艺术学院、已停办的太平洋金融学院有何区别？网院学生在哪里上课，怎么上课？网院，和复旦其他院系又有何区别？实际上，我们不了解网院。

“我们在得了辩论赛冠军之后，才觉得自己配把复旦校徽别在胸前。”

复旦网院的前世今生复旦网络教育学院的创办背景，源于国家对毛入学率过低的担忧。为了让更多的人在教育经费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即使错过入学年龄或未跨过高校录取门槛也能接受高等教育、享受优秀大学的教育资源，教育部决定批准部分“211工程”大学建立网络教育学院，与民间资本合作、但由官方掌握办学自主权，从而达到提升毛入学率、为国家培养更多人才的目的。根据国内市场调研机构iResearch的调研报告，2004年全国网络教育市场规模已达到144亿人民币；在短短四年时间内，网络教育学院从一开始的4所发展到了68所；学生的满意度也在逐年上升。但总体而言，网络教育目前依然处于起步阶段，在管理体制的规范及发展规划的认知上还并不完善。虽然近年来的摸索，网络教育逐渐将重心放在了“教育”上，意识到了培养人才才是任何教育的根本目的，但依然有不少大学以网络教育之名行赚钱揽资之实。毛入学率：是指公式中计算分子高等教育在学人数时，不考虑学生的年龄大小（指某一级教育的在校生人数与符合官方为该级教育所规定之年龄的总人口之比）。具体计算方法如下：(某年)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某学年本省生源高等教育在学人数÷某年本省籍(18-22)岁人口数]×100％。（摘自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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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于2000年的复旦网络学院，则在十年来的摸索中逐渐把握住了自身的定位。一开始第一阶段采用的是视频会议系统，由于技术不到位，教学效果并不好，落入了过于重“网络”而非“教育”的误区。于是到了目前的第二阶段，复旦网院在本部附近设立了国权、邯郸、东安校区，建设了教室和宿舍等硬件设施，集中学生在三个教室进行学习，其中一个教室由老师亲自授课，而另两个教室则采用视频授课的形式，从而提升了教学质量。而在未来的第三阶段，网院将更注重于借助互联网平台的远程教育，将网络教育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终身教育，而目前这种模式的招生规模则将缩小。目前网院开设有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法学、新闻学、行政管理、广告学等专业。其师资由三个“三分之一”组成：一部分是复旦的老师，一部分是复旦的博士生和退休老师，还有一部分则是外聘的优秀教师。在网上一份关于“为什么选择复旦网络教育学院”的调查表中，过一半的人选择“文凭有含金量”——可见人们对复旦网院教育质量的认可度。而近年来许多公司的HR对于复旦网院学生也给予了较高评价。“历任网院领导出身于复旦教务处，对于这些老复旦们来说没有什么比坚守复旦的品牌更重要的了。”网院的宋军老师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解释。

网院班主任对学生的勉励

我们误解了网院下面的这些误区，不知你能否对号入座。误区1：网院是高考落榜生的收容所？很多人认为网络学院招的都是落榜生，事实并非如此。网院学生中固然有专升本的学生、落榜生，却也有已经过了一本线但因为所录的学校不好、更愿意感受复旦氛围的学生，已经取得了大学文凭在网院继续修读第二专业的学生，还有一部分为接受成人教育的学生。据统计，复旦网院学生中约1/5高考已上本科线、4/5上了专科线，不少人是因为录取的专业不好选择了放弃，转而报考网院，仅有1—2％的学生是真正的线下生。虽然学生的质量上参差不齐，但网院并非仅是落榜生的收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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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2：混一个网院文凭很容易？虽然网院的入学门槛并不高，采取的是自主招生的形式，只要通过语数外三门的测试便可入学，而若达到国家录取分数线则可以免试入学。但要拿到毕业证书却并没有那么简单。网院的毕业证书和复旦其他院系是一样的，只是在专业后会注明“（网络教育）”。而要拿到这样的一张证书，网院学生每门课程的加权平均分需要达到教务处设定的门槛——75分，并且在毕业前需要通过英语四级考试和学院设立的三门课学位，最后能够拿到毕业证书的在网院中也只是小部分人。因此，使得网院的一张毕业证书同样具有一定的含金量。误区3：网院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实际上，近年来复旦网院的就业率皆在90%以上。以03届学生为例，在 12000名毕业生中有60人考上研究生；30多人赴英美等地留学；就业单位除了国企之外，还有IBM、雀巢、惠普、安永华明、德勤等企业。更有甚者，在和复旦等其他名校毕业生的竞争当中凭借其优秀的综合能力而击败其他应聘者一举夺魁。

身为复旦网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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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网院的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美：和本部距离很近，交通便利，可以方便参加本部活动；通过自身努力可以得到和普通高等教育相似的文凭；历年来的数据告诉我们网院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同样吃得香……但当真正关注到每个网院学生个体的学习生活时，我们发现这一袭华美的长袍上，也爬着那么几只虱子。他们能够获得普通高等教育文凭，但相应的是良好的平时成绩、优秀的毕业答辩表现、合格的毕业考试成绩。而要跨过这三个坎，网院采用的是几近于中学教育的“成绩盯梢法”。“网院对学生管理太紧，学习成绩不好，班主任马上告到我家，还有暑假作业要做，英语要提高、计算机要培训，太累了。”网院学生在BBS上写道。同时，网院学生不享有国家奖学金、没有体育类课程可供选修，也让人窥知网院在管理体制上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他们有着90%以上的就业率，学生的年收入节节攀升，但因为文凭上 “网络教育”这四个字样，可想而知在招聘时所可能遭受到的“差别待遇”。有学生表示他曾经历过老板筛选简历时那种“不屑一顾”的表情。而即使是这样的一张证书，数量也是稀少的，意味着极其激烈的竞争。他们虽然地处复旦附近，但实际上网院在地理位置上离同济更近。也因此，鲜少有复旦本部的社团或其他活动到网院进行宣传。据网院学生介绍，只有影协在那里发过传单。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了复旦当中的一座“孤岛”，虽然有人带着自信和微笑走出去，但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也由于信息的闭塞，大多数的网院人被隔离于多数本部的活动之外，很难和本部的同学互相了解和沟通。所以，网院学生若要融入复旦，争取话语权，要付出数倍于复旦本部学生的努力。而从目前来看，不仅是系际辩论赛，在复旦的各个领域、各个社团和学生活动中都有网院人活动的身影。比如我所知的第四届模特大赛冠军易超，更不用说这次他们在系际辩论赛中的一炮打响。赛后哲学学院教授王德峰这样点评：“最终的胜利是网院学子数年来沉潜砥砺、苦心训练的结果。在这场智慧与信心的较量中，他们终于以实力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这些在复旦校园里活跃的身影，如先驱一般一次次地张扬着网院人的精神，在激励着更多的网院人，也同样在震撼着我们。

“他们终于以实力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正如网院辩论队中的一位辩手所总结的他心中的网院人：“不安于现状，只想往前冲。”是的，网院人的未来，只能由自己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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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化不等于同质化子烨《儒林外史》中有一则故事，一个叫范进的人，几十年科举屡试不第，穷困潦倒，受人歧视。到他54岁那年终于考中举人，于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到了现代，这样的故事仍屡见不鲜。湖南常德人曹湘凡，从1987 年第一次参加高考到07年以499分成功越过湖南本科线，他参加了13次高考，被媒体戏称为“史上最牛的高考钉子户”。中国高考从古到今就不断上演着一幕幕优胜劣汰与“劣者拒汰”的斗争。而自1999年起，为了解决上述状况，也为了扩大教育消费，缓解就业压力，经教育部和当时的计发委指示，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高校扩招热潮。到2009年，招生人数已从从1998年的108万人，激增至629万人。现在我国高校的“发展规模”已先后超过俄罗斯、印度、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美国教授马丁特罗提出过一个理论，认为高等教育有3个必经阶段，当毛入学率在15%之前，高等教育被认为是出身好或天赋高的精英的特权；当超出15%时，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当超过50%时，高等教育开始迈向普及，成为适龄青年的一项义务。我国2009年毛入学率已达24%，那么我们是否已经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国家了呢？我不敢苟同。毋庸置疑，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的是为社会培养更多有用之才。然而，中国高校毕业生的生存状况却令人担忧。 2003年7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女硕士研究生嫪彩因失业生活没有着落，便在汝河小区街头摆摊卖菜，并乐观地说这是在体验行为艺术。 2006年10月，寻找工作一年未果，22岁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的毕业生高健决定在北大三角地摆摊当“陪聊男”。 2009年8月，在北京某民办学院仅仅上了三个月学的女生，在连学费带就业费花了近4万元后，得到的梦寐以求的“工作”却是在广州私人机票公司打工。

北大毕业生摆摊陪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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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86名陕西育才专修学院的毕业生突然发现，在支付了巨额中介费并攻读5年后，换来了一张伪造的文凭。以上只是几个极端但非极少的事例。近10年来，不少综合性大学摒弃了精英教育的理念，放低门槛，海纳百川，导致办学质量严重下降；许多专科院校则盲目追求升级，好像少了热门的专业就没脸办学，一些农林地矿的专业学院纷纷改名大学，大兴土木，壮大规模；如雨后春笋般成长的民办高校也纷纷效仿前人的“成功模式”，同质化现象遍布大江南北。我不否认扩招带来的经济效益和对教育普及的推动，但它却也催生了一个新的群体——由高校毕业生中低收入群体聚居而成的蚁族，成了继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的中国第四大弱势群体。这样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只是让更多的人多拿一个文凭而已。有人说美国的高等教育不也走过大众化的荆棘之路么？让我们先来翻一翻历史书。美国高等教育改革有两个阶段。首先是《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的出台，掀起了政府赠地运动，各州政府先后兴建农业院校和机械工程类院校，而这些高校则成为州立大学的前身，为上不起精英私立大学的学生提供了保障。二战结束后，为了缓解1200万即将从战场上归来的复员军人的巨大就业压力，大量学费低廉，课程设置广泛，教学管理制度灵活的社区学院应运而生，也为美国高等教育构建了低重心的制度框架。

这样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只是让更多的人多拿一个文凭而已。

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州立大学和社区大学的出现都是由自下而上由群众推动产生，而非政府为了刺激教育消费“人为”创造的。社会需求推动下形成的大学分工明确——综合性大学和专科学院，研究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各取所需，各司其职。撇开政府教育经费和高校体制问题不谈，美国仍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在高等教育捉襟见肘的现状下，我们需要寻找一个突破口，依笔者愚见，清晰的定位是关键之所在。大学到底需要培养怎样的人才？杨玉良校长在励志讲坛上谈到，中国的大学总是“喜欢”矫枉过正。50年代，大家觉得“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国照搬苏联模式，对院系进行大规模调整，涌现了一大批理工科院校。近年来，众多教育家倡导人文教育，于是一些学校纷纷开展通识课程，恶补人文素养。但却忘记了，通识教育也应包含自然科学。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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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我们总像一个摆不正的不倒翁呢？因为我们缺少对大学教育职能的清晰的定位。任何一所高校都需要认清自己所处的位置。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要成为全能冠军，你同样可以不断刷新单项纪录；不是所有大学都要挤进一流的行列，你同样可以在无人问津的领域上，受人冷落的群体上体现教育的光辉。因为教育不是竞赛，如果你把一批一流的人才培养成了各个领域的佼佼者，你成功了；如果你让一群平庸的人进入了优秀的行列，你的功劳更大，因为这些人身上的闪光点往往需要耐心发掘；如果你让阳光之家的孩子们都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那你就太伟大了，可惜并没有很多人意识到这一点。所以高等教育大众化是要分层次的，我们需要精英教育让最优秀的学生享受最顶级的教育资源，为社会培养领军式的人物；我们需要专科院校为社会输出大量的技术型，应用型人才；我们同样也需要成人教育、特殊教育为资质较差的学生提供一个解决就业和自我提高的平台。最优秀的教育资源总是稀缺的，并且也并非适合所有学生。因此一流大学应控制自己的规模，保证教学质量，而普通院校和现阶段民办的学院应找准自己的定位和发展方向，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更多的学生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由此形成的金字塔型的毕业生结构才是稳定和符合社会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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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撞墙之后 Eric Yu

谷歌3月23号宣布停止对中国的搜索“过滤审查”并将服务器转移到

香港之后的一周，我参加了一次新闻学院的班级讨论会，课堂讨论的题目是：谷歌撤出中国是因为Profit还是因为Principle？十八个学生中，只有两个人认为Principle是谷歌撞墙的原因，而其他的人则认为谷歌这一自杀似的的举动仅仅是一种商业行为，是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并由此延伸至对跨国公司与外国政府相勾结干涉中国主权、危害国家安全这样的论断上。舆论媒体作为我们党的喉舌，向来是被高度重视的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未来的接班人们的观点自然也是受到特别的关照。但是，如果这不是在新闻学院，这是在其他的学院，得出来的结果是不是也是相似呢？如果你关注谷歌事件的话，一定会对网民不同时期的反应有体会，当一月份谷歌刚刚宣布退出中国市场时，网民是一边倒地支持谷歌，谷歌献花事件甚至被当做了一件政治事件来处理，关于它的一切新闻和报道都是被禁止的。然而1月21号，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华盛顿发表了一篇名为《互联网的自由》的演讲之后，网情舆论却突然开始向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人民网和中国日报相继刊文表示中国互联网是开放的，外资企业应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文化。谷歌从一开始的道德标杆的制高点突然间开始下行。中国媒体开始一边倒地指责谷歌背后是美国政府的支持，强调谷歌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密切联系，言过甚者，竟然将民族主义的一套糟粕又重新搬出来，谷歌成了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主权的又一实例。任何东西一旦被符号化都是非常危险的。对于习惯了上纲上线的中国人来说，再没有什么比批判一个靶子更开心的事了。谷歌最凄凉的地方就在于，它对中国人的从众和看客的心理估计过轻了，当它开始成为挑战权威的领头羊时，所有的人都在陪着为它叫好，可它逐渐被媒体塑造成一个唯利是图、阴谋不轨的美国公司时，同样是那批人却会给它最无情的抨击和批判。于是我们看到了谷歌撤出后，并没有引起它期待的那种哀鸿遍野，相反的却是媒体和受众都站在了政府的一边，对它落井下石，极尽嘲讽。

谷歌成了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主权的又一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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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自由流动，对Google来说，是必须坚持的价值追求，更是赖以生存的技术基础；对美国政府来说，是振兴经济的国策，是长远国家利益之所在。在这种所谓的“意识形态”上，Google与美国政府达到了高度的一致，所以，就有了那场传说中希拉里举行的晚宴，就有了Google在宣布退出中国时，美国政府罕见的高调地站在了前台。如果我们将讨论的题目由profit和principle的争执改成另外一个题目： “信息自由流动和信息审查过滤，你更支持哪一个？”你能给出一个答案吗？但凡是有一点点良知和智商的人都会知道“信息审查制度”是一种多么恶劣的制度，马克思终其一生经历都在与德国的“书报检查令”作斗争。一个半世纪过去了，在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中，这种信息阉割的制度却在矢志不渝的贯彻着。我们不讨论Google作为一个企业到底有什么样的企图和目的，但至少我们可以说它以这样一种近乎残忍和自杀的方式引起了我们的讨论和关注，引起我们对这一制度的反思和批判。但可悲的是，大部分人在对Google无休止的诽谤和批判的时候，再也没有心情去理性的思考，再也不去想想到底是谁做错了。史景迁在历史书中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清朝末年，迫于民间的压力，慈禧委派了五名钦差出国考察宪政体制，而一个叫吴樾的学生却拦下了他们，并向他们投掷炸弹，造成两名大臣受伤，吴樾则当场毙命。在后来找到的遗书中，他申明此举并无意针对这五位钦差，而是要触怒朝廷用更残暴的手段来镇压，以激发爱国志士揭竿起义。这样的事情，在一百年后，依然屡见不鲜。反正不是被政府挑拨离间，就是人民在勾心斗角。可惜很多人的血都是白流了，多么惨烈悲壮的故事终会成为我们茶余饭后的笑料谈资，无非是有几个人死了而已，与我何干？谷歌撞了中国的墙，不能指望这一下就撞倒，但长城都被老外霸占成一个观光点了，这道虚拟的墙还有守得住的希望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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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人的问题” 混沌

今今年的两会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名词叫“尊严”，“我们所做的一

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政府报告中有这么一条目标。温总理的话总是很耐人寻味，这次提出来个尊严更是引发了网上的热议：什么是尊严？国家怎么保障尊严？中国进入保障个人尊严时代、媒体应当有尊严等等。说来也怪，像咱堂堂中国，几千年的礼仪之邦，浩瀚的历史，深厚的文化，怎么几千年下来现在才发现需要保障人民尊严？我们之前都干什么去了？一听到两会上把这个词搬出来，我不禁感到诧异。在我原有的印象中尊严我们早就有很多了，历史课本教育我们，中国最卑微的时期是晚清民国被列强欺负着的时候，但如今中国已在伟大的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尊严那肯定是保障的。但政府报告中却说，我们现在要让人民更加有尊严，难道说咱们从来就没有过多少尊严？为了加深对总理报告的理解，我本着两会精神观察着两会之后中国发生的这么些事。 3月23日南平惨案，我再次不想重申南平那个下午的恐怖，这些大家已经看了很多了。我想提起的是惨案发生之后不久，临近的一个中学的语文老师在作文课上布置了一道作文题，让学生们写封给郑民生的信。学生们的作文里有不少带仇恨语句的，其中有一篇写到“我看着那些无辜的小伙伴受到伤害，我就想把你碎尸万段，还想把你放进搅拌机里把你搅拌了。” 回想起上小学的时候，我最怕的就是被杀人犯或警察给捉住，在我朦胧的印象里这两种人都是可以随意置人于死地的。只是在长大后我才认识到随意毙人的警察是只有旧社会才有的，新社会的警察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但不管什么时候杀人犯总是恐怖的。新社会有一种说法叫让青少年在心智上健康成长，不知道这位老师是否认为碎尸万段属健康心理的范畴，也不知道她是否认为这是在对学生们进行现实教育。这些都不甚重要，最值得人警醒的是这些作文背后的思维模式：每当一个人被划为异类的时候他的人权和尊严就不复存在了，他可以成为拳打脚踢、当众羞辱甚至碎尸万段的对象。认为一个人做了坏事他就变成了类畜生的存在，那么什么手段都可以给他用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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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认为日本人就属于这个范畴，所以当时的一大梦想便是炸平日本，经常疑问说中国那么多原子弹为什么没给日本用上。当我们认识到他们侵略我们的时候教的是我们比他们劣等，于是有了那么多的暴行，那么按我们的教育，我们入侵日本又会怎么做呢？我们对于人权和尊严的蔑视从小就有了，在生长环境的不断的鼓励和怂恿之下我们把人分成了我类和他类，市民和民工，城里人和乡下人，人民大众和阶级敌人…然后对两类人的尊严和人权做比例处理，只不过有的时候悬殊些，有的时候缓和些罢了。文革的时候我们的阳光少年自发地组织起来去消灭阶级敌人。阶级敌人是当时的大异类，那么他们自然是没有太多的尊严的。事实也显示他们的尊严完全没有被尊重，生存权都遭到强烈的挑战的时候，无罪推论、司法公正自然也就退居二线了。当时的口号是“打倒阶级敌人”，而我们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光的新一代小学生笔下是“我就想把你碎尸万段”。当然他之后也写到“可是，我不能那样做，因为，如果我那样做了，我不就和你一样了吗？”，这似乎让我们松了口气，但恐怕还是难以回答到底在人权观念上我们进步了多少？一个没有相互尊重的尊严底线的社会是一个容易被误导的社会。这样的群体不会从人的平等权利出发了来思考问题，这样也就使得很多问题不能得到根治。当弱势群体不能通过合法的途径保障自己的权利的时候，他们需要的是自我保护意识的觉醒和一个允许他们与不公做抗争的体系。但我们往往是可怜施舍过后就什么都没有了。下次天灾人祸来的时候该无奈的还是无奈。三月四月西南旱灾加剧，四面八方的救援努力陆续展开。网上救灾的帖子成千上万。整个国家都在关注旱灾，同情灾民。各地的捐款很多，甚至还有人开了车直往灾区送水。这些行为都是高尚的，然而在这一切救灾的忙碌中有多

霍布斯笔下的巨人利维坦是个由无数个人构成的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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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人会停下来问说：是不是这些灾民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我们不会像美国人那样在卡特里娜飓风吹过以后控告政府机关，指责他们没有修好防御措施，但难道这样做没有道理吗？我们用了几百亿把陕南的水送到北京以保证京城的用水，然后我们还能再拿出来几千亿办世博会，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饮水安全已经是这个国家可以保证的公民基本生存权利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所以说总理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我们要尊严，因为我们不能在华丽地办着世博的同时容忍西南的农民以喝尿维持生命。这是个尊严的问题，但也是一个权利问题。 3月28日王家岭矿难，这是我见过的“最喜庆”的矿难。至今为止报道的数据是井下救出115人，35人遇难。现抛开救援造假的传言不谈，看到这些数字我不得不感到奇怪。中国一年矿难那么多，比这次死亡人数多的比比皆是，但为什么反倒这次媒体报道的最多？照理说灾难的影响是以其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来衡量的，死一百个人肯定比死十个人来得严重，报道的应该更多，值得我们反思的也该更多。我们看矿难的时候却把这个逻辑反过来了，一次救出人的光环把各种严重的事故都盖了过去。这就好比我们在中印边境冲突中胜利了，便声称其意义大于我们战败的甲午战争。任何有怀疑精神的人都该觉得这有点反常吧。当我们思考这个国家的时候，我们脑海里呈现的不是一个个享有平等权利而有尊严的人，而是国家、民族这种宏大的字眼。脱离了对人的考量，我们便可以容忍贫富差距、资源分配不均、安全法规的缺失等，因为这些与国家昌盛，民族复兴并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没有太大的影响。有影响的是北京的地价贵不贵，上海的世博好看不好看这类问题。在这种前提下我们能认领的胜利也就更多了，矿工的死亡是个人的死亡，但矿工被救出则是国家进步的象征，怪不得王家岭要比其他矿难重要得多。从这种角度来看现实已经非常完美了，财富不断地增加反正都是属于GDP的，悬殊的分配反倒还能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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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有那么一些人认为现实还不是那么完美，那么最该做的就是把自己的目光回投到人的问题。当我们承认每一个公民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与同样程度的尊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太多的灾难都是权利保障的缺失，太多的纠纷都是权势对他人权利的践踏。面对灾难我们是该对灾民抱有同情，但我们更应该做的是为其愤愤不平，因为太多苦难的起因是权利甚至尊严的剥夺。伏尔泰说：“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们很容易把它理解为一个道德的制高点，好像伏尔泰是抱着无比高尚的胸怀人类的情操讲出这句话来的。其实并不需要多么多的高尚情操，凡是对权利的性质有一点了解，并存着一点私心的人都会认同这句话。因为社会中只要有一部分人的权利受到了侵害，那么这种侵害很容易蔓延至大部分人。本着这种焦虑美国人因关塔那摩关押的恐怖分子的人权遭到侵害而对政府进行抗议，因墨西哥非法移民的居留权得不到保障而上街游行。而我们对中国人自己丧失的权利又吱过多少声呢？我常常幻想，如果那些矿难的幸存者、在城里上不了学的民工子弟、被强制拆迁的钉子户、被关进疯人院的上访者——这些人有一天能摇身一变变成懂得自己权利的知识分子，同时还有一套独立有效的司法体系来受理他们的控诉，那么我们的国家会是一个多么好的地方。幻想终归幻想，这种变形记不会瞬间成型，但有可能在时间的催化下渐渐地发生。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的不是一两个圣贤之人，也不是个别品德高尚的人，我们要的是一群清醒的自私的人，一群尊重彼此尊严的人。这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是每个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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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拿你怎么办，我的房子晨弦作为一个即将毕业的80后男，我感觉压力很大。传统意义上男人的一生概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鄙人深以为然。但是面对惨淡的薪水和居高不下的房价，我不得不为“齐家”而担忧。房价上涨，可谓迅雷不及掩耳。以我身边事例为证，短短10年，房价涨幅已达300%以上。 2000年年头，我哥哥十几万便可买下闵行一套七十平米的住房，如今售价可高达八九十万。浦东八百伴附近某二十楼一套二室一厅约六十平米的住房，上个月挂牌出售价格一百四十万，须知此房在十年前买来二十万还不到。这年头百万富翁已经不稀奇了，随便哪家人家，只要有一套地段不错的房子，都可以称之为百万富翁了。有房的人房价越涨越开心，没房的人房价越涨压力越大。我们这群来自普通家庭的80后就是属于后者，房子的事情实在让人蛋疼。没有房子的男人是悲惨的，没有足够房子的家庭是脆弱的。有部电视剧叫做《蜗居》，讲述的是在高房价下普通小白领做房奴的悲惨生活。其中有个IT男叫做小贝，没钱没房，但是真心爱一个人，爱的人却因为房子的原因被人夺走了。有个电视节目叫做《新老娘舅》，里面播出的纷争，很多都是因为房子的问题引发家庭的矛盾。“幸福的家庭大多相同，但是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如今这句话应该说成：“幸福的家庭大多相同，不幸的家庭大多买不起房子”。没有房子的日子何其悲哀！该拿你怎么办，我的房子。你就真的一直这样高高在上不可攀么？从03 年开始，政府每年都要出台政策来压制你，可是你越战越勇，越压越高。政府说：“一定要抑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增长”，我们想说房价高得离谱，该降降了。可是大家心里都很明白，政府、银行、房地产商，都是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房价跌了，百姓还不起按揭贷款，只能把抵押的房子交给银行拍卖，银行拍卖不出去就成了一笔坏账。银行的钱哪里来？不是印出来的，那是全国人民的储蓄。所以在我看来，全国人民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把钱借给房地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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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房子，却用更多的钱去把房子买回来。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就我身边看到的情况，大多数年轻人都没有房，都需要房，都想留在大城市，这种需求是客观存在的。按照市场理论，如果觉得房价贵，可以选择不在大城市买房。这么说，米价也可以按照市场理论，买不起米可以去吃糠嘛。显然，与其他商品不同，房子已然成为了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必需品就应该得到严格的控制。但是房地产是政府经济来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又怎么忍心真的砍掉这块大蛋糕呢？真要从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实现房价的下调那简直是痴人说梦。如果把全国人民、银行、房地产商、政府都比喻成一个人，全国人民年收入105 万，给政府5万，其余都存放在银行那里，银行许诺说我每年给你1分利，然后把100万借给了房地产商，要求每年3分利。第二年房地产商盖好房卖给全国人民，卖了1000万，130万还给银行，300万给了政府，200万付了建筑成本，370万自己赚。全国人民手头只有210万，全部给了房地产商，又向银行借了900万，每年两分利，还了十几年。本来是银行欠全国人民钱的，现在反而是全国人民欠银行钱。试想，如果全国人民不把钱存到银行，而是自己以100万雇人造楼，不经过银行、政府、房地产商会如何呢？难道传说中的私募就是这样诞生的？据说曾经私募被认为是违法行为。难不成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不得而知了。作为一个小市民，我真的很无知。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挣扎着要买房，即使觉得房价不合理得能够让猪飞上天，即使知道自己买的房子在70年之后还是会还给国家，所谓的买房只是花了一大笔钱一口气租房子住了70年而已，仍然在所不惜地要去买一个房。对于那些投机倒把的人我可以理解，房子在他们眼中只是类似于股票的东西。而对于买房希望成为栖身之所的朋友们，这又是何苦呢？在资本主义国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患贫而患不均的道理我们都懂，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准则却常常因人而异。为什么有些房屋挡着路就必须拆掉，有些房屋挡着路却可以被绕道？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到底孰重孰轻？理论和实际是否可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我用可以在资本主义国家买下一幢永远属于自己的房子（包括土地）的钱在中国租了一套70年后必须还给国家，中间还必须面临被拆迁危险的房子。比来比去，算了，以后哥还是租房子住吧。一个月3千我可以租全套，想住就住想走就走，剩下的钱想投资就投资，想享受就享受。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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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明镜” Lydia 2009年4月初，中国留德学者周坚、留德刑法博士研究生黄礼登，分别收到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于3月28日作出的简短决定——对他们做出的宪法上诉“不予裁决”。根据德国政治体制，联邦宪法法院是德国最高级别的法院，这意味着，持续了近一年半的旅德华人控告《明镜》周刊辱华案，在德国彻底受阻。

闲来无事，我有这么一种自娱自乐的方法，输入些常用器具名称到网上去看网络的诠释，这样还常常会有些意想不到的惊喜。前几日，受了关汉卿“只望大人高抬明镜，替小妇人做主咱。”的召唤，键入“明镜”二字欲探个究竟一篇满满的网页，词条一对于“明镜”的注释如下： 1. 2. 3.

明亮的镜子。用以称颂官吏判案公正，没有冤屈。喻月亮。

词条二就是条没预料到的，它介绍的是 “德国最重要的且在欧洲发行量最大的新闻周刊”的《明镜》杂志，这样的说法难免使人怀疑其中自大自夸的成分，但是在德国确实有这样的说法：喜爱读书看报的德国人把《明镜》的定期发行日星期一称为“明镜之日”。据说每到这天，德国的记者们都不出去采访，每人手捧一份《明镜》刻苦攻读，以便找到本周的报道选题，尽管这只是一个笑话，但的确反映出这本杂志在德国舆论界的地位。 1947年，当年仅23岁的奥格斯坦将英军占领军在含诺斯创办的一本叫《周刊》的杂志更名为《明镜》（Der Spiegel），当杂志创刊初期年青的编辑们目光坚定的确立其主旨为：政治批评与严肃的政治评论时，他们内心也许并没有回忆文字中那种自信的口号和坚定的目光。这本注定将面对多方压力，注定站在风口浪尖的杂志，除了时间，没有人知道它能够走多远，能够走多久。 70年过去，这本叫嚣着，扭曲着，撕咬着一切的杂志，单周发行量超过了110万册，而该品牌在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编制的 2006年度《世界品牌500强》排行榜中，名列第三百九十一。笔者虽然没有为那傲人的110万册的销售数字做出贡献，但却也是经常在网上搜索译文，为其名声“远播”中国做出贡献的人。说到中国，《明镜》杂志倒是对我们有不少关注，这本德文杂志对中国一直持有一种怀疑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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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2008年4月7日出版的《明镜》周刊封面，是以铁丝网编成的奥运五环配以中国党代会的图片。封面导语为：“看看中国政府是如何压制人民和背叛奥运会的。”2009年5月14日，其在线刊登评论文章，职责中国政府“把灾难变成公关行动”。文章称：“共产党想要利用这次灾难的危机处理，结束在西藏‘3•14’事件之后的国际孤立，从来不无的放矢的中国官方媒体，充分利用了这次地震，用习以为常的政治口号把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 前者确实犀利偏激，将宣言“我和你心连心”的在某种程度上反抗政治超越政治的奥运会推向了其相反面，后者除了在措辞上更加带有意识形态外，其内容其实不过就与韩寒同级。面对这样的言论，在德的中国人愤怒了，组织了相关社团召开专题研讨，以周坚为代表组成了上诉团，踏上了路漫漫的上诉征程，起草了刑事控告书，指明其犯罪行为有这么几条：一、恶意诋毁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其在封面中将中国国旗进行恶意改造，并犯有侮辱罪和煽动民众罪。二、恣意歪曲中国文化。认为其将孔子的话“不践迹，亦不入于室。”解释为“未履他人足迹者，到达不了目标” 触犯了德国《刑法典》第166条，犯有谩骂信仰、宗教组织与世界观团体罪，同时也触犯第187条，构成诽谤罪。三、攻击中国的改革开放认为其指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建立在一系列间谍行为上的。在这里，我们不讨论《明镜》杂志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因为各国法律由于其历史成因及社会成员对其法律预期的不同，对于犯罪是否成立以及量刑轻重有时会有很大的差别。且就目前的判决结果来看，虽然中方律师振振有词，但是德国法律并没有认定这些行为构成犯罪。在此仅谈一谈对于媒体——这一在现代社会中难以界定身份和主体性质的资源集合器和力量集团——我们应如何认识。当今很少有人会反对，谁掌握着有效话语权，谁就在事实上掌握着社会力量，其中佼佼者无疑是各大媒体。他们掌握着大量的资源，他们有能力最大程度的传播其言论，形成群体效应，从而在一定时期对政府及其他力量集团形成公众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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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民主还不健全，一些人民的个人意识还没有完全觉醒的情况下，很多人习惯性的以媒体言论为导向。很大程度上，媒体扮演的是国家机器的有机组成。而对民众而言，媒体代表着公信力，近乎一个“说什么就是什么”的机构。因此媒体持什么样的观点就尤为重要。它们的声音不得不随大流，唱主调，被和谐。而一旦出现了像《明镜》这样显得偏激的言论，部分中国人就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了民族尊严的高度，出现了“士可杀不可辱”的悲壮情怀。但是当我们因为这样的一本杂志的言论而愤愤甚至上诉时，其实正是把它主角化了。媒体代表的只是一部分人，甚至是个别人的观点。作为个别人，价值判断的偏向的存在是必然而合理的。再者，民众对于“公正”的认识也存在偏差，正如文章开始所说， “明镜”是称颂官吏判案公正，没有冤屈，但所谓“公道自在人心”，如何做到达到所有人心中的公正，所有人心中的“没有冤屈”呢？“明镜”在这里不过是高高在上的官吏所确立的公正与合理，它的存在具有排他性，排斥一切可能出现的其他的判断与声音。

但是当我们因为这样的一本杂志的言论而愤愤甚至上诉时，其实正是把它主角化了。

对于西方社会和民众，“明镜”更多的是一种光线的汇聚与反射。存在即合理，每道光线都平等的被镜子接收和反射，照进大众的眼中，没有亮度的差别，没有排斥性，哪道光线更亮，全在接收人自己的判断。当我们把“明镜”如此定义时，当我们面对媒体，多一些选择和过滤，多一些独立的判断时，也许，我们的心态就能更平和些，我们就会有更好的方式应对外部的误解，我们的镜子就会更加明亮，因为它汇集了更多的光芒。王尔德曾经说过：恶莫大于肤浅，无论什么，领悟就是了。每个媒体人，每个媒体的受众，都应该把这句话刻在笔尖，刻在眼前。

杂事记

中国领导人出访不再组织同胞到机场迎送

4月13日，从这次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开始，中国领导人出访不再组织同胞到机场迎送果然，在重播的新闻中，到达华盛顿安德鲁空军基地的胡锦涛主席面临了一个没有当地华人华侨欢迎的空空的机场。这些年，中国大大小小的领导人出访世界各地频繁，每到一处，不论白天黑夜，机场都会有一群由当地华人华侨组成的欢迎队伍，热情洋溢，高呼口号，手举标语，几乎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亮丽的风景线”。中国大陆新闻在报道的时候总是加上一句“由当地华人华侨自发组织的欢迎队伍”……。今天的新华社新闻第一次明确告诉大家，原来这种迎来送往的华人华侨是由“当地使领馆”“组织”的，是我们外交部奉行的礼宾。其实，笔者倒是认为，这样一件事情何必要去强求呢，从明令实行到强行禁止，是不是折射出中国在外交方面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呢？

又一幕强拆下的自焚

3月28日上午，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黄川镇一户村民为阻拦镇政府强拆自家的养猪场，二人浇汽油自焚，68岁的男子陶会西死亡，其92岁的父亲陶兴尧被烧伤。目击者称，两人自焚后，拆迁工作人员并未施救，拆迁工作也未停止。一幕幕拆迁与被拆迁的惨剧似乎在中国的大地上已经不能算的上新闻，人们似乎已经没有兴致讨论钉子户与暴力拆迁，但每次看到这样的报道总会有一些辛酸，记得去年年底在网上看到一位美国老太太拒绝了百万美元的拆迁补偿，西雅图一商业大厦只得为此改变设计方案的报道，国情不同、社会的大环境不同，我们并不想做什么样的对比，但是任凭这些事不断地以一定的“频率”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一直熟视无睹就是我们的态度吗？

俄政府网站公布总统总理等高官家庭财产状况

梅德韦杰夫2009年工资收入约为333．5万卢布（1美元约合30卢布），第一夫人斯韦特兰娜没有工资收入，只有一个存有7503卢布的银行存折；普京申报的2009年总收入为388．9万多卢布，普京的夫人柳德米拉没有工作，收入为582 卢布。此新闻一出，不少网友纷纷表示质疑，笔者在这里想说的不是财政透明——这一点今年广东省已经做出了一定的姿态，虽然也仅仅是一点姿态——而是我们广大民众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下对政府，对媒体产生的一种不信任感，在听到一个利好时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只是故作姿态这个词，这和财政透明化这一件具体的事相比，恐怕是更为迫切需要解决的。

闵行长是有背景的

央视女记者为救人被撞死

央视女记者刘薇3月9日晚在北六环遭遇车祸，在试图和另外一名男子救助车祸中被困人员时，不幸被后面驶来的金杯车撞倒身亡。笔者在这里没有任何贬斥之意，只想说一下我们的媒体。刘薇救人的确值得称道，但我也注意到，当时救出刘薇的那个人在救出刘薇之后，又立即去救后面的人，不幸的是他也和刘薇一样被后面驶来的车撞倒与刘薇同时遇难。两个人，就先后救人讲，那个救刘薇的人更应该值得褒奖，他应该说是第一个出来救人的人，也一直是在救人的人。但我查遍所有新闻，没有见到哪个媒体有这个好人的名字。因为什么呢？只因为刘薇是一名央视的记者，同样是见义勇为，为什么总是戴着一种有色眼镜去对待不同的人、不同的事，给予不同的人不同待遇呢？

3月25日晚中国银行固始县支行行长闵某接受企业宴请，醉酒后对同桌吃饭女子进行调戏，遭拒后动手打人，一同吃饭的还有固始县副县长张某。事后经法医鉴定，陈、徐两女子为轻伤。张县长对被打的女子说“姑娘，别闹了，闵行长是有背景的”。看到这个报道，感觉像是古典小说中的一场闹剧，县太爷趋于权势不能为民做主，那么潜台词是不是：“大官人看上你，是你多少辈积来的福分，只有感恩，哪来的怨恨？不但不识事理，并且素质也很低嘛！”

广电总局认定 “ 凤姐低俗将予以封杀

今日，凤姐凭借其不平凡的外表和超强的自信在网络上叱诧了很久，近期凤姐更是整了容模仿蔡依林，拍了婚纱照，更扬言要嫁奥巴马，在网友对其已经当作笑话看的时候，广电总局终于也按捺不住了，已对凤姐进行了口头封杀，称其太过低俗。每每听到“广电总局”这四个字的时候，至少笔者自己是一种非常不屑的态度，这样一起轰轰烈烈的又有着一些嘲讽的事件是需要一个更大的笑话作为一个结束吧。

”

杂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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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卡廷森林的诅咒张昉 “Curse.”蒋昌建老师谈及4月10日的空难，如是评价。我相信，波兰总统遇难的背后不存在阴谋，也不会是恐怖袭击——无论是车臣人还是基地组织，都不至于对这个稳定的中欧中等国家下手。然而，我也相信， 70年前在卡廷森林里罹难的4400多名波兰军官（以及在他处遇难的其他 17000名波兰精英），他们的亡灵尚未安息。将“curse”理解为“诅咒” 并不贴切，其描述的是一种冥冥之中的联系——知道他们遭遇的人们还不够多，而他们终究会引起世人的关注。在那个国家主权与个人生命皆得不到尊重的年代里，21000个冤死的生灵和奥斯威辛、和南京、和世界各地的情况一样，其意义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数字。当纷乱的年代过去之后，受害人民——无论是祖国遭到了蹂躏，还是被迫充当了法西斯主义的炮灰——他们终于获得了后人应有的理解和祭奠。然而，情况不同的是，卡廷惨案的遇难者，他们死于“正义之师”的枪口下，而替罪羊纳粹德国虽然战败，终究也不能为子虚乌有的罪孽承担实质性的责任。于是，知道真相的人在压力下缄默其口，卡廷惨案就渐渐被时间湮没了。直到1990年，故纸堆里的真相作为政治工具披露于世，但是很快又在随后更大的历史激变中沉寂了下来。因为长期受到电影之外的教育，观看《辛德勒的名单》、《南京！南京！》这类历史片的时候，我们已经预先知道影片中的大部分剧情会向何处发展。然而观看《Katyn》，国人可能会和片中人物一样，陷入对未知命运的恐惧和困惑。至少我在08年第一次看《Katyn》的时候，直到最后一刻也不相信那些波兰军官会遭此噩运——透过那些残留的日记，受害者们其实至死也不相信。如果说这类注定沉重的历史片还有表现技巧可言的话，我觉得影片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揭示真相的同时，描绘了波兰人民 ——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事后——面对历史漩涡时的怀疑、犹豫以及无法逃脱困惑的痛苦。某种程度上，我们观看这部影片，应该会产生些许共鸣。导演本人的父亲，即是卡廷事件的罹难者之一。07年影片上映后，波兰影评认为，“这是有关卡廷惨案电影的第一部也是结束之作”。除非有心治史，对卡廷事件的了解，止于看这一部影片一遍足矣。苏联帝国业已随其受害者的脚步灰飞烟灭，我们今天再提这些故事，究竟有何好处？如果从卡廷事件往前回溯20年，我们看到那些波兰精英组成的“白军”，何尝不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行过残酷的侵略。这样一看，是否再无永远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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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尊敬或者同情的事物？我觉得，影片帮助我们了解真相、还原历史，其本意并非想教我们从此对那些表面上黑白分明、正邪两立的事物，都要报以怀疑的眼光；也非让今人继续纠结于生活的复杂与荒谬之处。恰恰相反，它是想为消失的一代、甚至更多代的波兰人正名，警醒今人不忘对人类灵魂的救赎。每一个冤屈的灵魂都需要一首安魂曲。

唯愿亡灵安息。

影片信息：片名：Katyn 导演：Andrzej Wajda 类型：剧情/历史上映日期：2007年9月27日（波兰）国籍：波兰语言：波兰语奥斯卡提名：最佳外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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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摇滚和无关摇滚... Kunshu 在不少人看来，摇滚意味着吵闹、喧嚣、奇装异服。在很多时候，这些符号确实与摇滚走的很近，甚至代表了摇滚。事实上，他们并没有错。在我看来，摇滚就内容而言，就应当是对于情绪的表达，至于以吵闹、喧嚣抑或奇装异服的形式来展现，也自然是表达的一种，无可厚非。这样的说法，是想回答一种对于摇滚的批评，“只有情感的宣泄，没有思想，没有深度。” 这其实也算是一种表扬。甚至我认为，对于任何文艺作品而言，情绪的表达都是其最重要的职责，没错，它可以体现思想，可以体现深度，但那仅仅是一些额外的惊喜。普鲁斯特可以在他的作品里阐释弗洛伊德，瓦格纳可以让叔本华和尼采在他的音乐里若隐若现，毕加索可以通过画作来表现他对存在主义的理解，但是，这都不是必须的。当今天，我们需要从摇滚，从文艺作品中探求思想、探求深度的时候，可以想见，本该有思想，本该有深度的东西，已到了何种田地。

“摇滚，是一种精神”，这是另一个被庸俗化的说法，既然是一种精神，那到底是什么精神呢？我的答案是，求真的精神。很多人都为摇滚贴上“叛逆”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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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就行为与表现来看，确实如此，但叛逆和摇滚本身无关，只是因为此刻身边满是虚伪与谎言，求真，才会显得与众不同，“叛逆”非常。在任何时候，“皇帝的新衣”都在上演，而摇滚就是那个小男孩。这就是它为何永远叛逆，这就是它为何永远青涩。

老崔当年倡导的“真唱运动”，绝不仅仅是想整顿演艺圈，

The Velvet Underground & Nico

他是希望年轻人们能从自己的偶像身上至少学到一种品质，不说谎，不骗人。可惜，他没能成功。老崔也曾说过，中国从没有摇滚文化，只有摇滚现象。他没有说原因，我想他是明白的，这是一个不愿面对真实的国度，这是一个没有勇气的国度。

摇滚作为求真精神的一种体现，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哈维尔会在四十岁时还能变成一名狂热的摇滚爱好者，那篇著名的“七七宪章”，恰恰是为了抗议当局对捷克摇滚乐队“宇宙塑胶人”的拘捕与审判而签署。 “天鹅绒革命”的得名，也绝不是因为所谓“没有暴力冲突，如天鹅绒般平和顺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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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是出于对Lou Reed的Velvet Underground（地下丝绒）之纪念。

李志说，“他说这世界是不是我们的，我应该穿什么吃什么，如果没有人看着我，那该多快乐。他说这世界不该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也不该有的，我可是个男人为什么打不起精神。” 吴宁越说，“时间已经过了那么久，天空已经灰了那么久，而忧伤还在我左右，而理想呀还在我身后。” 赵光说，“你能不能给我买套房，一定要有天窗，这样我们就能在屋里，看到那星星月亮，你要是不能答应，我提的这点要求，我就站在屋顶上，扔下一块手绢，谁要捡到它，我就跟谁走。”

人们说，生活就怕较真，所谓较真，就是斤斤计较于真实，我特别喜欢一个词，叫认真，所谓认真，就是认准那个真实，他们可贵，是因为他们真实。

甚至当大多数人都在为一坨屎上小心地罩上盖子，还在上面涂脂抹粉的时候，会有一些人敢于掀开盖子，还要将那些肮脏与恶臭告诉所有人，这些人，是有摇滚的精神的。

八十年代，诗人、画家、学者、摇滚乐手，能够厮混在同一个圈子里，绝不仅仅是因为物质水平的接近，以及各自对于形而上的不同迷恋，虽然学识、经历相距甚远，但他们有一种相通的气场，一种面对自我的态度，面对真实的态度。

其实，我只是想说，喜欢摇滚的，都是好孩子。

复旦篇 “

全部税收减去必要开支就是法酬。

”

吴思先生在复旦的“血酬史观”讲座中一针

见血地指出税收的用途。必要的开支是为了维护国家机器的运作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这部分的开支是来自于税收的，剩余的国家的税收则被称为“法酬”，作为国家财产。

言论 “

”

你转什么专业啊？

转专业来临，09预防医学的同学们见面的第一个问题不是相互问“你转专业不”，而是直接问“你转什么专业”

“

当时报考时候看什么专业都不怎么好，现

”

在看那些专业怎么看怎么好....

面临转专业，一些绩点不高的同学如是感叹到

“

中国的基督徒已经超过1亿，比共

”

产党员还多。

田岛英一先生在复旦的“膜拜宗教的咒语和跨越国界的公民社会”的讲座中提到这个问题

“

有时只有沉默才能让别人听到自

己的声音。

”

金寿福老师的《史学原典导

读》课，如有同学讲话，金老师会片刻沉默不语，直到教室鸦雀无声方才继续

今年四月，传统的系际辩论赛又如约到来。充满幻想的，只想偷师的，心惊胆战的,各类的参与者在一个月之中会好好地爽爽心思和言语。去年的冠军是网络学院，他们的对手是演协牛人组成的联队，而结果是，九比零。跟身边人说起，他们会怀疑，网院队里大部分成员来自复旦本部。就是说，胜利者遭到了怀疑。<人物>并不做为谁辩驳，为谁宣传的事情。我们看到的，是真正有爱好的一群人，上演了标准的励志电影；听到的，是成员的家属在采访最后叮嘱的：“拜托，要写的既不卑微,也不骄傲。”

人物

同网院辩论队辩论同网院辩论队辩论 •• 网院人，他们属于哪里？他们希望属于哪里？ •• 在畅快的采访中，你会懂得，不去想自己是复旦人的都是复旦人；希望成为复旦人的却总要和这段距离搏斗。 •• 这期<人物>，邀您与对网院\对网院辩论队的成见和误解辩论。他们最擅长辩论，希望我们也可以，忠诚地发现真实。 •• 最有趣的是，四个人将会化作一个人的声音，就像再多的人都是为一个辩题准备着。

事略入学时就参加07年新生赛，是网院第一次参加。9月份入学、10月份比赛。第一场就输了。小比分输给了武警班。08年四月份，我也参加了，是系际赛，也是第一场就输了。所以说，闲谈的时我们总说网院的运气都不太好，抽到难说的题目。再加上每一次我参加的比赛都是输掉的，我们都觉得，没有赢过，真的很可惜。

“我希望你（记者）能用媒体的力量把网院搬到本部去。”

我们的队里没多少人，只有真正喜欢的才留下来。可能上不了场、可能比一场就输掉，我们就怀着在复旦打一场比赛的希望参加了。对我来说每一次希望都实现了，但它坏就坏在实现得太彻底了。去年参加时就在想，今年大三、明年大四就没有机会了，但很渴望走远些。为了这个，我们还考虑过和本部的选手组成联队。联队的话，可能上场的机会少。但最后还是决定，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们还是要靠自己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直在YY。准备时会到队员家里，他家有棵樱花树，四月份都开。我们的队伍里没有本部那些“老妖”，所以对辩题很难拍板。最后都难以说服对方的时候，我们就对提主意的人说：“输了你就埋到樱花树下。”一路这样YY着，走了两个月，一直到决赛。这回是SMG

人物

校园行，压力很大，而且只是在比赛前两天才知道这个消息。拿冠军肯定是每个人所希望的，但之前的大型比赛都是输，所以根本就没敢奢望。

胜利!胜利! 去年的胜利，对我来说是一年两年的事情，但对网院来讲，是网院成立十年，十年磨一剑嘛！在台上一直很激动。我们能进决赛已经非常开心了。在台上展示自己，就觉得自己，是属于复旦的。我们在两个月的比赛中总会争论一件事：什么时候才能把校徽戴在身上？我们四强时想过，但还觉得没有资格。决赛之前，把校徽别在西装胸口的那一刻，我最激动。我们希望，不仅是学籍、校舍和复旦相关，我们自己也可以真正被复旦所认可。比赛之后，我们特地抱着奖杯从正门走出。辩论里的输赢，总会有辩题的偏向、评委的喜好等等相关。就是说，输一场比赛不会证明任何东西。同样的，赢一场比赛也不会证明任何东西。所以，以平常心面对比赛，就会静下心来准备很多资料。队友之间经常讨论，但从来不会争吵。最后，你在场上把讨论的东西说了出来，这就是享受辩论的过程。我们去年那么激动，就是觉得自己可以抬起头走在复旦校园。即使是冠军，我们也拿不到复旦本部的文凭，但赢了之后，可以被很多人看作复旦人。我们最享受的是过程，结果是用来回忆的。重要的改变是，辩论赛之后，网院开始重视辩论这件事。在这之前，网院办晚会、跳街舞啥的是挺好的，像辩论社这样需要学术背景、要去思考的东西，网院就觉得，我们不擅长搞这些，也不应该去搞。我们打到八强的时候，院方才意识到，来跟我们说，加油吧!

人物

我们松散但有情味整个网院辩论队就没几个人，总共一二百元钱的经费还得由社长的女友管理。我们不像其他的那些队伍，比赛完就都散了。我们总会聚在一起聊聊天、吃顿饭。包括一些毕业的，对辩论感兴趣的人，也回来参加。大家都是朋友，辩论社的社长、秘书长都是随随便便就举手通过的，十几个人，社长能一直管住的只有女朋友（笑～）。辩论队，是因为爱好才走在一起的。

兴趣还是事业？ •• 去年打辩论的一个月，大概交了两个礼拜的请假条。 •• 辩论很难成为事业，但我们确实把它当做一项事业看待，把它作为生活中很重要的部分。 •• 如果把辩论做得很入迷，就会把辩论中的状态中带入生活中，这很致命。暑假在YAHOO实习，身边人说我某件事做得不妥。是人总归会争辩，搞辩论的说起话来就让别人没话说，心里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但还会反驳。结果就是，别人再也不会给你提意见了。和工作中不同，家人、朋友总会帮助你。现实的工作，只有一次机会。所以我觉得，辩论外在的犀利在生活中不会得到好处，但内在的对问题的分析是好的。

辩论和学习之前对学习的很多内容不太感兴趣，但因为辩论的需要会主动的了解。希望能在不断的比赛中养成这种习惯。网院爱学习的人很多都在辩论社。大一的时候，没有对哪门课有特别的爱好，但随着爱上辩论，就喜欢上汉语言、疏远了英语。网院的老师和本部的差距不大，关键是学生。我觉得，进入网院的人，不是很愁找工作的事情，就是想学些东西，感受下复旦。参加YAHOO的活动，我的团队里有北大的、北工大的、中国农大的，这个团队拿了全国销冠、最佳团队，我自己拿了“销售前十强”。所以说，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并不输给任何人。混得下去，和文凭没什么关系，和知识、情商关系更大。

人物

听熊猫讲辩论让我们专业些，深入一年前的比赛，由熊猫（下称“张”）来仔细分析辩题、回顾赛程。

记者：能否介绍下四个辩手？张:我们的一辩叫李赟博，他的缺点就是比较固执，而优点就是他有一种天生的特有的幽默，从我们的预赛的第一场就可以看出，有些话从我们三个人口中说出就会很不好笑，但是从他嘴里说出就会非常的好玩，而这却不是他刻意这样做的，所以他就成了我们三个人中唯一一个讲笑话的人。因为笑话让我们讲就成了冷笑话，这是辩论场上非常致命的问题，因为这样大家的关注力会下降很多。二辩这个位子上换了很多人，第一场是我打的二辩，但是打了以后我发现其实我并不适合盘问，后来就换成了第一场的三辩。实际上我觉得他更加适合做教练，因为他懂得东西特别的多，我觉得甚至比本部很多人懂得都要多，尤其是关于历史、行政管理方面的东西都非常的了解。所以辩论一开始，定基调、对论点提出质疑的方面他做的都是最多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在场上容易说不清楚。决赛的二辩是我们的教练，也是一个老辩手了，他的反应能力、辩论能力都是我们中间最好的。而对于四辩，让他做四辩其实蛮可惜的，因为他的攻击力非常的强，只是因为他能够打四辩，我们才安排他到了四辩的位子上。

记者：和我们回忆下比赛的具体情况吧？张：第一场比赛打的是腾飞，辩题关于男女平等的，我们在之前查了很多资料，比如我们查了湖南财经大学的教授樊明教授的一个论文集，三百多页我们都看完了。我们的立论做的也比较扎实，减少了很多的论证义务，我们不需要去论证这个问题的最大值是什么。反观腾飞书院这一边，出乎我们的意料，他们立了一个比较偏的论。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体制，这样的体制当然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其操作性非常不好，因为其颠覆了传统的东西，比如政府要将人的生命权至于国家政策的第一位，这样就增加了自己的论证义务。对手的个人能力是非常强的，比如他们的三辩毛文灏，我到现在还认为他的个人能力要在我们这边的四个人之上。

人物

记者：半决赛的情况如何？张：半决赛打的是外文物理联队，这是一场正儿八经的比赛，对手有陈克炎，他的辩论很牛。我觉得，他们之所以会输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表现不够好，而是因为他们的立论有问题。他们做了两件错误的事情，第一是他们的论点太过绝对化，因为他们的命题是一个全称命题，但是他们并没有论证为什么言可以尽意或者言一定尽意，从逻辑上有点漏洞。此外就是他们的自由辩举证并不大好，他们搬出了一大堆文言文的东西，比如当年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人们的清谈就是一种对辩的形式，当然我和我方二辩都听的懂，但是如果这样回应的话会比较无聊，因为先人的东西有些还是自相矛盾的，而这同时造成他们的自由辩浪费了很长时间，也被我们“鞭尸” 了很长时间。我们自己也想了很多，这大概是我们准备的最充分的辩题了，我们从语言学、哲学上面都找到了回应对方的办法。基本上对手的论证也在我们的预料之内。

记者：决赛如何？张：其实我们准备第一场的时候就开始幻想进入决赛，但是即便是到打决赛的时候我都没有想到会赢。因为对手里面有松鼠，当我要打辩论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怎样以对手的姿态面对松鼠，因为我的关于辩论的很多东西都是徐方溥学长交给我的。比如说辩论要打价值、讲实证都是他教我的，甚至我的个人的价值体系都是他帮我建立起来的，虽然不尽相同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共同点。很多时候他说的话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反驳，因为我觉得他说的就是对的。所以决赛的时候我们在刚开始就一直在寻找共同点，社会需不需要主流价值、人需不需要主流价值，我们就这些问题开始进行协调，你会发现我们面对这些问题协调起来非常简单，于是我个人也不知道在辩论场上怎么面对他，当时心里非常的狂喜甚至还有一种恐惧，我非常高兴能够和他打一场比赛，虽然可能是他的最后一场比赛。

记者：你们的团队是怎样准备决赛的？张：一开始我们就在想，其实解释应用和批判反思这两种东西并不适合拆开来看，因为这样就会形成缺失性比较，光有解释应用能力的人叫做机器，而光有批判反思能力的人就叫做混蛋，所以说我们双方都在走

人物

一条路，就是看这个时代究竟缺什么。徐方溥学长的立足点是整个社会的状况，他们认为社会现在处于一个批判反思过多的情况，大学一旦批判反思就必然完蛋，就会造成诸如日本反安保、法国五月风暴、美国垮掉的一代的混乱。但是我方的着眼点更加的微观，我们更加愿意从学生本身去着眼，我们认为大学不应该成为社会的中心，但是也不应该成为社会的边缘，对方说有些事情不对你可以去找大学，但是有些事情不对了就不应该找大学，比如说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承有问题了就应该找大学，但是一个国家的科技出了问题就不应该找大学，所以我们就把着眼点放在了大学生身上。就像徐方溥学长以前讲过的：“社会处于一种群体性的迷茫当中，遍布着个人信仰的缺失，人应该实现自我觉醒。”而我们觉得自我觉醒就是一个人的自我批判、自我反思，就是自己去想，我到底哪里不对，想明白了就是觉醒了。因为现在的社会大学生的确是迷茫、浮躁一点。其实我们的心态是比较平和的。比赛前一天，我们读完了四辩的写的陈词之后，四个大男生就在一起哭。因为这个陈词就是我们自己想说的话，我们就是想要告诉大家网院是什么样的、网院的辩论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跟大家一样，我也只不过是渴望一个能够坐下来和大家平等地交流的地方。他最后把这个话说出来，我们输赢都无所谓了。

记者：那么你们五个辩手每个人的特点其实都是不一样的，你们是怎么实现互相促进的？张：很简单，一辩的陈词能力是不错的，当然比本部的一些辩手还有不足，比如历史系的乔雪、信息学院的施喆琦、新闻学院的石一瑛就要比他强，但是他基本上把话说清楚是没有大问题的，他的优点就是能够调动现场气氛。二辩的大局观非常的好，他能够把对方的问题找出来，但是很容易说不清楚，而我恰恰能把东西说清楚，所以我们两个的配合就非常的娴熟——他找出漏洞，我把它说清楚。四辩的攻击力是最强的，我和二辩实际抛的问题并不多，我们只会把问题挡下来，而四辩就可以一门心思提问。就像一个坦克，二辩是车长、一辩是驾驶员、我是装填手、四辩是炮长。当然准备比赛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小的摩擦，比如打完对志德的比赛之后教练就扬言不理我们了，后来过几天就好了。其实辩论肯定是要有摩擦的，我们每天就是像在吵架一样，我说你不对、你说我不对，最后拿出一个东西大家都认同，OK就是他了！实际上我们的队伍并没有很多的模辩，我们主要是把时间放在了立论上面，因为我们没有像徐方溥学长这样的一两天就能够把论立出来的学长，因为我们当中缺乏一个像当年社政力学联队的周沐君学姐

就像一个坦克，二辩是车长、一辩是驾驶员、我是装填手、四辩是炮长

人物

的领军人物，我们能做的就是通过一次次的讨论来建构出一个论。所以到了辩论场上就能够看到很多对方的问题就是训练的时候吵的容。

记者：说说你们成功的优势吧。张：可能我们的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是网院。首先是我们的心态调整的比较好，其次是对方可能因为我们是网院而心存轻视，我们就可以借此扮猪吃老虎。每一场比赛我们都说“我们要输了我们要输了”，最后就赢了。其实赢比赛有的时候运气非常的重要，比如说网院的一个04级学长大一的时候曾经遇到的一场比赛，辩题是“环境保护以自然为本”，但是我国环境保护法的第一条叫做“环境保护应以人为本”，这还不算，对方竟然是环科力学联队！第三年的时候，我们的辩题是应该禁止中医行医，对手竟然是生命科学学院。最悲惨的是去年的辩题，“当下中国超市不应有偿提供购物袋”，但是打这个辩题之前的两个月，中国刚刚宣布了六月一号颁布限塑令，对手还是社会学院。所以网院每年干的事情都是这样的：跟政府对着干。

可能我们的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是网院

网络学院大门

读者反馈 “看到这份读物，起初是好奇，之后是兴奋，最后是思考和期待~~ 一气呵成的看完这份创刊，感觉相当好，意尤未尽~~ 自己是做社团的，看着社团一路走来，看着社团的生存环境的变化，看着复旦社团的起起伏伏，心中有质问，但却无处表达。到了大三的年纪，更多的是无奈，只想立足于本身，从长远的角度，从社团自身内部建设、第三方扶持的角度，做些思考，再做些实事。不得不说，《浪潮》对于复旦社团的这篇文字是辛辣的，阐述的是事实，却是老师和校领导们无法接受的。激烈的对抗，在复旦，也许不能改变社团的生存环境，而从杨玉良校长对于学生社团的关注，以外部建议的方式、自我成长的途径，才有更大的可能实际帮到社团。提个建议，以后的文字可以用更多的事实、点到即止的评论来引发读者的思考和关注，这样，对《浪潮》的发展会更好：）加油！

”

复旦需要你们！

“别的不多说，支持你们！一定要把《浪潮》办下去，这才是真正的复旦人精神！” “第一期我看了。。。。比较“另类”，不过的确使人眼前一亮” “《浪潮》编辑部的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复旦新闻系的一名学生，认真读完你们的创刊杂志感觉心血澎湃。怎么说，个人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比较喜欢思考的人吧，所以每当我看到新闻报道的时候我都会想，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吗？毕竟在中国现实的情况下，大部分

的媒体都是报喜不报忧，对于有些报道，一看就觉得有所隐瞒或没有说真话，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想用自己的双眼去求证。可能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冲动吧，我转到了新闻系，立志成为一名新闻记者，我不确定自己将来是否真的能做到像南周那样的魄力和胆识，但至少我想对得起自己。都说复旦的学生是“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可是我来复旦这么久也确实没有感受到复旦太多的自由和理想主义情怀，反而是在做活动中感受了不少复旦程序繁复，效率低下，和条条框框。我很庆幸能够在有限的四年中看到复旦还有这样一批有着理想主义情怀的学生，想讲真话，敢讲真话。对于你们我是抱着一种敬畏和感谢的态度。愿你们真的能越办越好。永远不要把它看作负担地去做。不一定要定期的。要办就要有质量的。加油！

”

某行政部门老师：

“作为个人，比较喜欢你们的杂志的风格，毕竟复旦园里需要各种各样的思想者。希望能通过你们的思想行动带动更多的复旦人思想起来，这才是复旦人应具有的精神，现在的年轻人，太过物质了。不过作为新兴的杂志，得到更多的认可还需要时间，风格的保持和连贯也很重

”

要，过于犀利的观点往往受争议的可能也会很大，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曾经一份复旦报纸的主编：

“非常不错！说实话，看到你们这些报人的文字，令我回忆起了许多过去的往事，真的很不错。继续加油！” 经院某教授：

“读了你们的第二期后，印象很深，觉得很有思想。读了你们的《浪潮》，才意识到我，只是个复旦教师，还不是个“复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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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

下期《

潮》，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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